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名字，将被视为大西洋基督徒对太平洋西岸伟大人民的辉煌贡献而永远铭记。
——中国教会大学史学者 芳威廉博士
北方的寒潮与暴雪正在南下，12月中旬的广州在清凉的北风中，正在等待一次剧烈的降温，从而宣告2023年的冬天真正到来。
而我们一直追寻的中国基督教大学也在此时步入终篇。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当1945年中国及其美国同盟赢得了对日本法西斯的抗战胜利后，与中国患难与共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在抗战中挺身而出担当、牺牲与奉献的中国基督教大学，本来应该迎来其在中国新的发展远景与未来。（见《患难与共的伟大荣耀——13所基督教大学在抗战中赢得中国的认同与热爱》）
1945年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战舰日本投降仪式
但随着国共内战在4年间就在大陆颠覆了国民党政权，随着二战后世界格局迅速演变为铁幕与两大的集团对抗和冷战，随着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选择中苏结盟，选择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中美就从昔日坚定的盟友，迅速演变为意识形态的对手，在朝鲜半岛的残酷军事战争对手，敌对、谩骂和仇恨已经摧毁了曾经的友好纽带，而对于文化思想、教育领域的“西方势力”清算就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游行
中国的基督教大学正好是被清算的恰当目标，因为他们象征了两百多年来，基督教来华办学办医、将福音信仰与现代文明带入中国所获得的最高成就之一，也正是这些伟大的贡献与成就，中国基督教及其大学在中国赢得了国家与社会的认同与热爱。（见《百年来，中国曾拥有的16所一流基督教会大学与其伟大的校训》）
1950年12月29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在《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报告中，开篇就定调：“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和武装侵略外，在很长的时期中，尤其注重文化侵略活动。这种侵略活动方式，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洋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
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再次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被以“帝国主义侵华的文化工具”而盖棺定论，被判决，被清算，尽管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抗日战争中，基督教大学是如何坚贞不屈的证明了自己患难与共的中国气节与担当，尽管他们在抗战中的牺牲与奉献曾经如何令中国感动与热爱，但这些贡献仿佛都失去了价值。
首先到来的是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改造”政治运动。
“被告别”的并不只是燕京大学的老校长司徒雷登，而是所有基督教大学的校长，这些曾经在中国抗战中为国担当办学重任的华人校长们，这些在国难中被锻造出的中国卓越教育家们（见《百年来，中国曾拥有的一流基督教大学的17位杰出华人校长》），不仅就此离开了他们的舞台，而且被作为“肃清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教育侵略”的“活靶子”，被大加批判，进而彻底“批倒”、“批臭”。
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当回到美国的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中风倒在医院治疗时，他的接班人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正在发生巨变的环境中，写作揭露“司徒雷登同反动势力勾结，把持燕大校政的历史”，但即使这样对老校长“反戈一击”的揭露都被主管当局视为“轻描淡写”，作为“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之首”的燕京大学与陆志韦校长，随后就被作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进行“思想改造”的示范典型，迅速被推入暴风骤雨的改造中心，由此拉开对“旧社会知识分子改造”的经典一幕，以昭告天下，以推动其他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1月，陆志韦被罗织有“五大罪状”，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遭到“彻底地”、“无情地”批判和揭露其把持校政、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昔日的同事、教授、学生与员工，在有关组织安排下都化身为控诉的斗士，批判的最高潮是陆志韦信赖的三个人——燕大国文系主任高明凯（陆志韦多年亲手培养提拔的教授）、燕大英语系副教授吴兴华（陆志韦最为欣赏的人才）、燕大生物系学生陆瑶华（陆志韦的女儿）登台控诉。
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一幕荒诞而在中国特殊的时代特别熟悉的场景登场了，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义愤填膺”地在台上控诉到：“我现在要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他如何蒙蔽我，使我在这次运动中丧失了人民立场，欺骗了群众......”
在众叛亲离的批判风暴中，陆志韦不仅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反而写了一份坦白书，向组织和群众坦白自己的“罪证”：“对美帝的文化侵略，我从前只看到片面，没有认识全貌......一切痛恨的我的罪都是应当的，我承认了我的罪......我要否定我的过去，我要重新做人，望群众继续帮助我......”
陆志韦被彻底“击垮”了，陪同他一起被批判的燕京大学知名教授张东荪（燕大哲学系教授）与赵紫宸（燕大宗教学院院长）也彻底被“击垮”了。同样是这些燕京大学的教授在1941年被捕进入日本宪兵队的监牢时，都怀着坚定的信念，没有屈服，但在“思想改造”的暴风骤雨批判中屈服了，在昔日同事、教授、学生与自己儿女的“众叛亲离”全面控诉中屈服了。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舞台，从而被“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中更积极的人们所取代。
这一幕仿佛是10多年后文革的预演，直到那些批判他们的人们也被批判被“击垮”，没有人能从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
陆志韦就此离开了燕京大学校长的位置，被调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其他基督教大学的校长步其后尘，彻底离开了自己的舞台，而1947年就因病辞职的华西协合大学原校长张凌高，却因卷入四川民社党案在1951年被捕入狱，这位曾经为华西协和大学的发展贡献卓越的校长于1954年又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这位曾经在抗战中作为东道主建立五所基督教联合大学丰碑的校长于1955年因心力衰竭而病死于狱中。悲哉！
在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击垮”的不仅仅是陆志韦这些基督教大学的校长与教授们的“权威”和地位，随之“被击垮”的是对于中国基督教大学对于中国的巨大贡献与其所获得的国家、社会认同和荣誉，随之“被击垮”的是传教士们在中国奉献般开创的基督教百年办学历史与其精神。所有这一切被笼罩在“美帝国主义侵华文化工具”的特殊时代的政治运动判决而被打击与瓦解！
自然，在暴风骤雨般“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再登场的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就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此时，曾经沐浴欧风美雨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被“教育”和“改造”的，在“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残余”的“原罪”中瑟瑟发抖，默不作声，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去抵制任何院系的调整了。
这场学习苏联经验的所谓大学“院系调整”运动，主要是加强工科，压缩文科，理科（纯自然科学）服从工科的需要，就在1952年在全国大规模的展开了。
就是在这样的“院系调整”中，中国16所基督教大学整体被分拆，被合并，从此消失于中国现代史。
他们是13所基督新教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北京）、齐鲁大学（济南）、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上海）、金陵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南京）、东吴大学（苏州）、之江大学（杭州）、华中大学（武汉）、福建协和大学（福州）、华南女子大学（福州）、华西协合大学（成都）、岭南大学（广州）；还有3所天主教教会大学——震旦大学（上海）、辅仁大学（北京）、津沽大学（天津）。（见《百年来，中国曾拥有的16所一流基都教会大学与其伟大的校训》）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在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所有强加于中国基督教大学身上的“政治判决”，都缺乏对基本历史事实的确认：所有的中国基督教大学都起源于怀着基督信仰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华办学的奉献，源自于将福音信仰与现代文明传入中国的宏愿，来自于其所在民间教会的支持，而与美英等国的政府的专门政策无关，而所有的办学活动，其资金来源于教会与民间的持续募捐，更不是领取所在国政府津贴的政治行为。（见《百年来，中国人不应忘记的16位基都教会大学传教士创始校长》、《不可磨灭的燕京大学与创始校长司徒雷登》）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他们是中国曾拥有的一流大学，是传教士在中国奉献般办学办医所缔造出的现代教育中心与文明中心，他们在这里为现代中国培育了数以万计的精英人才，他们在这里将现代文明更高更深的传播到现代中国，他们在中国最危难的抗战中的患难与共和万里长征般的坚守办学，都曾令整个中国热爱与赞美，这都是现代中国历史不可更改的史诗篇章。
但在1952年，所有这一切随着16所基督教大学被分拆，都消失于茫茫历史之中，不再被主流提及，仿佛从未发生。
在81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去超越那些在特殊年代的“政治判决”，去掉强加在中国基督教大学身上的“不实之词”。
在81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更有勇气面对这些曾被遮蔽的历史，还原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历史，还原其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贡献，恢复其尊严。
还是中国教会大学史学者芳威廉博士的总结到位：“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名字，将被视为大西洋基督徒对太平洋西岸伟大人民的辉煌贡献而永远铭记。”
是的，我们应该永远纪念这些曾为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16所一流基督教会大学。
是以为见证，写就此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