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新约·约翰福音》11:25:26
容我投身在主怀，万古磐石为我开。
——傈僳使徒富能仁云南保山墓地墓碑对联
我知道献上“信心祈祷”的时候到了，我祈求神引领几百个傈僳家庭归主。——1914年底富能仁的信心祈祷
我相信神的恩典常会临到某个人、某个家庭、某个村庄，甚至某个地区和民族，即便他们还没有《圣经》知识。
——富能仁，1922
这是86年前、即1938年9月底在中国西南高山峡谷中举行的一场葬礼。
身穿麻布衣服与带着彩色项链的傈僳族人群，从奔腾咆哮的怒江大峡谷两岸川流不息的来到“世界屋脊”横断山脉巨大群山南缘下的一个小城——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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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保山地理图，来自网络
这个云南小城居于澜沧江与怒江之间，居于高黎贡山与怒山之间，栖息在中国西南巨大的高山与奔腾的大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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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大峡谷图片，来自网络
这一天成百上千的傈僳族人聚集在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宣教所旁的小教堂，用傈僳语祷告、唱赞美诗、致辞，以代表西部山区千千万万的信徒向一个人告别。
一位女宣教士杨宓贵灵（Isobel Selina Miller Kuhn，1901—1957）就此在信中颤抖着写到：
“一想到你，我的手就发抖，泪水直流......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袖，而且失去了一位朋友......这种时候，我们看不清前方......只能依靠单纯的信心，面对最猛烈的风暴，勇敢前行。”
随后，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伍走过保山的街巷，来到一个俯瞰整个保山的高坡，为他举行基督教安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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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使徒富能仁保山墓地，来自网络
在漫山的松林间，留下这样一座坟墓，墓碑上分别用傈僳文、中文和英文刻写：“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新约·约翰福音》11:25:26）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The one who believes in me will live，even though they die；and whoever lives by believing in me will never die。” (John 11:25-26 NIV)
2024年11月4日，当我第五次阅读描述86年前这场葬礼的文字时，依旧满怀感动，而在2023年8月间，我第一次阅读这段葬礼的文字时，曾经泪流满面，决心为此见证。
如今，见证的时候到了！
一场葬礼，见证了108年前怒江大峡谷的一场信仰“复兴”这场葬礼来自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录，来自于艾琳·克蕾斯曼（Eileen Crossman）所著《山雨——富能仁传》（Mountain Rain:A Biography of James O Fraser）一书。![]()
傈僳使徒富能仁照片，来自网络
这场葬礼中的“他”——就是英国先驱宣教士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1886—1938），而艾琳·克蕾斯曼则是富能仁的二女儿，她就出生在这云南保山小城，曾跟随父母进入这西南高山峡谷大江大河中传扬福音，她同样是富能仁的传教同伴和见证者。而这场葬礼中的“他们”——就是栖息于中国西南大山大河——怒江大峡谷中的傈僳族人。![]()
先驱宣教士富能仁与傈僳人合影，来自网络
这场葬礼是一段真实历史的见证，在一百多年前，来华传教士们跨越高山大川，深入中国西南大地，坚定地将基督福音传给高山峡谷与大江大河中那些弱势的民族和人群，让他们与现代文明相遇，改变了生命与历史。这场葬礼是一个巨大的信仰见证：正如宣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成为乌蒙山苗族的使徒，宣教士富能仁，同样如同光明的使徒，竟引领了一个民族傈僳族的信仰，竟为一个千年以来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出文字，让他们从此走入现代文明，扭转了千年以来沉沦的命运，在怒江大峡谷获得重生，将这咆哮险峻的峡谷变为福音谷，将这造物主在巨大的造山运动中遗留的艰苦山谷变为一个民族（傈僳族）的应许之地。![]()
怒江大峡谷图片，来自网络
这场葬礼同样也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正如传教士柏格理以舍己之爱为苦难中的苗族传扬福音，最终葬身于中国云贵高原的乌蒙高山之中，宣教士富能仁在怒江大峡谷的福音行程，同样耗尽了他的生命，最终也远离英伦故土、葬身于中国西南横断山脉的江河山谷之中，永远与其曾奉献和祝福的土地融为一体。而就在一年多前，在我泪流满面地阅读一百多年前宣教使徒柏格理与富能仁的宣教故事时，之前对这样真实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主流的历史，对此只字不提，而西南边疆的高山峡谷与大江大河对于中国人来说何其偏远。![]()
苗族使徒柏格理照片，来自网络
然而，福音竟然在此创造出一个个信仰的“复兴”与现代文明的“高地”，福音竟然呼召出一个个承担使命的使徒，引领一个个民族的信仰，先有苗族使徒柏格理，后有傈僳使徒富能仁，而福音竟然将一个个数千年来不断沉沦的民族逆转为一个个引领信仰的民族，先有乌蒙高山中的苗族，后有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族。这远远超出了一直以华夏文明为傲的人们的常识和预料。![]()
发生在一百多前的一切仿佛是一个个“奇迹”，然而这些“奇迹”到底为什么能在如此偏远的中国西南高山峡谷中发生，又到底如何发生，依旧是一百多年后热爱历史与关注信仰的人们共同的深切追问。以此追问与追寻，我已为苗族使徒柏格理见证，如今我再次提笔，在艾琳·克蕾斯曼、阿信、陈萍、林茨等前辈事工的基础上，开始对于傈僳使徒富能仁的见证行程。希望何在，一百多年前福音进入中国西南高山峡谷的大历史背景
福音呼召一个人兴起，承担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的使命，必然有其大背景！让我们先来看看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1886—1938）在1908年怀抱着福音传扬使命，进入中国现代历史的背景。
正如我在新年开篇之作《两百年来，传教士为中国带来现代文明火种，燃烧为文明之光，光耀中华》所做的大背景分析——在19世纪的现代文明曙光开始向全球传播时，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们远渡重洋抵达中国，试图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入这片古老的东方大陆时，他们遭遇了这样的见证——在这个皇权专制与对自己文明骄傲自负都抵达顶点的东方国度，其个体生命、家庭与社会生活的本相是如此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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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山脉，来自网络
广大的妇女地位低下，不仅匍匐在君权、父权与夫权的权威下，而且从小开始被要求裹脚，最终成为畸形的小脚女人，才能出嫁，这种残害妇女的习俗已经通行了近千年......
这个国家和人民普遍没有现代学校与医院的观念与设施，为古老的科举制服务的儒家经典教育，并非是惠及各个基层的现代学校教育，而现代医院与医疗服务更是无从谈起；社会的正常人尚且如此，那些残疾人——瞎眼的人、瘸腿的人、聋哑人、精神病人、麻风病人等就更为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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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江大河，来自网络
而那些弱小的民族和人群，则被主流民族和人群逼迫，最终四处迁徙逃入云贵川的高山峡谷中，丧失自己的文字和历史，如同野蛮人一样在贫穷落后中苟延残喘，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这些弱小的民族还会分化出高低贵贱的阶层相互压迫。
没有中国人对此提出抗议和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们骄傲自负于所谓的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而居于世界的中心，居于下层的人们寄希望于科举制等进入荣华富贵、做人上人的机会，即使是被压迫和残害的妇女和弱势人群，也只是在听天由命，感叹自己的命运不济，希望来生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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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原地图，来自网络
而即使那些在云贵川高山峡谷中苟延残喘的弱势民族，也将自己民族的悲惨当做世袭的命运，陷入巨大的绝望与麻木中，在鬼神崇拜与酒精中麻醉自己，只是潜意识里残存一点“被拯救”的希望。正如，使徒柏格理所相遇的苗族，自从他们的先祖蚩尤所领导的九黎部落在逐鹿之战中败于炎黄部落之后，这个民族就在华夏文明所主导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被以反对者、反抗者的角色而被定义，从此开始被征伐、被消灭、被同化的历史命运，他们一次次积蓄力量，想反抗和摆脱这样的命运，但又一次次被击败，为了保持民族的独立，又被迫四处迁徙与逃难，从北向南，从黄河到长江，从长江又向西南的高山峡谷，直到进入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
中国横断山脉与周边地图，来自网络
而傈僳人的历史同样是一部血泪反抗史，是一部不断迁徙的历史。
在这部延续数千年的迁徙史中，源自西北氐、羌先民的这支族民，从遥远北方大草原的河（黄河）、湟（湟水）之地，沿着岷江南迁，进入四川盆地，直至演变为“西南夷”中的傈僳先民，他们期望为子孙寻找到一块可以永久栖息的土地，但他们的希望却总是伴随着无尽的灾难而破灭。每当面临绝境，部落的首领总是说：此地不是傈僳人的久留之地，我们必须前往他乡，寻找上天应许之地。就这样他们再一路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与大江大河中迁徙，直到进入怒江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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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部在巨大广阔的横断山脉“七脉六江”追寻完美“避难所”与应许之地的民族大迁徙史。（这同样是一部《出埃及记》，只是没有上帝的指引！）这“七脉六江”之地，是由七座高山与六条大江大河组成。这“七脉”是：岷山、邛崃山、大雪山、沙鲁里山、芒康山（西藏）——云岭（云南）、他念他翁山（西藏）——高黎贡山（云南）。这“六江”是：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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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西南的高山大川成为逃亡者们的完美“避难所”时，他们却不得不在最艰苦卓绝的自然环境中如同原始人般生存繁衍，他们更不得不在最残酷卓绝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挣扎求生。他们没有文字，只有自己的古歌传唱这艰苦岁月中的记忆：
但他们哪里“住在山脚”啊！“住在山脚”的是傣族，这傈僳族的古歌也是因为邻近的傣族记载而流传下来，而傈僳人恰恰是“住在山洞”的族群。（《福音谷》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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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艰苦的高山峡谷的生活与岁月中，不断迁徙的傈僳人的生命，降服在鬼神崇拜中寻求保护，沉醉在酒精中麻醉自己，只有苍凉的古歌还在传唱，并在怒江大峡谷中回响：那应许之地到底在哪里啊？谁来安慰这些不断失去故乡的人呢？！
这就是一百多年前，传教士富能仁与中国西南横断山脉高山大河中的傈僳族相遇时的大历史时代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中，只有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们挺身而出，对当时已延续千年的冷酷的个人、家庭与社会生活秩序提出抗议和反对，他们力图通过福音信仰的传扬与灵魂拯救来改变这一切。就在这一天，刚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云南腾冲城腾越小镇（今云南腾冲市腾越镇）的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来到腾冲集贸市场，寻找传播福音的机会。![]()
而腾冲就位于高黎贡山西麓，也靠近缅甸，这个集贸市场是西南各地生意人和周边高山中少数民族赶集的一个中心。
就在这里，富能仁第一次遇到了这些从高黎贡大山与怒江峡谷出来赶集的“土人”。而当地的人们轻蔑地称他们为“蛮子”。这些被称为“蛮子”的人，就是傈僳人，他们男人身披披肩，扎着白色绑腿，妇女身穿镶着贝壳珠的彩衣，富能仁深深被吸引，就热情与他们招呼，可是他刚刚学到的汉语，这些人根本听不懂，但却用手势比划着告诉他，他们来自里这里有6天路程的深山。![]()
富能仁第一眼看到这些人，就从心里喜欢他们，就热情的邀请这些大山里来的傈僳人到自己小小的福音堂坐坐。这一年，富能仁才23岁，刚刚抵达腾冲。自此，富能仁与怒江大峡谷两岸的傈僳族相遇，开启了一段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伟大历程！
然而，富能仁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为何而来？！回答是简要的，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是来自英格兰的福音信仰的来华使徒。而他的福音信仰源自自己家庭的虔诚基督信仰，他的父母是英国循道公会（Methodist Church of Great Britain）的忠实信徒。![]()
而循道公会则源于更早的在18世纪30年代在大不列颠群岛由循道宗引发的福音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运动。小巨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面对旷野、面对世界的讲道，更新了英格兰及其北美英国殖民地的宗教生活，提升了穷人的生活，也激发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基督新教海外宣教运动——向万民传福音。![]()
富能仁188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北部的圣阿本斯市(St. Albans, England)。这是一个优秀的上层家庭，父亲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兽医，曾任皇家兽医学院（Royal Veterinary College）院长20年，而母亲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家闺秀，酷爱音乐和艺术。父母的热爱科学与音乐艺术的基因都深深刻画在富能仁的身上，然而随着父母感情不和而长期分居，富能仁跟随母亲一起生活，也成为虔诚的循道公会信徒，由此与母亲保持了终其一生的属灵情谊。![]()
自然而然，年轻的富能仁进入伦敦皇家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后来又被称为帝国理工学院）工程系就读。此时，他才华横溢，尤其热爱和擅长数学与音乐，而在工程专业上也很出色。从世俗的任何角度看，这位青年人都将前程似锦，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未来。更令人震惊的是富能仁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即将从伦敦皇家学院毕业的他正计划在1906年的伦敦举办自己的第一次钢琴独奏会。
此时，富能仁拥有一个无比辉煌的音乐梦想：“就是回到大约一百年前那音乐的黄金时代。我会遨游在欧洲大陆的各个音乐学院里，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等大师的音乐中；尽情聆听鲁宾斯坦、沙拉沙特、帕格尼尼等歌剧大师的杰作。”![]()
然而，就在这一些就将发生时，在1906年一个下午，富能仁遇到了一本福音的小册子。这是两天前一起在实验室做蒸汽动力试验的同学偶然送给他的，而这本只有两便士的小册子却动摇了富能仁一切盘算的根本。
这本福音小册子上有一段话简明扼要，特别触动青年富能仁的心灵：
“我们的主若今天回来，发现有数百万、数千万、数亿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还在不停地寻求。他肯定会质问我们，要我们回答。我真不知道我们将如何作答。”
“但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就是我们现在昧着良心、习以为常的大多数借口，一定会让我们全然羞愧。”（《山雨——富能仁传》P5）
这个小册子诚恳急切的口吻，特别像是当时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那种热忱呼求基督徒远赴中国传福音的特点。显然，透过这本小册子，19世纪中期英美第二次福音大觉醒所引发的基督新教向世界传教运动，耶稣基督那种要求基督徒将福音传道地极的大使命，开始呼召他。![]()
此时，福音先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从英国启航抵达当时古老的中华帝国已一个世纪之久，而创办中华内地会、将上千名宣教士从沿海带向中国内陆18省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刚刚安息于他一生挚爱的中国，但他一生所负担的那种热切的去中国传福音、拯救失丧灵魂的呼召，依旧回响在这个世界。戴德生一生追寻的使命为其中华内地会的同工所背负推进，著名“剑桥七杰”（The Cambridge Seven）宣教士之一的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1861—1946）继戴德生之后，成为中华内地会的总监，继续组织和推进将宣教士送入中国内陆省份甚至最为偏远落后地区的福音宣教使命。![]()
1885年加入中华内地会的“剑桥七杰”身穿长袍马褂在中国宣教，来自网络正此时，即1906年，这本福音小册子击中了富能仁的灵魂，让他有一种特别奇异的感动。这仿佛就是耶稣基督呼召的“通知书”，透过它，呼召富能仁走向基督为他所预备的计划，这远远超过他的所思所想。而就在1906年，在一次基督徒训练营活动中，他又与中华内地会著名的“剑桥七杰”宣教士之一施达德（Charles Thomas Studd，1860—1931）相遇。![]()
1885年加入中华内地会，来中国宣教的“剑桥七杰”，来自剑桥大学（6名）和一名皇家军事学院的“剑桥七杰”肖像：1.施达德（Charles Thomas Studd）；2.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3.盖士利（William Wharton Cassels）；4.司安仁（Stanley P. Smith）；5.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6.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7.章必成（Montagu Harry Proctor-Beauchamp）。来自网络戴德生与中华内地会所肩负的使命、信心、行动，深深吸引与感染了富能仁，但最让他感动的，是透过戴德生们的见证，人们明明白白看到神伸出慈爱怜悯的大手，派遣他的使徒们去中国，经历艰难险阻、流血牺牲，终于把福音的亮光带给世界上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山雨——富能仁传》P11）就这样，富能仁提交了加入中华内地会的申请，最终加入先驱戴德生所创办的这个负担大使命组织。而这一年，他只有21岁。
1908年9月12日，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挥别了母亲，挥别了其在英国钢琴家与工程师的灿烂前程，踏上了前往中国内陆传福音的使命之路。
而神奇的是基督再次选择将他带到中国西南横断山脉巨大广阔的“七脉六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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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青年富能仁从上海抵达云南西部腾冲旅行图，来自基训之泉
原来，就在1909年中华内地会最早进入云南的先驱宣教士麦卡悌（John McCarthy）来到内地会安庆的语言学校物色开拓云南西部福音事工的同伴，这位内地会的拓荒宿将一眼就看中刚刚抵达中国的富能仁。
就这样，富能仁跟随先驱麦卡悌踏上进入云南西部的万里行程，从上海出发一路航行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南半岛的缅甸，再从缅甸八莫（距离中缅边境65公里），一路骑马北上，沿着高黎贡山的羊肠小道，进入中国云南西部的崇山峻岭与高山峡谷之中。
这里云雾缭绕，这里山高不可攀，这里乱石遍野，这里草深林密，这里不见人烟，这里豺狼虎豹出没......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富能仁在记录骑穿越高黎贡山的日记中写道：“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山高林密、荒凉潮湿之地时，竟被这个地方迷住了！”（是啊！这一着迷，他就再没有离开这高山这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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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5月24日，富能仁抵达云南腾冲城腾越小镇。
富能仁来了，不久就第一次遇到了从高黎贡山下山赶集的傈僳人，第一眼看到他们，就莫名的从心里喜欢他们，就这样源自大西洋两岸汹涌澎湃的福音复兴浪潮，与千年来在横断山脉“七脉六江”迁徙的傈僳族人相遇了。
这里的历史即将发生改变。
谨以此篇作为《那些埋葬于中国西南高山峡谷的传教士：傈僳使徒富能仁》之第一篇。让我们永远怀念这位使徒，并继续追寻其在中国西南高山峡谷中的脚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