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初的农业传教士，而这些农业传教士大多又集中在基督教大学，如金陵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
——刘家峰、刘天路（中国基督教大学史学者）
在广州11月底明媚的阳光下，当我依旧沉浸在中国基督教大学于抗战中坚强办学的伟大远征时，一个新的发现，更加令我震撼，这就是由基督教大学在抗日战争中继续推动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
这真是一个惊天的发现。为什么？
原来，自1807年传教士马礼逊开创基督教福音入华216年的历史中，传教士们或化身教育传教士，或化身医疗传教士，将现代文明带入古老的中国，促动其觉醒，自觉进入现代文明的历程中，传教士们也曾化身为“农业传教士”——这一甚少为人所知的身份，将现代文明带入更为古老的中国农村与农业大地——千年以来中国历史流变中甚少被触动的根部。
他们不仅认识到当时中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与农业、农村的落后现状，而且怀着热忱的信仰，试图将福音信仰、将现代农业科技、将现代农业经营、将现代教育与生活带入这古老的农业大地与其村庄，以改变其苦难的命运。
金陵大学
他们为此创办了中国最早和最好的农学院，研究农业与农村，培育人才，造就出中国在农业与农村方面的各类人才，由此开创出中国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农业与农村教育与研究中的高地，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首引领（中国农学教育与乡村建设先锋），囊括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农学院的强大阵容。
他们为此遵循教学、科研与推广“三位一体”的美国农业大学教育模式，虔诚地投身于中国的乡村建设，最终成为当时推进中国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
他们所投身的乡村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包括改善乡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农业、家庭、卫生、乡村民众素质、乡村工业、合作社等等。
他们所改良的麦种生长在大江南北，他们所改良的苹果以“烟台苹果”著称，他们所改良的畜种曾产出西部最好的牛奶，他们所建立的乡村服务站曾遍及华北、华南和华西，他们的家政推广部曾将现代营养学推广到乡村，他们在乡村建立妇女班，培养现代女性，他们在乡村建立信用合作社，他们对于中国农村与土地利用的实地调查遍及全国18个省上百个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户......
1943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30周年庆祝会在成都华西坝
而在最危难的抗日战争时，当晏阳初与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陷于停顿时，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农业传教士们”则继续在战时的乡村建设中担当重任，成就卓著，贡献巨大。
所有这一切的奉献，在1949年政权变更后随即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化为灰烟，而在71年前这些一流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农学院陷入被分拆被合并的命运，在规模巨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所有这一切人与事都得到了清算，仿佛从未发生。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是以，我继续提笔创作，以四位“农业传教士”，简要勾勒他们对于古老中国乡村建设的投身与奉献，以此见证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辽阔农业大地的伟大事工与奉献。
第一位，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1829—1893）美国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他与妻子是反对中国妇女缠足的妇女解放运动先驱，他也是闻名于世的“烟台苹果”的开创者。
倪维思生于美国纽约州西部的一个农场之家。这仿佛是天作之合，他自幼就十分熟悉各种果树的种植方法以及防止虫害的办法。但没有想到这样的农家经验，帮助他在遥远的中国山东改良出闻名世界的“烟台苹果”。
1853年，倪维思与Helen Coan结婚不久，就以传教士的身份，踏上来华布道的道路。他们首先抵达宁波，在1858年在宁波创办一家男孩寄宿学校。1861年，他们又转往山东登州布道，居住于当地观音庙内开始为当地人配药。而在建立教堂传播福音中，他们注意到女人裹小脚的中国传统，就此开始与裹足的陋俗展开斗争，同时呼吁女基督徒不要缠足，帮助她们找到合适的男基督徒结婚。
1871年倪维思夫妇又抵达山东烟台布道。他们在烟台传教的过程中，倪维思妻子开始做妇女工作，她告诉这些当地人，人是上帝创造的，是美好完整的，不能破损，而且身体是上帝的圣殿，裹小脚就是把圣殿根基和柱子损坏了。当地妇女听到后对他们说，你们的圣经一定是女人写的，因为里面替女人说话。由传教士倪维思夫妇开始，反对缠足与恢复天足的声音与行动开始从来华传教士中兴起。
而当他们在布道中看到胶东地区农民的困苦生活，倪维思夫妇又对烟台的土壤水质和气候做了研究，最终将倪维思美国老家纽约州的苹果与当地的苹果做了嫁接，培育出至今闻名于世的“烟台苹果”，造福后世。
1893年，倪维思在烟台安息，他来华奉献40年。
第二位，裴义理（ Joseph Bailie，1860—1935），美国长老会来华传教士，他是一位热爱中国农业与农村，满怀热忱解决中国农民实际痛苦的传教士，由此，他在1914年创办了金陵大学农科，是为中国最早农业教育与农学院的创办者，由此开创金陵大学农学院领导中国农学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盛况。
裴义理出生于爱尔兰，获得贝尔法斯特大学文学学士，后到美国专攻神学。1890年作为传教士来华，后应聘到北京京师大学堂担任教习。1910年，应聘刚刚成立的金陵大学为数学教授。
1911年，深感“改进农业重要”的裴义理，就找到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骞，讲述自己的主张，并发起建立了“中国义农会”又称为“华洋义赈会”，以招选贫民，开垦荒地，以工代赈，改良农事与园艺。这样的善举获得了孙中山、袁世凯、黄兴等领袖的赞助和支持。
在身先士卒，带领灾民赈灾之时，裴义理深感“赈灾不如防灾，防灾要振兴农业，振兴农业要加强农业教育”，由此在1914年在金陵大学创设农科，1915年又添社林科，裴义理担任农林科科长，也由此开创了中国4年制本科农业教育的先河。
裴义理作为第一位自觉的“农业传教士”最大之功就是开创了中国农业教育的先河，也开创了金陵大学农学的领导地位，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农业人才。
据说，金大农林科初创之时，只有教师二三人，学生十几名，但从办学到抗战开始时，已有1200多名人才毕业，占全国高等农业教育学院毕业生的三分之一；而从事农业教育与农业改良工作的学生竟高达占总数的98%；另据统计，到1948年为止，中国留学欧美大学的农业留学生全国有256人，金陵大学农学院就有120多人，几乎为一半，在当时中国的农业机关中，几乎都有金大农学院的学生。（见《南京农业大学档案馆》）
裴义理为中国的农业与乡村建设奉献43年，1934年因病回美国医治，1935年因不堪病痛所苦而自杀，甚为可叹。愿他安息！
第三位，芮思娄（John Henry Reisner，1888—1965），美国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他自称为“来华的第二个农业传教士”，他壮大和发展了裴义理在金陵大学开创的中国农学教育，引入美国农业大学的先进经验——教学、研究和推广三方面相辅相成的制度，让金陵大学农学成为农业科技在中国乡村推广的中心，而他本人也是“金大26号”优质小麦良种的培育者，这是现代中国采用科学育种技术培育的第一个小麦良种，造福了当时大江南北的中国农民。
芮思娄
芮思娄1888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但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业社区长大，非常熟悉农场经营。这仿佛也是一种上帝的安排，让他最终在遥远的中国在农业传教中建立不朽的事工。
芮思娄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后，又进入美国农业教育最强大的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注意，在中国现代史鼎鼎大名的胡适在1910年也曾留学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获得农业科学硕士学位。
1914年芮思娄作为传教士抵达南京，进入金陵大学农科任教授，也是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开创者之一，在1916年他在裴义理之后，接任金陵大学农科，并以卓越的领导力将其带入发展壮大的时期。
在就任金大农科领导人之后，芮思娄就成为中美农业教育和科学交流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由此他开辟出前人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他的第一大贡献，就是延揽了一大批中美著名学者开拓金大的农林学科。如美国的农业专家，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院长裴来（H.L.Baily），美国农业部棉花育种专家柯克（O.F.Cook），植物学家史文格(W.T.Swingle)来校帮助工作，又延请世界著名遗传育种专家洛夫和昆虫学家吴伟士、植物病理学家博德、农业经济专家卜凯等来校任教，让金大农科同时建立了作物育种学、昆虫学、植物病理学、农业经济等主要学科。1918年，终于培育出中国第一批农学本科生——李积新、陈桢、叶元鼎、徐澄等，开历史先河。金陵大学农林科也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认可，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他的第二大贡献，就是不仅将美国农业大学的教学、科研与推广的三位一体模式引入金大农学院、引入中国，而且将农业推广工作置于重要地位，由此不仅将农业科技推广到中国乡村，也将农业教育推广到农村基层社会。1924年，芮思娄利用美国救灾基金，与康奈尔大学、洛克菲勒基金合作展开中国作物改良计划，延请棉花育种专家郭仁凤（G.B.Griffen）、水稻育种专家洛夫（H.H.Love）、蔬菜育种专家玛雅思(C.H.Myers)、高粱及玉米育种专家魏更思(R.G.Wiggans)等来华工作，在中国作物育种方面做出重大提升，高产量的小麦、大麦、高粱、水稻、玉米、大豆、棉花、小米已育成推广于全国，推广于广大的农村。
他的第三大贡献，就是长期提倡“农业传教”，提出“教会乡村化”的主张，要求教会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运用农业传教方法，使乡村教会成为为农民服务的教会。
芮思娄为此结合金陵大学农林科的教育做出了开创性的事工：
1918年起他就提倡将农业教育引入教会中小学，以便通过它们把现代农业方法推广到农民中去。1923年，金陵大学农林科开设了乡村教育系。乡村教育系的主要任务就是培育中国的乡村工作者。乡村教育系又开办乡村师范学校，大部分学员是教会选送的乡村学校教员。
1928年，芮思娄回到美国，就任美国农业基金会秘书长，他曾在1947年再次回到中国华东、华北和华南各区推行乡村教会。1965年，芮思娄在纽约长岛安息。
第四位，卜凯（John Lossing Buck，1890—1975）美国长老会来华农业传教士，他进入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农业经济学，又在1923年创办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这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系，开创中国农业经济教育的先河，卜凯又开创了中国农村和农业调查的先河，这些杰出的贡献让其跻身影响现代中国农村与农业发展的重要人物。
卜凯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当地长老会的牧师，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家庭的特质为卜凯的“农业传教士”人生烙下深深的印记。
卜凯在19岁进入以农学著称的美国常春藤大学——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他参加学长芮思娄发起的“中国研究俱乐部”，认识到“中国人民需要了解科学的农业”，于是向美国长老会海外传教协会提交到中国进行农业传教的申请。1915年卜凯如愿以偿，以传教士身份来华在安徽宿州进行农业改良与推广工作。在1917年夏，他与镇江长老会牧师的女儿赛珍珠结婚，后者最终以《大地》一作著称于世。
而在1920年，卜凯应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思娄邀请来到金大，讲授农业经济学，由此拉开了其在中国开创性的农业传教历程。
卜凯的第一大贡献，是在1923年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而且在其卓越的领导下将金大农经系发展成为金大农学院师生最多、实力最雄厚的大系，英才辈出，这些人才多成为中国农经界的专家与泰斗。
卜凯的第二大贡献，是开创了中国农村与农业长期调查调研的先河。他在华20多年主持了对中国农村的大型调查，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其一是1933年出版的《中国农家经济》一书，是卜凯指导学生从1921年到1925年，历时5年，对于中国7个省17个地区、2866个农家经济状况所做的调查报告。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中国农村经济专著。
其二是1936年出版的《中国土地利用》一书，是卜凯指导学生从1927年到1936年，历时8年，对于中国18个省168个地区、16786个田场、38256个农家大型调查而写就的巨著。
正是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大型农村、农业调查的基础上，卜凯对于对于深陷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中国农业问题，提出了其解决的方法，就是中国农业的问题不在于农佃制度，而在于农业技术、田场管理的落后，完全可以通过农场管理和农业技术的提高来解决中国农业问题。
卜凯对于中国农业经济的解决方案一经提出，在1940年代以来激烈的国共斗争中，很快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批判的靶子。而在二战后中国内战及随后到来的政权更替，以及不断到来的巨大政治运动中，卜凯所在的金陵大学等基督教大学及其农经系被分拆合并，农业经济学业被作为“伪科学”而被取消，卜凯及其在中国的弟子在激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遭遇彻底清算。
1946年金陵大学农经系部分师生
随后，中国的农村经历了巨大的阶级斗争浪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生产关系大调整，而随后的农村集体化与公社化大跃进历史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根本命运。直到今天，中国依旧是农业大国，但并不是农业强国。
在金陵大学等中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农学院消散71年后，再回顾农业传教士们在中国乡村建设中的奉献，你不得不承认他们为中国三农带来了伟大的启蒙与进步，他们的诚恳行动不能忘记，他们的真诚思想不能消声。
是以见证，以还原历史，以恢复常识。
袁卫东于2023年12月1日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