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献身于使命的人们，能够使为未来的博济医院成为过去的博济医院的延续而无愧色！
——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
这些都是奠基人，他们在一种基督之爱和服务世人的精神鼓舞下，把治病救人的技术带给了中国人民，并没有想到得到任何尘世的回报。
——博济医院院长嘉惠霖于1935年博济医院百年
博济医院能生存下来，首先是靠嘉约翰所具有的传教士执着的宗教传道救世精神。
——陈小卡《西方医学经粤传华史》
近代西方医学也就是首先在广州登陆，然后经广东传入中国内地，继而直接经各开放口岸全面传入中国，对中国医学产生巨大影响，启动了中华医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根本性转折历程。
——广东医学学会会长姚志彬2018年
在4月初广州的雷电暴雨中，当我继续写作和见证来华先驱传教士的伟大足迹时，138年前 （1886年）在广州传教士所创办的医院所发生的一幕意味深长的历史，再次将我带回到那个先驱时代。
青年孙中山，图片来自网络
1886年的那一天，一位从中山翠亨村的年轻人赶到广州基督教传教士的基地，这时他看到一个外国人（一位传教医生）从一座楼房中走出，就上前用英语问好：“先生，您早”！
这位从中山翠亨村赶来的年轻人名叫孙帝象（Sun Tai Cheong），后来又名为孙逸仙（Sun Yat Sen），最终以孙中山（1866—1925）之名，以推翻中国2000多年帝制、中华民国的缔造者而改变了中国史。
而当时年轻的孙中山上前问候的这位“外国人”就是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是来华先驱医疗传教士，当时广州博济医院和医学堂的开创者，他对这位当时少见的能如此熟练使用英语的中国青年有好感，最终让孙进入博济医院“当一名护理员”。
嘉约翰，图片来自网络
没有想到两位改变了中国史的先驱者，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相遇在中国史之中，而后又各自沿着自己的使命与道路前行，最终又在百年博济医院的命运中汇合、定局（暂时按下不表）。
据说，年轻的孙逸仙医生在博济医院就开始从“医人到医国”的转变，“开始谋划对中国的改造了”，而在其名震世界的《伦敦蒙难记》大作中，特别提及这一段历史说：“我于1886年间在广州英美传教会（Anglo—American Mission）师从德高望重的嘉约翰医生学习医学。”此时，史家们考证，孙逸仙已经是一位受洗的基督徒。
反倒是嘉约翰自己则并没有怎么提及这个年轻人（孙逸仙），仅仅将其名字列入了“今年由我指导的十六名学生、其中四名为女生”的名单之中。嘉惠霖所著的《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对此不失幽默的记录到：“他（嘉约翰）不知道他所教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将被证明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在1912年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第一位总统。”
就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图片来自网络
因为，这位怀抱福音信仰的先驱医疗传教士，自有其伟大使命，这使命让他在当时根本没有现代医疗条件的中国，开创出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现代医学院，更为惊人的是开创出中国第一家现代疯人院。
这三项成就本身就是改变中国历史的创举，而医疗史家陈小卡在其大作《西方医学经粤传华史》中记录到，嘉约翰在异常繁重的医务、医学工作中，竟然又翻译了34部西医药著作，培养了150多名西医人才，这些人才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代西医。
而这些开创性的现代医院、医学人才和医学著作，向中国的扩散，就开创出现代医疗在中国成长与造福的百年历史大潮。
所有这些成就无疑让嘉约翰成为中国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伟大奠基人之一。那么，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到底是谁？如何能在中国创造这样的成就？
在4月初广州的雷电暴雨中，是以此篇为这位“被低估”的先驱者见证。
博济医院的开创者与奠定者
嘉约翰是在169年前——1855年5月经过长达半年的远航，从美国抵达广州的，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接管由更早来华的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所开创的广州新豆栏医局。
伯驾，图片来自网络
这所1835年所开创的广州眼科医院可谓是公认的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也是日后影响中国历史巨大的博济医院的前身，更关键的是伯驾与广州新豆栏医局开创了在中国医疗传教的先河，拉开了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医办学的序幕，最终将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带入现代医疗的文明之光中。
对于伯驾的开创之功，我曾以《188年来，中国人不应忘记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与其4位伟大的医疗传教士》为其见证。
而当时的开创者伯驾经过长达20年的超负荷工作，健康几近崩溃，必须要有人来承担他已开创的新局。
然而，嘉约翰为什么要来华接受这样的任务？
我们对于嘉约翰的早期岁月实际所知相当有限，这也是中国人对他的亏欠。我们只是知道他1824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邓坎斯维尔（Duncansville），1842年开始在肯塔基州梅斯维尔学习医学，1847年毕业于费城杰斐逊医学院，而后在俄亥俄州南部行医七年，这仿佛是一个美国医生的道路。
然而，就在俄亥俄州南部行医时，嘉约翰遇到了一次演讲，让他与当时遥远的古老中国关联，就此决定了他的命运。
据《博济医院百年》所记录，这次演讲是一位中国绅士发起的，他在演讲中，“极言中国民间饱受疾病之苦，非常需要现代医学。”嘉约翰就是被这演讲击中灵魂，他不久就决定要成为一位医疗传教士，赶赴中国去拯救这民间疾苦。
嘉约翰，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先驱者的道路往往是坎坷的，甚至是备受击打。
当嘉约翰作为美国长老会派遣的医疗传教士在1855年抵达广州时，先是他新婚不久同行而来的妻子金斯伯里（Abby Kingsbury），因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不幸病逝。多么巨大的悲痛啊！从最早的来华先驱传教士马礼逊开始，多少先驱传教士的妻子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埋葬在这里！
随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在相互敌对的情绪与愤怒中，广州新豆栏医局与其所在的广州十三行商馆一起被烧毁，夷为平地，先驱伯驾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医疗先河与其拯救无数病人的医院，就此被付之一炬。嘉约翰所接管的新豆栏医局就此消失。
来华仅仅一年多，就连续遭遇如此的重击，这样的道路还能继续吗？我们没有其他历史资料来了解当时嘉约翰的所思所想，只是知道他不得不在1857年7月返回美国，又进入费城杰斐逊医学院学习医学，并开始募集有限的资金，用于外科手术经费。
1858年，这位坚定的医疗传教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之际，再次返回广州，与他一起同行的是其第二任妻子莫斯利小姐（Isabella Jane Mosely），以及在美国募集的有限医用资金。
这就是嘉约翰这位先驱医疗传教士，在时事与命运的重击中，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反而继续英勇前行。这样的选择与坚定，让我们明白这的确是一位为耶稣基督所呼召和鼓舞的先驱。
博济医院老照片，图片来自访古游记
1858年11月，嘉约翰在当时广州南郊江边的增沙街（今天海珠广场的回龙路）找到了一座房屋，加以改造，以此作为新的医院。而在1859年1月开业之际，这家医院被命名为博济医院（The Canton Hospital），“博济”的意义就是“广施善行”。一个“济”字极其精妙，将福音信仰拯救世人之道，与医道救世之道，合而为一，所以，在先驱传教士开创的中国最早医院中，有博济，有道济，有仁济，有柔济......皆怀济世之道。
而博济医院，既是伯驾1835年所创办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的继承，又是一家日后积淀百年，对于中国现代医疗、医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发源地医院。
嘉约翰，就是这所医院的开创者、奠定者，更是这所医院的壮大者。从1855年到1899年长达44年的时光，嘉约翰作为院长将其生命积淀在这家医院的灵魂与其成长中，他不仅开创博济医院，并两次确定其址，最终永久性的将其植根于珠江之畔，成为传承百年的医院，造福至今已有189年。
博济医院女医生赖马西，图片来自网络
而在嘉约翰与其杰出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博济医院不仅从最早期的一个眼科医院的起源，演变为内外全科的医院，更是发展出男女病区，在当时传统礼教束缚的中国社会开始收治女病人，并由专门的传教士女医生来负责（当时的先驱医疗女传教士赖马西和富马利都曾在此工作，是嘉约翰的助手，详见《188年来，中国人不应忘记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与其4位伟大的医疗传教士》）。
博济医院女医生富马利，图片来自网络
这所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也开创了中国现代医疗史上的诸多“第一”：第一例眼疾手术、第一例卵巢切除手术、第一例膀胱取石手术、第一例乙醚麻醉手术、第一例截肢手术、第一例剖腹产手术、第一例病理解剖手术、第一张X光片、中国第一本医学杂志、第一间西医学堂......
第一例截肢手术，图片来自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国最早的乙醚、氯仿麻醉术，图片来自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国最早膀胱取石手术，图片来自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国第一例剖腹产手术，图片来自孙逸仙医院
而所有这一切的创造，又在博济医院通过“医疗传教士与医院所培养的学生，将西方医学辐射式推广到广东全省与省外。”
首先，就在广州，当时的西医机构，大多由博济医院与其相关的医疗传教士繁衍而出。诸如，1848年英国医疗传教士合信在广州金利埠所开办的惠爱医院，1880年代在博济医院服务的美国北长老会两位女传教士赖马西与富马利医生，先后开办的四牌楼赠医所、十三甫赠医所、存善大街赠医所，直到1899年富马利开始创办夏葛女医学院、柔济医院、端拿护士学校（详见《发现柔济—125年前，女传教士富马利，开创引领中国妇女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先驱事业》），直到1898年嘉约翰自己创办芳村精神病医院，直到1909年广东公医学堂筹办等等，都有其与博济医院的深刻渊源。
柔济医院，图片来自《发现柔济》
而医疗史家陈小卡在其著作《西方医学经粤传华史》中，发现经由博济医院医学传教会人员在广东省内外推广西医的地点相当广阔，包括佛山、三水、肇庆、四会、阳江、澳门、香港、梧州、厦门、宁波、上海、北京、台湾、海南，甚至抵达日本。
由此可见，博济医院在将现代医疗、医学传播和推广到广阔的中国大陆，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医院。”
当我们以中国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百年史的尺度，再来回顾博济医院的发展历史时，就很容易洞察到嘉约翰再造博济医院的不世之功，这是一位被低估的“先驱者”，他的确是中国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伟大奠基人之一，所谓的“发现嘉约翰”其义即在于此。
让我们继续追寻这位奠基人的伟大脚踪。
开创博济医学堂，开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先河
嘉约翰对于中国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在博济医院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第一所现代西医医校——博济医学堂，开创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河。
1866年，博济医院因业务发展又在当时被称为榖埠（今天的沿江西路，靠近珠江一带）的新址建院，可谓建立了博济医院永久性的院址，传承至今。
博济医院老照片，图片来自访古游记
此时，嘉约翰执掌博济医院已近10年，博济医院已具相当规模，是当时在中国刚刚起步的现代医院（大多由西方先驱医疗传教士所建立）中医疗设备与医师力量、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具备了开办医学教育的必要条件。
然而，开办现代医学教育的另一项条件是这些先驱医疗传教士自踏上中华大地，开办医院就立即着手开创的——这就是他们以带徒弟的方式带出了中国最早的西医助手。
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办眼科医局（广州新豆栏医局）第二年（1836年），就言传身教训练了3名中国助手，在做眼科手术之外，也做外科手术，伯驾先后训练了大约10名中国助手，其中著名的是关韬（Kuan A—To），不仅可以独立做医疗手术，而且能在伯驾外出之际，能代行管理医院。
伯驾与弟子关韬，图片来自网络
后继而来的医疗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26—1873）、嘉约翰继续传带中国弟子，嘉约翰当时传授的一名学生是苏道明（So To Ming），是一名迷路的孤儿，是嘉约翰收养成人，并教授医学，最后成为博济医院的眼科专家和总麻醉师。而在1861年和1863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又招收了两届学徒培训。
黄宽，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还有一个华人传教士医生黄宽（Wong Fun）做出重大贡献。黄宽与容闳是马礼逊学校的同学，后跟随布朗校长夫妇返回美国，最终容闳进入耶鲁大学，成长为打通中美教育留学的第一人，而黄宽则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医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近代最早赴西方医学的第一人，1857年当他以伦敦会医疗传教士身份返回中国后，就开启了在广州救治国人的行医历程。而黄宽在与合信、嘉约翰于医院医疗合作之余，也传带中国弟子，是为中国医师教授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的开端。
所有这些条件的汇合，让嘉约翰在1866年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创举，就是在博济医院内创办了博济医学堂，其意在于“与新的医院相结合，开办了一所医科学校，给两家医院（博济医院和金利埠医院）的学生以及少数其他学员进行系统的培训。”
博济医学堂老照片，图片来自访古游记
这所医科学校附设于博济医局，突破了以前行医带徒的传统医学教育方式，开始系统授课、见习和实习，传播现代医学，对外扩大招生，培育医学人才。
这所医科学校首届招生8名，学制3年。黄宽被聘为该校医学教师，与嘉约翰共同负责教学工作。其中，黄宽负责解剖学、内科学和外科学课程，嘉约翰负责药物学和化学，关韬则负责临床医学和中医药。这些当时的著名医生亲自执教，可谓阵容强大，实力不凡。
真光中学的创办者那夏理，图片来自网络
而这所开创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先河的医科学校，在嘉约翰的执掌下，不断成长，不断开创先河，医校初设之时，只招收男生，而在1879年，医校创办13年后，应当时女传教士那夏理（Harriet Newell Noyes）所创办著名教会中学——真光中学的请求，接受该校两名女生入学，这是中国培训和教育女医生的开端，也是男女同校的开端，想一想在中国传统礼教严重束缚的时代，即使在20世纪初期，在当时的大学中，男女同校接受教育，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教育与政治问题，你就更明白在1870年代做出这样决策的重大历史价值——中国的女性终于获得了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的机会。而这个机会首先是从嘉约翰开创的博济医学堂打开的。
而随着博济医学堂继续成长，嘉约翰就进入在现代医学书籍和现代医学教材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对于现代医学在中国的编著与传播，合信（Benjamin Hobson，1826—1873）之功不可没。
合信，图片来自网络
《全体新论》，图片来自网络
这位英国伦敦会医疗传教士，自1850年来到广州后，就开启了其杰出的工作，先后编译出版《全体新论》（又名《解剖学与生理学大纲》）、《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心说》、《医学新语》等西医学系统著作，可谓开创了在中国传播西医的先河。
嘉约翰，图片来自网络
而当嘉约翰推进博济医学堂的工作时，就不得不在合信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学医学的学生对每个分支学科都需要更充分论说的时候了。”
于是，嘉约翰从1860年代开始，连续出版了他自己的著作《化学阶段》（Principles of Chemistry）、《西药略释》（Manual of Materia Medica）、《裹扎新编》（Essentials of Bandaging）、《溺水救生》（Method for Restoring the Drowning）、《皮肤新编》（A Manual of Skin Diseases）、《内科微释》（Symptomatology）、《花柳指迷》（Treatise on Syphilis）、《割症全书》、《热症》、《卫生要旨》、《内科全书》、《体用十章》、《妇科精蕴图说》等等。
《体用十章》与《西药略释》，来自《西方医学经粤入华史》
《割症全书》与《儿科撮要》，来自《西方医学经粤入华史》
《皮肤新编》与《妇科精蕴图说》，来自《西方医学经粤入华史》
由此，医疗史家陈小卡评价道：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合信和嘉约翰先后在广州有系统地编著、翻译出版介绍了西医药各科专门著作20多种，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西医著作，为西方医学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卫生要旨》，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内科阐微》，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然而，先驱者嘉约翰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又开创了中国最早西医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这就是1868年，他在广州编印出版《广州新报》，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期刊，初为周刊，1880年改为月刊，并改名为《西医新报》，由博济医局发行。
嘉约翰《广州新报》，图片来自孙逸仙纪念医院
嘉约翰《西医新报》，图片来自网络
嘉约翰对于西医学术期刊的开创，在广州同样引发了西医学术期刊延绵不断的出版潮流，先是博济医院的华人医师尹端模等创办《医学报》，其后曾受教于博济医学堂的梁培基在1908年创办《医学卫生报》，而日后成为博济医院院长嘉惠霖医师在1912年创办《中华医报》，继而在1919年又创办《博济月报》，而富马利所创办的夏葛女医学院又在1920年创办《夏葛医学杂志》。
《夏葛医学杂志》，图片来自网络
由嘉约翰在广州开创的现代医学学术期刊的发行潮流，极大的促进了现代医学科学的学术交流与发展，推动了中国现代医学的教育质量与医疗水平的提高。
这是先驱者嘉约翰的又一不为人知的重大贡献。
传承百年、造福百年
嘉约翰所创建的博济医学堂这所医科学校一开始就满怀抱负：“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医科学校的胚芽，在未来岁月中将把它的学生送到这个帝国的各个地方。”
应该说，先驱嘉约翰的心愿业已完成。
先驱者嘉约翰，图片来自网络
这是因为正如博济医院向中国大陆所发起的辐射式的影响一样，博济医学堂也因其在广州引发的现代医学教育扩散，同样在中国大陆产生了扩散式的影响。
南华医学堂，图片来自University of Wisconsin
首先是嘉约翰所开创的博济医院的这所医学校，最终在1902年独立建校，命名为南华医学堂，成为华南现代医学的重镇。后在时代风潮中于1911年停办。但从1866年嘉约翰创建医校到1911年，45年间，这所医校培养毕业生达120多人，主要分布华南，也进入其他省份，可谓是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医学人才，推进了西医中国化，也推动了中国医学的现代化。
而由这所医学校进一步衍生出的现代医学教育机构和大学，就更进一步扩散了由其引发的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机。
先是嘉约翰在博济医院的助手女传教士富马利，在1899年带着4名博济医校的5名女学生辗转到广州西关逢源街开创广东女医学堂，日后在创始人富马利的精心培育下，发展为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夏葛女医学院。
夏葛医学院，图片来自网络
先驱女传教士富马利创建之功，我以《发现柔济—125年前，女传教士富马利，开创引领中国妇女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先驱事业》一文作为见证。而夏葛女医学院自创办至1935年归入岭南大学，一共毕业31届女学生，人数达到246人，分布于全国各地，甚至达新加坡、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地，华南地区大部分女医生多由夏葛女子医学院所培养，为中国医学教育做出独特贡献。
广东公医学堂，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因为1911年南华医学堂停办，而在广州西关十三甫创办的广东公医学堂，与博济医院和医学校渊源更深。其学生就是博济医学校的学生，其教职员大多也来自博济医学校，而广东公医堂的发起人达保罗（Paul J. Todd，1874—1939），就是当时博济医院的院长。此后广东公医学堂发展为广东公立医科大学，是为后来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前身。
广东公医学堂宿舍，图片来自网络
而1908年创办的广东光华医学社，其社长梁培基，本身就毕业于博济医院医学校，而后又曾留校任教药物学。广东光华医学社后来发展为广东光华医学院，是为以后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之一。
梁培基，图片来自网络
广东光华医社，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中国现代史发生的巨变，又再一次将博济医院和其所衍生的医院和医学教育机构推入新的历史风云中演化。
在嘉约翰与其博济医院医学堂的学生孙逸仙相遇26年后，这位昔日医学堂的年轻学生，已经在中国巨变的时代中，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成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和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而在1912年5月9日，这位“旧日学生”回到26年前学医的故地，此时，博济医院与其医学院都已成为引领中国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高地，而这位“旧日学生”也初步实现其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理想，嘉约翰与其相遇的学生孙逸仙，都改变了中国现代史，只是嘉约翰此时已安息于广州11年。
孙中山1912年5月回博济医院，图片来自孙逸仙纪念医院
孙中山在1912年重回博济，不仅将自己与这所开创中国现代医疗与现代医学教育先河的医院历史再次相交，最终将自己的烙印深深镌刻在这家医院的百年历史中。
在1935年，博济医院创建百年之际，博济医院、与其医校南华医学堂共同汇入当时中国16所著名基督教会大学之一岭南大学（Linnan University），由此建立岭南大学医学院。随后，富马利所创办的夏葛医学院也合并进入岭南大学医学院。
岭南大学钟荣光校长，图片来自网络
而当时岭南大学的杰出领导钟荣光校长，以及岭南大学董事会，有感于孙中山与博济医院的密切关系，以其生前对博济医院发展的关怀，为纪念这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就决定将合并后的医院和院校，命名为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Dr. Sun Yat-sen Medical College of Lingnan University），博济医院为其附属医院。
1935年11月2日，各界人士隆重聚会，举行博济医院成立100周年，暨孙中山开始学医并从事革命运动50周年纪念活动，中华民国重要人物云集，由孙科主持仪式，为“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纪念碑揭幕，也为“医学院大楼”举行奠基仪式。
1936年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奠基礼上主席团全体成员的合影，图片来自每日环球展览
1935年孙逸仙博士纪念碑，图片来自网络
就这样百年博济医院与其学生孙逸仙的事业融为一体。
在随后前所未有的中国历史大变局中，博济医院所开创的百年以上的现代医疗文明体系与成就还是被继承和传承了下来，只是其名被时势不断修改。
远望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本文作者拍摄
而在2024年3月15日下午，当我从沿着长堤大马路，向沿江西路走去时，远远望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大楼与大字时，我明白先驱者嘉约翰所开创的博济医院及其现代医疗文明在此已伫立189年了，是以此篇为这位先驱者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