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出版社，1983年
高晓声是一个有强烈的修辞意识的作家，也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对高晓声在修辞上的追求，语言上的造诣，此前的研究者注意得并不够。但高晓声是很重视自己在语言修辞方面的成就的。1989年，在致一位研究者的信中，高晓声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作家的观点、技巧、生活等等，都极难形成独特的格局，能够形成独特的格局的最主要的素质就是语言。我自信我的语言不同于一般，至于其他方面，并没有特别的东西，许多作家都可以有的”。
高晓声的研究者，大多只注意“其他方面”，也就是语言修辞以外的方面，而高晓声却认为自己的“其他方面”并没有多少独特之处，而真正希望被注意、被研究的，是语言修辞方面形成的“独特格局”。
读高晓声小说，我每每对高晓声遣词造句方面的匠心击节叹赏。高晓声非常注意语言的节奏，既在“义”上也在“音”上精心选字择词；高晓声的叙述语言，往往散体中夹杂着骈偶，还常常交错地押脚韵，使语言特别富有音乐美；高晓声的语言，还表现出美学意义上的“刻毒”，既有观察生活的“毒眼”，也有表现生活的“毒手”；高晓声语言还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粗俗美”，也表现出颇有特色的幽默、机智。这些方面，都值得认真研究。这里，只谈谈高晓声的顺势借意、仿用翻造、正词歪用、歪词正用、大词小用以及在数字上的“虚假的精确”等几种修辞手法。
所谓“顺势借意”，是我杜撰的说法，用来说明高晓声的一种修辞技巧。高晓声往往连用几个意义相关的词。第一个词，表达的是通常为人们所理解的意义，或者说是这个词的词典意义，而后面出现的词，则是顺着语势有了独特的意义。还是举例说明。先看短篇小说《周华英求职》中一段话：
结婚以后，要把户口迁过去。那边的公安机关不同意，说是人口密度过高，不许进口。至于过去以后，是否有厂可进，更无人点头，看来不能轻举妄动，只好暂留娘家，还可以继续在纸盒厂糊盒糊口。所以，第一个孩子是在娘家生的。
周华英未婚前便在公社的纸盒厂糊纸盒，每月挣二十几元工资。三十四岁时经人介绍与隔地区、隔了县的一个工人结婚，但婚后男方那边的公安机关却不接受周华英的户口，于是便有上边那段叙述。这段话中，“人口”“进口”“糊口”是三个意义相关联的词，“进口”是对“人口”的顺势借意，而“糊口”的意义则既与“人口”“进口”关联，又与“糊盒”关联，或者说，“糊口”的“糊”是对“糊盒”之“糊”的顺势借意，“糊口”的“口”则是对“人口”之“口”、“进口”之“口”的顺势借意。
首先出现的“人口”，表达的是常规意义，是这个词的词典意义，而接着出现的“进口”，便与这个词的词典意义毫不相干，是“人口”意义的延伸。最后出现的“糊口”，基本意义虽然并未背离词典意义，但却远比词典意义丰富。“糊口”本来是一个常用词，通常情况下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但高晓声把“糊盒糊口”连用，一下子让“糊口”这个词变得不寻常。“糊盒”的“糊”表达的是具体的意义，而“糊口”的“糊”表达的本是抽象意义。当高晓声说周华英以“糊盒”的方式“糊口”时，便使“糊口”之“糊”，意义也变得具体起来。更何况“糊口”之“口”又与前面的“人口”“进口”相关联，就使“糊盒糊口”这说法分外有意味。
再举几个在用词上顺势借意的例子。也是《周华英求职》中：
听了这番话，姚书记确实非常感动⋯⋯如果他出于特殊原因开一个添人的先例，那么，百分之七八十头面人物都会紧跟上来，找到种种特殊理由去安排他们的小舅子和鬼孙子，表嫂子直到破鞋子⋯⋯
“小舅子”“鬼孙子”“表嫂子”，是属于亲属类，而“破鞋子”则与前面的三个“子”并不属于同一种“子”，当叙述顺着亲属关系之势而下，“直到破鞋子”时，就让人禁不住莞尔。“破鞋子”与前面三种“子”混杂在一起，意义、意味，就超出了通常的范围，而“小舅子”“鬼孙子”“表嫂子”这种亲属圈子由于有“破鞋子”的加入，含义也变得更为丰富、微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三加一大于四。
短篇小说《崔全成》中：
“胡搞”这个词忽然出现了另一种意思，崔全成分明看见门口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一对他熟悉的男女流了过去。
“川流不息”作为一个成语，本指河水流个不停，用来形容人群的往来不断时，是把人群比作了河水。但是，由于“川流不息”太常用，我们对它的感觉已经麻木，仅仅说人群“川流不息”，我们眼前不会出现人群河水一般流动。高晓声在“川流不息”之后，说有一对男女“流”了过去，“流”字是顺着“川流不息”而下的，准确妥当，同时又激活了“川流不息”这个成语。有了这个“流”字，人们便看到人群河水一般流动着。“川流不息”这个成语，本像是走了电的电池，而一个“流”字则为其充电，使它又变得鲜活生动。
短篇小说《送田》中：
⋯⋯谁说文化知识没有用呢，这要有阶级分析。要看文化知识掌握在谁手里，资产阶级把字典背熟在肚里也没屁用，他周锡林能识得《人民日报》上一半铅字，在乡里摆擂台也没人敢上去打了。赵匡胤做皇帝，靠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凭周锡林肚里那点墨水，还有什么涂不黑的呢？
周锡林是那种狡黠、精明至极的人，在乡村的政治，经济舞台上长袖善舞。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殚精竭虑却又显得游刃有余，机关算尽却又显得冠冕堂皇。周锡林没有多少文化，但仅有的那点文化足以令其上下通吃、左右逢源。“墨水”在民间话语中代表“文化知识”。说周锡林肚里只有“那点墨水”，只是“墨水”的常规用法，但接着说“还有什么涂不黑呢？”就是在顺势发挥，让语言具有了暗示性。
墨水是用来写字的，不是用来涂抹的。说周锡林用“那点墨水”，把什么都能涂黑，这暗示周锡林不用那点文化知识干好事，而专用那点文化知识干坏事。墨水虽只有那么一点，却什么都能涂黑，又暗示周锡林干坏事的能量巨大。把肚里的文化知识比作“墨水”，并不新奇，但顺势而出现的“还有什么涂不黑呢？”却让这一俗套的比喻有了新意。
还是《送田》中：
周炳南是个忠厚老实人。尽管厚实到了他那把年纪，也能懂点世故，闻出点气味，但却如身入囹圄的囚徒，无法摆脱镣铐的束缚，一面唯唯诺诺跟着别人走，一面咒骂自己连推脱的话语都找不到⋯⋯
周炳南是周锡林算计的对象，也是在情怀，品格上与周锡林形成对照的人。周锡林挖好了坑引周炳南跳、设好了套导周炳南钻。周炳南虽然对周锡林怀有戒心，但仍在周锡林花言巧语的引导下跳进了坑、钻进了套。这一方面说明周锡林在算计人上确乎身手不凡，另一方面也说明周炳南真个忠厚老实。
“周炳南是个忠厚老实人”，这是很寻常的说法，但接着说“尽管厚实到了他那把年纪，也能懂点世故”，就把“厚实”一词用得很别致。如果没有前面的“忠厚老实”，后面的话便有语病，因为不能用“厚实”来形容年纪。但有了前面的“忠厚老实”，后面的“厚实”就不但合理、妥当，而且意义也丰富起来。“厚实”可以理解为“忠厚老实”的缩略，亦即“忠厚老实到了他那把年纪”之意，也可以理解为年纪已经不小，身后的岁月摞起来很高。说年纪“厚实”，更加强化了我们对周炳南做人实在的感觉：他的年纪不但“厚”，而且“实”，是一步步踏踏实实走过来的，是一年年问心无愧地活过来的。
中篇小说《极其简单的故事》中的大队书记陈宝宝，“文革”中“用拳头替自己打出了一条路”，热衷于打人，斗人。上面要求办沼气，有的社员有抵制情绪，陈宝宝便认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抓几个人出来斗斗”，因为：
斗、斗、斗！不来个七斗八斗，哪里会有满满一石！
这里，高晓声有意把“斗争”的“斗”与作为容量单位的“斗”混为一谈。“哪里会有满满一石”，使得前面的五个“斗”字都有了两种读音、双重含义。这并非语言游戏。把“斗争”与粮食混同，便使本来简单的话有了暗示性，让人想到陈宝宝这种人，是靠“斗人”起家，也是靠“斗人”吃饭的。“斗争”与吃饭，“斗争”的“斗”与积斗成石的“斗”，在陈宝宝那里本是一回事，才使高晓声自然而然地把二者相混淆。
长篇小说《青天在上》这样开头：
时间实在了不起，一切都要在它面前显原形，变颜色⋯⋯洪秀全的天王府，成了蒋介石的总统府，现在则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了。房子是陈旧的，政权是崭新的。
可以说某个政权是“新”的，但不能说某个政权是“崭新”的。“崭新”只能用来形容某个具体的东西。但是，有了前面的“房子是陈旧的”，后面的“政权是崭新的”便在语义上合理化了，它提醒我们，老旧的房子里装着的是一个刚建立的新政权，并生出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之感。
词语的仿用、翻造，也是高晓声常用的修辞手法。所谓仿用、翻造，通常是将常用词语的某些语素更换掉，使之成为一个新的词，表达一种特别的意义。还是举例说明。短篇小说《漫长的一天》中：
“有些干部是很有本领的。”张如大说：“他们能把政府的种种规定，一律变成他们吃的办法。我们规定群众造屋地基要大队批准，他们就有上梁酒吃；计划生育，就有‘二朝’酒吃：甚至向烈军属拜年，还吃军属的年昼饭。真妙！唉，我们这样的人不行了，总是想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冲不破这‘老框框’。”
张如大这番话中，“‘二朝’酒”“年昼饭”这两个词，便分别是对“三朝洒”“年夜饭”的仿用和翻造。习俗是孩子落生第三天办酒招待贺喜的客人，称作“三朝酒”。张成信生了第四个孩子，属于超生，为报上户口，要请干部吃酒。但又不能请干部吃“三朝酒”，因为太惹眼，便在孩子出生的第二天请干部，所以张如大称这为“二朝酒”。干部大年三十上午到烈军属家拜年，中午还要在烈军属家吃饭，这大年三十中午的饭，便被称作“年昼饭”。
词语的仿用、翻造，总有一种幽默的意味，总让人发笑。短篇小说《柳塘镇猪市》中：
挨斗的时候，人家骂了他霸道，他心里很委屈。几年“走资派”一当，眼看走“无”派竟弄得猪也没饲料喂了，他就觉得还是自己正确。
“走‘无’派”是对“走资派”的仿用和翻造。所谓“走资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称。“文革”时期，“资本主义”是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称号、标签。既然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当然就有“走无产阶级道路当权派”了。而“走无产阶级道路当权派”，自然也可仿“走资派”之例而简称为“走无派”了。但是，“文革”时期，批斗、打骂“走资派”的造反派，却并不自称“走无派”。有些称号、词语，一经仿用、翻造，虽然在字面意义上与那原有的词对等，但“意味”上却变得很微妙了。“走无派”显然是反唇相讥，而“无”也与一无所有、甚至连“猪也没饲料喂”意义相关。
短篇小说《鱼钓》中：
他真是“与鱼斗争，其乐无穷”，只要有鱼可捉，那管病在床上，也会奋然跃起，执戟上阵。看着那水里的畜生被自己逼得乱蹦乱窜，慌不择路，拼命挣扎，终至于无路可逃，束鳍就擒，他会兴奋得冒出一身大汗，把伤风病治好。
这番话中，“与鱼斗争，其乐无穷”是对“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仿用和翻造，而“束鳍就擒”则是对“束手就擒”的仿用和翻造。鱼而“束鳍”，就不是简单的词语置换，同时也把鱼拟人化了，让那场景生动了许多。
短篇小说《心狱》中：
他要同老婆一道回去，老婆不肯，说他疯了，她在社办工厂里有一个惬意得几乎“按玩取酬”的位置，为什么要回去呢！于是他就狠命地打她，打得她哇哇喊救命。如果不是被别人拉开，也许他真会把她打死的。
“按玩取酬”显然是对“按劳取酬”的仿用和翻造。“文革”期间，虽然标榜“按劳取酬”，但实际上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按玩取酬”，是对“按劳取酬”的仿用与翻造，更是对标榜“按劳取酬”的嘲讽。
中篇小说《糊涂》中：
凡此各种，使呼延平胸中很不平静。他已经是五十出头的人了，年龄和经历早就磨平了他的棱角；英雄气短，奴隶性长。生怕惹是生非，哪敢搏虎擒龙。
“英雄气短，奴隶性长”是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仿用和翻造。呼延平当过二十几年“右派”，平反后仍心有余悸，时刻夹着尾巴做人。“英雄气短，奴隶性长”，很好地概括了呼延平的精神特征。
长篇小说《青天在上》中：
记得鲁迅说过，有的人一阔脸就变。其实这还是少数，能阔起来的原就不多，多的是自己不曾阔，见别人狭下去了，也会变脸。
“狭”是对“阔”的仿用和翻造。人的“阔”与“狭”，本来就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显现的。别人的“狭下去”，就意味着自己的“阔起来”，也还是“一阔脸就变”。
长篇小说《青天在上》中：
文清这位英雄，社会主义的关过不去，美人一关也过不去。如果前者使他发生了失落感，后者倒使他产生了拾得感。
“拾得感”是对“失落感”的仿用和翻造，这样的仿用和翻造，也产生幽默的美学效果。文清被打成“右派”，沦落社会底层，几乎什么都失去了，所以有强烈的“失落感”。然而，他却在成为“右派后收获了爱情，而有了美好的爱情，失去的一切似乎得到了补偿。“拾得感”这个臆造的词，恰当地传达了文清落难后的慰藉，灾祸中的幸福。
高晓声1981年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高晓声对常用词的仿用和翻造，往往出人意料而又合情合理，仿佛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但其实并非很容易的事。能够对常用词进行合情合理的仿用和翻造，显示的是对语言的敏感，是驱遣语言的能力达到炉火纯青境界的表现。高晓声还有一类修辞手法，我称之为“正词歪用”或“大词小用”。也聊举几例。
短篇小说《柳塘镇猪市》中：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直到一九七四年，张炳生担任“走资派”，被勒令劳改，安排在生产队养猪。
“担任”是一个很“正经”的词，通常用于担负某种领导职务，起码要当个小组长，才能说“担任”。而“走资派”是一种蔑称，不是一种职务，更不是领导职务，把“担任”这样一个“正经”的大词放在“走资派”这样一种蔑称前面，便产生一种滑稽感。我们仿佛看到张炳生身上是西服，脚上却是草鞋。这形象虽然可笑，但可恨的却是让张炳生如此可笑的时代。
短篇小说《送田》中：
不过，前前后后，时间几乎拖了一年。是上年秋后闹出的矛盾，到了下一年大暑，周炳南才答应接受对方“割地求和”。他选择这个时间也有原因，那时候青苗都抽三眼了，周锡林总得收了这一熟才麻烦他去种麦子，也算讨得半年便宜。
“割地求和”是一个政治性的大词。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个大词，因为近代史上中国屡屡对列强“割地求和”。把这样一个大词用于农民之间三亩两亩的土地纠纷，也让人忍俊不禁。
短篇小说《临近终点站》中也有类似的手法：
姚顺炳心里自然也另有牵念。他同珠珠生的女儿晶晶，刚满结婚年龄就出嫁了。姚顺炳像对不起珠珠那样对不起晶晶。这个姑娘考了十二个第一名，读完小学，却得不到升入初中的资格。她跟着爸爸受累吃苦倒算不了什么，却还要平白无故地遭到精神上的折磨。一个贱民的女儿连丫头也不如，是个“半丫头”，就像过去说我们中国不是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一样。因为她不只有一个主子，而有许多个主子。
这里的“丫头”是丫环、婢女之意。丫环，婢女有一个固定的主子，也只有这主子可以欺侮她，其他人则没有欺侮她的资格，相反，若有其他人来欺侮，还会有主子保护。而姚炳顺当了“右派”、沦为贱民后，女儿晶晶成了谁都可以欺侮的人，连丫环、婢女都不如。高晓声仿“半殖民地”的说法，称晶晶为“半丫头”：不是哪一个人的丫头，却又是所有人的丫头。说高晓声在这里是大词小用似乎有些不妥，他只是把一个巨大的事情与一个小姑娘的遭际相提并论，但却并不让人觉得拟于不伦，就因为“半丫头”的境遇与“半殖民地”的确很相似。
词语的仿用、翻造也好，大词小用、歪词正用或正词歪用也好，都不是高晓声特有的修辞手法，在这些方面，鲁迅就是高手。倪大白的《鲁迅著作中的翻造词语》、潘兆明的《鲁迅杂文的讽刺语言艺术》等文章，都谈论过鲁迅的此类修辞手法。新加坡林万青教授的博士论文《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也对鲁迅词语翻造、大词小用等修辞手法进行了研究。
举几个鲁迅词语仿用和翻造的例子。
鲁迅《春末闲谈》：“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这里“窄人”是对“阔人”的仿用和翻造。
鲁迅《这个与那个》：“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这里的“狭人”也是对“阔人”的仿用和翻造。
鲁迅《谈金圣叹》：“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这里的“流官”是对“流寇”的仿用和翻造。
鲁迅《归厚》：“古时候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这里的“放下官印，立地成佛”和“放下念珠，立地做官”都是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仿用和翻造。
举几个鲁迅大词小用的例子。
鲁迅《肥皂》：“但到第二天的早晨，肥皂就被录用了。”这里的“录用”属于大词小用。
鲁迅1929年8月17日致章廷谦信：“这里下了几天雨，凉起来了，我的痱子，也已经逐渐下野⋯⋯”这里的“下野”当然是大词小用。
词语的仿用、翻造以及大词小用、正词歪用、歪词正用这类修辞现象，在鲁迅作品中是很常见的。说高晓声在这些方面也受了鲁迅影响，大概不算无稽之谈。
鲁迅还有一种修辞手法，我称之为“虚假的精确”。有些场合，在运用数字说明某个问题时，这数字不可能精确，但鲁迅偏要说得极其精确，从而产生一种幽默、讽刺的效果，同时也使那情境更为鲜明、具体。这里只从小说集《故事新编》中举几例。
鲁迅《采薇》中：
这时打头的木主早已望不见了，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肩着九旒云罕旗，仿佛五色云一样。
这说的是先秦的事，用烙饼来度量时间，倒也说得过去，但这时间不可能是能够精确计算的，鲁迅偏要精确到烙饼的个位数。这种虚假的精确，在修辞效果上远比真实的模糊要好。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大概需要好几天时间吧，但“几天之后”比起“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来，要逊色得多。这不仅因为“几天之后”是毫无新意的说法，更因为“几天之后”是一个模糊的说法，而“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却是一个精确至极的说法，虽然是难以把握的精确。
我们仿佛看见一个先秦的农妇在那里一张又一张地烙着大饼，等到第三百五十二张大饼起锅，那队肩着五色云一样的九旒云罕旗的兵丁便出现了。时间变得精确了，队伍跟着变得清晰了。
《采薇》中又写道：“大约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现状并无变化，看客也渐渐的走散”，“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大约需要一两天时间，但“大约过了一两天的工夫”，在修辞效果上远不如“大约过了烙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道理与前面相同。
小说《铸剑》中：
游山并不能使国王觉得有趣；加上了路上将有刺客的密报，更使他扫兴而还。那夜他很生气，说是连第九个妃子的头发，也没有昨天那样的黑得好看了。幸而她撒娇坐在他的御膝上，特别扭了七十多回，这才使龙眉之间的皱纹渐渐地舒展。
“第九个妃子”中的“九”，“扭了七十多回”中的“七十”，都是鲁迅随意写出的数字，但是，确实比“某一个妃子”“扭了许多回”，在语感上要好得多。数字的精确，让那妃子的形象、扭动的画面，变得更清晰、鲜明。
这种数字上的“虚假的精确”在鲁迅小说中并不鲜见，在鲁迅杂文中也很多见。而这样一种修辞手法，在高晓声小说中也每每遇到。举些例子。
短篇小说《周华英求职》中，周华英与隔了地区、隔了县的一个工人结婚，但婚后男方那边的公安机关却不肯接受她的户口。事情正悬着时，丈夫的弟弟被长途汽车轧死，家中向汽车公司提出的要求是把周华英的户口迁过来，汽车公司与公安机关协商，公安机关答应接受周华英的户口，但却不过是空头支票，后来周华英的户口仍然不能解决，于是周华英觉得一是结错了婚，二是死错了人。结错了婚自不待言。死错了人，是指原指望可以用死人换一个活人的户口，竟也不能如愿。小说写道：
有一次，夫妻俩正在恩爱，她就在枕上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丈夫听。丈夫听了一惊，觉得老婆太不懂事，弄不清自己生活在什么时代，如不把她吓住，以后定会闯祸。便大发雷霆，说她立场反动，思想没有改造，要害得连男人的工作也丢脱的。一面责骂，一面冰冷地把原来热烈地拥抱她的双手抽了出去，还追查她有没有把这种话在旁人面前说过。如果说出去了，赶快深刻检查，请求原谅；免得辫子被人抓牢，有朝一日头皮都拉脱。周华英听了，吓得灵魂失落了九九八十一天。亏得婆婆天天深更半夜喊着她的名字招魂，精神才正常起来。从此，她不但不敢再说，连想都不敢再去想了。
周华英受惊吓的时间，只能是一个模糊的长度，而“九九八十一天”却是一个精确的数字。以一个精确的数字表达一个模糊的时间长度，便产生一种特别的意味。“吓得灵魂失落了好几个月”“吓得灵魂失落了好长时间”，都不如“吓得灵魂失落了九九八十一天”有意味，就因为“九九八十一天”有着虚假的精确。有了“九九八十一天”这样一个精确的数字，周华英受惊讶的过程就清晰起来、具体起来，甚至周华英受惊吓的情状也细致起来，生动起来。一个虚假而精确的数字，让整个过程变得更为真实。
生活·思考·创作，高晓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仍然是《周华英求职》中，周华英挺着再次怀孕的大肚子去求公社干部解决工作问题，公社李股长要她生下孩子后再谈工作，于是：
一晃又过了一百零八天，小家伙生下后满了月，周华英急不可待，又要往公社跑了。这时候，小的叼着奶头，大的拉住裤管，真有点难舍难分。但想着李股长答应轻身后安排工作，心上就来劲，把小鬼头轻轻一放一推，飘飘然上路而去。
周华英两次去公社的时间间隔，也应是模糊的，但高晓声却用“一百零八天”这样一个精确的数字表达一个模糊的时间长度，在这样的时候，小说的叙述者是在说着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如此精确的数字，叙述者不相信，也不指望读者相信。但把本来模糊的东西说得如此精确，却显出了叙述者态度的认真，加强了整个故事的可信性。同时，周华英这期间每日的焦急，也变得具体可感。我们仿佛看见周华英在一页一页地撕着日历，撕到了第一百零八张，终于按捺不住，拔腿朝公社走去，走得那样急切。
中篇小说《极其简单的故事》中，大队书记陈宝宝为制止陈产丙办沼气，用石头砸掉陈产丙家猪圈的水泥地：
陈宝宝还消不掉气，他替陈产丙一打算，知道这个人受一次罚还不会觉悟，长罚他又付不起钱，倒不如动一动外科手术，替他彻底解决了吧。于是就搬来一块二三十斤重的石块，乒乒乓乓，把陈产丙铺得滴水不漏的水泥地猪圈砸得粉碎。吓得那猪拼命尖声吼叫着在圈里奔了三百个回合，把隔夜的尿屎都急出来了。
猪圈这样被砸，猪自然万分惊慌，在圈中狂奔乱跳是自然的，但“奔了三百个回合”却是连叙述者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言。但这样一种“虚假的精确”，却让那场景更真切。吓得猪“狂奔乱跳”或吓得猪“奔跑不停”，与吓得猪“奔了三百个回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情状是不一样的，后者无疑更为鲜明、具体。
高晓声这种“虚假的精确”的修辞手法，与鲁迅很相似。但在选择那精确而虚假的数字时，鲁迅是很随意的，无规律可寻，高晓声却似乎多少显示出一点“规律”。上面所举三例中，“九九八十一天”应该来自小说《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一百零八天”应该来自小说《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至于“三百回合”，更是古代小说写到两人争战时常用的数字。
高晓声酷爱中国古代小说。在自己写小说时，或许有意，或许无意，往往信手拈来古代小说中精确数字，表达自己小说中的模糊状态。在这样的时候，显示的是鲁迅和古代小说家对高晓声的共同影响。■
（首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转载自《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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