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奇外有奇更无奇——余华《文城》的叙事艺术及其问题

余华的新长篇《文城》出版以后，在文坛引起不小的波澜——在当下焦虑浮躁、疾如旋踵的写作环境中，作者言其沉积八年、镌脾琢肾，让人不无期待。《文城》与余华既往的作品一样，叙事明快流畅，细节繁复恣肆，同时也显露出求变的努力和追求——作者有意无意地“回流”早期的先锋写作，将悬念、传奇、异怪等先锋元素融入到烟雨江南的想象性抒写之中，力图创造出一部诡谲怪诞而又宏阔浩大的“南方传奇”。

《文城》不同于余华此前的《第七天》《兄弟》《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人物神秘，故事离奇，情节惊险，早期的先锋元素和传奇色彩如同遥远的回声，贯穿文本始终，形成了一个具有陌生化效果的余华式的“后先锋”文本。然而稍加寻绎就会发现，其主要的情节结构，并非作者的精心孕育和独自创造，而是有着明显的借鉴甚至模仿的痕迹。

故事开始，行踪神秘的小美和阿强如同天外来客，走进林祥福的宅院；小美突然生病，阿强托林祥福照顾妹妹，林祥福答应之后，他对妹妹耳语一番晦涩难懂的言语之后神秘离去；小美很快神奇痊愈，姿色秀丽的她让主家林祥福心旌摇荡，难以把持；冬夜突降雨雹，硕大的雨雹白如蚕茧，村子墙倒屋塌，村民和牲口横死而去，因为惧怕，小美在这令人恐惧的夜晚爬到了林祥福的炕上，两人有了夫妻之实；林祥福沉浸在美妙无比的幸福之中，小美却突然离去；林祥福一片痴情，苦苦守候，在将要绝望之时，小美却突然出现，因为怀有林祥福的孩子，她又神秘归来；生下女儿三天之后，她又借故离开，从此人间蒸发；痴情倔强的林祥福，背着女儿，渡过黄河，跨过长江，一路向南，开始了堂·吉诃德式的寻找文城的神奇迷幻之旅。

这已到了小说的第十二节，熟悉福克纳的人，会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不由自主会联想到《八月之光》中的女主人公莉娜·格罗夫——这位“怀着身孕，决心赤手空拳地去寻找她的情夫”的姑娘。林祥福似乎就是中国版的莉娜·格罗夫。林祥福预感到小美还会离去时的一番斩钉截铁的誓言：

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感性的印象。小美生完孩子三日后不辞而别，林祥福如同莉娜一样，踏上了寻亲之路，不断“行进在路上”，寻找阿强和小美告诉他的并不存在的“文城”。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八月之光》中的莉娜——她是一个天真单纯的乡下姑娘，十二岁时，父母双双在一个夏天亡去。她跟着哥哥一起长大，在小镇上为哥哥看养孩子。她简单淳朴，完全由于健康本能的驱使和对异性的好奇，被卢卡斯·伯奇诱骗而怀孕。眼看肚子里的孩子一天比一天大，而伯奇却人间蒸发。莉娜毅然上路，从亚拉巴马出发，挺着大肚子前往伯奇告诉她的杰弗生镇，寻找腹中胎儿的父亲——伯奇在杰弗生的刨木厂干活。

一路上她备尝艰辛，路人也为她的处境担心。但

但到杰弗生镇之后，她并没有找到伯奇。孩子出生后，伯奇突然出现在她跟前，但几分钟之后，伯奇又撒谎溜走了。她“心甘情愿地有意放他走”，只是叹息了一句：“现在我又只好动身了。”莉娜在生完孩子后，故意放走了突然出现的负心人。林祥福跟莉娜一样，十九岁时，亲人全部亡去。小美也同伯奇一样，忽然出现在林祥福的生活之中，又跟伯奇一样，突然消失。林祥福跟莉娜一样，也几乎是故意放走了小美。

我们不排除东西方作家的文学思维具有某种神秘的趋同性，但如此之多的“雷同”，最大的可能是：福克纳的文学经验有意无意地影响了余华，参与了林祥福形象的塑造。从人物所承载的意义上，我们也能够看到清晰的“拿来主义”——

林祥福的性格及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似乎也笼罩在莉娜形象的阴影之中，并没有开拓出新颖而独特的东西。莉娜的“内心的澄明与安静”“不带理智的超越”，是因为她笃信——“上帝准会让好事儿圆满实现的”，这种宗教信仰上的支撑，给了她寻找的精神动力。而林祥福的不断行进，固然有对小美的痴情和给孩子找到母亲的执着，以及某种古老理念的隐约驱动，但与莉娜的寻找相比，精神和逻辑上的动力截然不同，也显得明显不足。

小说后半部分的结构和寓意，会让我们不由自主联想到福克纳的另一部长篇《我弥留之际》。福克纳将一个寓言般的主题嵌进《我弥留之际》：开头是将死的艾迪，看着木匠给自己制作棺材，她留下遗嘱——将她的尸体运回娘家的墓地安葬。于是，她的家人们运送着她的灵柩，历尽千辛万苦向杰弗生的墓地行进。一路上遭遇马匹累死、洪水断桥，尸体的臭味和盘旋其上的苍蝇让路人退避三舍，她的丈夫和孩子们表面上履行承诺，实际上却各怀鬼胎。这样的送葬与中世纪时送灵魂去赎罪不无相似之处。

《文城》后半部分则有一个大致与《我弥留之际》类似的情节结构。林祥福是木匠，开头给雨雹砸死的家仆田东贵打造棺材，后来他渡黄河、越长江，寻找妻子，生前未能见面，最终灵柩与长眠于西山的妻子相遇；他的家仆田氏四兄弟，将载有林祥福灵柩的棺木，从江南溪镇运往林祥福遥远的黄河北岸的故乡，他们艰难的遭遇与《我弥留之际》也很相似，道路崎岖，遭遇土匪，弟兄四人扛着棺材板车蹚过水沟⋯⋯《我弥留之际》是美国南方精神死亡的历险记，也是一出堂·吉诃德式的各怀鬼胎的滑稽闹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人类忍受能力（human endurance）的一个原始的寓言，是整个人类经验的一幅悲喜剧式的图景”；《文城》是林祥福这个忠义痴情的北方汉子在江南的传奇历险，也是北方精神在烟雨南方的奇幻穿梭和道德布施。

《我弥留之际》的女主人艾迪与外人无法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即使婚姻、子女以及婚外恋也没能将她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获得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弥留之际她留下遗嘱，要求将她的遗体送回娘家的墓地安葬——这是她生前设计的对家人的“报复”，小说的情节由此而展开，人物的遭遇也由于履行对她的承诺而引起。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在特洛伊战争之后，经历十一年的流落才回到家中，结果被不忠的妻子和其情夫所杀，《我弥留之际》潜在着这样一个与之对应的神话结构。履行承诺，恪守诚信，尽心尽孝——这是中西传统文化共通的价值亮点。

在《文城》中，余华可能运用了神话原型批评家弗莱所谓的“移位变形”（Displacement）的方法，“按人间的方向来移动神话的位置”，“按理想化的方向规定内容的固定程式”，将《我弥留之际》中与阿伽门农对应的神话原型变形为中国式的南方传奇，改变了《我弥留之际》的神话对应结构和人类命运寓言，使之更符合中国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规范，并以神异惊人的灾害书写和血腥残暴的土匪杀戮的渲染，彰显出古老中国仁义忠诚道德精神的可贵。

不同的是，《我弥留之际》表现的是艾迪家人在灾难环境下的自私、丑恶、可笑与疯狂，福克纳“惯于把小说中的现实指向历史的传说和古老的神话，建立一种非凡的联系，使读者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感受。”而《文城》则是向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仁义礼信等致敬，是对林祥福、田氏兄弟、顾益民等人身上的重情、忠诚和道义等进行褒扬。

林祥福死去后，神秘奇异的“南方传奇”本已结束，作者却来一个续貂式的《文城补》，使得整部作品显得头重脚轻。《文城补》交代小美和阿强的婚姻生活，强力将已经结束的“南方传奇”拉回现实，如同已经飘入云端的无法掌控的风筝，拉回地面的努力使得线断鸢飞，结果造成文本意图的强烈冲突。效果也如同包饺子一样，之前没有严丝合缝，再捏一遍，下锅必然皮绽馅露。这里并非将《文城》当作《八月之光》与《我弥留之际》的“副本”。

我们知道，“艺术作品是自由的想象构思而成的整体”，“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结为外国影响，或视为只对外国产生影响的一个辐射中心”。但是，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包括从小说的情节结构，必须“同化于一个新的结构之中”，必须创造性地完成“再生”，获得一种圆融浑然的有机的生命力。而《文城》似乎是《八月之光》与《我弥留之际》的糅合变形，有着明显的经过移位变形的对应结构，但明显没有消化掉这两部名著，使之化为自己的“血肉”，完成属于自己的新的“创造”。

《文城》是一部神秘玄幻的南方传奇。除了开头林祥福与小美的相遇结合迷离奇幻之外，奇异性的情节和细节搭建起了一个并不稳固的传奇大厦。林祥福在江南的寻找，一直笼罩在迷离的奇异之中。他带着女儿在溪镇附近遭遇龙卷风，乱石飞舞，树木拔地而起，船只被刮到陆地，屋顶被卷到河里，船家跳船逃命，他也跟女儿一度失散。到达溪镇后，溪镇又遭遇了长达十八天的雪灾。溪镇的老百姓在城隍阁祭拜，乞求停降暴雪，“很多跪在空地上祭拜苍天的人冻僵死去了”，小美和阿强也在此次暴雪中死去。

祭拜苍天而不顾惜生命，死去这么多人似乎也不大合乎情理，中国的祭拜仪式固然不乏虔诚者，但这样的殒身祭拜还是未免夸张得失真。小说后半部分写到的土匪酷刑，如“摇电话”“拉风箱”“压杠子”“划鲫鱼”“坐快活椅”“耕田”，以及土匪杀人场景的肆意铺排，猎残炫奇，大多与小说内容并无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神话或传奇虽是虚构，但其故事情节，也得合乎逻辑，甚至得用靠近现实主义的方法，使作品获得抽象的文学品味和强烈的艺术幻觉。换言之，这类小说必须处理好“真”与“幻”、“平”与“奇”的关系，传奇性非但不能脱离现实性，而且应该寓于现实，与现实统一起来，符合生活的情理和逻辑。这也即金圣叹在评点《水浒》时，提出的传奇性小说必须遵循的律条——“天外飞来”与“当面拾得”、“怪峰飞来”与“眼前景色”的有机统一。传奇性其存在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存在于普通的、平常的生活之中。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文城》即是这样，以谲诡幻怪为传奇，且情节荒唐怪异，不合日常生活的情理与逻辑。

阿强和小美的家乡在遥远的溪镇（即不存在的“文城”），“出门就遇河，抬脚得用船”，“渡过长江以后还要走六百多里路，那里是江南水乡”。林祥福的家在距离溪镇千里之遥的黄河北边，“那里的土地上种植着大片的高粱、玉米和麦子”。距离如此遥远，方言的差异应该很大，甚至可能是完全无法交流沟通。林祥福、阿强和小美一直固定在生养自己的故土上，小说中没有交代他们是否会讲通行的官话，但小说中写道，阿强、小美到达林祥福家的当晚，三人围坐在煤油灯前，交流沟通无碍，这是否可能呢？即使在普通话得以大力推广的今天，千里之隔的两地上的人们，如果不借助普通话，也是很难交流的。这种差异作者应该考虑到。

小美病倒的第二天，阿强说无法带她上路，询问林祥福是否可以收留他的妹妹，待他在京城找到姨夫后再来接她；而林祥福点头答应，也过于简单，不太符合常理。林祥福并不清楚小美兄妹的来历，单凭他们兄妹的一番说辞，就会信任他们吗？他们是不是盗贼，染没染官司，是不是清白等疑虑，这些应该都是林祥福的疑虑。我们看到的公案传奇和武侠小说，一般都会写到主家对陌生来人投靠落脚的顾虑，《文城》却对此语焉不详，并以这样一段叙述给整个文本设置了一个武侠小说般的悬疑——

这位哥哥刚走，小美随即康复，如她突如其来的病倒以及天外来客般的出现一样，给人扑朔迷离的印象。

细节上的不合情理之处，小说中也比比皆是。林祥福五岁时，父亲突然倒地挣扎，

林祥福此时已近五岁，也非智障儿童，面对痛苦挣扎的父亲，他竟然大笑不止，不大符合一个正常儿童的反应和表现。小说中林祥福与小美一起生活至少半年之久，林祥福竟然没有问过小美的生辰日月和属相八字，因此引起了媒婆的惊诧。按照林祥福的家庭出身以及母亲给予他的教育，似乎也不大正常。

小说前面写到，林祥福的父亲死后，留给儿子四百多亩田地和六间房的宅院，还有一百多册的线装书。母亲饱读诗书，一边织布一边指点他的学业，他“从三字经学到了汉书史记”。在病重期间，他仍“把小桌子和小凳子搬到母亲躺着的炕前，备好笔墨纸砚打开书籍，继续接受母亲的指点”。按常理和当时的历史实际，他的母亲应该给他讲过传统婚姻中至为重要的三聘六礼，他也不可能不对三聘六礼有所耳闻。母亲去世前为林祥福的婚事张罗，到附近为儿子相亲，挑挑拣拣十来次，也没有相中满意的姑娘，除了对女方的相貌有所挑剔之外，应该也有生辰八字的考虑。即使就此不论，但凡普通人，一起生活半年甚至更久，也应该问到生辰和属相的。

同样还有，一起生活半年之久，小美对村子周围应该有所了解，尤其是庙宇，这是中国农耕社会公共活动的重要平台，也是农村女性寄托精神的一个重要场所。小说中小美已跟林祥福共同生活了半年以上，竟然问林祥福附近有没有庙宇，她想去烧香，求菩萨保佑哥哥。林祥福新婚当天去买酒，也不大正常，婚礼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提前就已备好；退一步讲，即使新婚当天，新郎亲自去买酒，酩酊大醉而归，也不大合常理。

小说写到顾益民的三个儿子在大儿子的培养下，贪色好嫖，都成了跳杆高手，可谓神奇。但其最小的儿子年仅七岁，就好色成瘾，并能哼着小曲助跑四五米，撑杆跳过小河去嫖妓，就是一味逞奇的荒诞不经了。奇外有奇更无奇。细节的崇尚奇险，搜罗怪异，使得整个小说失去合理性和真实性。

小说的后半部分一个重要的情节是小美的被休，也是破绽甚多，不合情理。小美的婆家溪镇距离娘家西里村并不遥远，坐船不过两个时辰，连船家都知道她是织补沈家的媳妇，娘家在西里村，可以说这是一个农耕时代典型的中国熟人社会。当小美的弟弟丢了卖猪的一串铜钱找到小美时，小说写道：

小美嫁到沈家八年，“没有一文私房钱”，令人惊奇；但八年间没有回过娘家一次，想不起父母兄弟的面容，就匪夷所思了！在传统中国社会，不管亲家如何鄙视对方，一些表面的礼节往来一般还是有的，小美的婆家和娘家坐船也不过两个时辰，婆家如此失礼，难道不怕街坊邻居指脊背？《红楼梦》里即使嫁到皇宫的元妃，皇帝还让她过些年回家省亲一次呢！

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也不大合理，小美因为接济丢钱的娘家弟弟（数量也不大，不过是铺面两天收入的一部分）而被婆婆下了休书，原因是犯了婆婆恪守的“妇有七去”中的“盗窃”。这“七去”中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无子”也是要“去”的，这应该是小美的婆婆一类中国妇女最为看重的“妇道”。小美和阿强同床共枕两年没有生育，婆婆没有因此而驱逐小美，却因小美接济了娘家弟弟一笔数量没有多少的日常收入而驱逐儿媳，不但不近人情，也不合情理。小美的婆婆性格古怪，但也并非冷酷无情的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小美新婚翌日，她不就是将自己的银簪子插进儿媳的发髻吗！仅仅因为一点小钱驱逐儿媳，而不因为没有生育而责怪儿媳，岂不怪哉？

此外，还有一些人物的对话，除了不合情理之外，也写得相当蹩脚。如林祥福渡过黄河时，因为毛驴无法渡河，只得卖掉，他对毛驴说：

这个“好自为之”，让人哭笑不得。

第三十三节，陈耀武被绑票第十一天后，土匪送来了帖子，一夜未眠的李美莲拔下扎在门上的尖刀，回到屋子，小说写道：

这两句纯属冗余，完全没有必要。陈永良看着纸张和刀，自然明白是什么，即使拙劣的影视作品，遇此情景，也会通过人物神态和面部表情去表现这对夫妻的惊恐和不安吧。

第四十八节旅长的副官李元成看上了林百家，林祥福告知女儿林百家已跟顾益民的儿子顾同年订婚，李元成对林百家说：

这一番话莫名其妙，大英雄报纸是否一定登载不说，拿着登载大英雄的报纸，就能免于危难吗？接下来的是林百家的反应——“副官说出来的是林百家从未听到过的那种话，她不由笑了笑”。李元成和其舅舅即旅长等一帮人来耀武扬威，林百家的父亲“林祥福战战兢兢地看着旅长”，林百家却“笑了笑”，实在不太对劲。

《文城补》第十四节写阿强到小美家，小美的父亲称呼阿强为“女婿大人”，哥哥弟弟称呼阿强为“姐夫大人”“妹夫大人”，也不合乎情理。阿强不是读书人，也没有做官，他只不过从事织补，生意也大不到什么地方去，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的格局中，商人的地位并未高到以“大人”称之的地位。岳父一家人称自己的女婿为大人，很难说得过去。

细节是小说最基本的生命单位，

逼真、细腻、生动的与主体结构有机融合的细节，不但有利于人物的塑造，主题的凸显，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生动性和真实感，使得作品产生难以抗拒的艺术魅力。《文城》不乏生动饱满的细节，但也有不少与主题内容无关的细节堆砌，更严重的是，不少看来精致的细节缺乏常识，甚至出现知识性的错误，对文本造成致命的损伤。《文城》多处写到月亮，其中一些写得也不坏，但个别问题却很大。如小说第八节写到小美再次离开的前夜，晚饭后给林祥福交代平日食用，有这样一段：

按常识，我们知道，农历月底最后一天整夜是看不见月亮的。倘按阳历，倒有可能，不过中国采用阳历纪年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次年即1912年，而故事此时的背景是晚清——阿强的姨夫曾在恭亲王的府上做过事，“阿强相信他那有权有势的姨夫能够为他在京城谋得一份差事”，并以此理由诓骗林祥福——等到京城谋得差事后，来接生病不能同行的小美。退一步讲，阿强不知道辛亥革命已经爆发，不知道辛亥革命次年已经采用公元纪年，而捆绑在土地上的林祥福和未离开江南乡下的小美却以公元纪年，也不是匪夷所思么？实际上，这是故事的叙述者缺乏常识。

同样的还有林祥福女儿林百家的年龄。林百家十二岁时跟顾益民十五岁的儿子顾同年订婚，不久，溪镇附近沈店的北洋军跟国民革命军交火。我们知道，国民革命军同北洋军交火应该在北伐战争时期，发生在1926年到1927年。此时林百家十二岁，那么她应该出生在1914年或是1915年。而小说前面交代，小美跟林祥福相遇，清朝还没有灭亡，她跟阿强还谋划着通过恭亲王府上的姨夫在京城找一份差事，半年后，弃林祥福而去的小美因为怀有林祥福的孩子，又重新归来，时间最多也不过清朝灭亡的1911年或者1912年，那么，林百家应该是十六岁或者十五岁，这时间才能合榫。这是作者的疏忽呢，还是缺乏历史常识？

《文城补》第十七节写阿强带着小美跑到上海，两人体验了一下现代都市的先进和文明。小美接触了电灯，在静安寺看了电车，在大世界游乐场看到了哈哈镜。初看起来，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稍微了解上海历史的人就会发现，这明显是时空错乱：1908年，上海首次试行有轨电车，而大世界游乐场，1917年的法国国庆节，才在上海法租界盛大开幕。小说故事发生时间，与有轨电车出现的时间比较接近，但绝对不可能去大世界游乐场看哈哈镜，因为那时候大世界游乐场还没有诞生。

如果有轨电车和大世界游乐场同时出现，与小说的时间与情节完全冲突，因为当时小美和阿强还幻想着去找在恭王府做事的姨夫谋差事，清朝灭亡六七年，阿强和小美不可能不知道。假设小美和阿强是大世界游乐场开幕时的第一批游客，那么小美后来和林祥福所生的女儿林百家在北伐战争时，也明显小于十二岁。

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叙事文体，即使虚构的指向现实的传奇，人物的性情、面目、言语、行为也有其不得度越的生理的物理的以及历史的限制，一旦不服膺这一个法度，小说的现实关涉功能就会完全溃败。《文城》细节存在的问题和硬伤，如同一只白蚁，蛀毁了整个文本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使得整个故事如同沙上之屋，摇摇欲坠。略萨说：

当然，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完美无缺，但如果“某种失衡”程度严重的话，那么无疑会导致文本世界出现裂缝甚至坍塌。在《文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余华这种趋于“完美”的愿望和努力，但他的知识学养和早已固化的知识结构造成的限制，不但没有突破，而且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从人物形象来说，《文城》中林祥福、小美、陈永良、顾益民、田大等形象迥异于余华之前的小说人物，具有神秘性和传奇性；就精神蕴含而言，林祥福的痴情执着与坚韧不拔，小美的哀婉凄惨与忍辱负重，陈永良、顾益民、田大等的仁义诚信与立己达人，林祥福与田大及其兄弟之间感人的主仆关系，林祥福与陈永良因做木工而缔结的动人友谊，都可谓是我们传统道德价值中最温馨、最美好的部分，不乏感人之处。也可以看出，作者是带着真诚的感动和凭吊的温情来塑造人物，来追挽传统道德与伦理中的这些精粹的。

然而，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整部作品却是失败的。《文城》的故事虽不乏感动，但陈旧老套，人物性格缺乏深度；叙事简洁流畅，但关键转捩之处疑窦丛生，逻辑上经不起推敲；景物描写细腻生动，但多处与情节无关，显得冗赘多余；小说前半部分情节进展缓慢，到第一百页才出现清晰的历史背景，后半部分情节炫奇逞暴，基本上是土匪绑票与筹钱赎人，融汇了先锋时代余华的“迷宫”与“残酷”；结构松散甚至脱节，头重脚轻，似乎杂糅了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和《在我弥留之际》情节结构，是一个福克纳“南方传奇”的中国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