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为我的见证人。
——《圣经·新约·使徒行传》1:8
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
——柏格理
苗族赞曰：黑暗时代谁可伶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遣使柏格理牧师宣传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当赞美解囊资助的老人家，战胜黑暗，重建光明。
——石门坎苗文《苗族信教史碑》
自柏格理著名的五磅小屋盖起来之后，他就变成了苗族人的摩西：他是他们的老师，他们的保护者，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制订法律者。
——威廉.H.哈兹佩斯（王树德）《石门坎与花苗》
“我（柏格理）有10个石匠在打整石料，一个砖瓦窑从夏到秋不停地烧砖制瓦......希望到明年春天就可以顺利地开工建校，这将是阿辛顿基金恩德的见证，并将为今后数十年苗族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W.A.格里斯特《赛缪尔·柏格理》
石门坎光华小学即是苗族地区教育的发祥地，又是各地初级小学的中心校部，还是教会选拔人才外出深造的基地。光华小学在苗族教育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
1905年，柏格理汇通汉族老师李司提反、钟焕然和苗族老师杨雅各、张约翰等共同研究创制苗族文字方案......苗文的问世，是我国苗族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阿信《用生命爱中国》
“棍棒如雨般落在我身上，我（柏格理）已经无法数清这伙人在我身上打了多少下。最后，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在致命的部位给我重重来一下，好让我早点回家去见耶稣。”（见柏格理《未知的中国》第78页）
“正当柏格理绝望地躺在地上，万念俱灰，只等最后的致命一击时，奇迹发生了。一个身穿羊皮短上衣的高个子男人使劲挤到柏格理跟前，猛地扑上去，张开双臂，爬到柏格理身上。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打向柏格理的凶器，同时大声喊道：别打了！别打了！暴徒们大吃一惊，一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见阿信《用生命爱中国》第177页）
中年柏格理照片
这是117年前——1907年4月8日午夜在乌蒙山哈利米苗寨发生的凶残一幕。原来，正在乌蒙山苗寨巡回传福音的柏格理，遭遇了彝族土目苏黑保带领的六七十个暴徒的袭击和追杀，他们是要将这个引领苗族信仰福音的“洋鬼子”传教士杀死在这里的。他们仇恨他已久。
但奇迹发生了，在死亡即将来临时，竟然还有人敢挺身而出去保护他，更没有想到在最绝望的时刻，柏格理用有老母亲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的诚恳话语，竟然让穷凶极恶的暴徒们恢复了一点良知，放弃了最后的击杀。
更要害的是，使徒柏格理引领苗族信仰福音的伟大事工才刚刚开始，上帝不允许他就此遭难。
在2024年龙年春节初九，当我阅读前辈阿信描述使徒柏格理遭遇痛打几乎丧命的117年前的往事时，再次泪流满面。
这是真正用生命去见证信仰，在中国最艰难地区的福音传教，往往意味着传教士殉道式的一生。
而柏格理遭遇痛打几乎丧命的事实，而且是不止一次死里逃生的事实，则清晰的揭示了“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伟大事工在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是在如何险恶的环境中展开的，而当福音信仰与一个苦难已久的民族相遇时，并不全是苗族万众追随般赞美诗式的和平美好，也有当地既得利益者的仇恨与反扑，而这种仇恨演化的任何一次残暴的攻击，都可能会终结传教士的生命，或者让追随者们在死亡的威胁中退却，从而终结这场还没有完全展开的福音信仰的事业。
民国时代的石门坎，图片来自shimenkan.org
然而，神奇的是，使徒柏格理与乌蒙山追随福音信仰的苗族人民，不仅战胜了这样的“险恶”，而且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使徒柏格理从石门坎缔造的苗族福音信仰的高地出发，在中国西南边疆乌蒙山的荒凉高山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的高地：
从石门坎的福音信仰高地出发，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的同工们传扬福音信仰，最终在滇东北、滇北、黔西北、川南苗族地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基本实现柏格理“传通苗族”的志愿，让一个千年来崇拜鬼神与先祖的民族进入福音信仰的天地；
从石门坎的福音信仰高地出发，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的同工们创制出苗文，让几千年来没有文字的苗族进入文字与文明的时代；
从石门坎的福音信仰高地出发，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的同工们，本着“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的方针办学，最终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系统，到1950年初这里竟拥有5所中学、96所小学等；而在这样荒蛮偏僻的地方，不仅前所未有的诞生了如此众多的现代学校，而且竟然培养出接受著名基督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华中协和神学院等高等教育的30多位人才，还有几位获得博士学位；
从石门坎的福音信仰高地出发，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的同工们，透过教会学校（光华小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实施双语（苗、汉）文教学，是为现代双语教学的先驱；
从石门坎的福音信仰高地出发，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的同工们，透过教会学校的体育课，将一些现代体育项目引入乌蒙山区并普及，改良旧习俗，从而这里诞生了乌蒙山区第一个足球场、第一个人工游泳池等等，尤其是足球，从学校普及到各个村寨，而在1936年石门坎光华小学的师生联队击败了来访的贵州绥靖公署杨森所率部队足球队，名震西南；
从石门坎的福音信仰高地出发，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的同工们，在乌蒙山苗族信徒中推进平民教育，编写《苗族原始读本》，发起了“文化扫盲运动”，在1930年代起，乌蒙山区的大部分苗族信徒都已脱去文盲帽子，使“素无文化”的乌蒙山苗族社会在文化上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石门坎的福音信仰高地出发，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的同工们，在乌蒙山区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医院——福滇医院，又在石门坎创办平民药房和平民医院（P.M），创办第一所麻风病院，这在滇黔川也是首次；而在教会培养的苗族高级医护人员都毕业于著名基督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其中吴性纯和张超伦还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让一个曾千年来“病不延医”、“唯祷于鬼”的民族，大踏步进入现代医疗的文明进步之中；
民国时代的石门坎，图片来自shimenkan.org
而所有这一切巨变，肇始于120年前的那个龙年——1904年四个背着燕麦炒面的乌蒙山苗族人到昭通寻访传教士柏格理，让苦难的苗族人“龙年得道”，而所有这一切巨变，更肇始于1905年柏格理怀抱使命在乌蒙山腹地石门坎创立苗族教堂、教会和学校，在一个背负千年苦难的民族中传扬福音信仰，而后仅仅20、30多年后，信仰引发的心灵、教育、文化、习俗、社会巨变，就让一个中国西南高山中荒凉偏僻的边疆之地，焕发为苗族信仰、教育与文化的复兴高地，让一个千年来“为牛为马”的民族，成为一个“引领福音信仰”的民族，让一个千年来“结绳刻木”的民族，成为一个文化教育昌兴的民族，最终，让一个背负千年苦难的民族进入现代信仰与文明的光辉之中。
而这样创造性的历史，几乎并未被中国的主流历史提及，而在1940年代末之后，随着政权更替，福音信仰与教育文化复兴一起失落，石门坎与乌蒙山又回到荒凉偏僻落后而默默无闻的状态，曾经的文化复兴高地蜕变为历史的遗迹，人们已经忘记了在这里曾经开创的信仰和文明的历史与其高度，只有当前辈张坦在1990年发布其力作《“窄门”前的石门坎》时，人们才在震撼中觉醒，重新去发现石门坎与乌蒙山曾拥有的信仰与文明史，即使这样，这样的重新发现依旧在主流之外，在边缘中前行。
2024，又一个龙年降临，我们应该更有心胸与视野去回望120年前那个龙年——所谓的1904“龙年得道”，到底在荒凉偏僻的石门坎和乌蒙山创造了怎样的信仰与文明的历史与高度？而这样创造性的历史为什么能发生？！
在W.A.格里斯特、张坦、阿信、东人达、东昊等前辈们事工的基础上，我继续简要勾勒历史脉络，以此为追寻使徒柏格理在苗疆开创福音信仰的第三篇见证。
创制苗文，翻译苗文《圣经》
——让千年来没有文字的苗族进入文明与信仰时代
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同工们第一大贡献就是为了福音信仰在乌蒙山苗族的传扬，创制了苗文，并翻译出苗文《圣经》，这对于数千年来没有文字的苗族来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
柏格理翻译的苗文《马太福音》，图片来自shimenkan.org
当120年前的龙年——1904年四个背着燕麦炒面的苗族汉子从乌蒙山出发翻山越岭去昭通探访柏格理寻求“耶稣道路”时，柏格理当时只能用汉语和中文与这些花苗人进行简单交流，而这些花苗人汉语和中文的能力相当有限，相当一段时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突破。
这就是福音传入中国的第一个较大的挑战，就是突破语言的难关。这一关过不了，根本不可能有福音的深入、持久传扬。
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播福音开始，西来的传教士们首先在汉语和中文的大系统开始伟大的事工，不断改进《圣经》的中文版本，不仅掌握了所谓官话，而且进入到各地的方言，如汉语北方方言、如粤语、如潮汕话等等，其全心全意的投入与不断进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在令人感佩。
而在马礼逊来华97年后，在中国西南高原高山中传扬福音的传教士们遇到的语言困境，又有新的挑战，这就是诸如苗族等少数民族千年以来只有口语，却根本没有文字。这样巨大的挑战，让想要“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的传教士们肩负起责任，为一个民族去创制文字，最终翻译出本民族语言的《圣经》。这样的创举，前有柏格理创制苗文，后有富能仁创制傈僳文等等。
而在1904年四位乌蒙山苗族人拜访柏格理之后，柏格理就拜苗族人杨雅各为师不分昼夜的勤奋学习苗语，据说半年后就达到了熟练掌握、应用自如的程度。即使如此，这位决心“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使徒，还是在《苗族纪实》中洞察到：“我们长久以来就观察到，如果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我们就不可能产生理解力高的基督徒与强有力的教会。”
但苗族当时根本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怎么办？！
在当时，柏格理有三种选择：第一种，继续用汉语和中文传道，但对于当时乌蒙山缺乏基本学校教育的苗族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很难有进展；第二种，就是使用拉丁文字母的文字翻译《圣经》，当时实际已经有这样的拉丁文字母化的苗文，又是党居仁牧师在贵州安顺周围的苗族传福音中创制，但拉丁文字母不能准确表达苗语的发音；第三种，就是创制能代表苗语语音的文字符号，并使用这种文字翻译《圣经》。
最终，在1906年，柏格理提出苗文创制方案，与其杰出的同工们——汉族教师李司提反、钟焕然和苗族信徒杨雅各、张约翰一起，研制出一套苗文文字。这套苗文文字基于能表达苗语发音规律、每字笔画不超过五画的要求，用苗族服装上的某些图案和拼音字母共同组成苗文字母。
广州东山堂展览的《苗文圣经》，作者拍摄
关于柏格理所创制的苗文文字，会有一些语言文字学上的缺点，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简单易学，相当便于掌握，据说当时即使没有上过学的小姑娘也可以短时间内很轻松掌握，所以，特别适合当时教育文化水平低下的苗族社会的环境，很快就推广和流传开来，一直流传至今。
柏格理与其杰出同工们创制出苗文，在今天来看，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这不仅让苗族从没有文字的千年历史，开天辟地的跨入文字文明时代，也为翻译苗文《圣经》创造了必备的基础，为福音信仰在乌蒙山苗族中深深扎根和传扬创造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随着福音信仰推进的苗族现代学校教育和文化的复兴创造了基础。
随后，柏格理就全身心投入了苗文《圣经》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因为其一，“苗语中原有的词汇远远不够用，需要引入新的词汇，同时引入大量新的词汇新的概念进入苗族社会，还必须考虑大量借用原有苗语词汇概念来与之对应说明，苗族人才能容易理解”；其二，“苗族人没有犹太人所具备的积累很久的宗教和道德熏陶，所以，必须要在他们的意识里去创造基督的概念，选择最贴切的词语去引导他们认识耶稣的形象。”
广州东山堂展览的《苗文圣经》，作者拍摄
柏格理的苗文《圣经》翻译工作，不仅同样获得了其杰出同工们的帮助，也获得了英国海外圣经公会的支持，他们最终决定以柏格理的苗文印刷整部《新约圣经》。柏格理为此曾写信给圣经公会说：“我们所有人特别是苗族的本土传教士深深地感激您，感激圣经公会为全体苗族人的巨大贡献。不久之前，我们的人还生活在黑暗当中，书籍和图书馆对于他们是完全陌生的，很多人平生从未拿过纸和笔......即将到来的《马太福音》满足了很多人的需求。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在山上的奇妙训诫和奇妙的召唤......我们正在热烈地期盼着人们早日读到整部的《新约圣经》。”
从1906年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到1907年的《约翰福音》，再到1914年的《使徒行传》，直到1915年，经过近10年的努力，苗文《圣经》译出，在石门坎教堂十年庆典上，每一个苗族信徒获得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刻印本。然而，柏格理在当年已经安息主怀，未能看到他的成果全部印成铅字。他的杰出同工们继续完成他的遗志。
广州东山堂展览的《苗文圣经》，作者拍摄
1916年英国传教士和苗族同工杨雅各送苗文《圣经》到日本横滨付印，历时半年，首批印刷的855本苗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由杨雅各运送回国。1919年，王树德与杨雅各合作将柏格理未完成的《新约全书》其他部分译出......这些苗文《圣经》流传至今。
最终，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的同工们将苗族的福音信仰牢牢依托在苗文《圣经》的磐石上。
这是怀抱福音使命的传教士们在中国西南高山大川中创造的又一个奇迹。但是当我们了解到《圣经》已经被翻译成2200种以上的语言（世界已知有6500种语言）在全球九成以上的人口中传播时，你就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使徒柏格理在中国西南苗族中创造的奇迹，只是福音信仰在全球传播伟大历程中的一个来自乌蒙山的案例，而据麦道卫在《铁证待判》中记录：“单单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就已经有超过6000名同工在50个国家以850种以上的语言出版新版或修订版《圣经》......按照这个速度，到了2007年到2022年间，差不多所有语族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圣经》。”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就，见证了耶稣基督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影响的光荣与使命，而柏格理只是其派往中国西南乌蒙山的“使徒”。
创建石门坎福音信仰中心，传通苗族
——让一个千年来拜鬼神的民族变为引领福音信仰的民族
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同工们第二大贡献就是在乌蒙山中心地带石门坎创立了福音信仰的中心，以此为根据地“传通苗族”，最终在滇东北、滇北、黔西北、川南苗族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福音信仰体系，让一个千年来崇拜鬼神与先祖的民族进入福音信仰的世界天地，也实现了柏格理“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使命，让大西洋两岸复兴的福音信仰大觉醒（Great Awakening）的浪潮，奔涌在乌蒙山的高山峡谷中。
当柏格理在1905年抓住乌蒙山大花苗信仰觉醒的浪潮，回应那些背着燕麦炒面来追寻福音信仰的大花苗族人，深入乌蒙山中心地带，在荒凉的石门坎建立苗族第一个教堂与教会开始，一场在中国西南高山峡谷中的福音信仰宣教的伟大历程就此展开。
滇黔川的苗族分布图（1951年），来自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
就此，一个小个子的英国传教士，穿着苗装，说着苗语，奔波在乌蒙山的高山峡谷中，在数百个苗寨中行走，与苗民同吃同住，丝毫没有外国人的架子，也毫不在意当时苗家穷困和不卫生的居住条件，四处巡回宣扬福音。
他如同一位苗族人民中的兄弟，是如此友善，是如此热忱，是如此平等的对待当时备受歧视与压迫的苗族人，他又是如此毫不畏惧艰险，毫不畏惧牺牲，去帮助苗族人进入耶稣基督充满爱与拯救的福音信仰道路之中，以至于苗族人满怀感激地称颂他为“苗族之父”、“苗族救星”和“拉蒙”（苗语为苗王之义）。是啊，一个千年来苦难的民族终于遇到了带着爱和拯救的使命抵达乌蒙山的使徒，他们如何能不满怀感激啊！
而在这乌蒙山高山峡谷中的福音宣教历程中，柏格理并非孤身一人，而是有其杰出的汉族和苗族的传道同工们一起行动，尤其是柏格理一开始就用心培养苗族自己的传道人，坚定执行“以苗传苗”的传教策略，由此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苗族传教士。这也是柏格理在乌蒙山能“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成功的杰出决策。
这些杰出的苗族传道人一旦获得福音信仰的真知，就满怀喜悦、勤勤恳恳，奔波在乌蒙山崎岖的山路中奔波，在数以百计的苗寨中传道，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每一个期待的苗家人。
所以，在勾勒使徒柏格理在乌蒙山“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伟大历程时，我们一定要明白，苗族人并不是被动的等待福音的来临，而他们不仅主动从乌蒙山翻山越岭去迎接福音信仰的来临，而且热忱地投身到使徒柏格理带来的福音宣教中来，终于使一个千百年来崇拜祖先与鬼神的民族，转变为信仰福音的民族，更为要害的是让苗族从当时最为落后与处境低下的“做牛做马”地位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引领福音信仰的民族。
而在上帝拣选这个民族作为其福音信仰的追随者时，柏格理也如同乌蒙山苗族的“摩西”，作为“立法者”，在福音信仰引发的心灵与社会秩序更新中，破除了苗寨的许多阻碍进步的陈规陋俗，他们破除了花费巨大的祭祖习俗，他们破除酗酒的恶习，他们破除“宿寨房”让苗家男女恢复贞洁健康的家庭关系......这些与信仰同步发生的社会秩序的更新，让曾经落后的苗族社会发生了让人喜悦的进步。（前辈张坦在其力作《“窄门”前的石门坎》，对于由于福音信仰到来，苗族社会秩序的进步有其深厚的研究与写作，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认真拜读。）
滇黔川的苗族教会分布图，来自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
最终，在仅仅不到20年的时间里，柏格理和其杰出的同工们，就在滇东北、滇北、黔西北、川南苗族地区形成了一个循道公会完整的福音信仰体系，这些苗族教堂分布在：贵州威宁、云南彝良、盐津、昭通、大关、永善、鲁甸、威信、镇雄、川南地区等地有上百个教堂，其中，柏格理与澳大利亚籍传教士郭秀峰在滇北洒普山，所建立的苗族教会成为当地信徒的信仰中心，最后移交内地会，而“乌蒙山的苗族85%信仰了基督教。”（见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第78页）
创建石门坎教育中心，办校兴学
——让一个千年来没有文字的民族变为教育文化复兴的民族
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同工们第三大贡献，在石门坎创建苗族的福音中心时，也将其创办为苗族教育的中心，而且依据“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的方针，大力兴学办校，在中国西南乌蒙山地区创建出一个庞大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让一个千年来没有文字的民族，大踏步进入现代教育的康庄大道，让一个千年来没有文字的民族，成为教育文化复兴的民族。
这样创造历史的行动，不仅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是一个奇迹，即使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而这一切都源于柏格理在1905年深入乌蒙山中心的石门坎，建立第一所苗族教堂时，就将其作为苗族的第一所学校，启动其在乌蒙山办校兴学的创举。
石门坎学校，图片来自shimenkan.org
柏格理在乌蒙山苗族地区创办现代学校的创举，固然与其本人曾经贫寒失学的经历相关，但我们一定要明白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在柏格理身后，那就是自1807年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宣教以来，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现代学校、将现代教育带入中国的巨大传统，正是这个传统让来华传教士将现代文明前所未有的带入中国，而柏格理的创举正是这一已经延续百年的传统，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然而因为这里原始落后的状态，就更彰显出震惊世界的创造力。
使徒柏格理在乌蒙山召唤出如此巨大的创造力，第一大原因就是他召唤和呼应了当时原始落后的苗族希望学习读书和接受教育的巨大宗教热情。这是一个千年来在苦难中寻求希望、拯救与未来的民族，从灵魂深处爆发的追寻，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才能明白在这样偏僻蒙昧的地方产生这样的创造力的原因。
因为，柏格理在1905年开始创建石门坎教堂与其学校时，当时循道公会并没有经费帮助柏格理，他是紧紧依靠苗族人主动的捐献和参与劳动才完成其建设。
前辈张坦曾在《“窄门”前的石门坎》记录了这样一段苗族人的回忆，特别传神的说明了这一点：“老人们说：为了早日建成学校，一天往返一百六七十里不觉得劳累。他们对修建校舍培养自己子弟怀着极大的期望，说：石门坎光华小学的建筑，是苗族人民用千百年当牛做马做奴隶的伤心泪水、汗水凝结成的，儿孙要努力学习成材，摆脱文盲痛苦。苗族如饥似渴地需要文化知识的心情是他人所不能理解的。”
1906年，石门坎小学初步建成，正式招生，这是乌蒙山第一所苗民学校，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此后，这所学校（1911年在中华民国建立后，更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就成为一个地区教育的中心，不断演化出上百所学校。
石门坎小学运动会，图片来自网络
但在一个贫穷落后上千年的地区，去建立现代学校教育，依旧需要不断地投资和投入。正如所有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育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在这问题上，燕京大学的创办者司徒雷登与石门坎小学的创办者柏格理，没有任何区别。
从当时的政府获得投资根本没有可嫩，苗区也不是其关心的地区，最终柏格理因为其在乌蒙山地区杰出的福音信仰传教工作，获得了自己所在的循道公会的教育津贴资助，从1909年开始，柏格理在乌蒙山所办的学校，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学校，而循道公会的教育投资，大大推动了乌蒙山地区现代学校的成长。
而柏格理在乌蒙山创办现代学校的创举，同样获得了英国社会捐资和基金的帮助。
其中著名的一个案例是阿司多老人，其在1908年感动于柏格理在英国巡回演讲，谈到苗族人在极端穷困中热心读书的精神所感动，捐资两千英镑助学。而比较戏剧性的是，正如本文开篇，柏格理恰恰是1907年被苏黑保打伤才回英国疗伤，才有了这样的契机。
石门坎学校当年遗留的校舍，图片来自网络
而在此处，我们必须提到，柏格理幸运获得了阿辛顿信托基金对于其传教与教育事业的长期支持。在1905年，柏格理写信给阿辛顿基金托管人之一S.索夏尔，描述其在乌蒙山展开的传教与教育事业时，当时的基金托管人就有一个“连续5年内每年拨付250英镑”的资助计划。
随后，柏格理与其杰出同工们的苗区工作获得了阿辛顿基金会的赞赏，从1909年开始每年250英镑的资助，柏格理在乌蒙山的传教与教育事业获得了新的推动力。
即使到了今天，柏格理在100多年前，能够汇集这么多种力量作为教育投资，在荒凉蒙昧的乌蒙山开辟出现代教育的新天地，依旧是令人惊叹的。没有这些持续巨大的投资，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改变。
而柏格理在乌蒙山创建现代学校体系的另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教师从哪里来？！尽管，石门坎小学最初的老师来自柏格理在昭通积累的老师资源，但随着教堂和学校深入乌蒙山苗区，从外部输入的道路越来越不可行，随后一个新的决策确立了起来，正如“以苗传苗”推进福音信仰传播一样，“以苗教苗”推进现代学校子苗区发展就是一个重大的决策。这也是柏格理在苗区创建现代学校教育体系成功的关键。
1910年，循道公会选拔了一批学生在石门坎举办师资培训班，作为各分校的任教教师，从此“以苗教苗”的决策开始执行并落实了下去。
1919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学生学校统计图，来自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
从石门坎的福音信仰高地出发，使徒柏格理与其杰出的同工们，最终在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系统，到1950年初这里竟拥有5所中学、96所小学等；而在这样荒蛮偏僻的地方，不仅前所未有的诞生了如此众多的现代学校，而且竟然培养出接受著名基督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华中协和神学院等高等教育的30多位人才，还有几位获得博士学位。
可以说，柏格理在苗族地区的教育创举，不仅让已经延续百年的传教士办学深入原始蒙昧的乌蒙山地区，而且也将这里的现代教育体系与来华传教士创立的13所著名基督教教会大学的高等教育体系对接了起来，让千年来没有文字的苗族人的杰出子弟进入这样的人才培养高地，让整个苗族的教育文化复兴迅速达到了一个高度。
然而，更令人感佩的是，由柏格理召唤和推进的苗族现代教育，最终也塑造了这个千年来苦难民族追求尊严和进步的追求，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苗族精英，如吴性纯、朱焕章等从华西协合大学毕业，在刻苦完成学业后，没有贪恋大都市的待遇优厚的职位，继承柏格理的遗志，返回自己的乌蒙山家乡，返回石门坎，继续从事苗族的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等，而且将柏格理开创的现代学校教育与平民教育，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例如，1930年代，苗族第一个医学博士吴性纯，创办石门坎平民医院，1940年代，教育学家朱焕章创办石门坎中学，造福苗族人民。
这也恰恰是柏格理开创乌蒙山福音信仰与现代教育事业所结出的丰美果实。
不可更改的历史，不可更改的信仰与生命的见证
然而，使徒柏格理已然无法亲眼看到这些丰美的果实，在1915年9月石门坎学校的一场伤寒病中，照料病人的柏格理最终身染伤寒而安息主怀，享年51岁。至此，使徒柏格理来华奉献服务28年。
由此，让我们回到《那些埋葬于中国西南高山的传教士们：柏格理的脚步（上）》的开篇：这是109年前——1915年9月20日在中国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石门坎山村的一场葬礼。
石门坎柏格理墓，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哭泣着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吧。我们来为他置棺材、抬灵柩、筑坟头、立墓碑，因为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父亲，他对我们恩重如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