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那里，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新约·马太福音》9:9

在我看来，如果不是直接意在弘扬神的荣光，一切人类的追求都没有价值。

——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

弗雷明汉老照片，来自网络

美国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地图，来自网络

年轻的伯驾照片，来自网络

原来在14岁之后，一种“自己有罪”的感觉开始在少年伯驾的心中不断积累，直到有一天他面对自己灵魂，为了获得上帝的宽恕和仁慈决心检点自己的言行，并立下了一些行为的规矩，但显然一个少年无法总是不折不扣的遵守自己所立的规矩，结果他被挫折与失败压迫着，进入了一种意料不到的宗教体验。

传教士史家爱德华·V·吉利克在《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一书中，特别提到伯驾当时经历的“第三次，也是最为严肃的一次宗教体验”：“当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我环顾四周，带着惊讶默默地呼喊着：我在哪里?我是怎样来到这里的？我在此做什么？自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做过了些什么？”

少年伯驾的呼喊，已经与约翰·班扬所著《天路历程》中基督徒的呼喊有点相仿了。

弗雷明汉老照片，来自网络

据说，这样的追问与沉思让伯驾陷入更深重的罪恶感中，他决心不再犯任何罪过，但依旧屡遭挫败。这沉重的罪恶感难以承受，直到有一天，当伯驾和他的父亲在田里劳作，他失望地大哭起来，大声喊道：“我如何才能获得拯救？”

他信仰虔诚的母亲引导他将耶稣基督作为可以信靠的救世主，并让他阅读《新约·罗马书》第8章第一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据说，伯驾在自己有史以来所做的真诚祈祷之后，满含泪水的沉沉睡去，第二天醒来，苦恼已经消失，只有喜悦与被宽恕感充满心间。(《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002）

弗雷明汉老照片，来自网络

少年伯驾“得救”了！他遇到了耶稣基督，并靠近了他。

在此之后，1820年4月15日，在伯驾15岁又10个月的时候，他就正式加入了教会。

当时，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在我看来，如果不是直接意在弘扬神的荣光，一切人类的追求都是没有价值的。我把现世的荣誉和财富都看作是虚荣。我认为，要竭尽全力为上帝服务，就必须真接地、专一地、完全地向他奉献出所有的时间和才能、财产和影响力，献出全部的头脑和灵魂的力量。”

由此，他在日记中继续写到：“我的思路首先指向异教徒。我想我也许能以一个教师或福音传教士的能力为印度人做点什么。”（《博济医院百年》P32、P33）

当时，古老而遥远的中国反倒并不在伯驾的视野里。

当伯驾在其即将16岁时，在日记中写出这样的福音信仰篇章与其行动的准备时，就基本奠定了一个海外福音传教士的信仰基础。

由此也引发了少年伯驾向“先驱来华医疗传教士”的巨大转变。

然而，这转变又是如何完成？

让我们继续深入“呼召”的世界历史进程，在《聆听“呼召”，改变历史的10个选择（上）》的脉络上前行，继续去追寻那些心灵与脚踪的选择。

我花这么多笔墨追寻伯驾在其少年时代特别的宗教体验的原由，是因为，没有这么强烈被拯救的信仰体验，是无法承担当时先驱传教士那样艰苦卓绝的使命。

在此，我特别改写先前《追寻伯驾——189年前，这位先驱传教士开创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开辟中国现代医疗文明》一文有关伯驾成长的经历，以更清晰梳理他所受到的“呼召”与他对自己“使命”的不断回应！

阿默斯特学院院徽，来自网络

就在少年伯驾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追求时，当时看起来他并没有机会实现这样的目标，因为他根本不敢想象自己能接受大学教育。

当时他出生的并不富裕的家庭不能支持他的梦想，而他自己在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开始进入一种生活状态，夏天务农，冬天在当地的一些“普通学校”教书，以此为生。

奇妙的是，少年伯驾日记中所立志的信仰追求，竟然在这样无望的环境中，都引导他去突破自己的处境，去实现所愿。

阿默斯特学院图片，来自网络

在经历1821、1822两年的普通学校教书经历后，伯驾将自己深藏于心中想接受大学教育的梦想，忍不住向邻居的朋友坦普尔（W.P. Temple）倾诉，结果引发了伯驾个人历史、福音传教史与中国现代史的连锁重大改变。

当时的牧师戴维·凯洛格（David Kellogg）博士鼓励伯驾去上大学，并推荐他到当时的戴伊学院读大学预科，由此伯驾踏上了接受大学教育的道路。

先驱传教士裨治文照片，来自网络

1827年秋天，经过弗雷明汉学院预科学习后，伯驾进入了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而先驱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则刚刚从这个被称之为“一所先知们的低廉学校”毕业，进入波士顿安多弗神学院学习，正要踏上其前往遥远中国传福音的道路。

耶鲁大学校徽，来自网络

而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学习之后，伯驾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在1830年转学进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他心目中能够使自己更好为自己所追求做准备的大学。

此时，他的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学长裨治文已经抵达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唯一口岸广州，与福音先锋马礼逊汇合，开始了其福音传播的先驱工作。

也就在20年后，即1850年，就有一位叫容闳的中国年轻人进入了伯驾的母校——耶鲁大学，而他恰恰是因为受惠于马礼逊与裨治文在香港所创办的华人学校教育而得以成为在耶鲁大学学习的中国第一人。随后，他以在晚清时代的中华帝国成功操作“留美幼童”计划，成为开创中国留学教育交流的第一人，由此改变了中国史。

中国进入耶鲁大学第一人容闳，来自网络

而此时，伯驾还并不明白他与这两位先驱来华传教士的关联。

但伯驾果然来对了地方，进入耶鲁大学，首先发生的就是让伯驾的福音信仰与基督教福音复兴运动连接了。

这股福音信仰复兴的大潮，起源于更早的在18世纪30年代在大不列颠群岛由循道宗引发的福音大觉醒（Great Awakening），由此引发了英格兰及其北美殖民地的福音复兴，也激发了19世纪的基督新教海外宣教运动，而在初兴的美国福音复兴的运动依旧延续。而在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戴伊（Jeremiah B. Day）以及许多老师都是活跃的参与者。耶鲁这样的氛围，唤醒了伯驾本来已经具有的信仰能量。

耶鲁大学老照片，来自网络

所以，伯驾在耶鲁很快就参与美部会（ABC，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等海外传教机构的活动，这让伯驾将其人生的使命越来越聚焦到“海外传教”的主题上。

1831年4月美部会从事福音传播工作的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1796—1880）对耶鲁大学的造访，对伯驾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在参与安德森“我们因信仰而前行”非常出色的晚间布道后，伯驾也参与了为海外传教而进行的祈祷。

美部会鲁弗斯·安德森照片，来自网络

在当天的日记中，伯驾写到：“这一天对我的存在而言具有决定意义——上帝的指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地出现，犹如承认我成为一名海外传教士的责任与特权一样。我经常强烈地感觉到这一责任......”

然而，当时的海外传教是一项具有很大挑战性与冒险性的事业。

当时前往中国的路途，要越过重重的海洋，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航行，一路上电闪雷鸣、大风巨浪，还有海盗出没，更有坏血病等疾病相伴。那种背井离乡的孤独感极为可怕，还有可能会丧失生命的考验，更不要说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与社会系统所遭遇的考验，而当时美国的海外传教处于初期，海外传教的机构经验很少，所获得的资助也少，因此也无力保护其成员，这就让当时做出海外传教的选择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也需要先驱一样的巨大勇气。

耶鲁大学神学院照片，来自网络

所以在1831年夏天，在进入耶鲁大学一年后，伯驾再次审视自己追求的使命，他的日记记录了当时他对这个问题最严肃的思考：“我的义务和特权真的是成为一个海外传教士吗？现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独立自主地这样做。”

随后他例举四个问题不断追问自己，直到最后拷问自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最终，伯驾确认了自己要做海外传教士的志向，“除非有天意的阻拦”。

上帝并没有阻拦伯驾的前进，反而大大促进了他的准备。

在1831年9月毕业典礼之后，伯驾回到了家乡，立即向母亲、姐妹和朋友们公开自己将要从事海外传教的决定，母亲与姐妹们都哭了（伯驾的父亲已经离世），但都支持他的决定。家人的支持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随后，伯驾前往美部会所在的安多弗（Andover），专程拜访了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这位曾经在耶鲁大学为海外传教布道的美部会负责人对于伯驾决心做海外传教士的决定非常高兴，表示他们特别需要伯驾这样的人前往中国传教，并建议伯驾继续在耶鲁大学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而当时美部会作为海外宣教相当活跃的组织，成立于1810年，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通过资助传教士和宣传《圣经》知识，将福音传播到异教徒的土地上”，由此，它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从事海外传教的代理机构”，不仅仅是美国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的左膀右臂，也是协助很多教会诸如长老会（Presbyterians）等教会的组织。

而就在1829年，美部会已经派出第一位抵达中国的美国先驱传教士裨治文，他本来就是伯驾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学长，后来更是成为伯驾的挚友之一。

就这样，所有的准备都清晰的聚焦在一个目标上——去中国，作先驱传教士。

随后，伯驾就向美部会提交了一份长长的海外宣教申请书，“祈望能以最为有效的方式，将一生都投入到为基督服务之中。”

在1831年10月中旬，伯驾回到耶鲁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阶段的课程，主要集中在神学与医学两个部分，为“前往中国传教”做最后的准备。

耶鲁大学医学院老照片，来自网络

而他所在的耶鲁大学神学院位于贝特尔教堂（Battell Chapel）。在这里伯驾受到了该院的主要创始人纳撒尼尔泰勒（Nathaniel W. Taylor）、非奇、古德里奇（Goodrich）等教授的悉心栽培。

其中古德里奇是贝特尔教堂神学院中担任实践神学的教授，又是纽黑文神学期刊《基督教观察家季刊》的主编，他是一位福音信仰复兴运动的强力倡导者，又是传教事业的热情支持者，所以对伯驾的影响很大。

也正是古德里奇教授的忠告：一名海外传教士必须具备医学和外科科学知识，所以，伯驾在10月返回耶鲁大学后，认真在耶鲁大学医学院选修了医学课程。对比福音先锋马礼逊在临行中国前所接受的医疗培训，这是更加专业系统的耶鲁医学教育。

这个选择对于伯驾后来完成其到中国做先驱医疗传教士的使命极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耶鲁医学院的专业医学训练，伯驾就不可能成为改变整个福音传教史的先驱医疗传教士，也不可能由此开辟“医疗传教”的新时代，更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现代史，将一个古老而没有现代医院和医疗文明的国家，带入现代文明之中。

而要同时在神学与医学两个领域都获得专业的进展，并获得正式的学位，尤其医学博士的学位，是相当具有挑战的，所以伯驾研究生第一年的进修课程相当繁重，几乎压垮了他。

是的，这是到中国做先驱医疗传教士的必要付出，因为，“一个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具有那么多、那么了不起的本领。扎实的神学、完善的教育，还有要有实际的医药和外科手术知识。”

耶鲁大学医学院院徽，来自网络

然而，就在伯驾全力以赴的推进神学与医学的学习时，在1833年2月到3月间的一天，他却又一次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其原因是他无法获得神学与医学学习的平衡，内心有一种罪恶感，感觉到自己在尽力推进医学学习的过程中，“故意忽视了对主的义务”！

他在日记中如此察看自己：“......罪恶感向我袭来......我此前曾暗自预想，在医学等课程都结束并通过考试后，我再来尽对上帝的义务。”

据说，他本指望事后上帝会宽恕他的过失，但发觉“上帝是不可以被欺骗的”，就这样，伯驾内心相当痛楚，以至于赞美诗与约伯都不能安慰他，而戴伊校长与古德里奇教授主持的公共修炼活动也无法引导他走出“消沉的泥潭”。

伯驾在痛苦中，彻夜无眠，直到有三个朋友晚间陪伴他共同祈祷，其中《新约·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句经文：“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拯救了伯驾痛苦的处境，让他感觉自己已被宽恕，上帝已经凯旋。

在耶鲁大学的这一次精神危机，不但彰显了伯驾信仰的虔诚，更彰显了他在承担自己的使命前进中时时记得耶稣基督。

就这样，经过异常刻苦的努力与灵魂的征战，伯驾最终抵达了自己的目标。

在1833年10月，就在他申请成为美部会海外传教候选人两年后，此时距离他完成耶鲁大学的学业为时不远，他再次正式提出申请，希望获得前往海外宣教的授权。美部会很快通过了伯驾的申请，正式任命他为前往中国的传教士，而当时前往中国也只意味着去澳门和广州两地。

先驱传教士伯驾来华所乘坐马礼逊号，来自网络

而在1834年5月16日，在费城第一长老会堂（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伯驾被任命为牧师。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日子。由此他不断祈祷与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何德何能，竟被赋予如此神圣的工作。”

就这样，在1834年6月4日，伯驾登上了马礼逊号商船，取道好望角前往中国，他们从纽约出发，经过143天航行到达澳门外海，而后在10月26日午夜，伯驾踏上了广州的江岸。

伯驾在日记中兴奋的记录到：“当我登陆的那一瞬间，仁慈的上帝也自然而热情地在这个帝国闪现了。”

福音先锋马礼逊，来自网络

伯驾很快就与自己的学长裨治文、美国第一位来华先驱传教士汇合，裨治文兄弟般接待了伯驾，并一起做了伯驾来中国的第一次祷告。他们俩在中国福音传播的亲密合作开始了。

而福音先锋马礼逊则刚刚在两个多月前病逝而安息于这片土地。伯驾与裨治文要共同推动先驱马礼逊已经在中国开创的福音事业，继续前进。

如果说，裨治文更多的继承和推进了马礼逊已经开创的现代教育与文化出版事业，而伯驾则从马礼逊遗留的西医药房的种子里，发展出推进现代医院的事业。

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中年照片，来自网络

是的，伯驾来了，他呼应了上帝“呼召”，承担自己的使命，改变了世界福音史与中国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