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圣经·新约·罗马书》1:16
我从患病妇女的身上摘除肿瘤,让失明的人恢复视力,我给数千人解除痛苦——那都是您的功劳......我们不考虑回报,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热爱您——敬爱的上帝。
——富马利《富马利中国见闻录》
从那些接受过富马利医生教育的中国医生身上,其他的中国人也能够追随富马利为之奉献的事业。
——露西·W·皮博迪
“这座城市(广州)的最西边,在这里我们(女传教士富马利与其兄富尔敦牧师)找到了一片开阔的土地,有200头猪正躺在泥泞里,北边的河流上架设了一些矮小的棚屋。每天晚上棚屋里的猪被驱赶出来,养猪的人全家睡在猪圈的上层。”
在125年前“这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恶臭难闻的“猪村”!
但就是在这个“猪村”(广州西郊逢源西街),女传教士富马利(Mary Hannah Fulton)以使徒般的信念,化身为中国现代妇女医疗事业的缔造者与先驱者,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女医学院——夏葛医学院(Hackeet Medica College for Women)、妇孺医院——柔济医院(The David Gregg Hospital For Woman and Children)和护士学校——端拿护士学校(The Julia M Turner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创造历史,改变历史,历经演变,造福百年。
富马利图片,来自网络
由此,我以《发现柔济——125年前,女传教士富马利,开创引领中国妇女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先驱事业》一文见证这位先驱者的伟大事工!
而在2024年3月15日上午,当我从广州地铁6号线如意坊B出口出站,穿过高架桥下的工地,踏上多宝路的时敏桥,重返历史的现场,追寻125年前女传教士富马利所开创先驱事业时,125年前的“猪村”早已杳无痕迹。
时敏桥,本文作者拍摄
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巨变,会抹去多少历史的伟大痕迹,更不要说一直被主流历史遮盖的来华传教士们事工。当我3月15日走过时敏桥,向着曾经的历史现场前行时,我真的不知道,我将会见证到什么?这里还有没有这位先驱者遗留的痕迹?这里还会有什么与这位先驱者关联?!
没有想到,历史现场给了我清晰的答案!是以此篇,重返历史现场,再次见证和追寻富马利与其125年前所开创的先驱事业。
见证柔济——镌刻“柔济医院”四个大字的巨石
穿过时敏桥的河涌两岸布满居民住宅和高耸的现代高楼,河岸边巨大的榕树根深叶茂,已经无法看到那些百年历史老照片中的哥利舒教堂、马利伯坚堂、麦林伟堂、夏葛医学院、柔济医院等等老建筑,只是在现代高楼与大树的掩映中,远远望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柔济医院百年后的继承者)的大字。
柔济医院早期图片,左为哥利舒教堂,来自《又见柔济》
从时敏桥远望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本文作者拍摄
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巨变,在中国现代史上,往往是沧海桑田。巨变抹去的不仅仅是那些百年前历史发生地的建筑,也往往会抹去这些曾创造先驱事业的人物与其事迹,尤其对于来华创办先驱事业的传教士们而言,经过一个众所周知的特殊年代的改造,往往意味着被历史遗忘或被历史遮盖。
试问,即使在广州,又有多少人知道125年前,中国最早的女子医学院、妇孺医院和护士学校,曾在这里诞生?又有多少人知道一位名叫富马利的女传教士为了解救当时中国妇女的苦难,开创了这些先驱事业?!
河涌与医院,本文作者拍摄
所以,当我在3月15日走过时敏桥,沿着多宝路,向前行走,走向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柔济医院百年后的继承者,重返125年前富马利创立夏葛女医学院、柔济医院与端拿护士学校的历史现场,我并不知道,我将会见证到什么,直到我看到镌刻在巨石上的“柔济医院”四个大字。
镌刻“柔济医院”的巨石,作者拍摄”
当我跟随着多宝路熙熙攘攘的人流,从带有民国建筑风格的红砖墙(1937年柔济医院落成的门楼),转向医院正门口时,赫然看到“柔济医院”这四个古朴大字与巨石时,竟然有一些被震撼和感动!
先驱者的历史并没有被遗忘,而且是以这种方式被彰显。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大门招牌,本文作者拍摄
这块镌刻“柔济医院”四个大字的巨石安卧在医院大门口的花丛中,与多宝路旁高耸的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招牌,与其背后完全现代风格的医院门诊大楼形成强烈的对比,让人不禁追问:这“柔济医院”到底与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是什么关系?!
当然,读者通过《发现柔济——125年前,女传教士富马利,开创引领中国妇女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先驱事业》一文,已清晰明白了这个历史脉络:现在的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就是125年富马利所开创的先驱事业之一——柔济医院百年后的传承者。
柔济医院旧门楼,本文作者拍摄
而在1902年,柔济医院最初诞生时,是广州第一家、而在中国最早的专门为妇孺服务的医院之一,她的中文名字最初是“道济”,取其传道、以医济世之意。
而中国第一家以“道济”为名的妇女儿童医院,却真是由一名美国女传教士道济(中文名),1885年在当时的北京安定门创办的。这位女传教士受美国妇女联合传教会派遣1869年抵达当时的北京,她很快注意到当时中国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量的难产夺去了妇女与婴儿的生命,这苦难同样驱使道济返回美国在民间筹款,最终1885年在当时北京安定门交道口北二条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妇产、妇幼医院——道济医院。而在10多年后, 女传教士富马利在广州又建立了一家中国最早期的妇幼医院。
柔济女医院最早期老照片,《发现·柔济》
这些前仆后继的传教士们,传扬福音信仰之道,以医济世,拯救中国苦难中的妇女儿童、造福严重缺乏现代医疗文明的中国人。“道济”一词可谓名符其实,相当传神。而这“道”,不仅是医道,以医济世的道,更是福音信仰之道,是耶稣基督拯救世人之道。富马利她们就是为此呼召的使命而来中国奉献的。
那么,“道济”又如何变为“柔济”?
据说,是当时的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先生提出的建议,因为“道济”一词与粤语“刀仔”之音相近,而西医外科手术经常动刀,为当时人们所惧怕,建议改名为“柔济”。富马利们接受了这一诚恳智慧的建议,因为这个名字更为亲民,也更为贴合这家医院创办时专门为妇女儿童患者服务的特性。“柔济医院”由此定名(见《发现·柔济》P11)。
柔济医院患者与医护照片,来自网络
而今看来,“柔济”这个词是如此传神,“柔”是柔心、柔性与柔软,对应了女性,对应了妇女和儿童,对应了女传教士、女医生、女护士,但正是这些柔性的力量、女性的力量,不仅让这里成为救治妇女和儿童患者的殿堂,也成为当时拯救和解放当时被压制和伤害的中国妇女的殿堂,开一个大历史时代的风气之先。
柔济医院是如此传神,竟然历经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历史时代的巨大变迁,传承发展至今,依旧造福于大众。而柔济医院也是一个多世纪前来华传教士所创办的数目巨大的医院的一个代表,她们同样传承发展至今,依旧造福于当代中国人,这样的伟大功绩需另辟专文。
门诊大楼,本文作者拍摄
而在3月15日上午,当我经过镌刻“柔济医院”四个大字的巨石,继续向医院内部走去时,急冲冲的人流进出门诊大楼,门诊大厅里拥挤涌动的人流,与任何一家广州的大医院没有任何差别。
见证柔济——遇见林护堂
当我从门诊大楼右转前行,就与一栋红砖绿瓦的民国风采的建筑相遇了。在四周都是现代化大楼的氛围中,这座四层红砖墙绿色琉璃瓦、窗棂高大的老建筑焕发出古色古香的独特气息,在高大的木棉树下,大气而安静地伫立在那里,仿佛等待有心人去探访。而在其狭窄的道路对面,是一个三层的小楼,布满CT检查室等现代医疗的科室,再次提醒人们,这里依旧是一个现代医院的领地。
林护堂,本文作者拍摄
当我走进这古色古香的民国老建筑,在墙基的上方的红墙上钉立着纪念牌:林护堂——柔济医院旧址。这就是传说中的林护堂了。先驱者的事业再次以一座中国古典气息的老建筑被保存、被纪念、被彰显在这里。
林护堂与柔济医院旧址文物保护牌,本文作者拍摄
那么,林护堂何来?
据柔济医院的院史记载,1937年建成的林护堂,是由华侨建筑巨子林护先生大量捐助而命名,其目的其解决当时柔济医院从妇幼医院发展为综合医院后,严重缺乏医疗业务用房的困境。1937年建成时,当时的孙中山之子孙科专门题匾,国民政府原外交部长王宠惠为奠基石题字。而林护堂也成为当时柔济医院的主要医疗业务所在地,内设病房、学生实验室、研究室与手术室等等。(见《发现·柔济》P27)
林护堂,本文作者拍摄
而令人意外的是,这座古色古香的中国古典气息的林护堂,却是由一位美国建筑师设计完成。
这位建筑设计师就是嘎恩(Charles Alexander Gunn,1870—1945),他是美国长老会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1892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建筑系,后来加入美国北长老会对亚洲差会,他从1917年开始就每年有3个月时间在广州工作,1921年定居在中国,他由此成为一个美国长老会在华建筑的重要角色,几乎主导了从20世纪初到抗战爆发前长老会在华所有的建筑项目的设计工作,而在广州地区则包括真光中学芳村新校、培英中学花地新校,以及柔济医院的富马利堂(已拆除)、膳堂和林护堂等项目。(见《又见柔济》P29)
王宠惠为柔济医院刻字,作者拍摄
而嘎恩之所能设计出这样一座中国古典气息的教会现代医院,源于其理念与实践,一方面他在1924年就明确了教会建筑的方针:“中国的庙宇与塔刹展现了一种艺术的感染力,外国的宣教士们应该培育和发展,而不是贬低它们的价值”;另一方面,曾担任燕京大学(著名基督教会大学)建筑顾问的嘎恩,已经透过真光中学、富马利堂和膳堂等建筑落实自己的主张,最终在1927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推崇中国风格的大氛围中,设计出林护堂这样一座满怀中国古典气息的现代教会医院。
孙科的林护堂题匾,本文作者拍摄
在此要特别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彭长歆教授等对柔济医院老建筑追根溯源的探究,让我们不仅明白了林护堂如何成为具有如此中国古典气息的教会医院,更明白了其背后掩藏的美国长老会建筑设计师们伟大的事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追根溯源的探究,又集成在出生于柔济、又作为柔济医生的陈安薇前辈编著的《又见柔济》、《柔济往事》等等见证柔济历史的篇章中,让更多感念历史的人能够去靠近柔济、了解柔济。
我判断,这见证与复活柔济历史的编辑工作已经有近10年的历史了。
王宠惠为柔济医院刻字,作者拍摄
而在87年后,王宠惠刻字的柔济医院林护堂奠基石还在,孙科题匾的“林护堂”还高挂在门楼上,透过一楼高大的玻璃窗棂,还可以看到林护堂内正在移动的人流。满怀古典建筑气息的林护堂依旧是这家医院骨干的医疗重地。
复活柔济——在林护堂与富马利相遇
当我满怀敬意的环绕林护堂时,我明白,该进入林护堂内走走了。
穿过与住院部大楼连接的走廊,一抬头就能看到高悬的“生殖医学中心”牌子,这就是当下林护堂的定位。
生殖医学中心的林护堂,作者拍摄
但当我从大门口,一跨入林护堂的门诊大厅,我就与富马利这位伟大的先驱相遇了。在林护堂红砖墙壁上,高高悬挂着富马利的大照片。
先驱者和创始者们没有被遗忘,而是以大幅的历史照片彰显。这是震撼与感动的一刻。
林护堂内高挂的富马利像,作者拍摄
当我在3月15日上午川流的人群中,仰望身着博士服的富马利,她仿佛也正凝望着这座医院与正在前来问医治病的人们。而在她的照片旁边,依次是她先驱事业的继承者们的大照片——夏马大、何辅民、王怀乐、梁毅文。
林护堂高挂的富马利等像,作者拍摄
这五副巨大的人物照片基本概览了柔济医院的120多年的历史,简要如下:
富马利像,本文作者拍摄
富马利(Mary Hannah Fulton,1854—1927),美国长老会来华女传教士,医学博士,在1902到1904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女医学院——夏葛医学院、妇孺医院——柔济医院和护士学校——端拿护士学校,是中国现代妇女医疗事业的先驱者。
夏马大像,本文作者拍摄
夏马大(Dr. Martha Hackett),美国医学博士,为富马利先驱事业主要赞助者之一夏葛先生的女儿,1914年在富马利离开广州赴上海从事医学著作翻译后,担任柔济妇孺医院院长,是富马利来华开创的先驱医疗事业的继承者。
何辅民像,本文作者拍摄
何辅民(Thon Allen Hofmann),美国医疗传教士,医学博士,富马利先驱事业的继承者,1924年起任夏葛医学院院长、柔济医院院长、端拿护士学校校长。在任期间,推动夏葛医学院与博济医院和著名基督教会大学岭南大学的合并工作。而在1930年柔济医院移交华人自办时,何辅民留任儿科,全力支持柔济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王怀乐工作。同时继续以医院牧师的身份,履行夏葛医学院和柔济医院的校训、院训——拯救生命,传播真光(To save Life and Spread the true Light)。1932年,广州爆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何辅民日以继夜参与救治,不幸染病,于1933年不治而逝世。(参考《发现·柔济》)
王怀乐像,本文作者拍摄
王怀乐(1898—1966),柔济医院首任华人院长。出生加拿大华侨家庭,美国医学博士,虔诚的基督徒,著名外科专家,1930年代在华人自办医院和大学的风潮中,曾担任夏葛医学院、柔济医院院长,1954年,广州政府接管柔济医院,改名为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王怀乐为院长。(参考《发现·柔济》)
梁毅文像,本文作者拍摄
梁毅文(1903—1991),1918年夏葛医学院女学生,1925年毕业后在柔济医院开始行医,为了改变当时妇产科不能脱离外科进行大手术的落后状态,她决意赴美国深造,获得医学博士,返回柔济医院任妇产科主任。1954年,柔济医院更名为广州第二人民医院,她出任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1980年任院长、名誉院长。梁毅文终身未婚,将毕生年华奉献于中国妇女儿童医疗事业。(参考《发现·柔济》)
而作为先驱者,女传教士富马利同样终身未婚,将其33年的黄金年华奉献给拯救中国妇女儿童的医疗先驱事业。
而在3月15日当我在林护堂人流川息的门诊大厅,凝望富马利、夏马大、何辅民、王怀乐、梁毅文五人的历史照片时,夏葛医院、柔济医院、端拿护士学校的百年历史已经定格在这一刻。
林护堂内老照片,本文作者拍摄
而当我随着人流,自一楼的门诊大厅向各个科室前进时,我发现,周围的墙壁与廊柱上都悬挂着一幅幅装裱在框架中的历史老照片,将夏葛医学院、柔济医院和端拿护士学校的百年历史更加细节化的展示,而这些照片多达几十幅。任何来林护堂的人们,不管是求医者,还是路过者,只要感兴趣,都能走近这些老照片,阅读这些老照片,从而走进柔济医院百年的历史。
林护堂内部分老照片,本文作者拍摄
我从来没有想到,富马利所创办的先驱事业,竟然这样的一种方式见证和展现在公众面前,见证和展现在无数来来往往的病患面前,先驱者的历史复活了,夏葛医学院、柔济医院与端拿护校的历史复活了,而且就在历史的现场与当下医治病患的现场打通了。
在每天川流不息的病患中,柔济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巨变而消逝,因这历史的展示与见证,柔济的医道依旧在,柔济的济世之道依旧在。
复活柔济——在林护堂与“十字架”相遇
我满怀喜悦,沿着楼梯,在楼梯墙壁上的历史老照片的指引下,从林护堂的一楼逐层而上,与不断上上下下的求医者相遇,每一层的科室前,都坐满了等待治疗的人们,一直到四楼,都是一派忙碌的医院景象。
而在四楼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半掩的小门,通向四楼楼顶,推门向前,就走上了林护堂楼顶平台。
林护堂楼顶平台,本文作者拍摄
这是一个相当开阔而又安静的所在。高大的木棉树与榕树环绕四周,三月的木棉花正盛开灿烂,榕树枝叶新绿,充满古典气息的红砖墙和琉璃瓦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竟然能听到鸟的鸣叫,多么安宁啊!
四处望去,高耸的门诊大楼、住院部大楼等等现代高楼,与林护堂绿色的琉璃瓦顶,构成了又一幅百年柔济医院的历史。
林护堂楼顶与门诊大楼和住院部大楼,本文作者拍摄
自从女传教士富马利怀抱使命,在125年前的“猪村”,开创其先驱事业——夏葛女医学院、柔济医院和端拿护士学校以来,医院的建筑因为业务发展的需要,不断被拆除与重建,而这个在百年历史巨变中不断成长的现代医疗事业,培育了多少女医学生、女医生、女护士、医院管理者,又拯救和救治了多少妇女、多少儿童,又救治了多少病患?!
更关键的是那些在此深造成材的医生和护士,又带着这里的校训院训“拯救生命,传播真光”(To save Life and Spread the true Light),像种子一样播撒在现代中国的土壤中,又孕育和成长出多少医疗事业,又拯救和救治了多少病患?!
这真是难以计数的造福,造福百年,还将造福!
我将《富马利中国见闻录》带到林护堂楼顶,作者拍摄
然而,到底是什么让女传教士富马利在125年前怀抱了这样的使命,不远万里赶赴在中国开创了这样的先驱事业?!
当我在林护堂楼顶平台的微风与鸟鸣中感念这一切时,当我想顺着楼顶的一个外置楼梯想从外部楼梯走下林护堂时,我意外在红砖墙与琉璃瓦之间看到一个“雕刻”的符号,瞬间就被震撼!
林护堂楼顶琉璃瓦雕刻的“十字架”,本文作者拍摄
这是一个“十字架”,一个在绿色琉璃瓦上雕刻的“十字架”,他静静伫立在那里,彰显在那里,已经87年了!而这个外部楼梯,走下一段,就发现已经被封闭禁止通行,而那个想从这楼梯下去的念头,竟然引导我在此见证到这个“十字架”!
而这个在此已经彰显了87年的“十字架”,就是在近2000年前,耶稣基督被钉受难殉道的“十字架”,而他又从“十字架”的受难中复活,带着大爱与大能去拯救世人的灵魂与生命。这“十字架”既是受难,也是赎罪与拯救,这“十字架”就是为了使命甘于殉道,这“十字架”也是为了拯救而走遍地极。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信仰带来的道路真理与生命。
林护堂楼顶琉璃瓦雕刻的“十字架”,本文作者拍摄
140年前富马利就是被这“十字架”的使命呼召来到当时的中国,为拯救苦难的中国妇女和儿童的灵魂与生命,而开创了这传承百年的先驱医疗事业,以“拯救生命,传播真光”为训,来华整整奉献33年。
而这“十字架”不仅镌刻在百年柔济的历史中,也镌刻在满怀中国传统文化的林护堂建筑中,流传了87年,彰显了87年,而且还将彰显下去。
而这“十字架”,也因为前仆后继的传教士们在严重缺乏现代医疗的苦难中国,不断开创现代医院和教育拯救生命,造福生命,最终这“十字架”作为符号成为中国现代医院共同领受的一个标志。
林护堂楼顶琉璃瓦雕刻的“十字架”,本文作者拍摄
而在107年前——1917年,在上海举办的一场富马利医生的告别会即将结束时,富马利拿着广州话版的《圣经》,给大家分享《圣经·新约·加拉太书》第1章第12到13节使徒保罗的话:......我所传的福音,并不是照着人的意思.....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
在125年前,富马利已经见证了自己福音的使命,而在125年后的今日,我重返历史的现场,在柔济医院再次见证了这历史,见证了这使命,更见证了这“十字架”的真,见证了这历史与信仰复活的真。
广州这座城市并没有遗忘传教士先驱者与其怀抱而来的福音信仰和现代文明的火炬,我将由此不断重返历史的现场,去见证这历史,见证这信仰的真,复活这历史,也复活这信仰的真。
这就是我离开柔济医院,再次跨过时敏桥时所立的心愿。
袁卫东于2024年3月29日写作、复活节前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