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周作人是特殊的汉奸吗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了《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一书，全两册，共117万字。书的前言中说：抗战胜利后，举国上下强烈要求严惩腆颜事敌、为虎作伥的汉奸；国民党政府遂先于1945年11月颁布了《处理汉奸条例》，继于同年12月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对汪伪汉奸的审判也同时开始。截止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的各级法院先后审判了2.5万多名汉奸。——至今仍被一些人称为“知堂老人”的周作人，就是这2.5万人之一。

这套《审讯汪伪汉奸笔录》选取了当时受审的22人，将他们本人向法院提交的自白书、辩诉状、法院对他们的历次审讯记录以及各种证明材料，汇集在一起。其中，有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江亢虎、陈璧君、梅思平、殷汝耕等著名汉奸。按照书中编排的顺序，周作人居最后，是第22人。

周作人在八道湾故居前

这套书出版的当月，我回到南京“工作”。记得是在明故宫附近的一家格局不大但档次颇高的书店里，见到了这套书。厚厚的两大本，捧在手里真像两块大砖头，定价在当时来说自然也不菲。但因为收有关于周作人的资料，我稍作犹豫后，还是决定买下；回来后，将周作人名下的那一部分材料粗略地看了一遍。当时想到了两个问题。

一是周作人并非总像他所标榜的那样，对当汉奸的历史采取“不辩解主义”。在受审期间，他可谓是为自己百计开脱、百般辩解。在第一次判决书下达时，甚至颇有捶胸顿足之态。另一个问题，则是一些周作人的传记，一些研究周作人为何成为汉奸的文章，对周作人战后受审的情况，都语焉不详。我想，原因之一，是这套《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出版得较晚，而一些有影响的周作人研究著作则在此之前即已问世。有的关于周作人的传记，由于对周作人受审时的应对方式做了与事实不符的叙述，以至于以讹传讹，使另外的学者以此为论据做出对周作人不准确的判断。

南京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997年1月，上海的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周作人印象》一本，这是该社出版的“印象书系”之一，书中选录了各个时期关于周作人的文章。我注意到，在同属该书系的《陈独秀印象》中，收录了其时载于《国闻周报》上的新闻报道《陈独秀案开审记》。这篇文章对陈独秀1933年在南京受审的情形做了很详细的报道，所以篇幅也很长。而《陈独秀印象》的编者不嫌其长，全文照收，同时还收录了章士钊在法庭上为陈独秀所做的辩护词，也将陈独秀本人的“辩护状”作为“附录”收入，我以为这是很有眼光的。

而这本《周作人印象》，涉及到周作人狱中情形的，似乎只有黄裳的那篇《老虎桥边看“知堂”》。我觉得，周作人在受审时的两份“辩诉状”以及当时最高法院对周作人的判决书等一类资料，也应酌情收录，这可使读者略知其时的官方和民间对周作人附逆一事如何看，也可让读者窥见周作人受审时的真实心态。

还想指出的是，这本《周作人印象》收录了许宝骙的《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一文，却没有收王定南实际上是对许文进行回应和纠谬的《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一文，这是明显不妥的。许、王二人都是以“当事人”和“见证人”的身份，回忆周作人是如何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许、王二人都说到，在其时的沦陷区北平，秘密活动着实际是由中共领导的“北方救国会”。

许文说，当时，中共北方特委负责人之一的王定南、著名学者张东荪（时任教于燕京大学），还有其时并非中共党员的他本人，经常在他家里聚会，“汇集情报，研究工作”。1940年11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这一职位出缺。当时，另一汉奸缪斌积极钻营，想继任这一伪职。而

刘如溪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于是，王、张、许三人便开了“碰头会”，商量的结果，决定敦促其时已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周作人来竞争这一职位，以便把缪斌“排掉”。许宝骙说：

许文较详细地写了“游说”周作人的过程，强调了周作人的犹豫不决，但最后算是“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许宝骙的建议，并也认可了许宝骙代表“组织”对他提出的要求：“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

在“说服”了周作人之后，许宝骙又到其时华北汪伪政权的要人王克敏那里去“游说”，并且“一说便成”，这样，周作人便“水到渠成”地“出掌教育”了。许宝骙在文章中总结性地说：

并说：

读许宝骙这篇以“权威身份”写的文章，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周作人的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是被由中共主导的地下抗日组织“说服”的，甚至不妨说，是由中共地下党派遣的，颇有点“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意味；而周作人在任这一伪职期间，也可谓“不辱使命”，基本上做到了“我方”要求他做到的。这样一来，周作人在沦陷期的身份，就非但不是“汉奸”，甚至简直可以视为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抗日人员了；而战后国民政府对他的审判，就非但不是在“惩处汉奸”，甚至简直可以视为“迫害忠良”了。——我有时想，如果有资格以“当事人”和“见证人”身份说话者只剩许宝骙先生一人，那周作人的这段历史还真就不易弄清。

但幸亏许宝骙文章发表时，王定南先生还健在，于是，王定南写了《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基本否定了许宝骙文章中的种种说法。王文指出，当时的“北方救国会”由他、张东荪和何其巩三人负责，经常性的聚会“是在何其巩的北池子八十号家里”，而并非像许宝骙所说的那样是在他的家里。王定南坚决否认他曾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出而与缪斌竞争伪教育督办一职：

王定南又强调：

我是从《周作人印象》这本书里初次读到许宝骙文章的。说实话，读得我满腹狐疑。好在我此前还读过些关于周作人的其他资料，不至于被许文所误导。及至读了王定南文章，则断定许文基本上是在伪造历史。其实，不用细读，便能看出许宝骙写此文的目的，是为自己评功摆好，是在宣扬自己的“历史功绩”。许宝骙的说法，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已被普遍否定了。而《周作人印象》作为一种面向非专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收这篇明显站不住脚的文章已属不严肃，而又不收对许文进行回应和纠谬的王文，则是太不负责任了。

但我并非说《周作人印象》的编者之所以不收我认为应收的那些资料，就是刻意淡化甚至美化周作人的汉奸历史。这有可能是没能注意到这些资料。但刻意淡化甚至美化周作人汉奸历史的现象却又是明显存在的，而且并非是个别现象。似乎颇有些人一听到有人说及周作人的汉奸历史就大皱眉头，在他们看来，把“汉奸”二字与周作人连在一起，那是对周作人的“亵渎”和“侮辱”；还有些人，则是不厌其烦地探寻周作人附逆的“特殊”原因，目的则是为了证明周作人是一个“特殊”的汉奸，甚至“特殊”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不能与一般的汉奸相提并论⋯⋯

对这种刻意淡化甚至大肆美化周作人汉奸历史的言论，我是一直心存疑惑的。前一段时间，南京梅雨，雨既多且大，外出大不易。天天闷在家里，百无聊赖，于是又找出那套《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来读，同时又看了一些别的关于汪伪汉奸的资料，这样就又想到了周作人，并决定把关于周作人汉奸问题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教于周作人研究专家们。

要研究周作人，要写周作人的传记，周作人那段当汉奸的历史是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而要论说周作人当汉奸的历史，迎面碰上的就是周作人为什么当汉奸的问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有影响的关于周作人的著作，都对周作人沦为汉奸的原因做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探索。

周作人这样一个人，竟置“万古千秋作骂名”于不顾，甘当侵略者的走狗，这是为什么？——很长时期内，我也将这视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谜”，同时也很想弄个明白。因此，那些探究这一问题的文字，只要见到了，我都读得很认真。研究者的探索，自然都集中在周作人附逆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因素上。从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一个“汉奸走狗”，周作人是怎样在内心深处完成这种角色转换的，——研究者们对此做了描述和回答。

读这些描述和回答，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但又觉得这些答案在逻辑上虽大体能自圆其说，但与周作人的汉奸行为之间，却不免有些“隔”。尤其有些对周作人的“下水”表现得过于体贴、同情的答案，令我不能遽然接受。顺着这种答案中的逻辑推断，很容易得出周作人当汉奸有理的结论。实际上，有些论者对周作人“下水”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因素同情和体贴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让人们觉得，参加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合作，是其时周作人最明智最合理最务实的选择。

既然这些答案不能让我心服口服，那问题就仍然存在。但渐渐地，我形成了两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是，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周作人并不能称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去有人把胡适和周作人都称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这是很不妥的。胡适担当得起这样的称号，而周作人的脑袋却并不适合这顶帽子。因此，以周作人曾经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逻辑起点来探究他为何沦为汉奸，一开始就进入了误区。与此相关的第二个看法是，周作人为什么当汉奸，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并不值得“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进行探究的问题。

关于周作人不宜称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问题，辨析起来煞费周章，限于篇幅，姑置于不论。好在周作人即使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妨碍本文的展开。因为周作人至少可算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是“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情传播者和热烈捍卫者，是以倡导个人主义、张扬个体自由为自己的精神特色的。

人们之所以对周作人为何当汉奸怀有强烈的兴趣，并孜孜矻矻地探究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周作人从“五四”时期建立起来的文化形象，与后来“汉奸走狗”的角色反差太大，以至于难以凭“常识”理解这个问题，于是人们悉心搜寻那种超常识的原因；并且深信，这种超常识的原因一定存在，它潜藏在周作人思想和心灵的深处，正是它，促使周作人完成从新思想新文化的“偶像”到“汉奸走狗”的角色转换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开始就把周作人当作了一个“特殊”的汉奸，一开始就认定周作人的成为汉奸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殊”原因。

而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或许本身就有问题。促使我对这种思维方式产生怀疑的，是我在别的汉奸那里，也发现了与周作人同样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因素。可以说，周作人研究者们苦心孤诣地探寻到的周作人附逆的“特殊原因”，其实并不“特殊”，这些原因可以用来解释包括汪精卫在内的众多人为何与日寇合作。

认定抗战是徒做牺牲，中国必然失败，是研究者们为周作人附逆找到的初始原因，有人称之为“民族悲观主义”；认为与其在同日本侵略者的对抗中从容就义、慷慨赴死，不如与日本人合作，这样既保全了自己，又能多多少少地对沦陷区人民有一种切实的帮助，能一定程度上制约、缓和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种种欺凌、奴役，也即所谓“道义之事功化”，是研究者们为周作人附逆找到的第二种原因。这两种原因是紧密相关、有着逻辑联系的。因为相信中国抗战无望、败亡必然，所以才会屈身事敌，才会标举“道义之事功化”。

至于所谓“道义之事功化”，说白了，就是一种极端的“道德功利主义”。什么是道义，一种行为能够有立竿见影的功利作用，就是道义的。按照这种逻辑，主张“抗战到底”、保持“民族气节”，是不道义的，因为这非但无益，反而徒然招致日本人的仇恨和杀戮，把民众带入“无谓”的战乱中，让国家民族遭受更惨重的损失；按照这种逻辑，放弃抵抗、与侵略者握手言欢、组建和投身“伪政府”，才是真正符合道义的，因为这样可以求得“和平”，可以让沦陷区人民有一个“自己的政府”，从而多少有点“依靠”。

在1944和1945这两年，也许是预感到中国人民与汪伪汉奸“算账”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周作人写下了一系列阐发“道德功利主义”的文章，如《梦想之一》、《我的杂学》、《道义之事功化》等。例如，在《道义之事功化》中，周作人一开头就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的“名言”进行了批驳，认为中国应该有“道德改革”，应提倡“道义之事功化”，因为“道义必须见于事功，才有价值，⋯⋯这是儒家的要义，离开功利没有仁义”；又强调：“所谓效力君父，用现在的话说即是对于国家人民有所尽力，并不限于殉孝殉忠”。

引经据典是周作人的“超强项”。这回，为了替“道义之事功化”找到“合法性”，周作人自然要发挥这一特长。其中，引用了《颜氏学记》和《醉余偶笔》中对明末士人“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的讥评。《醉余偶笔》中针对这种人说：

周作人对此大为欣赏，说道：

这里，周作人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到了“名誉”，但我觉得其实是煞费苦心的。当汉奸，最难过的一关或许就是名誉关。

所谓“气节”，某种意义上就是“名誉”的代名词。周作人在这里强调，“名誉”不应该是一种目的而应该是一种“资材”，一种为“国家人民谋福利”的“资材”。只要对“国家人民”有利，那就应该牺牲“名誉”放弃“气节”而不惜。在文章中，周作人甚至认为“现在的中国还须得从头来一个新文化运动”，而其核心便是“道义之事功化”。已有研究者指出，周作人如此立论，意在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解，意在对自己的与日本人合作进行价值定位，或者说，这是预感到“审判”即将来临的周作人，为自己预先写下的“辩诉状”。

但仅仅把这理解成周作人的自我辩解还不够。实际上，周作人这是在为所有的汪伪汉奸辩解，是在为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们的所谓“和平运动”辩解，是在为整个汪伪政权辩解。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周作人所做的自我辩解，毫无独特之处。类似的话，汪精卫比周作人说得早，更比周作人说得多；而那种“舍身饲虎”式的“悲壮”，汪精卫也远比周作人表演得更充分更“感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汪精卫藉以解释自己为何当汉奸的“名言”。

当然不只是一个汪精卫。所谓“道义之事功化”、所谓“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正是汪精卫们发动所谓“和平运动”的旗帜，也是汪伪政权的理论基础，或者说，汪伪政权的“合法性”正建立在这一套观念上。在发动所谓“和平运动”时，汪伪汉奸们挂在嘴上的是这一套话语；在整个汪伪政权时期，汪伪汉奸们挂在嘴上的也是这套话语；在法庭上受审时，他们用以辩解的，还是这套话语。下面选几段汪伪“巨奸”不同时期对自己汉奸行为的解释。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了所谓“艳电”，这是汉奸运动的宣言书。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被视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之宣言”的广播讲话。在这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讲话中，汪精卫宣称：

在发表了这篇讲话后，紧接着汪精卫又发表了《敬告海外侨胞》的广播讲话，其中说道：

汪伪汉奸们自始至终在各种场合都不忘控诉抗战的“罪恶”，都要义愤填膺地声讨抗战的“祸国殃民”。以这种“控诉”和“声讨”为阶梯，他们抢占了“道德”、“道义”的“制高点”，进行着周作人所谓的“道德革命”，赋予“道义”以这样的解释：坚持抗战是“亡”国“灭”种，是没有“爱国心”的表现，因而也是“缺德”和“不道义”的；既如此，放下武器，甘当日本人的“良民”，就是“爱国”的表现，因而也是真正“有道德”和“讲道义”的。——周作人谈古论今、七拐八绕地说出的，不也是这个意思么？

所谓“艳电”发表一周年的1939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艳电书后》一文，其中说：

这番论调，与周作人在《道义的事功化》等文章中的立论，不是如出一辙吗？不过，这样说不够准确，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周作人在《道义的事功化》等文章中的立论，与汪精卫的这种论调如出一辙。周作人所谓的“道义必须见诸事功，才有价值”，周作人所谓的“对于国家人民有所尽力，并不限于殉孝殉忠”，周作人对“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式的“气节”的讥讽，周作人对“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的认同，周作人标举的“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凡此种种，在汪精卫那里，不是都能见到吗？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还都南京”，陈公博为庆祝“还都”发表了题为《怎样做近代国家的国民》的广播讲话。怎样做近代国家的国民呢？陈公博认为“有三件事要注意”，而

这番话的意思，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一上来就将“空虚的道德”、“封建的道德”与“负责任”对立起来，呼吁“国民”弃前者而取后者，而陈公博所鄙弃的“空虚的道德”、“封建的道德”，不就是为周作人所讥讽的“气节”吗？陈公博所标榜的“责任”，不也就是周作人所标榜的“事功”吗？陈公博所强调的弃“空虚”和“封建”的“道德”而“负责任”，不就是周作人张扬的“道义之事功化”吗？陈公博声称“除责任之外，更无所谓道德”，换成周作人的“话语”，不就是“除事功之外，更无所谓道义”吗？

陈公博、周佛海、周作人这些人，不仅在“得意”时高唱这一套理论，后来在法庭上受审时，也还是用这套理论来自我辩解，而且往往显得极为“真诚”、“恳切”，读之有声泪俱下之感。

例如，曾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部长、安徽省省长等一大堆要职、后被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的林柏生，在法庭上曾这样说到自己决定当汉奸时的“心情”：

林某到底是“宣传部长”出身，颇懂得煽情术。这番表白，真可谓字字血、声声泪，且大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势。林某说自己是不忍见沦陷区人民的苦难，才在“良心的驱使”下当了汉奸；周作人在法庭内外也一再说自己之所以出任伪职，“无非是想减少学生痛苦”和“抵抗奴化”。——他们真像早就商量好了的。

甚至在一些细节上，周作人也无特异之处。1937年9月26日，周作人在给《宇宙风》编辑陶亢德的信中说：

周作人希望世人将其看做是苏武而不要视同李陵。不要说，此时周作人尚未“下水”，所以有如此愿望。“下水”后、受审时，他都希望在别人眼里是苏武而不是李陵。

而那个曾与周作人争夺华北教育督办这一伪职的缪斌，也曾以苏武自况。1939年，其时早已成为日寇鹰犬的缪斌，托人送了一幅苏武牧羊图给蒋介石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并题诗曰：

汪精卫也好，陈公博也好，林柏生也好，缪斌也好，周作人也好，都是希望以苏武的形象留在历史上的。用俗话说，这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竖牌坊”，——谁说他们真的看破了“名节”呢？

所以，周作人自我标榜的附逆理由，或者说研究者们“发现”的导致周作人“附逆”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因素，实在并非周作人独有的。所谓“伦理的自然化”、所谓“道义的事功化”，本是汪伪汉奸运动的宣传策略，是汪伪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

既然研究者们找到的周作人当汉奸原因并非周作人所独有，而为汪伪汉奸（至少是中上层汉奸）所“共享”，那周作人的当汉奸与他此前独特的文化身份就没什么关系。或者说，周作人完成从新思想新文化的“偶像”到“汉奸走狗”的角色转换，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心路历程”可供挖掘，可供玩味。他只不过是“认同”了汪伪汉奸运动的“理论”、“接受”了汪伪政权的“意识形态”而已。

研究者们之所以对周作人为何当汉奸怀有极大的探究热情，无非是相信周作人的当汉奸一定有着“特殊”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因素。而如果“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探索到的，不过是为汪伪汉奸所共有的东西，那还能说周作人为何当汉奸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学术问题”吗？

周作人一向标榜自己信奉“不辩解主义”，但其实，对他那段当汉奸的历史，在他认为有必要辩解时，他是决不肯少说一字一句的。例如在法庭受审时，他就为逃脱罪责而千方百计地辩解。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周作人研究著作，对他受审时的情形往往说得很含糊，所以想在这里稍稍详细地做些介绍。由于周作人研究者的热心宣扬，许多人都知道，周作人任伪职期间，曾做过些“好事”，并且认为，这是周作人不同于别的汉奸之处，也足见周作人是一个“特殊”的汉奸。

但这也是极大的误解。一边替日本人效劳，一边又做些有利于抗日的事情，是汪伪汉奸的普遍伎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情形就更多见。周作人，就其“职权范围”来说，这方面也并不比别的汉奸更“有善可陈”。同样由于周作人研究者的热心宣扬，许多人都知道周作人受审时，有不少人为其“求情”。但这也同样不是发生在周作人身上的“特殊”现象。包括周佛海在内，许多汉奸受审时，都有或多或少的人向法院请求适当考虑其某种具体的“功绩”。

据《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周作人受审期间，共对其进行过二次“讯问”、三次“审判”。二份“讯问笔录”和三份“审判笔录”，内容都差不多，都是检察官或审判长与周作人之间的问答。在回答审讯时，周作人当然也会尽力为自己辩解。阅读这些审讯记录，可发现周作人回答提问时的一大技巧是“答非所问”。每当检察官或审判长提出比较敏感的问题时，周作人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例如，1946年6月12日第一次“讯问”时，检察官问周作人：“你在任教育督办任内，做些什么事呢？”周作人回答道：

检察官是要周作人说明“教育督办”的“职责”，周作人却“巧妙”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并顺便给自己脸上贴金。

再例如，1946年7月19日接受首都高等法院审判时，审判长问：“北平沦陷时你为何不到内地？”周作人答道：

审判长问的是“为何”，周作人却扯了一通“怎样”。也是在这次审判中，审判长问：“什么叫东亚新秩序？”周作人回答道：“这是日本人的口号。”审判长问的是“东亚新秩序”的内容，周作人回答的则是这口号的来源。

法庭上的周作人

这类问答每每令我发笑，同时十分“佩服”周作人的“狡诈”。受审期间，审讯者与周作人的问答中，有趣之处很多。1946年11月9日接受首都高等法院审判时，审判长问：“据你说，你不离北平是因有母亲在堂，现据军统局调查表说你对老母不孝的。”这回周作人没有答非所问，而是回答说：“没有证据，不是事实。原因或者是我从前一个燕京大学学生所发表的侮辱话而来，其实我对那一位学生曾声明断绝关系了。”

这还不算太有趣。最有趣的是周作人对自己并不想做官的表白。在1946年7月19日的审判中，审判长问：“你以前在教育界没有做过主管，现在参加伪组织，是希望做主管吗？”周作人回答道：

所谓在中央政府时候也有可能“当教育主官”，不知所指为何。至于出任伪职不为“做官”、对官位的意思“很淡薄”云云，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出任伪职后的周作人实际上是很“恋栈”的。我们知道他当上伪教育督办后，是怎样的大兴土木、大宴宾客，是怎样的锦衣玉食、奴仆成群；我们也知道他对汪精卫、陈璧君这类当路要人是怎样热衷于夤缘攀附；我们还知道对妨碍他“仕途”的人，他是怎样的切齿痛恨，以至于这种人的病死令他快意无比⋯⋯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能不从周作人“很淡薄”一类的表白中，感到一种沦肌浃髓的虚伪。

在回答检察官和审判长的提问时，周作人百般辩解，说自己之所以当伪北大文学院长是为了“减少青年学生的痛苦”；说自己之所以当伪北平图书馆馆长是为了“保存图书馆书籍”；说自己之所以当伪华北教育督办是为了“为国家尽一点力”，是为了“激发青年人爱国热情，抵抗奴化”，等等。不过，最集中也最用心的辩解，还是在那些向法庭提交的文字材料中。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于1946年6月12日和13日两次对周作人进行“讯问”后，于6月17日对周作人起诉。7月15日，针对起诉书中的指控，周作人提交了“辩诉状”。大概觉得“辩诉状”还没有把话说够，紧接着，周作人又提交了“追加辩诉状”。1946年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作人做出了“判决”，判决书主文曰：

周作人不服此判决，遂于11月28日提交了“声请复判书”，又于12月17日提交了“补具复判理由状”。在受审期间，周作人一共向法庭提交了四份自我辩解的书面材料。最高法院进行了复判，并于一年后的1947年12月19日做出了“终审判决”，将原判中“处有期徒刑十四年”改为“处有期徒刑十年”，其他则照旧。“终审判决”仍然认定周作人任伪职期间“推行奴化教育”的事实成立。——周作人一案，审了一年有半，看来法院还是做了必要的调查的。

周作人“辩诉”的“诉求”，并不是请求减罪，而是要求法庭对其“宣告无罪”。在提交的书面材料中，尤其是在首次提交的“辩诉状”中，周作人证明自己“无罪”的主要方式，是反复强调“华北教育未曾奴化”。若有人认为这表现了周作人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并进而认为这说明了周作人毕竟未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色，那就是十足的荒谬。使得周作人有“资格”在首都高等法院受审的，是他曾居伪华北教育督办这一高位。如何对其定罪，取决于他在这一职位上的所作所为。既然这是一个“分管”教育的官，他当然就只能在教育方面为自己涂脂抹粉。

这一点，周作人在首次提交的“辩诉状”中也做了强调：“被告对于国家所负之责任，自以关于华北教育有否奴化为惟一重大问题。”若周作人当的是财务督办或治安督办，他自然会着眼于财务或治安方面为自己辩解。不顾常识、不管事实、咬紧牙关、死不认账，是周作人受审时采取的基本策略。在华北教育是否奴化的问题上，周作人丝毫不让步，一口咬定“未曾奴化”，而且让人觉得全赖其一人之力，才使得华北教育免遭日本人荼毒。

这与也在南京受审的刘玉书形成某种对比。刘玉书汪伪时期曾任伪北平特别市市长兼伪北平市教育局长。受讯时，检察官问刘玉书，中学生用的“课本是否带有亲日的思想”，刘答：“难免有一部分。”这样的回答，应该是最低限度地尊重常识和事实了。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办教育，就算周作人真的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而抵抗奴化，也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令日本人的奴化政策彻底“失败”。我发现，死不认错、绝不松口，哪怕铁的事实摆在面前也视而不见，这也是中国某一类文人的共同德性，在今天的文坛上，也不难见到这种人。

有的周作人传记，说周作人受审时对曾援救国共两党地下人员的事只字不提，有的论者还据此发了一通美化周作人的议论。说周作人对此事只字不提，并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周作人受审期间不只一次提到救护地下工作人员事。在他提交的“追加辩诉状”中，共列举了自己的三项功绩。而第二项即是救护地下工作人员。周作人说自己救护过的人有陆志韦、洪业、英千里、董洗凡、张怀、刘书琴、杨永芳。别的人且不说了，这最后一人，姓杨名永芳者，本是周作人的女婿，后来在法庭上被追问时，周作人也只得承认“杨永芳确是我的女婿”。当然，救助共产党先烈李大钊遗孤一事，周作人没有说，——他当然不能说。

在第一次判决下达后，周作人似乎大为绝望，在“声请复判书”中，简直是呼天抢地：

在周作人看来，对于已经63岁的他来说，十四年徒刑，也就等于是无期徒刑了。他觉得此生无复生还之望、惟有坐穿牢底了。想到这前景，他一定不寒而栗。但周作人毕竟是周作人，他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有了这份“声请复判状”。——其时的周作人，绝对没有想到中国的政局很快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然，他不会在法庭上费那么多笔墨口舌，更不会在第一次判决下达后还如此椎心泣血地“声请复判”。在1949年后的岁月里，不知周作人是否曾为受审时的“徒劳”而后悔。

1949年后，周作人写了《知堂回想录》。对于当汉奸和后来受审时的情形，以“主张不辩解主义”为由，匆匆带过。但他却不忘对当初的判决加以嘲讽。——当初接受判决时，周作人应该没有想到此生还有公开嘲讽这判决的机会。

在嘲讽了当初的判决后，周作人紧接着写道：“但是这个伪朝廷却终于坍台了，仓皇解散一切机关”。这里的“伪朝廷”，当然是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了。我们知道，在汪伪政府时期，汪伪汉奸们是称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伪政府”的。后来在法庭受审时，当然纷纷改口，“中央”长“中央”短起来，周作人也不例外。——当周作人受审时，大概也没有想到此生还有再次公开称蒋介石政府为“伪”的机会。

周作人自我标榜的任伪职时期的最大“功绩”，是“抵抗奴化”，但这毕竟太抽象，尤其让后人看不见摸不着。今天的人们，只知道周作人曾救护过李大钊遗孤和地下抗日工作者。当然，这在不少人心目中，已是十分了不起的壮举。在他们看来，仅此一点，就足以把周作人与别的汉奸区分开来，就充分证明周作人是一个“特殊”的汉奸。

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对汪伪汉奸的整体状况缺乏了解。由于受过去以“宣传”为宗旨的文艺作品或历史读物的影响，人们眼里的汉奸，都是对日本人一味奴颜婢膝，对“同胞”则时时穷凶极恶；同时，“常识”也告诉他们，这些人既然公开投靠了敌人，就一定会一不做二不休。

其实这里有着很大的误解。汪伪汉奸，尤其是中上层汉奸的心态，都是很复杂的；而汪伪政权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十分单纯。前文说到过的王定南《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一文，这样说到当时参加伪组织者的状况：

由此亦可知，汪伪汉奸中，以汉奸身份而做些有利于抗日之事，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在战后“算账”时，许多人都能理直气壮地陈述自己的“功绩”。在《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所收的22人资料中，只有陈璧君没有在法庭上表功（陈璧君名下的资料，只有一份起诉书和二份判决书，连审讯记录都没有。看来，陈璧君受审时是一言不发。）。其他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所谓“巨奸”，在法庭上说到自己的“功绩”时都口若悬河，而周佛海也确因其“功绩”，使得蒋介石下令将法院判处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由于周作人研究者的宣传介绍，人们又都知道，当周作人身陷缧绁时，有不少人向法院“求情”，请求法院“略迹原心”，从宽发落，且这些“求情”者中，有的还是著名的文化教育界人士。——这也是令一些人认为周作人这个汉奸有着很大“特殊性”的一种原因。但这同样是一种误解。当汪伪汉奸受审时，有或多或少的人向法院“求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些“求情”者大都以见证者的身份，证明被告任伪职期间确有某种“功绩”，从而要求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由于受审汉奸所任伪职的“职权范围”不同，他们的“功绩”自然也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但救护被日伪追踪、迫害、逮捕的“同胞”，尤其是那些地下抗日人士，则是他们共同的“功绩”。他们之所以都对此类事很热心，固然不能说全是出于“沽恩市义”的考虑，但为日后“算账”时留下自己“功绩”的见证人，恐怕也确是动机之一。他们的这种考虑，也终于没有落空。在受审时，那些被他们救助过的人，出于道义，也为了法律的赏罚分明，会向法庭提供有利于受审者的说辞。——而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受审汉奸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来“求情”。

从这些方面来看，作为汉奸的周作人与其他汉奸实在没有太大的不同。不妨再把他与前面说到过的另二人做些比较。一个是曾任伪北平市长兼伪北平市教育局长的刘玉书。他的有些“功绩”是与周作人相同甚至“重叠”的，例如，在他所救护过的人士中，也有周作人提到的董洗凡、英千里、张怀等人，而且由于他的“实权”更大，所以救护也更有“力度”。我们知道，周作人死死扣住“教育”二字来强调自己的“功绩”，而“教育”方面的“功绩”，也是刘玉书“功绩”的一部分。刘玉书也着力强调任伪教育局长时，如何“抵抗奴化”，如何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如何苦心保护校产。

刘玉书受审时，张怀等人也致函首都高等法院为其“求情”。在列举刘玉书的“功绩”时，张怀等首先说到了他的“维护教育”：

另一个可以用来与周作人做比的，是曾与周争夺伪华北教育督办的缪斌。缪斌受审时，也把自己的“功绩”说得天花乱坠。他也说自己虽“身陷敌区”，但“心系党国”。虽然出任伪职，但并非真心附逆，曾与中央军统局暗通消息，表明心迹，且曾切实地为军统局工作，并当庭交出与军统局往来的电报等物证。缪斌强调自己是为了救国而从事“软性抗战”，是为了“以敌制敌”。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辩护律师在列举缪斌的“功绩”时，还强调他“以骨肉做人质”，且次子缪弘以身殉国。原来缪斌有子二人，老大缪中，老二缪弘。1942年5月，身任伪职的缪斌，将两个儿子秘密送往重庆。辩护律师认为，这是为“党国”做地下工作的人质。1944年，正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二年级的缪弘，响应号召投军，后来进入突击队当了伞兵。1945年8月4日，缪弘所在部队奉命在柳州跳伞降落，去袭击日军的丹竹机场，战斗中缪弘中弹倒地，不治身亡，年仅20岁。律师强调，缪弘的为国捐躯，也有其父缪斌的一份功劳。⋯⋯饶是如此，缪斌还是被判处了死刑。

看来，自己任伪职却把子女送到抗日前线，这种“一家两制”的现象，在当时也并非个别，刘玉书受审时，也以让儿女从事抗战来证明自己任伪职“绝非为名为利”。《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中未收关于缪斌的资料，是否也有人为缪斌“求情”，不得而知（我想多半也会有的）。至于刘玉书，为其“求情”者颇多，其中也有陈垣、张东荪这样的文化名人。

说到“求情”，周作人受审时也有这方面的趣事可谈。周作人在列举曾救护过的地下抗日人员时，说到了自己的女婿杨永芳。而其时为国立西北大学教授的杨永芳，则致函法庭，证明周作人任伪职期间，曾救助作为“地下工作人员”在北平活动的自己。

杨永芳为周作人“求情”事为报纸披露后，西北大学教授蔡英藩、张佩瑚联名致函法院，对杨的证明提出质疑：

读这封检举揭发的信，我也哑然失笑。

看待汪伪汉奸任伪职期间的“功绩”，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即看这“功绩”是建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抑或是之后。倘是建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那这“功绩”的“含金量”就要大打折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败象已露，它的全面崩溃成了可预期之事。身为汉奸，这时候做些有利于抗日的事，动机之“不纯”就十分明显。实际上，汪伪汉奸受审时，检察官在起诉过程中，是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作为一种界线的。

例如，刘玉书在一审时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检方认为判得太轻，“声请复判”，理由之一就是

周作人1941年1月出任伪华北教育督办，年底太平洋战争即爆发。他在此后的表现，是不是也应该联系到其时的国际局势来考察呢？

联系到汪伪政权的“政略”来考量汉奸们的表现也很有必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作人发表了《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等文章，从特定角度颂扬中国传统文化、鼓吹“儒家中心主义”。这在受审时，被他自己也被一些“说情”者认作一种“功绩”；直到今天，研究者们也仍对此津津乐道，认为这是周作人在以文字抗战，在激发国人的文化自信。周作人的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日本作家片冈铁兵等人的愤怒，并称周作人为“反动老作家”，这在战后更成为周作人“功绩”的有力反证。

其实，在评说周作人这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时，也应该看到，这并非纯粹是周作人的个人行为，它是以汪伪政权的总体“政略”为背景的。弘扬传统文化，是汪伪进行所谓“和平运动”时的一种“政略”。

在汪伪1939年8月30日颁布的《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中，就有“保持并发扬民族固有之文化及道德”一条。陈公博在“自白书”中，也说自己在任伪职时期干的“大事”之一，便是“提倡民族主义”，是向军人“灌输”以“民族思想”，并且说：

因此，仅仅看到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扬招致日本某些人的愤怒，这还不够；还应该看到，周作人的此类言论，与汪伪政府的总体“政略”并不冲突，尽管汪伪政府实施此种“政略”的本意值得探讨。

有人说，周作人任伪职期间的表现很复杂。如果与其他汉奸做些比较，就知道周作人这时期的“表现”，并不特别复杂。他固然没有特别的罪恶，但也没有特别的“功绩”。他当了一个与他的“职位”相符的汉奸，或者说，他当了一个基本“称职”的汉奸。

要研究周作人的汉奸历史，要对周作人附逆的原因和附逆期间的表现做出准确的判断，都不能脱离汪伪汉奸运动的总体状况。不了解不顾及这种总体状况，便不免把汪伪汉奸其时的“口头禅”当作周作人独有的“理论”，并认为表现了周作人独特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因素”；也不免把汪伪汉奸的普遍策略当作周作人独特的选择。——而在周作人研究中，这的确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刻意淡化和美化周作人的汉奸历史，除了有着某种“思想根源”和“心理因素”外，对汪伪汉奸运动的总体状况缺乏了解，也是重要的原因。

让我们再回到周作人为何当汉奸的问题上来。所谓“道义的事功化”，是周作人自我标榜的当汉奸的原因。我们知道，这也是汪伪汉奸运动的“道德依据”，是他们奋力高举的旗帜。如果我们相信，他们之所以当汉奸，就完全是基于他们标榜的“信念”，我们就未免太天真了。就说周作人吧，他之所以始而在北京“苦住”，继而终于“下水”，与其说是“道义的事功化”这种“信念”在支配他，毋宁说更大程度上是他身上本就严重存在着的庸人品性在左右着他。

周作人本就有着浓烈的庸人气息。如果考虑到周作人不仅是新思想新文化的某种“偶像”，同时还是一个庸人，那对于他的终于当汉奸就并不难理解了。忽视周作人身上庸人的一面，一味把新思想新文化的“偶像”作为探究周作人为何当汉奸的逻辑起点，就总让人觉得有些“隔”。不能说，所谓“道义的事功化”就完全是周作人在作欺世之谈。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自欺”。周作人要从日寇铁蹄下“救出自己”，就要与日本人合作，而他又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真实的动机，又决不肯自认为是在“堕落”，是在“变节”，是在“背叛”国家民族，于是便用“道义的事功化”这类理论来欺骗自己。

久而久之，自己也就相信了真是在“舍身饲虎”、真是在“软性抗战”、真是在以“名誉”为“资材”替国家民族谋利益，甚至有一种悲壮感油然而生。这种自欺的心理奠定之后，再标榜起“道义的事功化”来就十分理直气壮，连他自己也不觉得是在欺骗世人。这种“自欺——他欺”的思维模式，或许是周作人之所以当汉奸的更真实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因素”。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相信所谓“道义的事功化”，是使得周作人之所以与日本人合作的全部“思想根源”和“心理因素”，我们又能认可他的这种逻辑吗？认可了周作人所标榜的“道义的事功化”，就没有理由不认可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这样一来，应该重新评价的就不只是一个周作人的“附逆”问题，对整个汪伪汉奸运动都不得不重新评价。——你们不认为，兹事体大吗？

2003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