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看《日夜书》,难得的享受。
似乎每句都可读,每句都有质量,都起了该起的作用,都能读出味来。
《日夜书》中,什么形式、手法、特点都有了,随笔、杂感、散文、小说、传统的、现代的、诗意的、幻想的、感性的,以及幕前幕后闪现的理性。作者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想怎么写怎么写,我们是风吹哪页看哪页,哪页都能看得入迷。
曾写过这么段话:
“不管一般读者还是具有专业眼光的非一般读者,阅读一部作品时,其实也是在与这部作品的作者进行一次智力的较量,思想情感的较量,观察认识的较量,表达方法与能力的较量。当作者的水准高于我们时,即使心有不甘,我们还是会服气地抬起头;当他的水准低于我们时,即使不看低,我们多少也会对他作点俯视;而当他的水准与我们相同时,我们则会心中丛生一种相通快感⋯⋯”
读《日夜书》,不时读出意外和惊喜。意外的是,阅读常被带入陌生地,超过习惯接受范围;惊喜的是,这陌生这意外,到头来,却让人信服。
你怎么就这样冷不防地捅我一刀,用一个电话把我全身抽空?不,你还是个有体温有动作的活人,还有中年大把大把的日子,不能这样急匆匆风化而去,在我的身边空去一块。
这是“我”突然接到军哥自杀消息后写下的一段话。“全身抽空”、“风化而去”、“身边空了一块”———多好。这样时刻,这样的情感,想文字不流俗,不易。很少有人会用、敢用“抽空”、“空了一块”之类文字表达,因为太抽象。然而,书中读到,感觉非但不抽象,反而具象、到位,且这具象是可被大量填空的———一个朋友,一个亲人,在时,不常见,总像就在身边,随时可触摸,走了,该他的地方空了,什么都没了;一人一生,近前朋友、亲人离得越多,身边空地就越大、越空。
都说韩少功是个特别理性的人。真这样?
不错,他有极好的理性思维,能将任何事的一二三四说得清清楚楚,说得人再难补充,但在我看来,他更是个感性的人,非常感性。只不过,他的感性,经常穿着理性的外衣,是经过理性的整理、审查后的精确表达。
书中,“我”的恋爱表白遭到了马楠的拒绝,以为一切都已结束,但是,一个乡村的夜晚,“我”做了个梦,梦中,手臂被轻轻地挠了一下,回头看,一个男人的背影,腋下没扣好的包盖下——
冒出个小脑袋,毛茸茸,粗拉拉的,像松鼠像考拉像兔子。
我没看错吧,那双眼睛却分明有几分熟悉,清澈而湿润——马楠的眼睛。
刚才是她用小爪子挠了我一次,让我知道她也在这里⋯⋯
往下,是段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式的感悟。醒来,“我”泪流满面。
别致,难得一见的别致。能用这样的梦,这样的小松鼠,这样的“轻轻一挠”、“清澈湿润的眼睛”,以示缘分,以示两性召唤,写他人所未写,则更为匠心独具,其中需要多少细腻、奇幻、准确、精巧的想象力和表达力。还可贵的是,这一想象,是抓住了人物特征的,是能让人看到马楠,触到她的形象、心灵的。
韩少功的内心世界丰富复杂得难以概括,却同时,他极擅控制、伪装自己。《日夜书》几乎是他所有小说中感性流露最多的一部,尽管如此,他仍异常节约,常把自己打扮成个心电图都测不出起伏的人。也因此,他的情感稍许流露,特别“浓汁”。
小说中,肖婷是个“我”予以一定好感与怜爱的漂亮能干的女人。那天,她陪“我”驾车返程去取遗忘的衣服,路上,俩人聊天,“我”对她谈到她的丈夫马涛:
“肖婷,他坐牢时留下了腰伤,注意不要久坐和久站,睡的床要硬一些。”
“我知道。”
“据说灵芝对提高免疫力有良效,很多癌症患者都吃。”
“我明白。”
“多说些逗笑的段子,可能是最好的养肺。”“我懂。”
“我”突然变得婆婆妈妈,像兄长,像长辈,像领导,像智商情商都不高、语言乏味平庸得让人提不起兴趣的可靠老友。然而,请注意,韩少功太懂写作、太懂如何制造效果了,他表现得像兄长、像长辈、像领导、像乏味平庸朋友的表面,一定有着不像兄长、长辈、领导的不乏味平庸之实。接着——
“你自己也要多保重。”
这话出自另一人嘴,是废话,出自“我”,面对的是个懂得鉴别语言分寸、懂得因人而异接受准确信息的人,于是,效果来了———
一只冰凉的小手悄悄伸过来,抓住了我的手。
换个作者,这时或会大做文章,写上长长一段手的触觉、心的反应之类,但书中,韩少功突然写道:
茫茫大草原,
路途多遥远。
这歌词,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象征性符号,歌声中有一种苍凉心酸和稍稍的油腔滑调混为一体的味道。这里,这歌词是被作者用来打岔的,用来驱赶、掩盖、伪装真实的内心。
但毕竟,再节制,再吝啬,也得留下片言只语———
一种全世界海平线都在呼呼上涨的感觉,从声浪中淹没过来。
仔细体会,还有什么可比这样的表达更形象、更确切、更饱满、更高潮、更让人感到那种透不过气来的激动?!
小说中,韩少功经常将他具有韩氏特色的,混有个性、学识、智敏、幽默、深邃、尖锐的观察和感受,随笔、杂感式地用以介绍、叙说、议论、剖析。这样的写法,风险不小。传统写法中,作品通过形象说话,作家语言的直接介入,与故事、情节紧靠不够,极易引起阅读疲倦和分心。
然而,他的文字涉及面宽广,过时的、新潮的、民间的、殿堂的,街头的、流氓的,无所不通。不管“走”得多远,都能走得透彻、到位,走得文学化。
一个浅笑,一个微偏的回头,一次轻盈的跳跃,一回生气时的撅嘴,一条腰身线条的妖娆,一种悄悄拉扯衣角的羞涩,一种下蹲时的大腿挤压出来的丰满曲面⋯⋯
一段颇有特色的文字。如果说,前面的“浅笑”,“回头”,“轻盈”,“撅嘴”,“腰身线条”,“悄悄拉扯衣角”,尽管提取精巧,还不能说多么出跳,那么,“下蹲时的大腿挤压出来的丰满曲面”这句,则太不一般。这是个太易被忽视的“镜头”,但却是个扎扎实实能对视眼、心理产生微妙深远影响的镜头。捕捉这样的镜头,谈何容易。这,也是韩少功实际是个观察细致、感觉丰满、归纳到位的作家的又一佐证。
“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作家乃至作品的高低成败,往往也就取决于这似乎微不足道的“十一”、“百二”。
一个将要死于车祸的人正在碰杯,一个将要死于癌症的人正在购物,一个将要死于衰老的人正在给女友献花,一个将要死于水源污染的人正在奉承上司⋯⋯
这段论说,看似寻常,其实呢?死亡,是每个人都感困惑、恐惧的事。通常大家总说:昨天还活着,今天却已死去;今天还活着,明天就将死去。这按的是时间顺序。这样的文字已不出新。《日夜书》中倒了过来,“一个将要死去的人”放在前面,然后是他正做着的某件事,一下感觉就不同了,因画面不同了,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个死人⋯⋯无疑,这荒诞的画面醒目、震撼得多,对心理造成的冲击大得多。作为作者,制造这一画面,既靠理性又靠感性。感性表现于,作者的想象更深入,“走”得更远、更悲凉,也更本质;理性则体现在,能将自己的观察感受准确表达出来,准确地对读者产生预谋的效应。
作家不管写什么,归根结底是写自己。
《日夜书》中的“我”,是陶小布,还是韩少功?应该说,陶小布身上有韩少功的影子,甚至很大程度、很多方面,很接近韩少功。但是,“接近”不等于“就是”。这不是部自传体小说,剖析、解读自己,不是作者的责任,也不是作者试图做的努力。《日夜书》中,更让我们感到韩少功的,是作者的目光,作者的思维,作者的理解认识。我们一路跟着他,在他的眼光中,在他的思维中,看世界、看人生,看周围发生的事、身边出现过的人。很过瘾。
《日夜书》中的人物,或许大多有原形,但绝非百分之百的原形。根据原形创作的好处是,有了可供参考的基数,不易走形,不至于犯很多作家易犯的毛病,将不同人的不同事拼凑到笔下人物身上,拼个四不像,经不起推敲。原形和作家心目中该有的形象,或说意欲塑造的形象,往往有一定距离,通常,作家会将之放大或缩小,加上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理解,这方面,韩少功做得特别出色。
《日夜书》写的人物较多,涉及面广,铺得开,画家、作家、医生、教授、政治家、农场人员、失业工作者,国内的,国外的,都有。这是作者为自己的才能提供的一个全面发挥的机会,当然,更是作者的布局,为的是更全面地展示社会,展示笔下这群人各种各样的生活。小说写得很家常,却碎笔中不见多余,扯谈中不乏机敏,闲聊中多有智慧。生动、幽默、风趣,比比皆是;讥讽、调侃、挖苦,俯首可拾;恶毒的玩笑、友善的促狭,不时失控冒出;五光十色,丰富多彩。
(我)在他家沙发里闷闷地睡了一觉,睡前我听他们正在谈论人的肠子;中途醒来一次,听到他们已谈到肺了;不久后再一次醒来,发现他们已谈到真菌性皮癣。直到我告别出门,他们还意犹未尽地探讨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他们惜时如金⋯⋯健康知识武装到牙齿⋯⋯
如此情形,生活中常遇,是生活的常态。几分亲切、几分会心,让人体会其中三味。
大甲在朋友中吹嘘自己阅尽人间春色⋯⋯用他的话说,不就是搞体力劳动吗⋯⋯他出差外地时,遇到一中学同学⋯⋯是位资深护士长,特别讲究卫生,事前要求他洗澡,刷牙,剪指甲,剪鼻毛⋯⋯
他好不容易呼哧呼哧地体力劳动了,卫生专家还让他把地上废纸巾捡起来⋯⋯火中烧掉⋯⋯
大甲是个画家,通过这个画家,作者写出不少对绘画、尤其是现代艺术的看法,生动、有趣,一家之说,不乏见解。大甲年轻时的这段言说,怎么也算得上精彩,读来忍俊不禁。
马涛,无疑是个鲜明而独特的形象,是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中从没碰到过的。撇开马涛身上的政治敏感性不谈,光从写作角度看,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是格外成功的。不管是过去带点狂妄却确实有点了不起的他,还是在国外继续运用以往经验表现得有点滑稽可笑的他,或是回国时依然不自量力地摆出伟人气派的他,作者都写得入木三分、极为形象,既不忽视、排斥他的才华,又紧紧抓住他自尊、自傲、自私、自卑的特征,予以淋漓尽致的刻画。
马楠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一个。她深爱丈夫“我”。一次看过一个婚外恋题材的电影,哭湿一堆纸巾后,她与陶小布如此对话:
“婚外恋也有好美的故事。我真没想到,小布,我是不是太狭隘?是不是像个狼外婆,是不是像个母夜叉?是不是成了一个好坏好坏的家伙?”
⋯⋯
她停了停,“你要是碰上了那样的好女人,我不会怪你⋯⋯”
“是吗?你要是碰到了这样的好男人,我也不怪你。”
“你还会帮我吧?”
我一时语塞。
“你说,说呵。”
“也许吧⋯⋯”
“也许什么?你的意思是会帮我?”
“你一定要把我整得那么高尚吗?戴个绿帽子还得争先恐后?”
“你爱我,就不能太小气⋯⋯你要帮我,我肯定会更爱你。小布袋,到那时我可怎么办?我不能把自己劈成两截吧?我不能把一只手缝给你,把另一只手铰给别人吧?”
尴尬,真实,有情有趣。尴尬在于,这是个很难正面讨论、真实回答的问题。这“趣”在于,一个在影片的余音中深入想象,沿着想象勇敢地假想逼问;一个在应付中躲闪,躲闪中或有“要是碰到了”也能被宽松对待的微微兴奋。这“情”就在于,夫妻间很少会这样对话;对出这样话的,一定是对生活情感已有通透了解,相互笃好、信任的夫妻。
这段对话最可贵的是看似不经意,却在这不经意间,将外遇的魅力、诱惑和美好,切切实实地提供给了大家,同时,还提供的是一个人类或许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情理中说得通的事,假想中可说的事,现实中很难正大光明地“行得通”。尽管西方世界一直有配偶加情人的模式,认其为人生合理需要,但人类一直被这个问题上出现的道德观念、情感需要的冲突所困扰,难以找到最佳方案。
文学的微妙,往往也就存在于生活夹缝中挣扎的微妙。
马楠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却是为家付出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个。但是,她为之付出的姐姐、哥哥给了她很多委屈。她明知委屈,却如同不知,依然无怨无悔。
“假如有来世,我还会找他们,满世界地找他们⋯⋯因为他们脸上有爸爸的影子,有妈妈的影子,还有我的影子⋯⋯”
“脸上的影子”,这一特征的捕捉,可圈可点,需要感性的想象和体会,理性的思考和归纳。“影子”的联系,太虚、太微,太难引起注意。这里,意外读到,印象极深。
《日夜书》是本写知青的书?
知青年代过去已四十年,该写的,都已写得差不多,再动笔,文字依然停在当年的苦难,除非作者有加倍的、匠心独具的、制造超强效果的能力,否则,作品价值会大大降低。韩少功太清楚这一点。他笔下的知青生活,多了玩笑,多了幽默,读来轻松了,愉快了;而另一点更重要,他将视线放在了这群人的整体“人生”,不仅写他们的过去,更多写他们的现在。
那么,知青生活是否真随时间流逝,发生变化?幸存的,仅只轻松愉快的玩笑呢?答案:完全不是。
看下面这段——
记忆中的堤坝如何变得这样短、这样窄?湖面怎么变得这么小⋯⋯
是不是我记错了?
记忆中的白马湖就是山坡上的两排土平房,总是以空寂无人的面目抵达梦境。记忆中的白马湖烟波浩渺,纵目无际。月亮升起来的那一刻,满湖闪烁的鳞行光斑,如千万朵金色火焰燃烧和翻腾,融化天地间一切思绪,给每一个人的睡梦注入辉煌。有风声,有浪声,有桨声,有鱼跃声,有偶尔飘过的口琴声⋯⋯
———口琴声,一个时代、一段生活、一群人的独特记忆。
这是作者偶尔为之的一段景色描写。一般而言,小说中的景色描写,极易被忽视,尤其易被老辣的读者所忽视,但这一段,却意外地动人。这段描写,是注入了深情的,是一个浓缩的浸透深情的画面。画面的宁静中,有诗意,有优美,有亲切、温暖。
那样的白马湖到哪里去了?
当年我们举着火把去偷袭野鸭的白马湖到哪里去了?当年我们放船去挖菱角的白马湖到哪里去了?
当年我们草绳束腰破衫蒙头去砍伐芦苇的白马湖到哪里去了?⋯⋯
记忆,在思念中、梦幻中触摸逝去的生命。
过去的都已过去,可过去了的,为何总那么清晰而凝重地滞留心口?
韩少功传统写作功底非常扎实,是文坛难得一见的能轻而易举几近完美地运用“起承转合”这一传统经典写作手法的作家。欲正先反、欲反先正,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之类技法,在他也是驾轻就熟。不管写人写事,他太知如何在素材中提取要点,太知什么地方写满,什么地方写略,什么地方写实,什么地方写虚,什么地方写绝对,什么地方避开不写或拐个弯子写。一句话,他太知如何用笔能出怎样的效果。他笔下的人物个个生动、形象。他的人物大多有点正常范围中的“怪异”。他用怪异吸引读者,然后用独到的思路解读怪异(他连一只猴子都能写得活灵活现,写得像个就在眼前晃动的人)。
然而,他的这些能力,非常适合中、短篇创作,对付一个长篇,就会显得少了什么。传统的长篇小说,除了需要独立的人物形象,还需众多独立人物彼此间有声有色的互动,需要人物穿插其间围绕事件展开的具有可读性的故事。
韩少功不是擅写长故事的好手。当然,完全有可能他不屑于写。从《马桥词典》到《日夜书》,他始终没写过完整的大结构的长故事。他的长篇始终是一个个拼起的短篇,始终包罗万象地采用小说、散文、随笔、杂感、笔记合为一体的形式。
这其实不是韩少功一人的问题。
出类拔萃的文学家,都有极好的素养,从各个角度各种手段感悟故事,有着从中提炼予以集中表达的本事,但他们大多缺乏将“精魂”还原、重新化为故事的能力。讲好一个故事,是一种能力,在故事中提取精魂予以表达,则是另一种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更多出现的是诗人、词人、散文家,而不是小说家。
如果文学发展不是从少数精英形成的塔尖往下扩大化,那么今天,我们的文学主流可能还仅存于云端。是历史做出了要求,要求文学从诗词歌赋、散文随笔走向故事,从小圈圈走向大圈圈,从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走向通俗化大众化普通化。这也是文学能够继续并且扩大的必要守则。但是,要一个作者把生活中的“诗词歌赋”恰如其分地装进一个故事,或者说,让他们编出一个充分发挥其所思所感、情理事理又找不到破绽的故事,实在是件天大的难事。
于是,我们有了特别的理由感谢现代派写作手法的出现。现代派小说写作的一个最重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以个人特质、擅长为首要,不拘一格地选用最适合个人发挥的写作形式。它对长篇的要求,不再非得是个绘声绘色的故事,而可是个长篇故事中所有要素、精华的合成。它要求的只是作者笔下的点点滴滴,都能落实到作者想落实的生活中,更充分更集中更强烈地表现作者想表现的生活。于是,本需完整故事表达的内涵,现可舍弃故事的完整,直接构建思想情感的完整。这样的灵动,显然给真正具有良好文学素质的作家打开了大门。
《日夜书》就是这样一本现代形式架构、传统手法写成的长篇。
“因情立体,即体成势”,韩少功找到的,是适合他个人运用的长篇小说写作法。这本书中,他十八般武艺发挥充分,思、想、情、感,无一或缺,理、趣、智、巧,一样不少。
一些长篇小说作者,往往不甘心作品仅限于故事,不满于笔墨挥洒所受的局限,因故事的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很难让他们在具体人、事上合适地加入他们丰沛的思考、感受;于是,常有这样的作品,作者会在完整故事中穿插一个个独立篇章或段落,这些篇章、段落,虽说写得也不错,但无论怎么读,也在故事外,进不了故事。
《日夜书》不同。作者没写完整的长故事,始终用的是打乱了的“碎片”形式,不管写人、写事、写细节,还是写思想、写情感,都以篇章段落形式出现。但是,因为这些“碎片”始终落在了作者所“圈”好的特定范围中,写所想写、所需写的,这些“碎片”融为一体,互相作用,共同烘托出了一个立体的“圆”,从而让我们更充分、更全面、更厚实饱满地看到了这群人,看见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感情。此外,这样的写作法,因可尽取精华,故,作者笔下的“碎片”,质量很高。
还得说说这书到底写的是什么?知青史?人类精神史?社会发展史?———到底什么史,是不是史,这么重要?这史那史就能证明小说的优秀或拙劣、高尚或卑下?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花甲之年的作者,在那么一个夜晚,望着星空,感慨宇宙无法破解的奥妙、感慨大千世界的鬼斧神工,困惑花草为什么有颜色,动物为什么天上地下水里,空气为什么无形,太阳为什么灿烂,月亮为什么温柔,人为什么会行走、会哭泣、会制作衣服、房屋、火车、飞机⋯⋯人为何物,我为何物?我从哪来,将去哪里⋯⋯那个让人对这生活的世界陡升留恋的不眠夜晚,环顾四周,看看身边出现的空缺,他突然格外想看看自己的人生,看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看看路上曾经遇到过的人和事。
生命由什么组成?五脏六腑,五感六觉。然而,加上了流动时间的流动的生命,更确切地说,是由出现在身边的人和发生在身边的事所组成。《日夜书》,写的是“我”的人生。这人生是陶小布的,也是韩少功的。
还有什么文学比写人生更重要?
一部写好了人生、写准确了人的生活常态的作品,这个史那个史,也就尽在其中。
世无完美小说。即使让人赞佩的难得佳作,也不能一点遗憾不留,哪怕是当今文坛最好的小说。小说最后,一段文字,其实非常出彩。
“姑爷,太阳树发芽了吗?”
“姑爷,太阳树怎么还不发芽呢?”
“太阳树什么时候才能开出花来?”
“我们是不是还要去浇一点水?”
这段文字,写的是笑月。童年的她,纸上画了一堆太阳,并把这些太阳种进地里,不断给它们浇水,培土,施肥,等它们长大。
这太阳是什么?希望、光明、美好?
生活中一份孩子的童心,搬到书中,就是作家的童心。很美。美得人心动。这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童心,也是人类最初最美好最本质的希冀,即使苍老的心都能因这份纯真无邪的干净想象而动容。
于是,我们期待,这份童心、这份诗意,能够更童心、更诗意,能够彻底“击垮”我们。
然而,文中来了这么一句:
大家都笑了,觉得这孩子找到了一个对付停电的好办法⋯⋯
阅读打了个搁愣,应该继续的心动感觉,遭到了破坏。接着,又一句:
她蹲下来撒了泡尿,当即被大甲叔叔誉为行为艺术。
显然,这不是个适合幽默、适合俏皮的时候。
书中的“我”,十五岁去农村,弱小的身体干着超负荷的农活,挑河泥,四脚朝天倒在地上,在他人的笑声中,差点哭泣出来。天黑了,为完成定额,他独自在工地踉踉跄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在这艰难得濒临绝望的时候,军哥来了,夜色中,接过了他身上的担子。——一个感人的镜头,让人温暖一辈子、铭记一辈子的举动。这时,作者写上一滴泪,抑或一滴汗,不算过分,当然,也可什么都不写。然而书中,韩少功是这样写的:
他从我肩上接过担子时,一线鼻涕晃悠悠落在我手上。
只为了避免“眼泪”、“汗水”之类的俗写?或者,曾经的实情就是“一线鼻涕”?不管什么原由,这样时分,“一线鼻涕”,多少起了破坏美感的作用。而就小说创作的原理,即使原形、实情,作者也会对之用上加减乘除,完成自己心目中的画面。所谓的“心目中”,就是作者大脑中的情理、事理、文理。
《日夜书》中,不时会看到两个对抗的韩少功,一个是敏感的、细腻的、真情的、充满想象力的,一个是克制的、理性的、成熟的、冷眼看世界的。
韩少功成长的时代,是个绝不接受弱小、纯真、温情柔意的时代,也不接受感动。那些成分的拥有者,那个时代,不说成功希望,就连立足生存都艰难异常。无情的现实,让那个夜色中含泪挑河泥的弱小的他,穿上了一件坚硬的外套,他已习惯性地每当意识到自己会流露真实时,便会收手或稍收手,穿上这件外套。
是否他身上的这份对抗,会使他的理智情感变得更丰富更饱满?也许。
但是有一点:一个愚昧无知的人表现出的天真、感动,或许会可笑;而一个成熟老辣得难以找到瑕疵的人表现出的天真、感动,绝对是灵气、才气,绝对透明、淳朴,绝对能更深地打动人。
韩少功的文句常常较长,成分较多。他的大多定语,帮他完成了独具特色的复杂丰富的出彩表述,但偶然,也会给人“过了”之感,这“过了”,时为别致而造成,时为出新而造成,故读来似有分寸稍欠之感。
就像前面介绍的“下蹲时的大腿挤压出来的丰满曲面”的精彩一笔之后,他写道——
这些来路不明的性别语法,含义模糊的身体邀请,不会是一举惊艳的绝句,却可能是长篇小说里陆续的发现,形成某种缓慢的积累。
“性别语法”、“身体邀请”、“缓慢积累”、“惊艳的绝句”,这些文字,虽说独特,深入想,也不无道理,但无论如何,读来多少有点生硬别扭,再加“来路不明”、“含义模糊”,那就真有为赋绝句“惊艳”、费心制作“来路不明”“含义模糊”字眼的意思了,且这些定语,与“长篇小说里陆续的发现,形成某种缓慢的积累”间的关系,怎么也是相去“不近”。
最后还得一提,《日夜书》是部现代手法结构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可以不求故事完整,但作者具体针对的,毕竟是一群曾在相同环境中共同生活成长的人。然而,小说中写了最长一段的人物贺亦明,却完全不是这个相同生活环境中的人,除了是又军的弟弟,他和这群人没多大关系。不仅如此,这个人物,写得实在是太完整,太像故事。这完整,这故事,与小说的整体结构、整体风格是否相吻?这,或许是韩少功应该仔细想一想的,尽管贺亦明的故事写得很好看。■
(本文首发于《当代文坛》2014年0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推荐阅读
李建军:一切自由都是有边界的——评韩少功《暗示》 李伯勇:如此“绕文”不用也罢——从陈冲《读韩少功〈革命后记〉随想》之随想 王彬彬:从张颐武攻击韩少功《马桥词典》说起 黄惟群:中国当代文学鼎盛期再望 黄惟群:我的文学评论,一路风景 黄惟群:一个缺少自我的作家——论王安忆的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