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2:24

我今天到岭南大学来，看见这个学校之内，规模宏大，条理整齐，便生有很大的感触……这个学校的规模宏大，条理整齐，教育良善，和其余的学校比较起来，不但是在广东可以说是第一，就是在中国西南各省，也可算是独一无二。

——孙中山1923年12月21日在岭南大学演讲词

岭南大学是从广州一所男童学校及其后的基督教学院发展而来的。这是一部不可思议的传奇，一部由伟大业绩汇合而成的史诗。

——威廉·欧内斯特·霍金（1960年）

一座颂扬求实精神的雄伟丰碑从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它的名字就是岭南。它把中美两国的人民的灵魂联系在一起，至今它仍表现为对未来的执着追求。

——威廉·欧内斯特·霍金（1960年）

当前百事，待侬担负，不怕半途废。

壮我胸怀，得如昔在，母校光风里。

——岭南大学校歌（最后两段）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场著名演讲的开篇：

“兄弟今日得来此地，对岭南大学学生会，有机会和诸君相见，我是很喜欢的。因为诸君是中华民国后起之秀，将来继续建设民国的责任，我对于诸君是很有希望的。”

中华民国开创者孙中山照片，来自网络

“我今天到岭南大学来，看见这个学校之内，规模宏大，条理整齐，便生有很大的感触……这个学校的规模宏大，条理整齐，教育良善，和其余的学校比较起来，不但是在广东可以说是第一，就是在中国西南各省，也可算是独一无二。为什么广东只有一个好岭南大学，没有别的好学校呢？因为这个大学是美国人经营的……”（中山大学校史馆网页）

这是1923年12月21日在广州珠江南岸岭南大学怀士堂所进行的一场演讲。

原岭南大学怀士堂，现为中山大学康乐校园怀士堂照片，来自网络

自称为“兄弟”的演讲人就是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历经“护法战争”的失败，当时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是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大元帅，以此为根据地，再谋北伐。

而深深触动他的岭南大学，起源于先驱传教士所创办的男童学校，当时已有35年之久，伫立在珠江南岸康乐园的永久校址，正在成长为当时中国著名的16所基督教会大学之一，可谓雄踞华南，规模宏大，院系齐备，英才辈出，生机勃勃。

怀士堂孙中山《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演讲的纪念牌，来自网络

正是在这样一所气势不凡的大学，面对莘莘学子，孙中山深有感触，慷慨陈词，发表其著名的演讲《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号召青年学生承担建设民国的责任，不走中国人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老路，而去做利国利民的“大事”。

这是孙中山在岭南大学的第二次演讲，第一次是在1912年5月7日，他在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的马丁堂发表了题为《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演说。

1912年5月7日，钟荣光先生邀请孙中山先生到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在马丁堂向师生发表了题为《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演说。图片来自网络。

孙中山所言的“大事”，自有其义。

然而，岭南大学的创建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大事”，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史中那些真正改变中国命运篇章之中的“大事”。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威廉·欧内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1873—1966）在《岭南大学》校史中所言：岭南的缔造者们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自信，他们确认中国的教育必须有根本性的变革，而这种教育的变革源自这个国家与民族进入现代世界后为追求进步必然要经历的变革，所以，岭南的缔造者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广州开启了建立中国一流教会大学的历程。（李明瑞编《岭南大学》，Pix、xi）

岭南大学康乐园校址门前的石牌坊，摄于1927年，来自网络

而岭南大学对孙中山的触动太深了。

在岭南大学做演讲仅仅一个多月后，即1924年2月6日，孙中山就下达大元帅令，任命邹鲁为筹建主任，筹建国立广东大学，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政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等三校合并升格为国立广东大学。国立广东大学于9月19日开课，又在11月11日补行成立典礼，孙中山题写校训，寄以厚望。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其校址位于当时广州东北郊区的五山周边。

此为今日中山大学的前身与创始纪念日。

国立中山大学文明路旧址校门，现属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来自网络

百年之后，在2024年11月12日，中山大学的建校百年庆典在珠江南岸康乐园隆重登场，一时牵动万众瞩目，可谓辉煌宏大，备受尊荣，然而在这欢声雷动的百年欢呼中，人们已经忘记了在百年中大背后掩藏着一所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岭南大学，它曾奠基这康乐园百年大学的根基，它曾是这珠江白云间百年校园的主人，它在这里曾书写了中国教会大学的一部传奇，而后又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巨变中，如同其他15所中国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等等那样，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就此分散解体，在大陆消逝。（详见《一粒麦子落在地里——71年前被分拆而消失的中国16所一流基督教大学》）

中国16所著名教会大学的校徽，从左至右，第一排为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第二排为福建协和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华南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第三排为震旦大学、津沽大学、辅仁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这里欠缺的是华中大学的校徽。本图为本文作者所制图。

巍巍怀士堂犹在康乐百年校园，而岭南大学其名其功却不见彰显。

11月30日的广州冬日，万里碧空，异木棉花开灿烂，铁冬青红得鲜艳，珠江沉静奔流，又是一年最末的岁月，竟然如此温暖安宁。

在与南来的北大同学们，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一起追寻现代中国起源的源头：1807年福音先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与1835年医疗传教先驱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开创现代中国福音信仰、现代教育与医疗文明等等的起源后，送北大老友返回住宿酒店，遥望马路对面的中大校园，感慨中明白，是时候该提笔写作了。

岭南大学校徽，圆形校徽上半部为广州的白云山，横亘其中的是珠江，下半部是康乐校园的曲水细流。图片来自网络。

是时候，去见证这所在珠江白云之间，曾光耀华南的一部教会大学的传奇，去还原其历程，去触摸其灵魂，以昭世人。

       岭南起源——145年前一所基督教大学的梦想

简要的说，岭南大学起源于一个来华先驱传教士“中国应该有一所基督教大学来为整个中国服务”的梦想。这个梦想最初在1879年就已经闪现了，至今已经145年。

这位先驱传教士就是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1818—1894）。

先驱传教士哈巴安德的照片，来自网络

作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缩写 PCUSA）开创广州布道团的先驱，哈巴安德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就读于杰斐逊学院（Washington & Jefferson College）、西方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和宾州大学医学院（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哈巴安德在1847年抵达广州后的先驱活动就集中在创办学校与医疗的事工上。尽管这些学校与医疗都是传教士建立的早期比较简陋的机构，但依旧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新的现代文明种子，不断成长，也不断改变和重新塑造着这个传统的社会。

而哈巴安德此时梦寐以求想在中国建立的学校，却完全不同于他曾在广州建立的那些少年和成人的寄宿学校，按照哈巴安德的设想，这所学院“应该有一个预科学校，一所文理学院和一所医学院”，换句话说这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只是具有传播基督教的特点。（李明瑞编《岭南大学》，P6）

创办新教叙利亚学院的美国长老会先驱传教士丹尼尔·比利斯照片，来自网络

哈巴安德所设想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受一个先例的启发，这就是“新教叙利亚学院”（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1920年改名为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简称“AUB，），是美国长老会先驱传教士丹尼尔·比利斯（Daniel L. Bliss）1866年在叙利亚所创建，也是第一个在美国之外的美国大学，这所至今158年的大学在世界上依旧享有盛誉。

哈巴安德所设想的大学就是“新教叙利亚学院”的样子：学院由美国托管会负责提供资金和委派校长和教员；由校董会负责管理土地、校舍等当地事务；学院通过教授西方科学、医学和宗教等，纠正中国人由于专读儒学而确立的观念，启发中国民众。（陈国钦、袁征著《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P3）

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徽，来自网络

哈巴安德在中国梦想所建立的大学，追根溯源，是由中世纪基督教修道院演化而出的高等教育机构，自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作为第一所大学诞生，数百年间播种于欧洲大陆，成为现代文明的重镇，而后又进入北美，缔造出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一众名校，所有这些大学都具有基督教的渊源。（《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P152、156）

被誉为“世界大学之母”的博洛尼亚大学插图，来自网络

而在1870年代，哈巴安德所梦想在中国建立的大学，早已是西方文明的“标配”，但对于中国却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因为千年以来聚焦于科举考试的中国教育制度根本没有创造这样教育机构的历史机会。

来华的先驱传教士们率先洞察到了当时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局限于孔孟儒家经典，只包含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体系。对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化学、药学、外科学、机械、心理学、形而上学或宗教的理解都很不正确。因而，涉及所有这些学科的错误观点和见解在学者和文盲中都很普遍。”（李明瑞编《岭南大学》，P8）

被誉为“世界大学之母”的博洛尼亚大学校区，来自网络

由此，他们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要有根本性的变革，才能使中国在一个已经在全球确立的现代世界中自立。他们率先认识到这种变革会产生一种教育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所统治的学校教育所无法提供的。

被誉为“世界大学之母”的博洛尼亚大学校徽，来自网络

由此他们看到了在中国建立现代大学的机会，并与自己来华的福音使命结合，开始奋不顾身的前行了。

        建校岭南——为一所基督教大学梦想的报告

1879年，哈巴安德将“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来为整个中国服务”的构想提交1880年即将在费城召开的长老会大会讨论，但并没有被通过。

然而，进入1880年代，哈巴安德建立大学的奋斗并不孤独，此时来华先驱传教士们从南到北在以前建立的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加快了建立教会大学的步伐：在上海的圣约翰书院正在向圣约翰大学转变，上海中西书院正在向东吴大学转变，在山东登州的文会馆正在向齐鲁大学转变，在杭州的育英书院正在向之江大学转变，而在华北通州的教会学校正在向华北协和大学转变......（详见《现代教育之光耀中华——发现中国13所教会大学》）

1884年，哈巴安德所在的广州长老会布道团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行动了，便派传教士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 ，1850—1901）在回国休假时，积极争取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同意在广州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

香便文1873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同年就偕同新婚妻子受长老会派遣来华传教，常驻广州直到1899年返回美国，是为长老会开拓华南的先驱传教士。在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服务中国的梦想上，香便文是哈巴安德的知音，但关于这所大学的选址，两位传教士有所不同，哈巴安德当时更倾向于在华中和华北地区的上海、南京和北京，而香便文则认定应该在华南的中心——广州。

创办岭南大学的先驱传教士香便文，图片来自网络

香便文可谓不辱使命，他在1885年1月向长老会海外差会提供的建校报告是相当充分有力的。

他在报告的开篇就开门见山的回答——为什么要在广州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

“全面教育作为附属于传教使命的一种活动形式起着什么重要的作用。广州人正越来越追求高层次的学识。这两点不仅反映了在这个城市开办教会大学的愿望，也反映了现实的需要......”

他已惊人的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教育方式会发生重大的根本性改变。”

然而，为什么要将大学校址选择在广州？

香便文如此回答：“以广州为代表的区域，其人口之众相当于法国，面积还大于法国......在整个华南辽阔大地上，人口已达3000万到4000万，却仍未有一座学府为当地人民提供高等教育。对此，所有有关人士越来越引以为憾。”（李明瑞编《岭南大学》，P7）

在报告的最后，香便文写到：“除了长老会，还没有其他教会打算开办这样一所学院。”

1898年出任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西学总教习的传教士丁韪良，图片来自网络

而今再读139年前香便文申请建校的报告，其诚恳动人，其分析有力，切中要害，但人们不禁会追问为什么当时在中国建立大学这样的“大事”，却要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等教会机构来承担兴建的责任？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震动了清王朝，开始转向维新变法，图片来自网络

简要的回答，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世俗社会都没有这样的认识，也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当时的清帝国政府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帝国文明辉煌中，还在延续千年的科举考试的教育制度中打转，只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巨大硝烟中，曾经威震亚洲的北洋舰队沉没于黄海，才在惨败与《马关条约》中痛定思痛，才开始维新变法（1898年），才开始从整个国家层面确立现代教育与学校的体系，进而才在国家层面开办所谓第一所新式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1898年建立，由许景澄任中学总教习，美国先驱传教士丁韪良任西学总教习，是为日后彪炳中国现代史的北京大学的前身）。

两百年来那些创办中国教会大学的传教士们，本文作者制图

而在此之前，来华先驱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现代学校与大学的工作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他们的认识与行动大大超前于这个国家之前的觉醒程度，是他们启蒙了这个国家的现代教育。（详见《两百年来，传教士为中国带来现代文明火种，燃烧为文明之光，光耀中华》）

然而，在当时无论是兴建现代学校，还是兴办现代医院，不仅冒着社会和政府抗拒的风险，还要有人力与资金的长期大量投入，没有任何世俗的组织会为这看不到迅速利益回报的事业去投入，在当时也只有怀抱神圣使命的来华先驱传教士与教会机构为了福音的传扬而愿意去承担这样的“大事”，愿意去承担这样兴建的“责任”。

建校大纲——未来岭南大学的发展蓝图

先驱传教士哈巴安德没有退缩，没有放弃建立这所大学的梦想。

1885年下半年，他病休回到美国后，再次向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请求批准在中国开办一所基督教大学。哈巴安德的热忱与品格深深打动了差会，这一次他们完全同意了开办大学的申请，并委托哈巴安德负责筹建这所基督教大学。

此时，哈巴安德年已67岁，来华服务已经41年，但他不顾高龄，满怀热忱与使命的投入筹建建校的工作。

创办岭南大学的先驱传教士哈巴安德的照片，来自网络

一个组织的特质与持久发展，往往要看其源流，因为这里有创始者的初心与基因。

哈巴安德建校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托管会，由它来负责向筹建的大学提供资金。这样安排，让未来的大学并不附属于长老会。

这个托管会是在1886年4月30日在纽约中央大街23号美国长老会布道团大楼建立的，但其中的6名成员有三人是宗教人员，却有三人并不是。这样的安排显示了哈巴安德一开始就将建校超越宗派的思路。而哈巴安德也被邀请加入托管会，并当选为秘书兼司库，而托管会又授权他“以托管会的名义为中国基督教大学筹款”。（李明瑞编《岭南大学》，P8）

随后，哈巴安德起草了一个八页纸小册子的建校大纲，在扼要回顾当时中国科举考试与教育制度局限于少数精英教育、局限于儒家经典的重大弊端后，明确未来学校将致力于提高各阶层人民对教育的兴趣和受教育的水平，其办学目标在于通过讲授西方科学、医学和宗教，使受教育者能成为基督教牧师、教师、医生或从事任何上帝所宣召的工作。

而这所大学的办学精神是：“它将与所有传教团体及其代表和教育机构竭诚合作，以期对中国进行启蒙，并使之基督教化。它将致力于提高各阶层人民对教育的兴趣和受教育水平。”（李明瑞编《岭南大学》，P9）

在建校大纲中对于未来大学的计划简要简绍如下：学校设一个托管会在美国，负责提供资金，在中国设一个董事会，负责校务。学校分为三个部分：预科部、本科部与医学部。

这份138年前八页纸的建校大纲是相当重要的历史文件，它基本勾勒出了这所基督教大学，即未来岭南大学的发展蓝图。

中国留学生先驱容闳，图片来自网络

哈巴安德筹谋一所为中国服务的基督教大学的使命感，深深感召了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当时有27人签署文件授权可以用他们的名义推动建校。其中有2名外交官、2名法官、1名前美国教育部的高官、12位知名牧师、7位宗教杂志编辑、4名著名医学院任教的医生，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阵容与气势不小。（李明瑞编《岭南大学》，P9）

而在这27人名单中，有一位人物的出现，让哈巴安德所筹建的中国基督教大学更具有深深的历史意义。这个人物就是容闳（英文名Yung Wing，1828—1912）。

以中国留学生先驱、以留美幼童计划而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容闳，其背后是1807年来华的福音先锋马礼逊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学校的源流，容闳才得以追随马礼逊纪念学校的布朗校长回美进入耶鲁大学，成为耶鲁毕业中国第一人，随后又在1870年代推动幼童留美计划，为中美的教育文化交流开辟出新的篇章。

容闳推动留美幼童计划，图片来自网络

而今，容闳再现于支持哈巴安德筹谋在中国建立大学的名单上，可谓是福音先锋马礼逊1818年在新加坡开创英华书院开辟华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大成果：中国的现代教育终于从传教士们筚路蓝缕所建的小学、中学，向现代综合大学迈进。（详见《百年来，中国曾拥有的16所一流基督教大学与其伟大的校训》）

格致书院诞生——136年前岭南大学起源广州

尽管，哈巴安德的建校大纲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但要筹建这所大学，当时需要30万美元。艰苦的筹资随即开始了。

哈巴安德为建立大学所做的募资之旅是所有来华传教士为建立学校和医院等现代文明机构都必须面对的。这个任务并不轻松，他们要为赢得各界人士的募资进行各种艰苦卓绝的努力，这样的故事不仅经常出现在先驱传教士身上，更闪现在那些在中国建立教会大学的那些校长身上，如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而在哈巴安德身后后继的岭南大学校长们同样如此，如岭南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详见《不可磨灭的燕京大学与创始校长司徒雷登》）

创办岭南大学的先驱传教士哈巴安德的照片，来自网络

建立大学是需要花费巨资的，而钱来得并不容易。

直到1887年底，建校募资才有10万美元，其中包含哈巴安德自己以保证书形式捐助的1万美元，离30万美元的财务目标尚远。

但托管会认为建校的起步资金已经足够，便任命哈巴安德为校长，授权他来中国办学。

而对于这所基督教大学的校址，哈巴安德还是倾向于在华中和华北，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彻底确定了校址问题。

这就是托管会收到了一封来自广州的400人签名的请愿书，由乡绅陈子桥牵头发来，请求将这所基督教大学在广州建立。据说，这400人的名单，包含10位翰林院成员，还有11名进士，100多名举人和秀才，100多名政府官员等等，包括了当时的乡绅、官员、商人和学生等等群体，可谓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他们声明，他们所谈的不仅是自身的愿望，更是全广东各级民众的心声。（李明瑞编《岭南大学》，P11）

这是一次特别的请愿行动，恰恰佐证了先驱传教士们所洞察的那种中国教育变革的“需要”。而由当时的中国人自己呼喊出来，就更加珍贵。

这也是传教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由此，哈巴安德最后将校址定于广州。

1888年初，已经年高70岁的哈巴安德偕同夫人回到广州，在广州沙基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建校中国基督教大学（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中文名最初为格致书院。其名称随着办学的演进不断变更：1903年5月中文名变更为岭南学堂（英文名称改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04年迁入珠江南岸康乐园永久校址，1912年9月中文名称改为“岭南学校”(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27年7月1日正名为岭南大学（英文名改为Lingnan University）。

当时有80名年青人来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录取了其中30名。

第一个来报名的就是牵头请愿的乡绅陈子桥的儿子陈少白。

孙中山反清革命的战友陈少白照片，来自网络

这个陈少白在中国现代史上并不平凡，他青年时代就与孙中山相识，随后成为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的忠实战友，直到1912年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

岭南大学前身的第一个学生在中国现代革命中有如此的作用，特别象征了这所身在华南的大学与中国现代史无法分割的交汇。

当时号称议论时政的“四大寇”，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关景良、尤列，图片来自网络

终于在1888年3月28日，格致书院正式上课，而当时的教师只有三人，分别是哈巴安德夫妇和一个中国教师。

学校的功课相当繁重，每周上6天课，每天上6节课。为了节省资金，哈巴安德夫妇共同执教，却只领一份薪水。随后繁重的授课与校务压垮了他们的身体，1890年夏天他们双双病重返回美国修养，学校于1890年8月20日不得不关闭，先后有三年一直没有复课。

直到1893年3月10日，在美国的托管会召开会议，一致推荐广州长老会布道团的传教士香便文成为格致书院的校长。由香便文担任这所在广州建立的学院的校长，可以说顺理成章，因为他曾为建校奋战过，作为哈巴安德的战友，他努力推进哈巴安德肇始的基督教大学梦想，但严格意义上说，直到1918年为止，这所学校都没有达到真正大学的水平，而且在动荡的清末历史岁月中，受时局等影响，校址几经变迁，但还是在中国现代史壮阔的历程中，最终演变为光耀华南的真正基督教教会大学——岭南大学，位列中国十六所著名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光辉序列。

1900年格致书院全体学生，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创始者哈巴安德、香便文都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在1894年10月27日，这位来华奉献服务长达46年的先驱传教士在美国俄亥俄州伍斯特去世。而来华服务26年的香便文则在1901年在美国去世。

据说，在有生之年的最后岁月中，哈巴安德有些失望，因为当时梦想所建立的基督教大学在广州进展并不顺利，这个梦想似乎正在消逝。

在他去世的时候，这所学校的美国托管会通过一个备忘录感谢他的建校之功，并对在广州的基督教大学寄以期望：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所具有影响深远的学府，会成为纪念其缔造者热情和努力的永久的纪念碑。”（李明瑞编《岭南大学》，P22）

这个预言极其具有远见，最终在广州实现了，光耀华南的岭南大学的确成为对创始者哈巴安德最好的纪念碑。

岭南大学康乐园校址门前的石牌坊，摄于1927年，来自网络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没有哈巴安德，一定没有岭南大学，而失去岭南大学的广州现代高等教育的状况，实在难以想象。

而这样真实感人的历史，我是在2023年3月间在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偶然遇到格致书院与其后继的岭南学堂的图片，才获得了一些线索，随后在追寻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时，追寻中国教会大学的起源时，才与哈巴安德这样的建校先驱者们相遇。而在主流历史中，他们被遮蔽的太久，他们被消失的太久。

以此作为《一粒麦子——百年中大背后掩藏的一所中国著名教会大学：岭南大学》之第一篇。

让我们继续追寻先驱者的脚踪，去见证这所在珠江白云之间，曾光耀华南的一部教会大学的传奇，去还原其历程，去触摸其灵魂，以昭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