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卞之琳
多么高雅的一套文集！
第一次在书店里见了它，翻了翻就放下了，我需要它，可它太高雅了，我觉得自己不配。我的买书向来如悍匪劫掠，但这次我住了手，慌乱中连定价也没顾上看。可我确实需要它。第二次鼓足了勇气带足了钱，结果是给了我一个更大的吃惊，它是这样的便宜，我的吃惊不亚于遇见一个不问出身、但求知己、便以身相许的美人！
共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点图查阅电子版
只有诗人才配出这样的文集，只有卞之琳这样的诗人才配出这样的文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他的名字，他的诗风，他的相貌，他的性情，哪一头有点小小的纰漏都不行。比如他叫我这样一个村俗的名字，印在封面上就不像那么回事儿。看了这套文集，我原谅了他当年对我的一点小小的轻藐。
约十年前我正为写《李健吾传》而疯了一样地收集资料，一天午后去了北京东罗圈胡同社科院宿舍，上到三单元四楼敲了他家的门，里面一个女人问清我是做什么的，问过他之后给我的回答是不见。那时我还年轻气盛，心里很是为李健吾先生抱屈。李先生生前，夫妇俩待你多好，而李先生一去世，你就是这样冷漠无情。从卞家门外退下又去了二单元，当我向尤淑芬老人（李妻）说了自己的愤慨时，尤老嗬嗬一笑，说，他就是那么个人。现在我想开了，卞先生在写文章充实他的文集，能出这么一套文集，他有理由不见一个为别人写传记的来访者。
卞之琳先生是个男人，但他有女人的心性。无论写诗还是著文，该简约时那么简约，如同一个飞快的吻，该纤细时那么纤细，如同两情相悦时的缠绵，却一点不妨碍他在需要的时候絮絮叨叨又滔滔不绝，比如晚年那些回忆性的文章。尤其是那份认真，直如秀女的针黹，一针一线不光要结实还要好看。三卷中的文章，哪一篇都要交待清楚来龙去脉，末后都要注明写于何时，发表于何报何刊。不让后世的研读者有一点的为难，一丝的纷乱。
我甚至疑心，他活了那么大（1910—2000年），就等着最后的这几年，从从容容地编好他的文集再归他的道山。封面的设计者，定然是一位天才（该是一位女性吧），外封是那么白净的带着皱纹的仿羊皮纸，像是她自己的一只乳白色的坤包，只在一侧有枝淡淡的黄褐又透着一点粉红的玉兰花，像是她自己头上曾簪过的那枝。硬封浅灰绿色的布上，烫着银色的字。更绝的是，三卷书的前面，没有一张卞老的像片，一下子便脱俗不少。这，定然是老人生前的指点。而文集的卷帙，还就得是三卷，若是十卷八卷，印得再精美，只能说是宏伟，难说多么精致了。
卞之琳的一生，就像他的这套文集一样的精致，一样的高雅，一样的美。还得加上个巧。在他90年的生命史上，若要举一件事情来代表他一生的命运，该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某夜的那场险情。
你看嘛，1931年在北大上学时，正好徐志摩来北大教书，便成了徐志摩的正牌的学生，这年11月徐志摩就死了。还是上大学时，正好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让他出本书，而他没有那么多诗，便约了何其芳、李广田三位，出了本《汉园集》，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汉园三诗人”。几乎后半生，何其芳都是他的领导也就成了他政治上的庇护者。大学刚毕业，生活无着，又是朋友推介，为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译书，于是出版了《维多利亚女王传》，奠定了翻译家的名声，当时才二十几岁。
1936年上海书店版，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
抗战初期，又与何其芳、沙汀一起去了延安，何与沙都留在了延安，他去山西前线转了一圈，在鲁艺教了半年书，又回到大后方，当大学教授去了，且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教授。没有受延安的整风之苦，却享受了老延安、老革命的风光，一辈子受用无穷。不是没出过国吗，都到1947年了，竟享受了英国政府邀请的，须经国民党外交部批准的旅居研究奖（全国仅五人），赴牛津大学研究一年，恰好赶在1949年初以旅英学人的身份归来，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添一光彩。此后的几十年中，除了“文化大革命”中与大家一起受的那些苦之外，可说是社科院（原先叫“学部”）里一位又红又专，众口交誉的一流人才。
《断章》手稿
最妙的是，作为著名诗人，他最为人传颂的一首诗，只有短短的四句。就是那首有名的《断章》，一开头谁都能续下去：“你站在桥上看风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诗人，最受人青眼的诗歌，该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艾青的《大堰河》、戴望舒的《雨巷》了，哪一首都在20行以上吧，就他的《断章》短到不能再短。别人的诗不管多好，都有可疵议处，反倒是这短短的四行，任谁都得承认是真正的诗，最好的诗。以四句诗而确立大诗人的地位，古往今来的诗人中怕绝无仅有吧。
人生，事业，都这样精粹完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真能让同时代的诗人学者羡煞又气煞。偏偏他又这样的长寿，活到90岁无疾而终，晚年除了编他的文集而外，便是随意品评早先的老师和朋友了，这又是多么的惬意！
晚年卞之琳
该早的早（如早出诗集、早去延安），该迟的迟（如结婚、赴英研究），该短的短（比如在延安的时间、诗作的篇幅），该长的长（比如优游的时间、寿命），一切都像是精确计算过似的，成败荣辱只在“一架长立镜正扑倒枕上”之前的那一秒钟。
这套书不光制作精良，校对也是一流的，我细细地看完了中卷，属于编校的疏忽几乎没有，只有两处小小的差错，一是有三处将睽违、睽隔的“睽”字误为众目睽睽的“睽”字（第257页一处，第272页两处），再就是第262页下部无端地留下五分之一的白页，因为下一页第一行有注，想来是无奈的处置。至于个别史实的舛误，比如清华改制为大学在1928年而非1927年（第263页），抗战胜利后师陀在上海任教的学校是戏剧学校而非戏剧学院（第272页），仅在此作献芹之议，不敢苛责于贤者。此生不可能出这样精美的书，就权当是一点忌妒之心吧。
2002年8月24日 ■
（原题《精致的人生精美的书》，转载自《文人的脾气：韩石山文学评论选》学海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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