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的《儿童本位是“媚童主义”吗？》（《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5期）一文，标举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儿童文学话语，对同刊所登李建军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儿童文学》（《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4期）一文作了十分详密的纠谬和举正。
不过，若真以梅杰的举见来指导儿童文学的写作，则儿童文学恐怕也好不了。梅杰关注儿童文学的“现代意义”与“启蒙特质”，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儿童本位”说作坚定的辩护，其出于“五四”之门固确矣——“五四”现代文学传统的确是以标举这些现代性、进步主义的符号为特征。但梅杰所关切的这些在“五四”新文化话语里至关重要的智性、启蒙、个体本位这些话题，在儿童文学领域内，是不是也同样至关重要？在我看来，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
梅杰驳斥李建军的重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为“媚童主义”正名，二为智性与启蒙观念辩护。依梅杰之见，儿童本位与启蒙主义皆为优秀的儿童文学所不当缺。然而，就我们熟知的事实而论，儿童文学写得好不好，与作者是否具有现代的智性启蒙思想，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文学史上伟大的儿童作家安徒生，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基督徒，他全部作品的哲学主旨都是在教人向善和学会爱，自然完全不可能具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本位”和“启蒙意识”。
牛津杰出的儿童奇幻作家C.S.刘易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与J.R.R.托尔金——《魔戒》的作者，也都是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慕教者，他们鸿篇巨制的奇幻史诗中肯定也不存在什么“五四”式的“儿童本位”思想，如若不然，另一位同出牛津的儿童文学大作家菲利普·普尔曼也不会激烈地指称《纳尼亚传奇》是一部“宗教传道书”，是“丑陋和有副作用”的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反倒是那些受过“儿童本位”与“启蒙思想”熏陶的作家，却往往很少写出传之久远的好作品。叶圣陶的“启蒙主义”完全就是把儿童视作成年人来教训；曹文轩的很多“儿童本位”不过是在夸耀“熊孩子”式的野蛮和无教养；郑渊洁的“儿童本位”则是差生们对优绩主义歇斯底里的造反与顽童对成人世界的仇视。由是观之，“儿童本位”与“启蒙意识”这两样东西，又哪里是儿童作家写出好作品之所必须呢？儿童文学作品的优劣，从来不在作者所抱持的观念“进步”与否，而只看作者对儿童的心理和情感有无深刻的认识。若有之，自然写出传世之作；若没有，亦当难免脱腔走板。儿童心灵的自然之理，才恰恰是为梅杰所忽视，而为李建军的文章所真正关心的问题。
李建军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儿童文学》“根植于反对新文化启蒙思想的观念”，抱持“反智、反启蒙”的想法，的确易招现代派进步分子的讥议。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些在现下的文学圈子里貌似反主流的“开历史倒车”的言论，其真正的指意是在引导人们关注什么。李建军所批判的几类现象，无一不是背离了本应设身处地地加以认识的写作对象——即儿童及其心灵世界的自然之理，而自甘沦为时髦观念的奴隶，从而在文学创作之路上南辕北辙愈去愈远的。
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创作者，若不能深入认识自己的写作对象的形象特征，若不能深切关怀写作对象的情感生活，若不能深刻揭示出一种存在的心灵哲学，那么，他就很难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李建军文章的着眼点也恰在于此。他批判“将儿童本体化和绝对化”的“幼者本位”的激进主义，不是要宣扬封建家长制，而是揭示出后现代话语对儿童真实心灵欲求的歪曲——真实的儿童绝不会像激进的女权运动领袖那样要求什么“童权”，而只是需要平等的尊重与良善的教育。只有真正把儿童当作儿童来了解和描写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的儿童文学，才具有合乎事实的真实性和持久的感染力。
所以，把儿童构想成平权运动的主人翁，想像成值得人们仰视的非凡存在，不仅背离真实的儿童形象，而且也不会获得普遍而持久的影响力。像叶圣陶的《太阳的儿子》所塑造的觉悟甚高、主体性甚强、反抗“成人”奴隶主甚英勇的少年英雄，就很难说是真实而可爱的儿童形象，也没有哪个儿童会发自内心地认同这样的非凡人物。这种拔高了的叙事，显然不适用于儿童文学，因为它把儿童塑成了一尊机械、僵硬的偶像，而失去了活生生的儿童所本应有的亲和力。郑渊洁的《皮皮鲁系列》也属于这样的“陈义甚高”的叙事模式：儿童的一切都是好的，成人的一切都是坏的；甚至连主人公皮皮鲁的各种调皮捣蛋搞破坏的顽劣行为也都是好的，而大人们善意的教育则都是坏的。这简直就是“儿童本位主义”的捧杀。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批评“儿童本位”，就要连带着对儿童天性所表现出来的顽皮、淘气、爱恶作剧等诸多特质，也一概按照传统的儿童伦理观念去批评。我们真正主张的是，按照儿童自然的本来面貌去对儿童作自然的描写与刻画，而不是以观念的教条导入价值的评判。在这方面，瑞典作家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可作为光辉的范例：皮皮是一个极典型的顽童，以她为主人公的整个作品都是一部表现儿童情感与心灵生活的“淘气鬼史诗”。但林格伦塑造这个顽童形象的时候，并不把一位丑陋的成人放在旁边衬托，以显出“童心”的伟大光辉；也不对小主人公施加什么道德的指责，把她当作规训儿童的反面教材。
作者只是去自然地呈现儿童眼中看到的一切，而毫无成人世界的价值投射与理念灌输。如果“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者们真想要实实在在地为他们的“儿童本位”的文学做出点贡献的话，也应当俯下身来平视儿童的眼睛，关注具体的、现实的儿童；而不是标举概念化的、僵死的儿童想象，却对其活生生的自然心灵完全漠视。我们要做的不是尊崇原教旨主义的“童心”，而是捕捉真实可感的“童趣”。
李建军指出，原始状态下的“童心”与受过教育后升华过的“童心”并不是一码事，儿童的本性是蒙昧、自私利己、善恶不分的，尚有待后天的引导与教育，这显然更符合儿童身心发育的实际情况，是较一味鼓吹原教旨的“童心”更为清醒、真实、深刻的认知。由此，他呼吁儿童文学写作者们深入“切磋琢磨”儿童的生活、情感与心灵，以“教育和示范”作为儿童文学最根本的观照。应当说，这种勇于挑战主流观念的真知灼见，体现了其非同一般的评论胆识与过人的艺术识力。
（本文来自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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