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胡搅蛮缠的比较——驳王德威《从“头”谈起》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既表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判断上，也表现在对种种具体作家作品和历史问题的评价上。这种看法的变化，固然与“改革”导致的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分不开，但也与“开放”导致的对港台和海外观点的接触有些关系。

例如，夏志清六十年代初出版于美国的那部《现代中国小说史》，抑鲁迅而扬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就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有些“创见”，有些“新论”，其实不过是对港台和美国的一些学者观点的借用。

夏志清、夏济安、李欧梵这些人，因为与大陆学者生活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里，可免于大陆式意识形态从外部到内心的制约，也就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现代文学的发展流变，能以不同的尺度衡鉴现代作家作品。他们的观点，对开拓大陆学者的眼界，更新大陆学者的思维，都不无意义。然而，他们往往也难逃另一个方面的意识形态的左右。因此，他们在审视现代文学时，往往也就清醒与迷误共存，新见与偏见交错。

举例说，当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这些人的文学成就在大陆遭抹杀时，他们却能对这些人予以高度评价，相对于那个时期的大陆学界，这固然意味着一种“清醒”，一种“新见”。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往往对鲁迅尽量地贬损。对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作家，他们不能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做出公允的分析、评说，不能有一种“同情的了解”和“同情的批判”，已说明意识形态从另一个方面对他们的束缚；而不能把鲁迅同其他“左翼”作家区别开来，不能超越当时的意识形态之争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品味和评说鲁迅，则说明意识形态从另一个方面对他们的束缚其实很严重。

他们的清醒与迷误，他们的新见与偏见，都对大陆学界产生了影响。在过分地称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同时，则想方设法地诋毁鲁迅，甚至把鲁迅说得一钱不值，是八十年代以来大陆文学界的一种突出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那些海外华裔学者的影响当是原因之一。

连龙应台这样的人都敢说自己的杂文写得比鲁迅好，可见这类从台湾到海外的学者，面对鲁迅时有着怎样的迷误与偏见。近几年，有一个叫王德威的人，频频在大陆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看法，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还出版了他的论文集《想像中国的方法》。从这本书的封底介绍，得知这位王先生乃

另有几本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英文著作，并且译有福柯的《知识的考掘》。这本《想像中国的方法》，是作者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在书店见到时，我稍作犹豫，便买了回来，回到家便认认真真地开读。但几篇读下来，便有些失望。一种感觉是无甚高论，另一种感觉便是作者汉语表达能力的欠缺。由于尚不能用汉语很通顺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王德威先生的文章便读来疙疙瘩瘩，时有文理不通和晦涩难解之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鲁迅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王德威先生也时常要谈及鲁迅，并且每每不忘表示对鲁迅的贬损。

待到读完那篇《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时，我便完全不想把下面的文章继续读下去了。这篇文章从“砍头”的角度将鲁迅与沈从文做了比较，基本观点则是抑鲁而扬沈。读这篇文章，我首先惊叹作者果然不愧为比较文学博士，对比较的方法竟能有如此“妙用”。同时也想到，倘若要存心抑此而扬彼，将二者比较一番，总能找到抑扬的理由。当年郭沫若为抑杜扬李而作《李白与杜甫》，已将比较的方法做了“别开生面”的运用。而王德威先生的这篇《从“头”谈起》，实在与郭著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文想对王德威先生的这篇《从“头”谈起》发点议论，并不对《想像中国的方法》这本论文集做全面的评价，更无意于对王德威先生的学术成就作整体的论说。

《从“头”谈起》（下称《谈起》）在将鲁沈二人看待“砍头”的心态和叙述“砍头”的方式做了一番比较后，这样结尾：

所谓“从尾谈起”，是想从这段结尾（也即结论）谈起。读这段文字，再结合前面的论述，可知《谈起》要表达这样几层意思：

其一，鲁迅有着一种“砍头情结”，这不但使得鲁迅选择了文学，还使得鲁迅总以文学“反映”人生，总以文学来抒发忧国忧民的义愤，说得直白些，鲁迅总想以文学来改造社会，是一个文学上的功利主义者，因此其文学价值也较为低下。

其二，与鲁迅截然相反，沈从文则把人生“艺术化”，就连鲜血淋漓的“砍头”，也被沈作为“艺术”来欣赏，换言之，沈以唯美的心态看待“砍头”，也以“唯美”的“法则”叙述“砍头”，是一个文学上的唯美主义者，因此其文学价值也较高。

《谈起》未把话说得这样明白，行文中多有绕来绕去，含含糊糊之处。但他苦心孤诣地拿“砍头”做文章，确实想说的就是这番话。

将两种东西进行比较，前提是二者具有起码的可比性。王德威先生认定鲁沈二人都热衷于写“砍头”，因此可从“砍头”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在他看来，“鲁迅与沈从文的砍头故事”，不但见出二人艺术品格的高下，还“因此提供我们绝佳的机会，回顾现代中国写实文学的不同路线”。从“头”谈起，并不仅仅是要在鲁沈二人中分出高下，还要在所谓“现代中国写实文学的不同路线”间见出优劣。沈从文少年从军，有着很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人生经历。他曾惯见“砍头”，在作品中也确乎多处写到“砍头”。

硬要从沈从文作品中把写到“砍头”的文字抽取出来，加以特别的研究，也未尝不能做成一篇文章。但既是比较，便一个巴掌拍不响。还需鲁迅作品也提供了足够的“砍头”描写，才有比较的前提。王德威先生认为“鲁迅对头与砍头的执念，在在可见诸文章”，并一口咬定鲁迅有着一种“砍头情结”。——那么，就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一说法是否成立。

《谈起》一开头，就写到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看幻灯片的事。这是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说起过的一件往事。对于这张幻灯片的事，《谈起》下面还要大做文章。这里也暂且不论。除此之外，被《谈起》提及的写到“砍头”的鲁迅作品，则有《药》、《阿Q正传》、《铸剑》、《铲共大观》、《墓碣文》这几篇作品。

小说《药》中，“砍头”其实只是一种背景，并未直接叙述“砍头”。小说《阿Q正传》中，阿Q的被枪毙，也只是一种虚写，并未正面叙述枪毙场景。小说《铸剑》中虽连砍三头，但一来并非作为一种刑罚意义的“砍头”，二来也是对《列异传》、《搜神传》中原有故事的加工。杂文《铲共大观》，也是对报纸上报道所发的议论。至于《谈起》所谓的散文诗《墓碣文》中“人头尸身”的意象，本就是一种想象，与所谓“写实文学”的“路线”更不相干。可以说，鲁迅从不曾正面描写过“砍头”。

而王德威先生拿来与鲁迅比较的沈从文的作品，则有小说《我的教育》、《黔小景》、《黄昏》、《新与旧》，散文传记《从文自传》、《湘西》等作品。正如王德威先生所说的，中篇小说《我的教育》，

对《黔小景》、《新与旧》、《黄昏》这几篇小说，王德威先生也对其中正面写到的“砍头”进行了分析。“砍头”，确乎曾是沈从文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是一种日常经验。沈从文写“砍头”，实实在在是在“写实”，是在记述亲眼目睹甚至也曾参与其中的故事。

将沈从文作品中的“砍头”与鲁迅作品中的所谓“砍头”一对照，便会发现二者根本不成比例。将从未正面写到过“砍头”的鲁迅与屡屡正面细写“砍头”的沈从文，在“砍头”的意义上进行比较，已属拟于不伦。

再说，将小说对“砍头”的描写与杂文对“砍头”的议论，在“叙事法则”的意义上进行比较，也颇为荒谬。王德威先生强调沈从文把“砍头”艺术化，用平和、“宽容”的心态看待“砍头”，

这样评说沈从文的写“砍头”，是否合适且不论。既然鲁迅小说从未有过对“砍头”的正面叙述，那在小说叙事艺术的意义上，拿“砍头”来抑鲁扬沈，则纯属胡搅蛮缠。鲁迅与沈从文之间，在“砍头”的意义上，根本不具有可比性。使得《谈起》这篇文章得以成立的前提，根本不存在。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王德威先生要在“砍头”的意义上将鲁沈进行比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王德威先生认定鲁迅有着所谓的“砍头情结”呢？恐怕还得归因于鲁迅《呐喊》的自序中说到的幻灯片一事。在《谈起》中，王德威先生对鲁迅的其他作品，几乎是点到即止，但对幻灯片一事却做足了文章，且一会儿相信幻灯片一事实有其事，并确信其导致了鲁迅心中的“砍头情结”，一会儿又说幻灯片一事属子虚乌有，是鲁迅的一种虚构，显得自相矛盾。

一个作家选择文学道路，原因往往是多样的。尤其像鲁迅这样放弃医学而投身文学，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都很复杂。这本是常识。至于一个作家，在自己著作的前言后记一类文字中，谈到自己选择文学的原因时，不可能是一种全面的说明，总只能择取几件自己印象特别深的事告诉读者。对于研究者来说，作家自叙的创作原因，作家的自我阐释，从来就不应该是现存的结论。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确实说过，看了那张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中国人，却受到一群中国人的围观“赏鉴”的幻灯片后，便决心弃医从文，但研究者倘若把这当做鲁迅选择文学的全部原因，把这当做研究鲁迅的既定前提，那就十分幼稚和荒谬了。——而王德威先生在《谈起》中，正是这样做的。

运用西方现代理论来重新解释中国新文学，是王德威先生这类人的特长。翻译过福柯的王德威先生，在《谈起》中，没有忘记运用一下福柯的理论来对鲁迅憎恶“看客”的态度进行质疑。依据福柯理论，王德威先生指出，斩首示众式的刑罚，

紧接着，王德威先生写道：

尽管从立论的技术性上考虑，王德威先生也要提一下《阿Q正传》等作品，但他之所以认定鲁迅有着所谓的“砍头情结”，则主要是因为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那几句对当年看幻灯片的追述，而他也正是拿着鲁迅的这几百个字，来与沈从文小说中众多的对“砍头”的细致描写，在“叙事法则”的意义上进行比较的。然而，序言这种文体，能与小说在“叙事法则”的意义上进行比较吗？

鲁迅确乎对热衷赏鉴他人苦难的“看客心态”有着特别的憎恶，也的确屡屡对这种“看客心态”有所刻画和嘲讽。正像沈从文的写“砍头”，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分不开一样，鲁迅对“看客心态”的憎恶，也与早年的人生经验有关。而鲁迅对“看客心态”的揭示与批判，应该说不仅仅是揭示和批判了某种“国民性”，更揭示和批判了人性的某种局限。王德威先生对鲁迅的不满，也正是因为鲁迅有着对“看客心态”的这种憎恶。

然而，鲁迅最细致地描绘了这种“看客”形象，最集中地表达了对“看客心态”的憎恶的作品，其实是小说《示众》，要存心与沈从文小说作比，这篇《示众》倒是可以拿来比一比。但遗憾的是，《示众》里并没有“砍头”，而王德威先生是锁定了“砍头”来做文章的，便只能对《示众》只字不提。——可见学者为文立论时，对材料的取舍，是常常要受“技术性”的制约的。最细致地描绘了“看客”形象，最集中地表达了对“看客心态”的憎恶的《示众》，并未写到“砍头”，却又反证了鲁迅心中的“情结”，并非指向“砍头”而是指向“看客”的。

至于“看客”所“看”的，可以是他人的被“砍头”，也可以是他人精神和肉体上的别的方式的受难。因此，说鲁迅心中有着一种憎恶“看客心态”的“情结”则可，说鲁迅有着“砍头情结”则大谬不然。至于鲁迅数次语涉“砍头”，是因为死刑通常被认为是苦难的极致，因而对“看客”也具有最大的刺激性，或者说，具有最大的“观赏性”。

在对他人之死的观赏中，“看客”的心理和生理特征也有最典型的表现。也因为如此，观赏他人被处死时的“看客心态”，在鲁迅眼里便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如果硬要在“砍头”一事上见出鲁迅与沈从文的不同，那可以说鲁迅的兴趣并不在“砍头”而在于“砍头”的被“看”，而沈从文的兴趣则主要在于“砍头”本身。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一方面因鲁迅随便提及的看幻灯片一事而认定鲁迅有着“砍头情结”，一方面又对此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王德威先生为文立论也实在过于潇洒。《谈起》说鲁迅

可以说，每个作家（包括王德威先生大为推崇的沈从文）都会在不同的场合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这种谈论往往都是查无实证也毋庸求证的。揪住鲁迅所说的“幻灯经验”不放，指出其因“缺乏实证”而不可信的“学者如李欧梵等”，以及在文章中津津乐道着这种“指出”的学者如王德威等，在我看来都着实有些无聊。

运用西方现代思想家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新文学，固然会使作品显现出新的意义，但有时也会圆凿方枘，不着边际。尤其像福柯这样的具有强烈独特性的思想家，从其思想体系中摘取某个具体的奇思妙想或逻辑游戏来对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解释，有时便让人觉得荒谬绝伦。王德威先生用福柯的关于“大观”式刑罚的理论来批判鲁迅对“看客”的批判，便给人荒谬绝伦之感。

按照王德威先生的说法，把“砍头”“真当回事儿”的鲁迅，倒是迎合了统治者的“初衷”，倒是认可了“使砍头成为可能的那套道德与政治思维模式”，质言之，倒是鲁迅成了统治阶级的合作者。而那种嘴巴大张，嘴角流涎的“看客”，却成了统治者的反抗者了。不把“砍头”“真当回事儿”的“看客”，虽然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执法者严肃的权威性”，但却丝毫不能“解构”“砍头”本身。统治者决不会因为“看客”们似乎并不拿“砍头”这种刑罚“真当回事儿”，便放弃一切刑罚。

“看客”们无所谓的态度也许的确能让统治者对“砍头”的震慑效果发生怀疑，但怀疑的结果，是发明远比“砍头”更残酷的刑罚——这本是历史上已然发生的事实。各种各样的远过于“砍头”的酷刑的被运用，某种意义上，正是“砍头”的“看客”们对“砍头”的“严肃的权威性”所“摇动”的结果，正是“砍头”的“看客”们对“使砍头成为可能的那套道德与政治思维模式”不认可的结果。

再说，鲁迅的憎恶“看客心态”，不是像王德威先生所说的要人们认可“砍头大刑真正、严肃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在统治者的淫威前感到恐惧，从而老老实实地做统治者的顺民，而是希望统治者的淫威能激起人们的愤怒、反抗。愤怒与恐惧是不相同也难相容的两种情感，而为鲁迅所憎恶却为王德威先生所推崇的“看客心态”，则与恐惧并不相排斥，例如，人们完全可以既怀着恐惧又满心好奇地观赏着一条毒蛇。王德威先生也强调，“看客”们是“既怕且爱地观看身首分家的奇景”的。

既然统治者“斩首示众”的目的是对众人施以震慑，是让人们心生畏惧，而“看客”们也确实感到了震慑，心生了畏惧，那又可以说，鲁迅所憎恶的“看客心态”并不必然与“执法者严肃的权威性”相冲突，或者说，恰是“看客心态”“似乎并不排斥使砍头成为可能的那套道德与政治思维模式”。相反，鲁迅所希望的面对统治者淫威时的愤怒与反抗，倒真是有违统治者的“初衷”的，倒真是对“执法者严肃的权威性”的“摇动”，倒真是对“使砍头成为可能的那套道德与政治思维模式”的“解构”。——当王德威先生说鲁迅对“看客”的批判态度，“既惫懒又犬儒”时，我怀疑他是否懂得这几个汉字的意义。

由于一口咬定鲁迅有着所谓的“砍头情结”，由于把所谓“砍头情结”视作鲁迅创作的全部动因，王德威先生在《谈起》中，还对鲁迅发了种种谬论。

例如，说鲁迅

再例如，说鲁迅

等等。一口咬定鲁迅有着“砍头情结”后，竟依此“情结”对鲁迅从宏观到微观地做出了这种种解释。这不能不让人一再惊叹王德威先生真是好手段！竟能如此无所顾忌地捕风捉影、穿凿附会，堪称一绝！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对《谈起》关于鲁迅的种种谬论一一辨析。王德威先生将鲁沈作比，本意是要说明沈优鲁劣。这结论其实早在他心中，挖空心思地比较一番，不过是为了给这结论配上证据。既如此，便不但根据结论的需要而描绘鲁迅形象，也必然根据结论的需要而重塑沈从文。王德威先生所极力推崇沈从文的，是在写“砍头”时，

关于沈从文，本文也不可能多谈，但必须强调者有二。

其一，沈从文小说在写到“砍头”等人间惨象时，确实往往显得很冷静。作为一种创作风格，这并非沈的独创，乃是深受狄更斯、契诃夫等作家影响所致。尤其契诃夫，对沈的影响极深。契诃夫认为写被压迫者的苦难时，要“极力冷心肠”，要尽量将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叙述越平静，苦难便越具有震撼力。沈从文服膺契诃夫，在《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中，他也说：

正因为怀有这样的艺术追求，沈从文小说在叙述人间苦难时，往往语调从容、平缓，“既少孤愤，尤乏讥诮”。不仅仅在写“砍头”时是这样，在写别样的苦难时也如此。例如《丈夫》，叙述时刻意带一点轻松调侃的语调，叙述者的感情毫不外露。至于鲁迅，前文已说过，并不曾在小说中正面细写过“砍头”。仅仅在“砍头”一事上，拿鲁沈二人的小说作比，压根儿便不成立。

但若从写苦难的角度将鲁沈二人小说作比，倒是可以比一比的。鲁迅也颇受契诃夫影响，而他的小说写苦难时，往往也是冷静、从容，将感情紧紧隐藏起来的，例如《孔乙己》、《祝福》等小说，在“叙事法则”上难道不与《丈夫》等沈从文小说颇有相通之处么？所以，倘若不是仅从写所谓的“砍头”而是从写整个人间苦难的意义上将鲁沈二人小说比较，那一定会得出与王德威先生完全不同的结论。说沈从文“最吊诡的贡献，是把五四文学第一‘巨头’——鲁迅的言谈叙事法则，一股脑儿地砍将下来”，说沈从文“为现代小说另起了个源头”，是十足的无知。

其二，王德威先生认为鲁迅是象征性地写“砍头”，而“沈从文与鲁迅最大的不同处，即在于他并不预设这样的象征锁链”。意思是说，沈从文“一清如水”的小说，并不具有直接批判现实的功利目的。沈从文确乎不是一个文学上的急功近利者。但若说他的小说篇篇都与现实政治相隔十万八千里，也未必尽然。

例如，在《谈起》中，王德威先生论及沈的小说《新与旧》时，说沈

应该说，这只是王德威先生为文章的立论找证据而对这篇小说做出如此解释。完全不同的解释也许更有理由成立。致力于研究沈从文，也与沈从文有过直接交往的美国人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指出三十年代中期，沈从文对国民党统治多有愤怨并且时常形诸笔墨，矛头甚至直指蒋介石。对蒋发动的所谓“新生活运动”，沈从文颇为反感，而“沈抨击‘新生活运动’的最尖锐文章有《新与旧》，沈采用的是‘指桑骂槐’的象征手法”。

被王德威先生认为“并不预设”象征锁链的沈从文，在典型地写了“砍头”的小说《新与旧》中，正运用了“指桑骂槐”的象征手法，正是在借“砍头”一事对现实政治予以抨击——而金介甫在注释中说明：“沈在一九八O年六月二十日和我谈话中也证实小说（《新与旧》）是抨击‘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沈从文不仅在小说《新与旧》中以象征的手法抨击了“新生活运动”，在《尽责》、《论读经》、《长河》等散文作品中，也讽刺了“新生活运动”。

把沈从文说成与现实政治毫无瓜葛的唯美主义者，正如把鲁迅说成一个纯粹的急功近利者一样，都是离真相颇远的。——而王德威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如果沈从文也曾在小说中预设了“象征锁链”，如果典型地写了“砍头”的，也被王德威先生当做例证的小说《新与旧》，也是一篇运用了象征手法抨击现实政治的作品，那王德威先生所谓的“沈从文与鲁迅的最大不同处”，便并不存在。

王德威先生的《从“头”谈起》，也许自以为慧眼独具，匠心独运，但却实在是一篇学风恶劣之作。读此文，我不仅想到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也想到六十年代在台湾讨生活的苏雪林女士的《鲁迅传论》中从私德的角度对鲁迅与“现任总统蒋公”的比较，以“蒋公岳峙渊渟的气度”比照出“鲁迅性情的恶劣”。读王德威先生的《从“头”谈起》，我还想到一句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