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柏格理）立志要在上帝的指引下，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
——阿信《用生命爱中国》
牧师诚为中邦良友，博士真乃上帝忠臣。
——传教士柏格理贵州石门坎墓地对联
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圣经·新约·提摩太后书》4:6:7:8
这是109年前——1915年9月20日在中国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石门坎山村的一场葬礼。
“他们哭泣着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吧。我们来为他置棺材、抬灵柩、筑坟头、立墓碑，因为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父亲，他对我们恩重如山。”
“他们把墓地选在一座视野开阔的小山坡上。流着眼泪，唱着挽歌，走过一片苞谷地，他们抬着灵柩上山，后面跟着1200名送葬的人，其中有400名是学生，来自他呕心沥血创建、经营的学校......”![]()
石门坎柏格理墓地
2024年1月17日，当我再次阅读描述109年前这场葬礼的文字时，内心依旧满怀感动，而在5个多月前，我第一次阅读这段葬礼的文字时，曾经泪流满面，决心为此写作。这场葬礼来自一段真实记录，来自于W.A.格里斯特所著《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一书。这场葬礼中的“他”——就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而格里斯特就是柏格理的传教同伴和见证者，这场葬礼中的“他们”——就是中国西南云贵川边疆乌蒙山区的苗族人。这场葬礼是一段真实历史的见证，在120多年前，来华传教士们跨越高山大川，深入中国西南，坚定地将基督福音传给高山峡谷中那些弱势的民族和人群，让他们与现代文明相遇，改变了生命与历史。这场葬礼是一个巨大的信仰见证：一个传教士（柏格理），如同光明的使徒，竟引领了一个民族（苗族）的信仰，让他们从此走入现代文明，扭转了数千年以来失败者与沉沦者的命运，获得重生，在乌蒙山荒蛮之地石门坎，劈开石门，缔造出苗族文化与教育复兴的圣地。这场葬礼也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传教士柏格理以舍己之爱为苦难中的苗族传扬福音，获得了苗族人发自肺腑与灵魂的爱戴，他为此耗尽了生命，远离英伦故土葬身于中国乌蒙高山之中，永远与其曾奉献和祝福的土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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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理
而就在5个月前，在我泪流满面地阅读120多年前柏格理的传教故事时，之前对这样真实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主流的历史，对此要么只字不提，要么批判遮盖，而西南边疆对于中国人来说何其偏远，至于石门坎更是一个多么陌生的地名，默默无闻到不值一提。然而，福音竟然在此创造出一个信仰与现代文明的“高地”，福音竟然呼召出一个承担使命的使徒，引领一个民族的信仰，福音竟然将一个数千年来不断沉沦的民族（苗族）逆转为一个引领信仰的民族。这远远超出了一直以华夏文明为傲的人们的常识和预料。
发生在120年前的一切仿佛是一个“奇迹”，然而这“奇迹”到底为什么能在偏远的中国西南高山中发生，又到底如何发生，依旧是120年后热爱历史与关注信仰的人们共同的深切追问。以此追问与追寻，我再次提笔，在格里斯特、张坦、阿信等前辈为柏格理和石门坎作传所开辟的道路上，开始我对于柏格理的见证行程。福音呼召一个人兴起，承担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的使命，必然有其大背景！且让我们先来看看柏格理（Samuel Pollard）在1887年怀抱着福音传扬使命，进入中国现代历史的背景。
正如我在新年开篇之作《两百年来，传教士为中国带来现代文明火种，燃烧为文明之光，光耀中华》所做的大背景分析——在19世纪的现代文明曙光开始向全球传播时，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们远渡重洋抵达中国，试图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入这片古老的东方大陆时，他们遭遇了这样的见证——在这个皇权专制与对自己文明骄傲自负都抵达顶点的东方国度，其个体生命、家庭与社会生活的本相是如此冷酷：
广大的妇女地位低下，不仅匍匐在君权、父权与夫权的权威下，而且从小开始被要求裹脚，最终成为畸形的小脚女人，才能出嫁，这种残害妇女的习俗已经通行了近千年......
这个国家和人民普遍没有现代学校与医院的观念与设施，为古老的科举制服务的儒家经典教育，并非是惠及各个基层的现代学校教育，而现代医院与医疗服务更是无从谈起；社会的正常人尚且如此，那些残疾人——瞎眼的人、瘸腿的人、聋哑人、精神病人、麻风病人等就更为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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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山
而那些弱小的民族和人群，则被主流民族和人群逼迫，最终四处迁徙逃入云贵川的高山峡谷中，丧失自己的文字和历史，如同野蛮人一样在贫穷落后中苟延残喘，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这些弱小的民族还会分化出高低贵贱的阶层相互压迫。
没有中国人对此提出抗议和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们骄傲自负于所谓的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而居于世界的中心，居于下层的人们寄希望于科举制等进入荣华富贵、做人上人的机会，即使是被压迫和残害的妇女和弱势人群，也只是在听天由命，感叹自己的命运不济，希望来生转运。
而即使那些在云贵川高山峡谷中苟延残喘的弱势民族，也将自己民族的悲惨当做世袭的命运，陷入巨大的绝望与麻木中，在鬼神崇拜与酒精中麻醉自己，只是潜意识里残存一点“被拯救”的希望。只有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们挺身而出，对已延续千年的冷酷的个人、家庭与社会生活秩序提出抗议和反对，他们力图通过福音信仰的传扬来改变这一切。传教士柏格理正是其中信仰更为坚定的一个！这就是120年前，传教士柏格理与云贵川高山中的苗族相遇时的大历史时代背景。而与福音信仰拯救所对应的恰恰是苗族苦难的千年历史与命运。说实话，在与传教士柏格理相遇前，我对于苗族的历史和命运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停留在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西南边疆民族的认知而已。的确，在以所谓华夏文明为骄傲的中华文明宏大叙事中，这些边疆民族仿佛永远处于历史与文明的边缘。这是一个与华夏民族一样古老的民族，在黄河流域出现人类文明之初，苗族的先祖就与其他古代部族一起，创造了最早的东方文明。
这是一个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之一的民族，最早农耕、较早用铁、首先制刑的先进民族。这是一个为中华文明贡献出九黎部落（与炎帝的神农部落、黄帝的有熊部落并称于黄河中游的强大部落）、三苗部落（尧舜禹时代在长江淮河流域的强大部族）、荆楚文明（先秦时代的楚国）的强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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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从他们的先祖蚩尤所领导的九黎部落在逐鹿之战中败于炎黄部落之后，这个民族就在华夏文明所主导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被以反对者、反抗者的角色而被定义，从此开始被征伐、被消灭、被同化的历史命运，他们一次次积蓄力量，想反抗和摆脱这样的命运，但又一次次被击败，为了保持民族的独立，又被迫四处迁徙与逃难，从北向南，从黄河到长江，从长江又向西南的高山峡谷，直到进入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区。
而当西南的高山大川成为逃亡者们的完美“避难所”时，他们却不得不在最艰苦卓绝的自然环境中如同原始人般生存繁衍，他们更不得不在最残酷卓绝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成为当地彝族土目的农奴，备受压迫和剥削，挣扎求生。![]()
前辈张坦在其开山之作《“窄门”前的石门坎》对逃难于此苗族的命运充满同情的总结到：这个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之一的最早农耕、较早用铁、首先制刑、而且“若周衰，其必兴”的民族，在人类社会普遍的进化中被环境所迫而退化了，他们龟缩在乌蒙山中，虎狼为伴，结绳刻木，刀耕火种。而且，千百年的战争，千百次的失败，磨平了他们的斗志，他们敢于驱狼逐豹，却又甘于做牛做马，实在忍受不了，便一担挑了全家妻儿，连夜逃走。但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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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妇女与儿童
前辈阿信在其大作《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中为当时落难于此的苗族人的命运呼号：在长达五千年的时间里，这个中国最古老的民族，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从北走到南、从东走到西，猪有圈，狗有窝，苗家人什么都没有。他们辛辛苦苦开垦的土地一次次被掠夺，他们欢欢乐乐建立的家园一次次被烧毁......最后，他们只好躲进高寒贫瘠的乌蒙山区，沦落为彝族土司的奴隶。哪里有野猪，他们就住在哪里，靠佃种山间的一小块空地和打野猪为生。其他民族都不愿意和他们往来，视他们为世界上最肮脏、最愚昧、最没有作为的一群人；即使是苗族人自己，每每想到自己民族的境况，也常常从心底里讨厌自己、瞧不起自己。“贫穷和失败早已深深毒害了他们的身心，但他们依然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找到爱和希望。”
他们已经失去了文字，失去了历史书写，只有古歌相伴，唱出心声：普天下土地宽又广，没有我们爱着的，我们爱的是有良心的人。但有良心的人是谁啊？又在哪里啊？！这歌声在云贵高原和乌蒙山的风中又飘荡了多少年啊？！就在这一天，有四个苗族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云南昭通柏格理家门口。他们胆怯地叩门，向传教士柏格理递上一封信，寻求他的帮助。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一年，柏格理40岁，他来到中国传福音已有17年。自此，柏格理与乌蒙山的苗族相遇，开启了一段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伟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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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理
然而，柏格理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为何而来？！回答是简要的，柏格理（Samuel Pollard）是来自英格兰的福音信仰的来华使徒。而他的福音信仰源自自己家乡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在1815年创建的圣经基督教教会。
而这个英国南部乡村的福音信仰清泉，则源于更早的在18世纪30年代在大不列颠群岛由循道宗引发的福音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运动。小巨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面对旷野、面对世界的讲道，更新了英格兰及其北美殖民地的宗教生活，提升了穷人的生活，也激发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基督新教海外宣教运动——向万民传福音。
“生机勃勃的信仰如同一股清泉从德文郡的北部流出，越流越宽，汇成一条美丽的河，穿越了英国南方的乡村和城镇。”柏格理和他的家庭就是在这股清泉中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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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卫斯理
他1864年出生于一个虔诚的牧师家庭，他的父亲老塞缪尔·波拉德出身工人阶级，却成为热忱的圣经基督教会的牧师和传道员：从始至终保持着传教的激情和英勇无畏的信念，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来宣传和验证上帝的恩典、信仰的坚贞和基督徒的担当。老波拉德受福音派教义的影响很深，试图通过个人信仰的重建来进行社会改革。而他的整个牧师生涯的唯一目标就是“为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柏格理深受自己家庭和牧师父亲的无形影响，他很小的年龄就祈祷进入上帝的恩典之中，只是因为想分担这个充满爱而贫穷的家庭分担责任，而在188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家公务员，在伦敦一家邮政储蓄银行工作，偏离了传教士家庭的航道。
但19世纪汹涌澎湃的基督新教向世界传教运动最终开始呼召他。
由“现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在孟加拉引发的海外传教浪潮，呼唤出一批宣教先锋——亨利·马丁在印度、马礼逊在中国、约翰·威廉斯在南太平洋、阿道尼拉姆·贾德森在缅甸、罗伯特·莫法特在南非......开启了向世界各民族传福音归信基督的浪潮，尤其是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gstone）深入“黑暗大陆”非洲的中心传扬福音，如同一面福音传播的传奇旗帜，更为鼓舞人心，但更为重要的是向世界传播福音的传道者终于找到了一种新型的组织——志愿者教会社团，这让任何有志于献身向世界传教的志愿者有了可靠可信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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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利文斯通
利文斯通开创非洲福音信仰之路的传奇，感动和激发了柏格理，他决心要像利文斯通那样，到没有传教士的地方去传扬福音。他立志在上帝的指引下，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上帝的呼召随之悄然而至。1885年，柏格理有幸在伦敦参与了一次海外宣教会议，演讲嘉宾是中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正如利文斯通深入非洲大陆一样，传教士戴德生也满怀信仰深入了中国的内陆，在来华传教历练8年后，怀着急切的心情，他创办了内地会，就是跨越宗派，要将福音传道者，从沿海城市转向中国广阔的内地，进入从来没有基督福音传扬的地区，去拯救失丧的生命和灵魂。![]()
戴德生
而云南，作为中国内地最大而且最贫穷的省份，是福音从未传播的地区，自然成为了在中国宣教目标的重点。就这样，柏格理接受了上帝的呼召，在1887年踏上了前往中国云南传扬福音信仰之路，直接来到了云贵川边的云南昭通，正是人迹罕至的乌蒙山的腹地。对此，前辈阿信在《用生命爱中国》中动情的写道：上帝真是爱中国。他没有派他的仆人李文斯顿（大卫·利文斯通）来中国，但他献给中国一个和李文斯顿一样优秀的儿子——柏格理。柏格理是谁——云南传教17年历练而成的福音信仰使徒
而就在1904年，来自乌蒙山的四个苗族人叩响云南昭通传教团的大门时，柏格理在云南传教已经17年，这位先驱者备受挑战，备受煎熬，更备受考验与检验。
他曾遭受死亡的威胁：1888年刚到昭通时，同伴邰慕廉就在传教时感染当时最致命的病魔天花，柏格理四周衣不解带的服侍同伴，在他和同伴在最绝望中，最后一次共享圣餐后，耶稣基督显现了大爱与大能，死神从邰慕廉和他身边走开。这验证了他的信仰。
他曾遭受小小传教团解体的危机：1890年昭通传教团的最早开拓者托马斯·索恩病逝于此，同工万斯通夫妇因患疟疾和天花被迫返回英国（他们的女儿也病死在这里），在传教中被街上醉汉痛打的邰慕廉难以忍受这样的处境，愤然出走重庆，只留下柏格理一人面对危局，但他决心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守下去。邰慕廉最终醒悟返回昭通，他们成为最患难与共的伙伴。这危机锤炼和考验了他对于信仰与使命的忠诚不屈。![]()
柏格理与邰慕廉
他曾遭受自己信仰要崩溃的危机：1891年，在昭通传教三年后，面对没有人皈依福音，面对生命毫无保障的传教现实，他的内心曾产生一个魔鬼般的声音：“你祈求什么呢？你感恩什么呢？你信仰的主根本不存在！你为了这个主，抛弃一切到中国来，可是他都给了你什么？寒冷、恐惧、灾难、侮辱、死亡......如果你们的主是全能的，如果他真的爱你们，他会这样对待你们吗？”前辈阿信记录了柏格理当时的内心声音，这是魔鬼的试探，但这魔鬼实在太高明了，每一问都击中了要害。这是致命的信仰危机，如果站立不住，不仅无法传教，柏格理的生命都将遭受一次毁灭。同样的危机曾经降临在深入云南怒江大峡谷傈僳族中传福音的富能仁身上，魔鬼的追问差点让他跳入怒江了结生命！借着无数次的信心祈祷，完全信靠着耶稣基督，柏格理完全站立了起来，他再次被上帝拯救，获得生命的重生，从一个急切想获得荣誉的年轻传道人，转变为一个时时仰望上帝、将耶稣基督之爱彰显在日常生活中的坚定不移的使徒！
他曾遭受皈依福音信徒长期寥寥无几的考验：直到1893年，来昭通传教5年后，也是圣经基督教会在昭通传教团开创10年后，才有两名信徒决志信主。而昭通第一个信徒是一个姓马的老太太，以后相继加入的也是几个老太太。这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入流的妇女，却是上帝眼里宝贵的人物。福音与妇女始终相随，借着两位能用昭通方言传福音的老太太，福音的真理开始进入当地许多家庭，人们对于“洋人传教士”开始从心里解除了排斥和怀疑。但即使这样，皈依福音的步伐是极其缓慢的，常常整年颗粒无收，直到1898年，柏格理来昭通传教10年，也不过有30多个信徒，就是在1904年4个苗族人叩响大门时，也不过如此，距离柏格理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使命很远很远。![]()
但在这样的考验中，柏格理继续将耶稣基督之爱彰显在行动中，他大力兴办新式教育，招收男女学生，向学生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尽管遭到只愿意自己孩子背诵“四书五经”家长们的围攻；他与爱妻爱玛共同创立天足会，反对妇女缠足，劝说妇女放脚，尽管遭受社会人们的讥笑与反对；他爱妻爱玛还在家里开办妇女读经和妇女识字夜校；他从英国请来沙文医生和苏茂才姐妹教师为援助，最终在1902年开创昭通福滇医院，这是乌蒙山区第一所现代医院，有先进的妇产科，造福整个地区......就在这样的考验中，柏格理将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社会改良的创造中，吸引同道，最终培养出李约翰、李司提反、钟焕然、夏士元等优秀的汉族传教士，竟然为即将发生的巨大福音传道工作做了准备。
他曾遭受成为彝族四个家族之王、传播基督福音的诱惑与试探：就在柏格理为了完成自己引领一个民族的信仰福音使命，将目光从昭通的汉族转向周边大山中的少数民族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03年，柏格理深入凉山彝族领地，传奇性的解决了几个彝族土司间的仇杀冲突，领头的哲土司向他提出一个颇具诱惑的诚恳方案，邀请柏格理做四个彝族友好土司家族的首领，只要他同意，这四个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会皈依信仰基督教，完全听从柏格理的指挥。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诱惑啊！传教团在昭通开拓了20年，才有仅仅30个信徒，而柏格理来到这里传道也有16年了，距离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目标多么遥远啊！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啊！只要他同意为彝族土司之王，彝族的皈依就在眼前啊！可是，如果以为王来让人信仰福音，耶稣基督还需要被钉上十字架吗？犹太人早就欢呼他为王啊！在恒切的祈祷中，柏格理明白了上帝的心意，这不是信仰福音的正道，反而是一条走向毁灭的道路。福音信仰的确立必须经过十字架的真检验。柏格理经受住了这样的检验，没有被巨大的诱惑和试探毁灭，从今天来看，这是一次多么巨大的考验啊！柏格理如果答应，他首先就会进入巨大的罪中，不仅不可能获得苦难的苗族人发自内心的拥护，更不用说让他们去皈依耶稣基督的福音。多么神奇，1904年，就在四个苗族人翻山越岭来叩响昭通传教团的大门时，柏格理经过17年的传教考验和检验，已经重生为一个信念与能力同样坚定和强大的福音使徒，他已经为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做好了全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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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这一刻，上帝将柏格理在云南传福音操练了17年，才启动了他应许的计划！那么，福音使徒柏格理如何在乌蒙山实现其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使命，请继续关注下一集《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那些埋葬于中国西南边疆高山的使徒们：柏格理的脚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使徒柏格理的脚步见证信仰，见证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