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上了山，呼召自己所要的人，他们就来了。
——《新约·马可福音》3:13
“假设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是基督。我们岂能为他做太多？我们能为这宝贵救主做再多吗？”
194年前（即1830年），就在福音先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从英国启航抵达当时古老的中华帝国23年之后，在英国约克郡的巴恩斯利（Barnsley）小镇，有一位虔诚的父亲献上了一次庄严的祷告：“如果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他愿意把这个儿子献上，接受呼召，在这片广大而穷困的国土侍奉他。”（《带着爱来中国》P10）
而“这片广大而穷困的国土”指的就是当时的古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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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雅各与贺美亚照片，来自网络
这位虔诚的父亲就是戴雅各 (James Taylor)，是当地的一位药剂师，也是当时基督教卫理公会的热切传道人。他的妻子贺美亚（Amelia Hudson）也是异常虔诚的基督徒。
而戴雅各做出这样庄严的祈祷，是因为他读了一些有关当时中国的书，尤其是赫尔(Basil Hall，1788 – 1844）船长在远洋游记中所记下的中国实情。
赫尔船长曾随从威廉·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1773—1857）1816年所率领的阿美士德使团（Amherst embassy）抵达中国，这是继马戛尔尼使团后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二个使团，结果因为礼仪之争，使团不仅没有被当时的大清皇帝嘉庆帝接见，而且中英双方不欢而散，但使团成员了解了当时所谓中华帝国的实情，并加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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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船长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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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阿美士德勋爵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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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士德使团在当时北京通州运河的航行图片，来自网络
戴雅各为当时中国“贫瘠光景深感难过”，但自己的情形却不容他如同马礼逊有亲赴中国传道的念头，由此，他就做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祷告，希望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能去古老的中国传道。祈祷后，他保守这个秘密，没有再向其他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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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戴德生照片，来自网络
1832年5月21日，戴雅各果然获得了一个儿子，妻子贺美亚生下了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英文名翻译为詹姆斯·哈德森·泰勒，而戴德生实际是一个后来专门命名的中文名。
然而，戴德生出生后，不仅身体一直柔弱，而且在少年的某一段时期，竟然偏离了信仰虔诚双亲所殷勤劝勉的基督之道，反而与一帮“愤世嫉俗”的少年朋友打得火热，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前往遥远东方传福音之道的气象。
难道，戴雅各的虔诚祈祷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得到上帝的垂听，而上帝也压根没有发出这“呼召”？！
然而，世界现代史完全确证了这“呼召”的真实与其蕴含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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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晚年照片，来自网络
这个少年时期离经背道的詹姆斯·哈德森·泰勒，最终演变为世界福音史上著名的戴德生，在华传道51年，创办了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
他所创立的内地会，超越宗派，差派超过上千名传教士深入中国内陆18省传扬福音，推进现代学校与医院，影响深远，以至于历史学家鲁思·塔克 (Ruth Tucker)对此评价道：“自使徒保罗以后，能够心怀‘广大异象，而按部就班’，将福音传入如此广袤疆域的人，十九世纪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
而这惊人而巨大的生命与历史“回转”如何发生？
让我们继续深入“呼召”的世界历史进程，在《聆听“呼召”，改变历史的10个选择（上）》《聆听“呼召”，改变历史的10个选择（二）》的脉络上前行，继续去追寻那些心灵与脚踪的选择。
就在少年戴德生，沉浸在与其“愤世嫉俗”的少年朋友们，对传统信仰满怀怀疑与鄙视的兴奋中时（而一些基督徒言行不一的表现更让他们找到了证据），15岁的一场独特的经历却改变了这个少年的精神。那是一个假期的某天下午，他的母亲正好外出，百无聊赖的戴德生跑到父亲戴雅各的书房想找一些书翻翻。据说，当时他在一个小篮子里，看到了一份福音单张。即使在那一刻，他也是如此看待福音单张，反正“开头总是一段故事，结尾便是连篇累牍的讲道词或道德教训”，自己就只读开头的故事就好了。总之，其中只要有什么救恩的教训的话，它与自己无关，一不耐烦就放下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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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位少年，百无聊赖翻看那张福音单张并准备随时放下时，有一段文字——“基督做成的工”，突然抓住了他。
据说，当时“做成”两个字迅速占据了这个少年的心思。但基督又“做成”什么呢？！此时少年戴德生脑海中竟然闪现出这样的回答：“做成了完全的救赎，把罪责抵消；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不仅为了我们，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罪。”然而，“假如整件工作已经完成......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在少年戴德生在苦苦思考这些问题时，他不知道的是，他外出的母亲贺美亚，正在离家七八十里的一个房间正在为迫切需要得救的儿子异常虔诚而急切的祈祷。更不要说，他的妹妹阿美丽雅（Amelia）在日记中，为自己远离信仰的哥哥“得救”一直虔诚的祈祷。据说，那天的下午，这位虔诚的母亲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热切的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的祈祷，直到她自己感觉不能再祈求下去了为止，因为她感到她的祈求已蒙上帝垂听。而在父亲戴雅各书房中的少年，心中突然有一种以前所未经历的喜乐，竟然在心里开始赞美基督这位“救主”，而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可压根不想听任何救恩的教训唠叨。![]()
两周后，外出回家的母亲与儿子共同分享了这次奇妙的“得救”经历，让少年戴德生清晰的明白了一个真相：上帝的承诺是信实的，虔诚信徒的祷告，完全能够获得应许。
这次经历成为戴德生人生的一个“分水岭”，1847年的这次“被拯救”的经历，让这位“离经背道”少年，“回转”回自己家庭虔诚信仰的基督之道，开始了自己信仰的历程。
然而，那天在父亲书房所苦苦思考的问题还在：“假如基督的整件工作已经完成......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呢？”又一次，这位“悔改”的少年，献上了虔诚的祈祷，他希望基督给他一份工作，无论如何卑微，如何琐碎，他都愿意“舍己”去做。
据说，一种庄严感充满了祈祷中少年的灵魂，他感觉到自己的祈求获得了聆听，而在数月后，“有一异象深深印入我的心灵，这就是上帝要我去中国，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
就这样，大约在1850年左右的时光，18岁的戴德生聆听到了基督派遣他去中国传福音的“呼召”。![]()
先驱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照片，来自网络这是他生命的巨大转折点，他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个时刻与其细节，他忠实地将其记录在《带着爱来中国》的自传中：“这看起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要付上我的生命。”
戴德生的领悟完全正确，此时，1807年抵达中国的福音先锋马礼逊已经在1834年病逝于广州，被埋葬于澳门的基督教公墓，永远的与那片遥远的东方大陆融为一体。![]()
麦都思1838年著作《中国的现状和传教展望》，来自网络年轻的戴德生立即开始了自己为前往遥远中国传福音的准备，他从一位前辈传道人手里借阅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先驱来华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的著作《中国的现状和传教展望》（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在这部1838年就出版的600页巨著中，来华传教40年的麦都思不仅向欧洲深入介绍了古老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更是强调了医疗传教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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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医疗传教士雒魏林、麦都思等在上海创办的仁济医院老图片，来自网络此时，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1835年已经在广州开创了中国第一家西医和现代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大获成功，而麦都思本人也在1843年抵达上海，参与创办了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与仁济医院等著名的教会出版与教会医院，也获得了成功。而麦都思“医疗传教”的呼唤，深深影响了年轻的戴德生，他立即以此为方向，开始了自己前往遥远东方的准备。当18岁的戴德生准备肩负前往中国传福音的使命后，除了学习医学的历炼，有一种侍奉的准备却对戴德生一生的服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于他后来能开创出中华内地会这样杰出的传教组织。原来，当戴德生对自己前往遥远中国的使命深思时，他认识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求告无门，生命的保障，日用所需，以致一切援助，唯有依靠上帝，但问题反倒在于，你是否有足够的信心，能够相信这一点，做到这一点？！![]()
位于污水边（Drainside）旁的戴德生住处（图下）为此，戴德生开始了自己的操练：“在离开英国以先，我必须学习单靠祷告，借着上帝的圣灵来感动别人帮助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准备。”（《带着爱来中国》P32）1851年，戴德生搬到赫尔（Kingston upon Hull）一个贫民区居住，一边担任威廉·赫迪医生（William Hardey）的医疗助理，一边开始探访贫民区的穷人，送去福音侍奉。赫迪医生非常忙碌，专门交代戴德生记得提醒他按时发放薪酬。戴德生却决意操练自己，不直接向医生提醒，而是通过向上帝祈祷，让上帝去提醒医生。考验很快就来了。有一次，发放薪酬的时候到了，医生却忘了这回事。戴德生不断祈祷，却依旧没有动静。![]()
尽管，此时的戴德生生活已经极其节俭，连牛奶都不喝，只吃一些麦片和米饭，但在一个周日，他发现自己身上只有“二先令六便士”的硬币。而他继续祷告和等候。但周日晚上10时，戴德生在赫尔贫民区传讲福音时，被一个穷苦人邀请，为他将死的妻子祷告。
在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屋里，一个筋疲力尽的母亲倒在破烂的草床上，四五个长期饥饿的孩子围着她，这是一个急需要救助的家庭。![]()
然而，戴德生却无法割舍自己那“二先令六便士”，他当时想：“假如我有两个一先令六便士的小钱，而不是这仅值一先令六便士的硬币，我是何等愿意给他们一个先令和六个便士！”
当戴德生跪下为这个“将死”的妻子祈祷时，据说，他经历了一生中空前绝后的心灵争战！
因为，在他一开口说出“我们在天上的父”时，自己的良心立即开口责备：“你竟敢侮辱天父吗？你竟敢跪下来称他为父，而口袋里却藏着那块钱吗？”![]()
当戴德生语无伦次祷告完，摇摇晃晃站起时，那可伶的父亲对他祈求道：“如果你能够的话，为着上帝的缘故，就请你帮帮我们吧！”
此刻，“有祈求，就给他们”的语句闪电般进入戴德生的脑海！
戴德生把手伸入口袋里，慢慢地把那“二先令六便士”的硬币拿出来，交给了那个可伶的父亲。
就在那一刻，不但可怜的妇女获得了拯救，戴德生的生命更是获得了拯救！假如那一刻，他心硬地带着那一块“二先令六便士”的硬币离开，我确信在中国史上不会出现那个创立中华内地会的戴德生！
喜乐如同浪潮一般涌现在戴德生的心中，他满怀赞美的返回自己的寓所。那一晚是他生命中又一个里程碑，因为他为了完全信靠上帝，献出自己仅剩的“二先令六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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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奇的是就在周一早上，一封不知来自何处的信件抵达，里面有一个半英镑的硬币。戴德生大喊着：感谢主！然而，考验依旧在继续，无论如何祷告，赫迪医生依旧没有记得去支付薪酬。两周后，戴德生又回到了之前那个周日的困境，而且麻烦的是下个周六交房租的时间到了，那位基督徒房东太太也等着钱要用。
此时，戴德生完全可以去找赫迪医生直接解决问题，但他所担忧的是，假如这样，就意味着自己根本没有实现单靠祷告获得帮助的操练，那么，“我能不能到中国去？会不会因为我信心不足，能力不够，以致我无缘参与这宝贵的差使？”（《带着爱来中国》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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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饼二鱼奇迹》的油画，克莱克亨德里克1590年画作，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来自网络戴德生进入完全的祷告与交托中，但那个周六的早上一切都没有转机。
直到周六下午5点多时，完成一天最后的工作后，在椅子上休息的赫迪医生，突然对戴德生问到：“是不是，你的薪酬到期了？”继而又抱歉的说，“可惜你不提醒我，今天中午把所有钱存进银行了，不然现在就可以支付给你。”
戴德生激动万分，尽管，还没有拿到薪酬，但祷告正在获得上帝的垂听！而就在当天晚上10点，戴德生准备从赫迪医生的诊所起身，盘算着房东太太应该已经上床休息，或许周一有其他办法交上房租时，突然赫迪医生开心大笑的回到了诊所，原来是一位有钱的病人非要深夜来付款。在这笔钱入了账簿，医生正要离去时，他突然想起拖欠戴德生的薪酬，就把刚刚收到的一部分钞票现场交给了戴德生。
“我终于可以去中国了！”戴德生满怀喜悦地赞美上帝！
这是戴德生信仰历程中一个显明的里程碑。因为，他经历了各种生存与心灵的考验，不仅最终完全信靠了上帝，而且确信因为这完全的信靠与祈祷，他可以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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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样的信心，1852年，戴德生又前往伦敦进入皇家伦敦医院（Royal London Hospital）学医，而在这里他又遭遇了传奇般的生死考验，最终依靠自己完全信靠的主得救，更大大坚固了他前往中国的信心。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以待未来的机缘。
就这样，在171年前，即1853年，尽管只有21岁，却经历了信仰与医学装备的戴德生，受中国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派遣，前往遥远而古老的中国，直到经历七年九死一生的医疗传教工作后，积劳成疾的戴德生于1860年返回了英国治病。第四个呼召，先驱传教士戴德生1866年再次抵达中国，164年前，即1860年，当带病而回的戴德生与妻子戴玛利亚乘坐轮船从上海返回英国，与阔别七年的父母汇合时，父亲戴雅各向他吐露了30年前曾经的庄严祷告：“如果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他愿意把这个儿子献上，接受呼召，在这片广大而穷困的国土侍奉他。”![]()
而戴德生在中国七年的医疗传教仿佛已经完全验证了这个呼召的真实与结局。但这结局末尾，却带有新的遗憾，这就是1861年经过皇家伦敦医院克拉克医生的诊断，七年的福音工作，已经让戴德生肝脏、消化、神经系统收到严重损坏，要有数年时间留在英国休养。换句话说，要有数年时间，他不能返回中国继续上帝呼召他所做的工。在英国休养的数年间，戴德生每天注视着自己书房中巨大的中国地图，想着中国每月就有上百万人，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拯救就走向死亡，常常让他忧心如焚，彻夜难眠，只有急切的祷告，才能稍微减轻他内心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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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当时，正如戴德生在宁波医院亲身经历的，数量不多的福音传教士根本无法满足同一个地方不断涌来的需求，更不要其他地区的需求，而当时即使数量不多的前往中国的福音传教士，也主要集中在当时沿海的开放城市，而内陆的11个省根本没有一个传教士抵达，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当时，几十个基督教宗派的教会都有各自的中国宣教计划，却根本没有为中国广大内陆传播福音的专门机构。
“心里的罪越来越强烈”的戴德生日夜难安，以至于健康日坏。此时，他的朋友邀请他到帕莱顿海滨（Brighton Beach）度假。![]()
就在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参加帕莱顿海滨的一场福音聚会时，他体会到了更加痛苦的心灵折磨：看到礼拜堂中欢聚的上千基督徒，想到中国千百万没有听到福音就走向死亡之路的人们，戴德生在巨大的痛苦中，独自走向帕莱顿海滨的沙滩，去向上帝急切的祈祷，自己能做什么？！就在这沙滩上，戴德生再次遇到耶稣基督的“呼召”，“在那里，上帝降服了我的不信，叫我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供他使用。”“我告诉上帝我已把所有的重担交给他了，我是他的仆人，我要遵行他的命令，跟随他的指引，愿他照顾和引导我，以及与我一起同工的人。”（《带着爱来中国》P187）
就在这沙滩上，戴德生向耶稣基督发出祈求：要求派遣24名同工，与他共赴中国。其中内地11省每一个省有两人，而蒙古也有两人。随后，他将这个请求写在随着带着的《圣经》空白处。（《带着爱来中国》P187）而从帕莱顿海滨回到伦敦后，戴德生就以“中华内地会”之名在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存入10英镑，“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就这样成立了。此时，在妻子戴玛利亚的帮助下，戴德生写下一本小书《中国属灵的需要和呼求》（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开始呼唤与自己同工的人们。![]()
《中国属灵的需要和呼求》（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来自网络1865年10月，中华内地会的第一批先驱从英国前往中国。而在158年前，即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与16位传教士乘坐兰茂密友尔号(Lammermuir)启航前往中国。
在经历18年的锻造后，耶稣基督让戴德生超越了一个医疗传教士的身份，化身为全新福音组织的创造者，继续履行神圣的使命。
由此，戴德生与其创立的中华内地会改变了世界福音史，也改变了中国史。
他所创立的内地会，超越宗派，成为中国宣教的榜样，差派超过上千名传教士深入中国内陆18省传扬福音，推进现代学校与医院在中国的建设，影响深远。![]()
1891年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合影，中间坐立者为戴德生，来自网络在这广袤的的疆域，从云南的怒江峡谷到蒙古高原，从云贵高原的乌蒙山到西藏的高山峻岭间，都有内地会的传教先驱，兴起了“苗族的使徒”、“傈僳族的使徒”......去引领一个民族的信仰。以至于历史学家鲁思·塔克 (Ruth Tucker)对此评价道：“自使徒保罗以后，能够心怀‘广大异象，而按部就班’，将福音传入如此广袤疆域的人，十九世纪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而这一切根源于他对于耶稣基督“呼召”的完全信靠，以无比的信心去践行这“呼召”！![]()
1905年，戴德生（中间坐藤椅者）与内地会同工友合影,不久后去世，来自网络。而为此，他同样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包括他挚爱亲人的生命。这与他在自己18岁时所领悟的一致！
1905年6月3日，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他的灵柩棺木被运到江苏镇江，埋葬在长江边的牛皮坡洋人公墓，与原配妻子戴玛利亚和4个夭折的孩子合葬而安息。碑文上写着：A MAN IN CHRIST（他一生常在基督里！）。![]()
以此为《聆听那至高者的“呼召”，改变历史的10个选择》之第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