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对我们国家最具有影响、最具有价值的贡献不是这些工作本身，而是你们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我非常高兴告诉你们，那些很多年前批评基督教的人正是现在赞扬你们的人。你们通过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宋美龄 1938年3月在武汉对传教士的讲话
在目前的战争环境下，基督教大学为维持中国的基督教教育做了伟大的努力。人们很容易变得意志消沉，但靠着基督教的信仰，你们的精神从不消沉。你们在我们国家受挫的时候所做的一切要超过在和平时的100倍。
——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1939年致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
随着战争，随着东方的国际危机，基督教大学发展到它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非中国的外国教育或者基督教教育机构已经成为国家生活的中心，成为国家教育的中心。
——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 1940年1月在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会
在12月南来的寒潮中，在80多年前中华民国一些重要人物宋美龄、孔祥熙、胡适等的赞美声中，我终于见证到了一个巨大的里程碑——这就是中国13所基督教大学在抗战中所赢得的中国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巨大认同与信任。
而仅仅在10年前，在1920年代，在巨大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中，来华传播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基督教及其所办的大学，被作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与“帮凶”从而备受批判，而中国基督教大学作为所谓的“外国机构”不是中国人的机构而受到质疑，并在收回教育主权的风潮中经受着国家信任的严重考验。
这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波对中国基督教及其所做事工的批判与攻击浪潮。
但抗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到来了，抗日战争始终是中国现代国家与历史巨大的试金石与检验场——检验着到底是谁在真正热爱、帮助和担当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真正能在最危机最危难之时，能挺身而出，去牺牲、去服务、去拯救。
在中国最危难之时，在中华民族最危机之时，一切都开始显露出真相。
当曾经在1920年代攻击在华基督教会甚为张狂的汪精卫，叛国叛民，在抗战中沦落“汪伪政权”首脑，当这块曾民族主义口号盛行的大陆，在抗战中演变为伪军汉奸满地的局面时，曾被痛批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的中国基督教及其大学，却坚贞不屈的站在抗战前线，与中国患难与共，与中国人患难与共，与中华民族患难与共。
他们抗战的意志与这个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国家与人民的意志一样坚贞不屈。
“我们现在正处于巨大的民族危机之中，中国的独立和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我们绝对不能向任何罪恶的力量和权力妥协。”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宣告了中国基督教大学校长共同的心声。
“炸弹和侵略者的军队不能阻止这些基督教大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肩负着更为重大的责任，培养能够使中国脱离苦难的领导者。与此同时，整个国家所遭受的破坏和苦难也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使他们贡献出全部力量来帮助战争中无助和痛苦的受难者。”这是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代表13所基督教大学的共同宣言。
当日军全面侵华的铁蹄到来时，他们在抗战的一线挺身而出：
他们投身到战地救护与救助活动，为中国军队与市民服务；他们在日军的凶暴面前，不怕牺牲去拯救难民；他们的学生响应号召参加中国军队战场抗敌；他们的学生参加空军，参加为美国盟军的服务；他们的校长——沪江大学刘湛恩校长毫无畏惧地在上海领导救国救亡事业，被日本人视为“抗日思想的魁首”而被暗杀；他们的学生—华西协合大学女生黄孝逴，因参加救护而在轰炸中牺牲；他们的校长——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被捕坐了四年日军的监牢；他们的教授因抗日被捕进入日军的监狱，他们的外籍教师更被捕进入日军的集中营......
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
华西协合大学女生黄孝逴
在中国最危难之时，中国13所基督教大学的第一批华人校长——陈裕光、吴贻芳、韦卓民、张凌高、林景润、王世静、刘湛恩、李培恩、沈嗣良等临危受命，担当重任，成长为中国教育史上可以与蒋梦麟、梅贻琦等相比的中国一流大学校长，镌刻于中国抗战的史诗丰碑。
他们在炮火与轰炸中坚持办学，为此他们踏上了远征，跨越千山万水，进行抗战基督教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华中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大迁徙”，重建自己的大学，担当教育建国的重担，并创造出比肩“西南联大”的基督教五所联合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的战时教育丰碑。（见《伟大的远征——中国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抗战大迁徙》、《比肩“西南联大”，五所基督教联合大学在抗战中建立的教育丰碑》）
金陵女子大学的魏特琳
而在沦陷区留守的基督教大学更创造出令中国人永远难忘的伟大拯救——1937年12月13日当日军攻破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城时，在人间地狱般的南京大屠杀降临时，留守在南京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的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们——史迈士、马吉、贝德士、米尔士、屈穆尔、林查理、麦卡伦、宋煦伯、傅师德、史德蔚、威尔逊、戴赖三夫人、费吴生、魏特琳等挺身而出，将基督教大学校园变为国际安全区，在凶残的战争魔兽前，满怀信仰，坚定的守护数以十万计的南京难民，仿佛如耶稣基督再世。（见《86年前，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25万难民的五所基督教会大学机构》、《永怀赞美，86年前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25万难民的14位美国传教士》、《百年来中国人最不应该忘记的美国传教士，她是南京大屠杀中的“活菩萨”》《86年前，南京大屠杀“活菩萨”女传教士魏特琳的27个人生细节》）
同样的伟大拯救并不仅仅在南京，也出现在1937年12月23日杭州（日军攻占）与之江大学，出现在1938年10月21日广州（日军攻占）与岭南大学。伟大的传教士教育家们再次挺身而出，站立在凶暴的侵略军面前，去守护和救助数以万计的中国难民。这样的事迹更是被忽略了，缺乏记录。
在中国最危难之时，他们不仅坚守师道，在炮火与动荡中，培养人才，为建国服务，他们中的“农业传教士”则走向广阔的农村，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改良的麦种生长在大江南北，他们所建立的乡村服务站曾遍及华北、华南和华西，他们的家政推广部曾将现代营养推广到农村，他们在乡村建立妇女班，培养现代女性，他们对于中国农村与土地利用调查遍及成百上千个地区和数万的农户。
在中国最危难之时，他们的边疆服务团，进入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藏区、苗区等等，为数以十万计的人们带去福音，带去医疗，带去大众教育，带去抗战宣传和爱国主义。
总之，在中国最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在最危险的时刻，在最需要担当的时候，在最苦难的地方，在最艰苦的地方，总有中国基督徒及其基督教大学的身影，有他们的牺牲、奉献与服务。
所有这一切的患难与共，所有这一切事工的见证，终于汇集成一个伟大的荣耀——中国基督教及其13所教会大学获得了整个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认同、信任与热爱！
这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自1807年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启传教士将福音信仰与现代文明带入中国的脚步以来，上百年以上的积累与积蓄，终于让中国的基督教力量在现代中国最危机之时，坚贞不屈，挺身而出，成为救国与建设的中坚力量，从而赢得了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认同与热爱！
胡适
这其中胡适的转变是一个特别深刻的见证。
胡适，作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后来又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在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临危受命，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意图实现中美结盟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他横跨学界、文化界与政界，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巨大。
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尊奉“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胡适却以人文主义立场对宗教持否定态度，进而对基督教持反对的态度。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和态度，对于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基督教及其大学的批判浪潮是有巨大影响的。
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
而在1939年5月，胡适作为驻美大使给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的信中，却高度赞扬了基督教会大学的贡献：
“几十年来，教会大学把新的生活观念、新的道德价值标准、新的生活方式带给了中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他们是现代中国的拓荒者......”
“它们并不仅仅是让人改变信仰的中心，它们不仅仅是使中国异教徒基督教化和文明化的机关，它们，用一个现代名词来说，绝不是西方破坏性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前线机关。 ”
胡适的思想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因为中国抗战的巨大检验。
最终在1940年，胡适剖析了自己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并对于中国基督教与其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化生活中所拥有的历史价值做出了迄今为止都显得精辟的判定，学者刘家峰和刘天路在其《抗战中的基督教大学》著作中特别记录如下：
“从历史上看，它们经历了三个阶段。”
“开始的时候，它们只不过是些相当低级的学校，条件简陋.....然而作为现代教育的先驱，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们将现代教育带入中国.....”
紧接着，这些人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不仅给予了我们现代教育的基础，还通过他们自己的榜样，自己的思想，成为优秀的领导者......这些人通过唤醒中国认识到其社会生活中的不足而开始服务于中国。他们抨击裹脚，抨击鸦片，他们抨击这些习俗，试图把我们的人民从中世纪中国的沉睡中唤醒过来。他们现在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革新运动的前锋和先驱。”
“随着战争......基督教大学发展到它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非中国的外国教育或者基督教教育机构已成为国家生活的中心，成为国家教育的中心。”
胡适的见证是深刻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这是一个伟大的荣耀——中国的基督教与其教会大学在患难与共中，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坚，成为中国建国的中坚，进而成为现代中国本身拥有的力量，成为其历史与传统强有力的一部分。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样的见证，不能忘记这样的里程碑，不能忘记这样的伟大荣耀，因为，这本身就是现代中国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与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