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极有可能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必须以自己倒下的身躯来为基督的教会在中国的创建而奠基。
——传教士托马斯·索恩1885年预言
牧师诚为中邦良友，博士真乃上帝忠臣。
——传教士柏格理在贵州石门坎墓地对联
在石门坎柏格理墓旁边，后来又筑起了一座他的一位英勇的继承者高志华的坟墓，他于1938年在石门坎被一帮土匪杀害。
——埃利奥特·甘铎理《在云那一边》
在昭通城外的山上，还有托马斯·索恩的长眠之地，那里有一组共七位传教士的坟墓，代表着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他们都实践了他们的誓言，成为索恩之后的牺牲者。
——埃利奥特·甘铎理《在云那一边》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传教士富能仁在云南保山墓碑用中、英、傈僳文所刻文字《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1:25:26
龙年的三月前后，寒潮反复南下，阴冷不去，难以见到阳光。在数周以来的寒凉中，我专注于使徒柏格理在中国西南高山——乌蒙山引领福音信仰与教育文化的经历，写就三篇：《那些埋葬于中国西南高山的传教士们：柏格理的脚步》、《龙年得道——120年前传教士柏格理“劈开龙门”，在石门坎开创信仰的高地》、《文明的光辉——使徒柏格理在石门坎创造乌蒙山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历史标杆》，以见证这位使徒在乌蒙山苗族福音信仰与文明复兴中的工作行程。
然而，在写作与见证中，我的目光很快越过柏格理，看到了更广、更大的历程，而柏格理在乌蒙山的见证，只是一个重大见证的代表，他将18世纪大西洋两岸汹涌而起的福音信仰复兴浪潮，与中国西南高山峡谷中的少数民族福音信仰复兴浪潮连接起来，他也将1807年先驱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扬福音所引发的两百多年来信仰与现代文明历史运动，与中国最边远落后地区的信仰与文明改变的历程连接了起来。
而在这个福音信仰与现代文明进入中国西南高山峡谷的150多年的伟大历程中，柏格理不仅不是一个“孤胆英雄”，反而是前仆后继传教士们的一员，作为先驱者，在他之前还有先驱者，在他之后，也有后继者，而即使在他进入昭通与乌蒙山开始福音信仰工作时，依旧有杰出的英国籍、澳大利亚籍等、汉族、苗族等杰出的同工和伙伴的相互帮助；而福音信仰的传扬与引领，并不仅仅在乌蒙山，而是在整个云贵川的高山峡谷中的少数民族中都广阔的展开了，受引领和复兴的民族并不仅仅只有苗族，还有傈僳族、彝族、克钦族、景颇族、佤族等等数十个民族。
而在这福音信仰进入中国西南高山峡谷150多年的伟大历程中，透过使徒柏格理，我们也看到也有难以计数的传教士们，经历种种磨难和挑战，或者将其生命的黄金年华都奉献给这片土地，或者将其生命完全奉献给这高山峡谷中的福音信仰与文明传扬事业，就此被埋葬于中国西南高山峡谷之中，长眠于他们所服务奉献的土地，成为这里不可更改的一部分。
以此写作，简要勾勒这些传教士（小部分名单）的经历，作为见证。
1、塞缪尔·托马斯·索恩（Samuel Thomas Thorne，1860—1891）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后属于循道宗）开拓中国云南福音信仰传播的先驱者，也是第一位圣经基督教会在云南传教的殉道者。
其祖父詹姆斯·索恩是1815年圣经基督教会创办的创始人之一。自成立初期，圣经基督教会就被强烈的传教热情所支配，他们在1821年组成了一个传教委员会,“以派遣传教士进入英国及其它国家黑暗、贫穷的地区”。虽然，他们财力微薄，但他们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传教团。而在1884年起，他们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参与到中国传播福音的伟大工作时，恰遇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在1884年在伦敦参会演讲，号召大家到去基督从未降临的地方去传教。在戴德生的影响下，圣经基督教会决定参与到中国传播福音的伟大施工，并于1885年派出两位牧师塞缪尔·托马斯·索恩与托马斯·格里欧斯·万斯通，作为中华内地会的“联盟”，进入中国云南开展工作。他们成为圣经基督教会在云南传播福音的先驱者，在云南东北部的昭通、昆明开展事工，直到1888年2月8日，柏格理与邰慕廉结伴而来，才充实了传教团在当地的力量。需要说明的是索恩与柏格理、邰慕廉都是希贝尔公学的校友。
而作为先驱者，索恩一开始就感受到在条件异常艰苦的中国西南地区，传道人将面临的艰辛工作与挑战，据说，在来云南的第一年，他写给英国圣经基督教会的信件中，就有一个预言：“似乎极有可能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必须以自己倒下的身躯来为基督的教会在中国的创建而奠基。”（见甘铎理《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
塞缪尔·托马斯·索恩，图片来自阿信辅仁学社
索恩的预言相当真实而准确，而他就是第一个“倒下的身躯”。
在1891年9月云南昭通东北部山寨的传教途中，索恩被致命的疟疾的击倒，高烧不退，奄奄一息的索恩硬撑着骑马，走了两天回到传教团在昭通的驻地，而在当时严重缺乏现代医疗的昭通，常年来在福音传教中透支身体的索恩，最终被病魔击倒，在1891年9月23日中午安息主怀，年仅31岁。
关于第一位圣经基督教会在云南传教的殉道者索恩的事迹，分散记载于W.A.格里斯特的《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先驱》、《在未知的中国》以及阿信的《用生命爱中国》等著作的段落中，难以体会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所幸已有前辈阿信等翻译《托马斯·索恩传》（索恩、柏格理、邰慕廉的老师托马·斯纳德著），期待这部传记在未来出版！
2、托马斯·格里欧斯·万斯通（1885年到中国传福音——1890年7月28日因病返回英国）
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后属于循道宗）开拓中国云南福音信仰传播的先驱者，1885年与塞缪尔·托马斯·索恩共同赶赴云南传教。后来，万斯通留守昆明宣教站，索恩北上开辟昭通宣教站。
然而，作为先驱者，万斯通同样遭遇了考验与挑战，在当时云南严重缺乏现代医疗的条件下，万斯通不得不与疟疾做着斗争，而后他的妻子感染了天花，而他们的女儿又感染伤寒去世！多么悲痛啊！在柏格理的帮助下，他们买了一口小棺材，在城外的荒山上挖了墓穴，埋葬了这个女孩。
接连的打击，让万斯通夫妇病情更加严重，被迫于1890年7月28日返回英国。
3、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年—1915年），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后属于循道宗）开拓中国西南云贵川福音信仰传播的先驱者，苗族福音信仰与教育的引领者、复兴者，“老苗文”的创制者。
青年时的柏格理，图片来自shimnkan.org
1887年他与邰慕廉结伴来华履行传福音的使命，1888年初抵达圣经基督教会在昭通的宣教站，以其坚定的信仰，帮助整个传教团渡过最初的危机与考验，由此经过长达17年的福音传播“熬炼”后，最终在乌蒙山石门坎建立福音信仰与学校教育的中心，实现了引领一个民族（苗族）信仰福音的使命。经过柏格理11年的努力，以及后继者20多年的事工，信仰引发的心灵、教育、文化、习俗、社会巨变，就让一个中国西南高山中荒凉偏僻的边疆之地，焕发为苗族信仰、教育与文化的复兴高地，让一个千年来“为牛为马”的民族，成为一个“引领福音信仰”的民族，让一个千年来“结绳刻木”的民族，成为一个文化教育昌兴的民族，最终，让一个背负千年苦难的民族（苗族）进入现代信仰与文明的光辉之中。
柏格理与苗族牧师
为此，柏格理在28年的福音事工中，可谓历经生死考验，他曾数次在当地彝族等土著、土目的击杀中躲过一劫，但最终在1915年乌蒙山石门坎的一次伤寒流行中，因为照顾病人，身染伤寒而逝，被热爱他的苗族人以最隆重的葬礼，埋葬于石门坎，安息主怀。
柏格理在贵州石门坎的墓地
4、邰慕廉（Frank John Dymond，1866—1932），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后属于循道宗）开拓中国西南云贵川福音信仰传播的先驱者。1887年邰慕廉与柏格理结伴来华，共同经受考验，成为相伴终身的福音伙伴与忠诚的朋友。1888年初到昭通，他就身染天花，差点死亡，多亏柏格理数周衣不解带的照顾，才脱离苦海，由此与柏格理在昭通地区开始长达16年的共同传教。而在1905年，当柏格理深入乌蒙山石门坎，去承担引领苗族信仰福音的使命时，邰慕廉则继续承担昭通地区的传教使命。1915年9月20日，在石门坎邰慕廉亲自主持柏格理的葬礼，埋葬了这位一生的忠诚伙伴。而他继续在昭通传扬福音，直到1927年返回英国，邰慕廉来华已整整奉献了44年。
柏格理与邰慕廉（坐）刚刚来华传教的图片，来自shimenkan.org
柏格理与邰慕廉（坐）老年照片，来自shimenkan.org
邰慕廉与昭通牧师图片，来自那和散那
而邰慕廉还有一个特别的贡献，就是他们整个家族在中国的福音事工，可谓两代人在华奉献。
邰慕廉在1894年与圣经基督教会女传教士Maud Marie Cannon结婚，他们在中国生有两子三女，除昭通出生的长子在一战中阵亡外，其他子女都在中国从事过福音事工。长女Catherine Marie Dymond作为循道公会女传教士驻昭通，后与循道公会传教士马建忠（Kenneth William May）结婚，从事福音事工，直到1948年离开中国；次女Dorothy Eileen Dymond，作为循道公会医疗女传教士，驻湖南益阳，1950年离开中国；幼女邰洛西（Roxie Maud Dymond），作为循道公会女传教士，驻昆明，1929年与内地会富能仁（J.O.Fraser）结婚，而富能仁在实现其引领一个民族（傈僳族）在怒江大峡谷信仰福音的使命时，在1938年9月25日病逝于云南保山，年仅52岁，热爱他的傈僳族人将其葬在保山的山坡上；而次子Francis Spencer Dymond，作为循道公会的医疗传教士，1929年在云南昭通，因重症扁桃体炎，最终病故，年仅33岁，葬于昭通凤凰山麓。（注：关于邰慕廉两代人的福音事工参考那和散那公众号资料）
富能仁与邰洛西合影，来自那和散那
5、张道惠（Harry Parsons）夫妇（夫人安妮·布莱恩），英国圣经基督教会（后属循道宗）在中国云南福音信仰传播——尤其是乌蒙山苗族福音信仰的开拓者，他们是柏格理1905年以石门坎为中心建立乌蒙山苗族福音信仰中心的早期得力助手（1906—1910），而在1915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因伤寒去世后，他们又回到石门坎主持大计，继承柏格理的遗志，继续传扬基督的福音，直到1926年回到英国，他们来华奉献24年之久，而后，他们的两个儿子张绍乔牧师和张继乔牧师也来到云南事工，直到1949年离开中国。
张道惠夫妇与家人在一起
张道惠夫妇对于石门坎为中心的乌蒙山苗族教区，还有一些特别的贡献：为了提升乌蒙山区人们的粮食供给，他们将洋芋和英国的果树引入石门坎；他们在汉族和苗族牧师的帮助下，1921年在石门坎创建了乌蒙山最早的麻风病院，完成了柏格理的夙愿；为了解决当时头疼的“孤儿”问题，他们1920年在石门坎建立了孤儿院；他们还为石门坎光华小学，建立了室内游泳池，应该说乌蒙山第一个室内游泳池是他们所建设的；等等。
（以上内容参考张绍乔和张继乔著《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1904—1926）》，收录在东人达、东昊等译《未知的中国》一书）
6、王树德（William H. Hudspenth，威廉·H.哈兹佩斯），基督教循道公会英籍传教士。1908年，他在谢菲尔德首次听到柏格理回到英国后的激情演讲，就被召唤，1910年就来到石门坎，投身柏格理已经在乌蒙山引领的苗族福音信仰事业，他成为柏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建立苗族福音信仰与学校教育事业的得力助手（1910—1915），在1915年柏格理因伤寒去世后，他与苗族同工杨雅各1916年又东渡日本，完成苗文《圣经》的印刷出版，以实现柏格理的夙愿。
穿着苗装的王树德牧师，来自shimenkan.org
之后，王树德曾任循道公会西南联区首任连区长（1933—1934），在1936年，他被调任驻上海的英国与海外圣经公会秘书。当时，热爱他的苗族人特别推选两位代表——王明基与杨荣辉陪伴王树德到省会，并在火车站站台送别他。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到武汉救助中国难民，被日军逮捕，送到上海战俘集中营，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释放，返回英国。
王树德曾在1937年写作出版《石门坎与花苗》一书，记录了他亲身参与的乌蒙山苗族福音信仰与教育复兴的伟大历程，也以此纪念先驱者柏格理和邰慕廉以及为此奉献的英、汉、苗、诺苏（彝）族等传教士群体。
（以上内容参考王树德著《石门坎与花苗》，收录在东人达、东昊等译《未知的中国》一书）
7、林树德（Dr ＆ Pastor Levis savin，萨温或沙文医生，1864—1918），英国圣经基督教会（后属循道宗）开拓中国西南云贵川福音信仰传播的先驱者，作为医疗传教士，他也是先驱者柏格理与邰慕廉在云贵严重缺乏现代医疗环境下开拓福音信仰的宝贵伙伴。
他于1896年来昭通，1902年与柏格理等共同创办福滇医院——乌蒙山地区第一家现代医院，救死扶伤，造福一方群众，被百姓誉为"昭通挚爱的医生”。
林树德医生
萨温医生与柏格理性命相交，1907年柏格理被匪徒痛打几乎丧命，得到了萨温医生的精心护理而康复，而在1915年石门坎伤寒流行中，萨温医生再次护理柏格理，也身染伤寒，尽管挺了过来，但身体健康大受损害，最终在1918年救治一位士兵时，又染伤寒而病逝，葬于昭通凤凰山麓。
（以上内容参考阿信在《用生命爱中国》所做附录：《长眠在乌蒙山区的部分外国传教士简历》）
8、格兰丁女医生（Lilian Mary Grandin，莉莲·玛丽·格兰丁，1876—1924）英国圣经基督教会（后属循道宗）开拓中国西南云贵川福音信仰传播的先驱者，作为医疗传教士，她也是萨温医生在昭通和乌蒙山地区以现代医疗造福群众的重要伙伴。
格兰丁医生图片，来自中华重症医学
格兰丁出生于英吉利海峡泽西岛（Jersey），因父母是当地基督教圣经公会的虔诚教徒，从小深受家庭熏陶的格兰丁，就立志长大后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她在1906年来华开启其传教使命前，不仅在爱丁堡女子医学院深造获得医师资格，而且又进修妇产科、牙科、眼科等专科知识，为其来中国内地开展医疗传教做了充分的准备。
1906年，格兰丁来到云南昭通，加入柏格理与萨温医生所创办的福滇医院以及正在石门坎展开的福音信仰开拓事业，作为当时昭通唯一接受现代医疗高等教育的女医生，她在严重缺乏现代医疗的当地和乌蒙山区少数民族山寨，一干就是10年，她常年深入少数民族的山寨，也开设多处诊所，治病救人，而且开办当地最早的麻风病医疗所，为当时备受歧视和苦难的麻风病人带去福音；她和萨温医生也每个月会到石门坎为当地苗族群众服务。格兰丁医生扎根在昭通边远山区整整十年，她的人格魅力比任何宗教信条更感染人，人们从她天使般的爱心行为中理解了基督教的教义。
格兰丁医生为苗民打防疫针，来自中华重症医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格兰丁医生返回了英国，但在听到柏格理、萨温医生等坚守昭通和乌蒙山的传教士纷纷因感染致命的斑疹伤寒而逝，她又毅然在1923年重返昭通，再次投身于昭通与乌蒙山地区的医疗与福音事业，尤其投身对抗当时流行的致命斑疹伤寒疫情。
然而，1924年秋天，斑疹伤寒疫情再次肆虐，一家一家死人，一村一村死人，仿佛世界末日，格兰丁与其同工们再次站在抗疫第一线，拯救病人，对抗伤寒疫情。10月，护士长玛丽安·海克斯夫人因为长期护理斑疹伤寒病人而感染，最终故去。格兰丁医生也因为护理病人而身染斑疹伤寒，再加上长期的劳累和透支，最终在1924年12月5日病逝。
格兰丁医生墓，来自阿信《用生命爱中国》
格兰丁医生在昭通墓地图片。来自中华重症医学
而在1924 年 12 月 10 日格兰丁女医生的葬礼举行时，云南昭通城万人空巷，城中无论官商绅士的富贵之家，还是衣衫简陋的穷苦人，还有无数从山区远道赶来的苗族基督教民，都来为格兰丁送葬......送葬的队伍绵绵十里......肃穆哀荣的队伍到达凤凰山上的基督教徒墓地时，含泪送别的人群悲恸起来，哭声感天动地。分别用中、英和苗文主持仪式的牧师的祈祷，几次被自己悲痛的哭泣打断......
(以上内容参考温州尤开荣医生笔记《格兰丁：人民爱戴的女医生》)
重建后的格兰丁医生墓地，来自中华重症医学
9、布什护士（Mrs. Marie Hicks ，玛利亚·海克斯，1872—1924），英国圣经基督教会（后属循道宗）开拓中国西南云贵川福音信仰传播的先驱者，出生于澳大利亚，是基督教圣经公会在澳大利亚分支的成员，作为医疗传教士，她在1898年就抵达云南，其后20多年，她在云南教区的几个传教站工作，专门为教区内外的妇女和儿童服务。她是格兰丁医生重返昭通后的重要伙伴，在1924年共同抗击斑疹伤寒疫情中，因为长期护理伤寒病人，海克斯最终身染斑疹伤寒而病逝。
布什护士在昭通墓地图，来自阿信《用生命爱中国》
10、弗朗西斯·戴蒙德医生（Francis Spencer Dymond，1896—1929）,基督教循道公会英籍医疗传教士，邰慕廉牧师夫妇的二儿子。他在英国攻读医学后，决心继承父母在中国云南传扬福音信仰的事业，1928年来到云南，先在昆明传教士教区医院工作，后赶赴昭通福滇医院，但不幸患上严重的扁桃体炎，于1929年3月1日病逝，年仅33岁，葬于昭通凤凰山麓。
戴蒙德医生在昭通墓地图片，来自中华重症医学
13、高志华（Reginald Heber Goldsworthy，1895—1936），英国循道公会开拓中国西南云贵川福音信仰传播的传教士。他出生于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一个牧师家庭，从小就敬佩柏格理在中国西南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的事工，决心学习柏格理为中国西南福音信仰传播工作。他曾两次来到石门坎从事福音和教育事工。
高志华牧师图，来自那和散那
第一次是在1924年，第二次是在1936年。但不幸的是在1936年3月6日凌晨，山区的一帮土匪包围了石门坎学校，几个土匪威逼高志华交出修建学校的钱。高志华牧师无钱可交。气急败坏的匪徒就用刀重伤了他，他在临终时对围着他的师生说：“我要和柏格理牧师在一起”。
就这样，在石门坎的山坡上，人们把他葬在柏格理的墓旁。
高志华牧师在贵州石门坎墓地
14、党居仁（James R. Adam，1863—1915），是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所创中华内地会开拓中国西南云贵川福音信仰传播的先驱者，他也是将基督福音传入苗疆的先锋。正是党居仁从贵州安顺出发，进入周围大山的苗寨，将福音在“生苗”中传开，尤其是他最早接触和吸引了乌蒙山的大花苗族信徒，1904年最终将如潮而来的乌蒙山深处大花苗族人，写信推荐给在昭通驻牧的柏格理，由此引发了柏格理以乌蒙山石门坎为中心引领一个民族（苗族）福音信仰的巨大成就，而党居仁在苗疆的福音传播事业取得了与柏格理同样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党居仁与柏格理是福音深入苗疆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党居仁牧师图，来自那和散那
而党居仁的人生经历更为坎坷，在云贵苗疆传福音中，他先后经历了两次失去自己妻子和孩子的重创，先是1894年，刚刚结婚一年的妻子哈伊斯小姐（MissHaynes）病逝，出生不久的女儿也随后去世；后来是1898年，再次结婚的贺斯汀小姐（Miss H. Hastings）又不幸病逝。但这些人生的重创，没有阻止这位上帝仆人在苗疆传播福音的脚步。
直到1915年8月9日晚，一道闪电击中党居仁在贵州安顺所居住的房间，他就此归天，而在一个多月后，1915年9月16日下午，柏格理在石门坎因伤寒而病逝。两位开创性的福音使徒先后去世，震动了整个苗疆。
（以上内容参考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著《党居仁在西南部落的故事》，斯嘉译，来自那和散那公众号）
党居仁在贵州安顺墓地图，来自那和散那
15、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1886—1938），是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所创中华内地会开拓中国西南云贵川福音信仰传播的先驱者，他也是将基督福音传入云南怒江大峡谷傈僳族人的先锋，他在云南西北部怒江高山峡谷中的傈僳族中传教30年，创制出傈僳族拼音文字，和其杰出的同工共同翻译《圣经》，最终让怒江河谷成为福音谷，他也被称之为“傈僳族使徒”。
富能仁
在1909年，来自英国的内地会传教士富能仁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云南腾冲时，柏格理和党居仁等前辈在乌蒙山正在引领苗族的福音信仰浪潮，而富能仁在转入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族人传教工作中，历经7年的播种都几乎看不到任何收成。这让富能仁经历了严重的信心危机，但依靠耶稣基督得胜的信念，以及富能仁独特的信心祈祷，他重获信心，在第8年终于收获了怒江大峡谷傈僳族人福音信仰的浪潮，数以百计的傈僳族家庭皈依福音，数以千计万计的傈僳族人成为基督徒，由此富能仁成为“傈僳族人的使徒”。
富能仁墓碑
比较前瞻的是，富能仁在怒江傈僳族中建立福音教会时，就开始以自给、自养等方针指导当地傈僳族教会的事工，这为后来外国传教士被迫撤离后，当地教会还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继续传道奠定了基础。至今，在怒江峡谷，大部分傈僳族人依旧是福音信仰的信徒。
1938年，富能仁在云南保山，因为脑疟疾而病逝，来自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族福音信徒，将其埋葬在保山的山坡上。
（以上内容参考富能仁女儿艾琳·克蕾斯曼著《山雨》等书）
富能仁在云南保山的墓地
16、李司提反，英国圣经基督教会（后属循道宗）开拓中国西南云贵川福音信仰传播的重要汉族牧师，也是柏格理进入石门坎引领苗疆福音信仰的主要同工之一，为福音信仰在昭通和苗疆的传扬与扎根做出重要贡献。
李司提反，本名是李国镇，自1896年，昭通当地的汉族儒生李国镇和其兄李国均与柏格理相识相交后，他们由敬重柏格理的学识与人格而相信了基督福音，受洗后，柏格理为李国均取教名为李约翰，为李国镇取教名为李司提反。而作为昭通知识分子信仰福音的代表，柏格理也是格外器重他们，因材施教，热忱栽培，最终两人都成为教会的大器：李国均担任当时昭通中西学堂中文主任教员，而李司提反则专门协助柏格理四处传教。
李司提反照片，来自zhuhuayongcun
李司提反在柏格理深入乌蒙山开拓苗疆福音信仰的历程中中可谓有参与开创之功，不仅在石门坎建立第一个苗族教会中是他筛选出第一批受洗的苗族信徒（这些人后来都是苗族教会的中坚力量），而且在1905年、1906年与苗族传道人杨雅各等帮助柏格理成功创制苗文文字等等，这些开创之功，也让柏格理在自己写作的《苗族纪实》等书籍中一再提及李司提反的功劳。
在柏格理1915年长眠石门坎之后，李司提反继续其福音事工，而在1919年，李司提反在昆明参加完教区会议后，回归昭通的半路中突然失踪，后来说是被当地土匪杀害，总之不知所踪。
正是人如其名，在《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的司提反殉道于耶路撒冷，李司提反也为福音信仰在云贵高原的传播而殉道。
（以上内容参考阿信著《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苗族纪实》等书籍）
17、朱焕章（1903—1956），苗族牧师，曾任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石门坎联区长。他也是著名苗族教育家，是柏格理开创的乌蒙山石门坎学校培养出的苗族精英人才，他曾在1929年进入著名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系深造，而后回归石门坎，任石门坎光华小学校长，后来又创办石门坎中学，任校长，继承和推进柏格理在石门坎开创的苗族学校教育事业，为苗族教育复兴做出杰出的贡献。
朱焕章获得华西协合大学教育学学士图
朱焕章出生于威宁县一个苗族佃农的贫寒之家，从小就经历人生坎坷，然而柏格理与其同工们开创的乌蒙山石门坎福音与教育体系造就了他，让他成为当时不可多得的苗族精英人才。
朱焕章怀抱苗族教育复兴的使命，在华西协合大学读书期间，就利用课余时间编写《滇黔苗民夜读课读本》并付印送回乌蒙山的苗族教会组织群众学习使用。
而在1935年在华西协合大学获得教育学学士后，不顾成都、贵阳等大城市的优厚职位，也曾在1940年代南京国民代表大会期间，婉拒蒋介石挽留其在南京的高官厚禄，均义无反顾回到石门坎，践行自己的苗族教育复兴梦想，服务苗疆。
而在1943年创办石门坎中学的艰辛办学中，他可谓是穿草鞋、着麻布、饭糠秕办学，他的家庭一家八口多数时间以洋芋和野菜充饥。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石门坎中学的办学从未中断，从开办之日到1952年被政府接收时，已招收14班400多名学生，考入大专毕业的有23名之多。
朱焕章与其家人在石门坎
朱焕章的无私办学，赢得了苗族群众的拥戴，也在苗族中拥有崇高的威望。朱焕章1952年后，调任贵州教育厅工作，后在1956年的政治运动中遭遇不公平对待，自杀身亡。其墓后来迁葬石门坎。至今，乌蒙山的苗族人依旧怀念他。
（以上内容参看前辈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等书）
朱焕章在贵州石门坎墓地
18、王志明（1907—1973），20世纪世界10大基督教殉道者，中华内地会苗族牧师，云南武定苗族人。他曾任云南洒普山总堂牧师，成为云南北部苗区的教会领袖。
他是1906年柏格理与郭秀峰（澳大利亚籍传教士尼科尔斯）在云南北部洒普山苗区开拓福音信仰后，成长起来的苗族牧师。他先是在苗族教会创办的学校学习，毕业后在教会学校从教19年。1940年，成为滇北内地会洒普山传道员，1948年被按立为洒普山总堂牧师，成为当地教会领袖。
王志明牧师像，来自网络图片
1951年外国传教士被驱逐离华后，他继续负责当地教会工作。后来，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他所组织的福音聚会被取缔。文革开始后，在1969年，王志明与当地基督教领袖因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而被捕，在狱中坚守信仰。而在逐渐的审判中，据说只要他声明自己放弃福音信仰，就可以宣布无罪回家，但他坚守自己的福音信仰，最终在1973年12月29日，他被判死刑，并在武定县万人批斗大会上被枪决。
王志明墓地，来自shiemnkan.org
1980年12月1日王志明牧师被政府公开平反，他的墓地被重建。
1998年7月9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20世纪世界10大基督教殉道者，王志明与波兰神父圣国柏、抵抗纳粹政权德国牧师潘霍华与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10位圣徒一起被塑像立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成为受世界敬仰。
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王志明雕像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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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福音信仰进入中国西南高山峡谷150多年的伟大历程中，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名单，但已经足够彰显福音信仰的伟力，堪称是中国西南高山峡谷版的《使徒行传》。这样的历史，并不见于主流历史，或者被遮盖，或者被删减，但历史最终无法更改。
而埋葬在中国西南高山峡谷中的传教士们与其历程，已永远与这里的土地融为一体，与这里的历史融为一体，成为这里的传统，而且与福音一样继续流传。
而埋葬在中国西南高山峡谷中的传教士墓地，曾在极端的年代被破坏摧毁，而后又重建而被永久纪念与敬拜。
因为，这些墓地与墓碑，见证了历史，见证了信仰，复活了历史，复活了信仰，也复活了真正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