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惟群：却道天凉好个秋——读格非的《人面桃花》

格非先生无疑是个醉心于悬念魅力的作家。《人面桃花》一上来，他就制造了一个父亲出走的悬念。初看，这悬念扑朔迷离，很有味道，但看下去，这味道则不那么有味道。

首先，这不是一个悬念小说。这样一部严肃认真的历史背景小说的成功，靠的只能是作者的真知灼见，只能是作者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一次超时代的准确把脉和漂亮还原。悬念，是一种更适合用于体现作者的聪敏灵巧的短篇小说中的写作技巧，很难用一个悬念罩住一部长篇，尤其是一部有历史跨度的长篇。且不说这样的悬念诱惑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大会被大大削弱，对一个长篇小说来说，悬念这样的心机太小了，小得不适合。

事实上，我们在《人面桃花》中确也看到，作者并没能对自己的这个悬念照看到底。那是个只有开头没有继续也没结尾的不了了之的悬念。何况对这悬念的运用，作者一上来就犯了大忌，悬念刚展开，他就写了那么一句：“这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悬念没了，被掐死了，那根拖出去的悠悠飘忽的线从那刻起实际就已断了。

小说中还有许多类似悬念的神神乎乎的谜，比如，革命党人张季元的突然出现，父亲的那个瓦釜、宝图，等等。如果这些不断出现的谜真能帮助作者完成小说的表述，让读者产生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之感，从而对阅读起到加深领悟的作用，那无疑是高明的、迷人的。但实际情况是，格非先生常常忙于造谜却不留谜底，或说给不好谜底。造谜固然是种本事，但解谜并让解出的谜释放巨大能量，那才是真正的本事，才是更大更重要的本事。造谜只能算心机，解谜并让解出的谜释放远远大于无谜的能量才是智慧。

小说中，作者造谜的目的，大有故弄玄虚之疑，似为迷惑读者搞出读者兴趣又把读者弄得晕晕乎乎而伪造一种高深莫测的氛围。造谜在格非已成一种手段，一种用惯了的写作技巧，他从写作短篇开始用，一直用到长篇，百试不厌。他在忙于摆弄小心机的同时把大智慧撂在了一边。

应该说，《人面桃花》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个个都算不错的。但是，严格地高标准地要求的话，主角秀米，不能算是一个“活”在读者眼前离不去的形象，尤其是在小说的上半部中。

小说主角秀米，在时代发生巨变的一场革命运动中，担当的是一个重要角色。这样一个人物，该是有着非常独特的个性。然而小说中，作者把她从小写到大，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笔墨，却始终不能让人看出她有任何独特。当然，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这是作者的用心，理解为他想写的秀米原本就是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但问题是，作者对这个人物的书写所传递出的信息始终模模糊糊，始终组不成一个清晰形象，让人“记”不住，无法“记”。

小说中，秀米被强盗掳去花家舍岛，这是她的命运发生突变的关键时刻，也该是她性格发生突变的关键时刻。性格其实是不能突变的，说“变”，只是性格中被掩盖的某些不轻易用到的成分的泛现，从看不到的内部泛到外部。当一个人的命运发生突变时，如何看待处境，如何应对，如何考虑问题，心里想什么，都是最能准确、有效地反映这人特征的，最能区别这人与他人的不同。可惜，这些，小说中几乎是空白。不错，优秀小说家常常为读者留有空白。

如果这段遭遇这段生活，就像秀米当上强盗婆后回乡又任校长这段历史一样，不写，那也不失为办法，尽管不是很好的办法。之所以觉得不是很好的办法，是因突变前的秀米和突变后的秀米完全不是一回事，而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纽带，就是这场突变。读者只有在这场突变中看到她泛现的性格，才能对她截然不同于以前的不普通不平常的将来有合理的理解。格非先生的问题是，他不是真的留下了空白，他写了，只是他写不透，写不出特色。小说中的秀米，似乎只是个随波漂流但运气不是很差的人。这里暴露的，不仅是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欠缺，也是作者在必要的故事叙说上的欠缺。

然而，无论在高标准的要求下《人面桃花》失了多少分，当代中国文坛上，它仍是一部优秀出色的小说。

我们常谈历史，但历史是什么？历史最可依赖的见证，就是那些落在白纸上的黑字。但就我们今天看得到的而言，多少事实都在被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弯曲篡改，而正是这些有意无意弯曲篡改了事实真相的文字，若干年后就是后人研究历史的凭据。

格非先生选择书写这个一百年前的故事的用心，除了为他的文学素养寻找一个大展手脚的处所，也是为他心中对历史的认识寻找一个施展抱负的广场。

历史长河中浮于河面能被看到的人物毕竟没有几个。他们的形象，在最为精细的打磨后已一个雀斑甚至毛孔都找不到，就连他们的声音，也早已失真。成功者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他们脚下的这条长河，这是一条由千千万万像秀米这样的失败者的肩膀组成的长河。换句话说，成功者如果没成功，那么他也就是这条长河中千千万万只肩膀中的一只。

《人面桃花》似在提醒我们不要从成功者身上阅读历史，也不要从文字记载开始阅读历史。格非先生展开的这幅历史画卷从人物开始看，从人物存在的合理性开始看，看人与人、人与社会间关系利益的合理的可能性。他把历史还原到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的身上，讲述的是县志碑文后面的一个个活的故事。

小说中，即使革命者，也有着张季元那样上不了正史的七情六欲，和他人之妻通奸还想着他人之妻的女儿，“没有你（妹妹之类），革命何用”。而反革命的诸如龙庆棠摇身一变也就成了革命的，此一时彼一时。所谓的革命党组织中固然有着崇高理想的仁人志士，但也不乏因自身利益混迹其中的三教九流、泼皮无赖、流氓乞丐，对于革命的直接理解无非是杀人，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和谁睡觉就和谁睡觉。

看看革命党的《十杀令》：恒产四十亩以上者、放高利贷的、朝廷劣官、妓女、小偷、传染病者、虐待妇女儿童老人者、小脚、人口贩子、媒婆、神巫、和尚、道士，统统都杀。看得人大开眼界。革命先驱秀米，对于革命的认识是什么？

既坦白又糊涂。而她通过韩六知道的王观澄则是个专抢富贾，不害百姓的土匪头子，他的理想世界竟然是人人丰衣足食，谦让有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秀米甚至觉得，王观澄、张季元、父亲，似乎是同一个人，心中有的是同一个桃花源……

作家不是神仙，不可能真正还原人物与历史，他还原的只是人物存在的合理的可能性、人物和社会关系的合理的可能性。因为合理，他所展现的这幅可能的历史画卷也就相对真实、可信些。

秀米这个形象，在上半部中，作者把她拉近了写仔细地写时，写得并不出色，但在下半部中，作者将之推开了写远距离地写时，却又成功了。所谓近距离写，就是努力写她的一举一动一思一想，而远距离写，则是这些基本不写，只写她的神，写她似在远处的一个身影。

自从秀米屡经挫败最终回到家乡后，这个人物一点点活了起来。读者开始真正同情关注她，琢磨回味她，也真正琢磨回味出了她的味道。

无疑，这与之前作者为这人物所做的铺垫有关，但这铺垫靠的主要不是人物形象，而是人物经历。

这是一个遍体鳞伤充满失败感的人。这个人的失败感是她用悲惨曲折的经历、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以希望幻想的彻底粉碎破灭为代价。这个曾经充满激情热血的人，还没搞清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已是心如死灰看透看破人间，剩下的只有自己对自己的惩罚。她觉得自己不配享受世上任何乐趣，她自我折磨，把自己投入悲哀，训练自己忘掉经历过的所有人与事。她存在于世上的只是她无声移动的偷生的躯体。但正是在这无声移动的躯体中，读者感到了她的灵魂，哀莫大于心死的灵魂。这个灵魂与其说死了，不如说大彻大悟了，与其说大彻大悟了，不如说被伤心、失望、悲哀浸透了，浸得透透的。

秀米觉得自己是个傻瓜。她投身革命事业，卖掉祖业，失去亲人，自己差点上了断头台。她像一只虫子，因遍地落叶挡住了去路而误入了歧途。但这位历经了沧桑用生命阅读了历史的人物，表面看心如死灰、冷若冰霜，事实却脆弱得像个婴儿。她拒绝一切来客，但客人走后却几日茶饭不思，黯然神伤；她“哑”了，不说话，但常常流泪，在黑暗中，在梦中，甚至在佣人喜鹊的怀中。她流的不是一般的泪，是干枯的身躯中流出的血一样的泪，每一滴都来自生命的最为伤心的惨痛处。

而当这个拒绝了回忆的人，最终鼓足勇气赶了七八天路前往改变她一生的花家舍岛，去看自己的历史，看自己生命中踏过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足迹时，却只远远望了望，便颤抖了，害怕了，船没靠岸，就退缩了……她到底还是不敢直面不敢触摸这段往事。一段怎样的往事？！这段往事在她心中究竟有着多重的分量？！

格非先生是个心中拥有丰满诗意的作家。他的诗意特别能显示在那些浸透了凄凉苍伤感的文字和情感中。

如果说，《人面桃花》的成功要素之一是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实际历史和记录历史间的差异，进而让我们沉思，让我们多一个看世界的角度，那么，这还更多属于历史学、社会学范畴，而作者在主角秀米身上写出的那份力透纸背的凄凉沧桑感，则是可以从历史社会学中提取出来的。这是人学。这一份凄凉沧桑是每个人都能感受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这是一份生命的本质的凄伤苍凉，它像一粒细小的铅埋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格非先生把它勾了出来，从心的很深很深的深处“勾”了出来。

中国文人历来的热爱对象绝非小说，而是表现意境、氛围、情绪、感觉以及稍稍一些思想认识的诗词歌赋，在这些文字的把玩品味上处处留有他们孜孜不倦得几近走火入魔的兴趣。然而时代变了，故事所具有的传奇诱惑对文学领域不可阻挡的侵入，逼迫文人们不得不一个个走出诗词歌赋的小圈圈，进入被世人广泛接受喜爱的大圈圈，这大圈圈就是小说。

说格非先生是小说家，不如说他是文学家。传统意义的小说中，故事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人面桃花》中，格非先生表现出的特点，比如画油画不如画国画，写实不如写神；比如他笔下那股抹不去的诗意和他面对古典文学所显示的优雅从容；比如他对历史的兴趣爱好和他对历史的认识；比如他心中的那份纤细柔弱而又沉重压抑的凄伤苍凉感……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文人的特点，或说文学家的特点。

在文学家纷纷投笔小说创作的今天，格非先生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的。这不仅在于他故事说得不错，更重要的是，他让他身上所具有的文学特性在他编织的故事中获得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