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救主，教诲众人，医民间诸疾诸病，遣爱在人。
——嘉约翰广州基督教公墓墓碑刻文
第一次见到嘉约翰的墓地—— 一块简单刻字的小石头时，据说她忍不住哭了。
——广东省博物馆馆长助理 王芳，2014年《新快报》报道
嘉约翰（以前）的墓地太简陋了，看着很凄凉，着实和他对广州的贡献严重不匹配，我是政协委员，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为此奔走呐喊。
——广州医科大学医疗史教授刘远明 ，2014年《新快报》报道
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
——《圣经·旧约·约伯记》42:5
2024年3月31日上午，当我从芳村地铁口出站，一路前行抵达广州明心路36号广州惠爱医院（又名广州脑科医院），重返百年历史现场——惠爱医癫院旧址，追寻先驱传教士嘉约翰126年前的创院遗迹时，有一个念头竟从心底涌起，在今日就要去拜访传闻中的嘉约翰墓地——嘉园。
当是时，我正站在惠爱楼前，一座简朴的南国二层小楼，126年前中国第一家疯人病医院——惠爱医癫院的历史就在此彰显了。
穿过幽暗的楼道与头顶的西式吊灯，抵达二楼开阔明亮的走廊，花草旺盛，宁静无人，百年历史仿佛就在这静谧中开始复活，坐在走廊的靠椅上，翻开随身所带的《博济百年》关于先驱医疗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创立惠爱医癫院的篇章，正好是嘉约翰夫人回忆的一段话：“有一天（1900年9月），医生笑容可掬地从外面回来说，我现在让工作渐渐走上正规了，但接着又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艰难的工作。”她又回忆到：“他活着看到医院里有了五十名病人。”（《博济百年》P113）
是啊，多少艰难需要克服啊，多少坎坷需要迈过啊，最终这位先驱者因为创办中国第一家疯人医院的过度透支，在1901年8月10日病逝，享年77岁，安息于当时广州城外二望岗的基督教公墓。
就在那一刻，马上要拜访嘉约翰墓地的念头再次涌起，在手机搜索到嘉约翰墓地目前的位置后，从地铁芳村站出发，经地铁六号线转三号线转14号线，向白云区太和镇一路前行，我真不知道我将能看到什么，直到望到广州基督教公墓的大门，直到嘉约翰墓地——嘉园就在眼前。
广州太和镇大窝岭黄庄基督教公墓大门，本文作者拍摄
曾被中国人敬拜的二望岗嘉约翰旧墓地
今黄庄基督教公墓嘉园，本文作者拍摄
嘉园（John Kerr Memorial Garden），即先驱医疗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的纪念小公园，也是其与夫人的墓地所在。
然而，嘉约翰在1901年8月病逝后，最初的安息地是在当时广州城郊通往白云山路边的二望岗基督教公墓。而嘉约翰夫人则是在1926年去世，与她合葬在一起。
据嘉惠霖所著《博济百年（1835—1935）》记载，与嘉约翰墓地相伴的还有三位杰出的传教士墓地，他们是鲍尔（Dyer）医生、那夏礼（Henry V. Noyes）医生和老谭约瑟（Joseph C. Thomson）医生。这些人都是嘉约翰在中国47年服务和奉献中亲密的朋友和同事。
而嘉约翰也因为为中国现代医疗文明开创性的贡献，德高望重，从而备受当时广州各界的尊敬。
是啊，嘉约翰对中国的贡献，不要说开创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医学院，开创中国第一家疯人病院，就是在其病逝后整理出的一份医疗、医学工作记录，就足以令人在震撼之余而感恩万分。
这位先驱者来华奉献47年，有一份工作记录展现了其非凡的成就：门诊病人740324人次，住院病人39441人次，外科手术48098例，膀胱结石手术1234例，翻译医学著作34部，诊治病人来自4000个村庄和城镇；所教的三年制学生100人次，低于三年制的学生50人次......（《博济百年》P114）
而他所开创和奠定的博济医院在1935年百年庆典之际，已经救治了200万病人的记录。而惠爱医癫院百年来又医治过多少病患。更不要说，受博济医院和博济医学堂影响而开办的医院、培养的医生，又治疗了多少中国的病患，这是无法胜数的贡献。
原二望岗基督教公墓嘉约翰墓地墓碑，图片来自网络
这样的贡献与功德，让嘉约翰在二望岗基督教公墓的墓地，被建设的颇有气派，墓碑宏伟大气，也成为许多年后满怀感激的中国人前去拜祭的“圣地”。
在他的花岗石墓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嘉约翰
医学博士 法学博士
1824—1901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1854年来华
执掌广州教士医学会医院
凡四十五年
嗣后创立中国第一所疯人院
令人尊敬的医生
他赢得了他为之辛勤劳动的
人们的心；他追随主，
执教并行医，疗救人间
所有的种种疾患
这些事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百年博济》P118—119）
然而，在中国巨变的近现代史中，先驱者嘉约翰的墓地随后也遭遇了巨大的变故。
据广州基督教公墓历史记载，1953年当时广州市政府以建设用地为由，征用教会墓地，二望岗基督教墓地，要由此搬迁到白云太和大窝岭新的基督教公墓。
据说，当时（约1958年）的搬迁非常匆忙，由于运输条件差，那些用大块石料所做的墓碑，没有办法整块搬运，或者就地遗弃，或者打碎选取其中一块，而嘉约翰的巨大墓碑，就属于“没办法带走”的一类，最终其墓碑要么就地被销毁，要么就因为石料很好而被人挪作他用。
总之，再迁到太和大窝岭黄庄基督教公墓的嘉约翰墓地和墓碑，早已经失去了宏伟大气的原貌，混杂在一起迁来的近代来华的西人基督徒墓地中，简陋而寂然地伫立在历史的无情风雨中。
如今黄庄基督教公墓西人墓地墓碑，本文作者拍摄
这个国家和广州这个城市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位先驱者为中国的现代医疗文明所做的奠基贡献，也忘记了他救治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些曾经来华办学办医为中国带来现代文明的先驱传教士们，已经被作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而打入历史的另册。
当时在中国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基督教墓地，多少来华杰出传教士的墓地和墓碑由此被损毁，甚至不知所踪，嘉约翰墓地的命运并不例外。
10年前，广州的有识之士，为嘉约翰重建墓园，重塑墓碑
真正让先驱者嘉约翰墓地命运发生改变的是，10年前——2014年广州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
他们尊重历史，他们重新发现了先驱者嘉约翰与广州近现代史的关联价值，他们满怀良知与勇气，从简陋寂然的墓地中再次与嘉约翰相遇，他们汇集广州民间与政府的力量，最终为嘉约翰重建墓地，重塑墓碑，建成嘉园——嘉约翰纪念公园。
2024年3月31日嘉园、嘉约翰墓地，本文作者拍摄
这批广州的有识之士，最先打头的是刘远明和王芳。前者是广州医科大学研究科学史和医疗史的教授，而后者是当时广东省博物馆馆长助理，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嘉约翰与晚清西方医学在广州的传播（1853—1901）》。
显然，他们都深谙嘉约翰在中国近现代医疗文明成长中的地位和分量，而对于曾经服务和奉献47年的广州，嘉约翰几乎肇始了整个中山医系统，并在身后留下百年以上传承的孙逸仙纪念医院、广州惠爱医院。
所以，当10年前，他们一路追寻到黄庄基督教公墓，在残存的西人墓地中看到嘉约翰墓地简单刻字的小石头时，据说，王芳当时忍不住哭了，而刘明远心里也不是滋味。
由此，刘明远他们被深深触动，开始了行动。
“我们对历史的遗忘时惊人的”，“嘉约翰（以前）的墓地太简陋了，看着很凄凉，着实和他对广州的贡献严重不匹配，我是政协委员，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为此奔走呐喊。”
10年前，刘明远是如此向前来参与报道嘉园的《新快报》记者剖明心迹的。
我是在追寻先驱医疗传教士嘉约翰的脚步时，偶然与2014年《新快报》记者廖琼报道嘉约翰墓地重建的报道相遇，才明白了嘉园为何而来，也依据廖琼的这篇报道《去世百年重新立碑，广州致敬西医教育奠基人嘉约翰》，简要勾勒10年前广州这批有识之士，重建嘉约翰墓园的努力。
当时身为广州政协委员的刘明远，发起了一个重修嘉约翰墓地的提案。为了能让此案能够通过和落地，他考虑的比较周全，当时邀请两个政协委员来附议提案，一个是广州基督教两会副会长、东山基督教堂牧师陈穗生，一个是广州脑科医院（就是嘉约翰所创的广州惠爱医院）医生黄雄。同时，又委托了一个政府参事专门给政府相关领导写了报告。
在2014年8月，广州宗教事务局对重修嘉约翰墓的提案做了正式的肯定批复。
2014年11月29日上午，嘉园落成典礼，图片来自《新快报》
最终，广州基督教两会与广州脑科医院（即嘉约翰所创办的惠爱医院）达成共识，共同重修嘉约翰在黄庄基督教公墓的墓地，重塑嘉约翰墓碑，建成嘉园，并在2014年11月29日上午10时，为嘉约翰与其家人遗骸举办了庄严而肃穆的落土礼。
这是一个光照千秋的义举，广州再一次恢复了自己对历史的尊重，恢复了良知，为一位先驱者恢复了其价值与尊严，恢复了他本来就应有的荣耀。
而在这个重修的报道中，还有一个细节让我感动，那就是10年前的有识之士们，之所以能够在杂乱的西人墓地中找到嘉约翰墓，是因为基督教公墓的墓园管理员邱带和的老父亲，把60多年前二望岗基督教墓地搬迁到大窝岭黄庄基督教公墓的搬迁过程完整记录在案，所以，刘明远他们能准确找到嘉约翰的旧墓，才有后续的义举。
正是因为有这些义人和义举，先驱传教士嘉约翰的墓地，最终在123年的中国历史风雨中，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最终重建而彰显历史，光照未来。
复活日，敬拜嘉园
我是在2024年3月31日下午3时左右，穿过黄庄基督教公墓低矮而历史斑驳的西人墓区，抵达嘉园。
这是一个宁静的下午。竟有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落在这里。嘉园独处西人墓区左手一侧，嘉约翰的墓地静卧在一处土坡之下，四周环绕桂树与正在开着小花的藤蔓，风中有桂花的芬芳，还有小鸟的鸣叫。
阳光下，嘉园两个烫金的大字刻在黑色的大理石上。
阳光下，两个宏伟高大的纪念碑伫立在墓地前面。
在白灰色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镌刻着如下的文字：
美国长老传道会医学士兼律学士衔嘉约翰先生墓碑
公生于一千八百二十四年终于一千九百零一年
由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到中国之广州
任以医传道会博济医院事凡四十五年
又创立中国向所无之癫狂医院所爱之医士歟
追随救主教诲众人医民间诸疾诸病遣爱在人
主曰既行之于我诸兄弟至微之一即行之于我也
嘉园嘉约翰中文墓碑，本文作者拍摄
在黑色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镌刻着如下的英文：
JOHNG KERR, M.D.,LLD
1824—1901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Board
Came to China in 1854
Forty-Five years in charge of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Canton.
Afterwards Founded the First
Refuge for the Insane in China.
The beloved Physician
He won the hearts of those for whom
he laboured;he followed the Master,
teaching and healing all manner
of sickness and all manner of
disease among the people.
Inasmuch as ye have done it unto the
least of these,ye have done it unto me.
嘉园嘉约翰英文墓碑，本文作者拍摄
在两个宏伟纪念碑的后面是嘉约翰与其夫人的墓地墓碑。上面镌刻十字架，碑文为中英文美国人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1.30—1901.08.10）先生墓，美国人马撒诺伊斯（Martha Noyes，1840—1926）嘉约翰之妻。
嘉园嘉约翰夫妇墓碑，本文作者拍摄
而在他们的墓地两侧右侧和左侧还有两个墓碑，右侧看来是嘉约翰两个早期夭折的儿子，一个孩子是（1859—1862），一个孩子是（1860—1862），左侧一个孩子是女儿（1862—1865），这应该是嘉约翰与其第二任妻子莫斯利（Isabella Jane Mosely）所生的孩子，而莫斯利也于1875年病逝于美国。
嘉园嘉约翰孩子墓碑，本文作者拍摄
嘉约翰这位伟大的先驱者，不仅将其整个生命奉献给中国的现代文明的发生与成长，也包括其妻子和孩子，他们一起永远安息在他们所奉献的大地上了。
我注意到，在每一个墓碑前已经都有最近拜祭者所献上的一束小花，包括历史斑驳的西人墓区基督徒破旧的墓碑前。
我同时也注意到墓碑前有广州脑科医院（即嘉约翰所创办之广州惠爱医院）所立的鲜花支架，也有拜祭的鲜花。
看来，有心的人们并没有忘记历史，并没有忘记这位先驱者极其伟大的贡献。
而我在从芳村惠爱医院一路赶来时，突然在不断换线的地铁中想到，去拜访先驱者的墓地，没有鲜花在手，如何可好，但奇妙的是在从太和地铁出站二三十米时，路边竟然有一个小姑娘正在卖花，是为天使相助，我让其将六束鲜花做了包扎，用塑料袋蓄水兜底，而后再乘滴滴抵达墓地，敬献于嘉约翰墓地中文纪念碑前，得偿心愿。
嘉约翰墓地与纪念碑，本文作者拍摄
3月31日下午嘉约翰墓地前敬献的鲜花，本文作者拍摄
在这位先驱者的墓地与墓碑前，我默默祈祷，这位先驱者及其家人永远安息，也祈祷这片土地不要再忘记这些为中国开创现代文明种子的先驱者及其历史。而我是为见证这历史和复活这历史而来的。
而这一天，恰好是复活节，即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难后的复活日。
以此，纪念这个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