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谢冕：叫人怎么敢信你

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对北大的教授，我从来都心存敬意。在我那愚蠢的想像里，别说教授了，就连北大的清洁工也都一个个蓝袍飘飘，浑身书卷气息。

然而，往后我不会再那么愚蠢了。谢冕先生，你毁了我的一个美丽的梦幻，一个纯真的信仰。

事情的起因是不久前，我去我们这个城市里一家名叫尔雅的书店闲转，看见书架上摆着你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海天出版社出版，副主编是一位叫孟繁华的博士、文艺批评家（折封上如此介绍），我不熟悉这个名字。该书的《内容简介》上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之作于一体的大型丛书。”这话说得多啰唆，多有学问；又说，“煌煌十卷在手，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学精华尽收眼底！”这话说得多有气魄，又多吓人。

《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

我不怕吓，那“经典”二字，只会让我喜欢。我是个中国文学的爱好者，也算个研习者。曾当过中学语文教员，在吕梁山里教过十几年书。多少年来，我老在想着，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套选本，就像30年代赵家璧先生主编的那套《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样，把近代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精选一下，让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能一览无余。没想到多年的美梦实现了，就在今天，就在眼前。

我激动得什么似的，战战兢兢地掏出了我的钱，我的工资，要递过去了，老板笑吟吟地说，那边还有一套，是不是也看一看。我急忙过去一看，哇，又是一套，叫《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也是你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主编叫钱理群，我记得这个名字，我曾买过他的《周作人传》。翻开你写的序言，见其中信誓日日地说着：“编者在从事本书的编选工作时始终怀有一种庄严感而不敢稍有疏忽。”你太谦逊了，你是北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你睡着都比我这样的凡人醒着精明，你编的书绝不会有什么差错的。想到由两家出版社同时推出一套书，可见质量无虞，我心里更踏实了。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一样的，我买一套就行了。”我对老板说。

“不一样，你该都买下。”他是个读书人。

他的话让我难堪。我嗫嗫嚅嚅地说，我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我肯定会买一套的。能不能让我将两套都带回家，比较一下，明天再决定买哪套。我是老主顾，老板信得过，没有收我的押金。

谢冕先生，整整半个晚上，我都在翻看你领衔主编的这两套“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领衔主编，请别怪我套用了这个演艺界才用的俗词儿，我实在想不出一个能配得上你的身份而又文雅点儿的词语。“百年中国文学”，“中国百年文学”，我年纪大了，又笨嘴拙舌，念不好这绕口令似的书名，下面也仿照你们做学问人的办法，用“北大版”和“海天版”以示区别。

别的不说了，光说说解放后的散文和小说在两部书中有些什么不同。原因很简单，我年轻时写过小说，也写过散文，读现代乃至当代名家的小说和散文多些，自认为还有点基本的判断。

我用的是种很笨的办法，先列出北大版中收入的作家及其作品，然后用海天版收入的作家及其作品比照。北大版有的，就在这个作家的名字上画个红点，作品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画个×号，作家作品完全相同的画个△号。北大版没有而海天版收入的作家，则另纸眷录。费了几个小时，结果出来了。

散文部分，北大版收入作家42名，海天版收入作家33名，两书共收入作家75名，重叠者16名，不重叠者43名。比如丰子恺、巴金、梁实秋、冰心等26人，北大版收而海天版不收；孙犁、张中行、宗璞、三毛等17人，海天版收而北大版不收。

重叠的16名作家中，收入作品完全相同者五人，比如杨绛，两书都收入了她的《冒险记幸》。收入作品不完全相同者四人，比如汪曾祺，北大版收入他的《跑警报》、《金岳霖先生》两篇，海天版除了这两篇外还收有《葡萄月令》、《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两篇。收入作品完全不同者七人，比如严文井，北大版收入他的《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海天版收入他的《一个低音变奏》。

小说部分的情形，与散文部分大致相若，北大版收入作家67人，海天版分为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两部分，收入作家37人，共104人，两书作家重叠者25人。重叠者里面，所收作品仅部分相同或完全不同者16人，作品完全相同者9人。

谢先生，统计完这些数字，已是夜半时分，夜很静，黑沉沉的，枯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我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渐渐地，我面前出现了一个想像中的你，我从未有幸一睹您的尊容，完全是想像，你别生气。我想像中的你满头白发，瘦长的个子，清癯的面容，一副超凡脱俗的学者模样。你那笃定的目光，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正在一个一个地审视着中国百年来的作家和作品，那么一丝不苟，那么庄严而神圣。

奇怪的景象发生了。在我眼前，在中国当代散文的原野上。你的一只眼睛看出丰子恺、巴金、冰心、孙犁、梁实秋、张中行、三毛诸人是散文经典作家，你的另一只眼睛看着他们又不是散文经典作家了。这样的作家不是十个八个，而是43个！

你的一只眼睛发现严文井的经典作品是《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你的另一只眼睛鉴定他的经典作品却成了《一个低音变奏》。

你的一只眼睛认定汪曾祺的散文《跑警报》、《金岳霖先生》是经典，你的另一只眼睛在认定前两篇的同时，又追加他的《葡萄月令》、《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也是经典。

从1949年到1996年，将近五十年间的中国散文，你的两只眼睛同时认定其人其文均堪称经典、言不二价者，只有五人！

看着孤零零站在荒野上的五个人，谢冕先生，我是该为中国当代文学寒心，还是该为你寒心呢？

先生是教授，门下很有几个弟子，我看过他们中一些人的文章，均堪称一时之选。有其徒必有其师，过去我以为，这都是你的引导之功。如今不然了，我宁可相信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俊彦；无论德行和学问，我都不敢相信，他们是出自你这样的先生的门下。

你消逝了，在这深沉的黑夜里，在我昏黄的台灯下，带着你的满头白发，一身的学者气，还有你的始终怀着的“庄严感”，还有你的“不敢稍有疏忽”。

我不再相信你，还有你编的书。一个教授，两部经典，叫我该信哪部？

我决定翌日将两套书全还给尔雅的老板，我不会说你的书编得不好，我只说我不配享用这么精美的书。“煌煌十卷在手，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学精华尽收眼底”，见你（书）的鬼去吧，你想骗谁骗谁去，你骗不了我！

我躺下了，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面是庄严的学者，一面是文不对题的经典，这世界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为了找补回一点对你的信任，我又爬起来，回到书房里，搬出《新中国文学词典》（潘旭澜主编，1993年出版）。在“谢冕”条下，记载着你的阅历和成就。1932年出生，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复员并考入北大中文系，1960年毕业留校。先后研究过郭沫若、臧克家等诗人，写过《和新中国一起歌唱》一文。“四人帮”垮台后出版过“谈诗普及性读物”《北京书简》。1980年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出版的著作还有三四种，主要著作是《谢冕文学评论选》。主要职务是北大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职务不低，著述上是差了些，至少没有一本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当然了，不必苛求，经历过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年又要上课又要带研究生，还要给那么多青年诗人的诗集写序，还要同时主编两部“经典”，能有这点学术成果已实属不易了。

在那部词典里，还有一个词条，是“谢冕文学评论集”。总括两个词条，对你的学术成就的评价是：

也就是说，你的学术专长在现当代诗歌，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代诗歌的评论。以如此的学术专长与成就，要鉴定并主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可以说尚不具备这种资格。若你是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像当年赵家璧先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那样，只是主持其事而另请高明编选，则另当别论。可惜不是这样，你是亲自操觚的呀。

在海天版的折封上，说你提出“百年中国文学”课题，得到大陆、台湾和香港文学界的一致认同和响应。这，我就不太明白了。你如果提出“九十九年”之类的命题，且作出充分的论证，我承认是研究成果。你所说的百年，大致说来，不就是20世纪吗？因为一个世纪还没有完，于是你就从你编书的1996年起往前推100年，将上限定为1896年。若你今年编书，那么它的上限就成了1897年。天爷，这也能叫学问？

你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中的“百年”二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凑足百年之数，在北大版中，你不惜将1996年第2期《天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散文收入书中。《天涯》是双月刊，第2期3月15日出版，“经典”全书编成写序在6月，相距仅三个多月，你就将这么一篇“涉世未深”的新作，活生生地捧成了经典。

经典是什么，书柜里有几部辞书，我也无心去查了。我相信，最宽泛的解释，落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典”，也就到底了。再推演开来，说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也会有自己的经典，仍不为过。准乎此，倘若你谢先生今年编上一部自以为是的经典，过上一年再编上截然不同的一部，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这句古语挡着，我也认了。可你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编完了两部经典（海天版序言写于1996年4月，北大版序言写于1996年6月），出入又这么大，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说你不学无术吗？你也曾著书立说。

说你坏了心术，故意要惑乱学界视听，愚弄广大读者吗？你是堂堂北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实实不敢作如是想。

联想到眼下的“编选热”，我心里多少开了一点窍。这几年，各种“代表作”、“精品选”，充斥着书店的柜台，据说编选者大都捞了一把。文坛公认，从事“编选”，乃时下文人致富手段之一种。是不是你看着眼红了？这可不太好。以北大的声誉，以你的身份，本应力挽狂澜，廓清迷尘，给读者一个精良的选本，纵然是一己之见吧，也该确定不移。没想到你反而照猫画虎，推波助澜，把水搅得更浑。我多少有些同情先前那些编选者了。他们胆子小，顶多只敢取名“精品”，你名声大，便胆子也大，深谙商业运作的法门，一上来就叫“经典”。你看准的是卖点，是挣钱，什么经典不经典，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挣就挣吧，谁也不能说当教授的，只能清贫自守，嚼得菜根喷香。那你就仔细点，认真点，也能说得过去。可你当得起认真二字吗？

按照选本的一般编排规则，同一作者入选的同类作品，理应归拢一起，便于读者阅读。但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同是宗璞的小说，前面选了一篇《红豆》，间隔三十多位作家作品之后，又编进她的《鲁鲁》、《熊掌》二作，这仅仅是编排上的眉目不清、章法混乱吗？更令人不解的是，孙芸夫是孙犁的笔名之一，署名不同，实则是同一位作家。但在“经典”一书中，前面在孙犁名下，选了一篇《山地回忆》，后面又以孙芸夫之名列入《芸斋小说两篇》。究竟是谢教授不知道孙芸夫即孙犁呢，还是故意出此一招，以显示选目的全面呢？

最近已有人著文指出，在你的经典中，竟将《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名字印成了刘鄂，不只一处，是数处皆然。著文者行文客气，认为是粗心，我看并不尽然。

再看看你写的序文，就知道你究竟是认真还是不认真了。北大版的序文，一千七百来个字，海天版的长一点，两千三百来个字。跟“百年经典”如此庄重神圣的选题相比，两篇序文都显得轻飘之极，太不相称了。

在北大版的序文的末尾，你除了感谢严家炎、林斤澜、邵燕祥等人对你的指教和帮助外，还特意说：“我的博士生高秀琴协助我做了全部资料工作和部分编选工作。”这么浩大的工程，其资料工作，你的一个学生就全部包圆，还做了部分编选工作。既是这样，你所做的，就是剩下的另一部分编选工作，若你的学生做的是初选，那么你所做的就是最后圈定了。不知我的推论可有纰漏（在编选程序上，谢冕的叙述与另一主编钱理群的叙述相抵牾，此处从谢说）？

当年赵家璧先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只是编选1917年到1927年十年间的作品，那是多么的慎重，请了茅盾、鲁迅、郑伯奇编小说，请了周作人、郁达夫编散文，诗歌、理论等，也都请有专人。每位编选者，都写出万字左右的导言。鲁迅当时正在病中（1935年），所写导言长达一万二千多字。瞧瞧，这才叫认真，这才叫负责，这才叫对得起读者和读者兜里掏出的钞票。

可你倒好，不长的时间里，这边与钱理群联手，那边与孟繁华合伙，一下子就抛出了两大套、十八巨册的“经典”，闹嚷嚷地分别在南北两地上市。和你相比，那些靠编一本两本“精品”挣几个小钱的选家们，实在是小打小闹，可怜兮兮了。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急功近利的“编选热”走到这一步，可谓登峰造极，亦可谓恶贯满盈了。

还有许多话，我不想再说了。

谢冕先生，以在学校的经历，你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我只当过中学语文教员，上面这些话，本不该我说的。可你拿正事当游戏，做得实在出了格，不光污了你半世的清名，也污了北大百年的盛誉，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不对之处，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