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相识的读者,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来信说我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科书,并抄录了书中的一段话。信中说,如确是这样,你应主动致歉,最好别写入教科书,因为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的争鸣,如不是这样,应郑重声明此事。过了些日子,又将书送来。非典期间,互相尊重,将书放在我们单位传达室,回去之后才打的电话。
夜深了,家人们都睡了,窗外不时传来救护车凄厉的尖叫。昏黄的灯光下,我睁着昏花的老眼,翻看着这本大开本的厚厚的教科书。宝蓝色的封面,上端是一排黄字“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中间是反白的大字“文艺批评学教程”,下面是“主编周忠厚”,再下面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封底开列了这套教材的全部书名,共19种。
《文艺批评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编》。关于我的一段话,在该编第十一章《氛围论与争鸣论》的第二节《氛围论》中。此节第四题第二小节为《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文中所谓的二极对立,一是“捧杀”,一是“棒杀”。写“棒杀”的文字共三段,第一段举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二段就说到我了。全文为:
这种“棒杀”式的文章,不仅蔑视学理,而且常夹杂着格调低下的人身攻击。李初梨曾经直骂鲁迅是一个“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是在文坛乱舞的“老骑士”,其文章是“神经错乱”的“狂吠”。这样一种以谩骂讽刺代替批评的不良文风,在当代文坛上仍然有增无减。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王蒙即曾以“黑驹”指称论敌。谢冕重复编选20世纪文学经典,或许有不当之处,但韩石山却对之进行了人身攻击,不仅有失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严肃,甚至有失文人风范。(第164—165页)
就字面来说,不能不承认作者的论述是严密的、有力的。文艺批评中有没有“棒杀”式的批评?任谁都得说有。在这样的批评中,有没有“格调低下的人身攻击”呢?这你就不一定知道了,那就告诉你,李初梨当年批评鲁迅就是一例。你看他都说了些什么,“恐怖病者”、“老骑士”、“狂吠”,还不是人身攻击吗?而这样恶劣的批评文风,到了后世,在当代文坛上“有增无减”,愈演愈烈。何以见得呢,有事实为证,一是王蒙曾说论敌是“黑驹”,人怎么会是牲口呢,这还不是人身攻击吗?再就是韩石山其人了。至于韩石山怎样对谢冕“人身攻击”,那就不用引证了,前两个是确凿的,这个肯定也是确凿的,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多么严密的逻辑,多么有力的判断。
你要有一点疑惑吗,趁早打消吧,这可是一个姓周(多好的姓),叫忠厚(多好的名儿)的大教授主编的。主编之下,还有一长串的编著者,其名单全部开列在扉页的背面。中国人民大学有八位,此外还有中国社科院、江西师大等八所院校各一位,共计16位学者教授。
这么多人写了这么一本书,能不是高质量的吗,高质量的书能不可信吗?
但你千万别以为这位叫忠厚的大教授会这么忠厚,肯把自己的功业和名声均摊给另外15个人,自己光挂个主编的名儿。他才不会那么傻呢,在他写的《后记》中,一开口就情不自禁地露了底儿。《后记》第一句话就是:
“自从1989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讲授文艺批评学以来,已逾十几个寒暑。”
第二句话是:
“十几年间,文艺批评学教案经过了十几次修改。”
“1989年9月”,“十几年来”,这么两个准确和较为准确的时间概念,就可以断定讲授这门课的只会是一个人,就是这位周忠厚。若还嫌孟浪,那么第二句中的“教案”二字,就可以严格地限定了。再烂的大学,也不会两个教授合写一个教案。
这本书原来是周某人的教案。其他人,不过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此教案审定为“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之后,周某人才“组织了国内多所院校的同行进行了修订、改写,定名为《文艺批评学教程》”。
我批评谢冕的事,发生在1997年。周忠厚的教案是从1989年9月开始写的。这本书的《后记》的落款是2002年10月。假定组织修订用了10个月,那么从1989年9月到2001年底,共是12年的时间。这期间,周说他修改了十几次,往少里说,就算是12次吧,平均一年一次。也就是说,有了我批评谢冕这个“人身攻击”的事例后,该书至少经过四次修改。这么好的事例,在四次修订中怎会弃之不用呢。据此我有理由认为,批评我的这段话,出自周忠厚本人之手。
周先生,你太抬举我了。
我批评谢冕这件事的详情,我不想再说了。就是那么一篇文章,叫《谢冕:教人怎么敢信你》,最早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后来收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纸窗》里。出《路上的女人你要看》(中国华侨出版社)时也收进去了。这是我的一本批评文集,有兴趣的,随便找一本看看不是难事。
我不是个蠢人,有时候也还有点小聪明。眼看行将退休的人了,检点这一生的行事,批评谢冕这件事,除了最初一段时间确曾得意之外,一直是我个心病,一直后悔不迭。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绝不会管一个姓谢的人重复不重复编选20世纪文学经典,他就是重复上一百次,只要有出版社给他出,就像人大出版社愿意给周忠厚出书一样,与我何干?有时甚至想,如果出了那档事之后,谢冕先生表现出一种大度的胸怀,我会像古代的廉颇将军那样,背上几根荆条子,从山西爬到北京向他请罪,说,你饶了我吧,同时请你下一道旨令,让你的学生们也饶了我吧。
我算是知道了北大的厉害。过去说起北大,我是尊敬的,因为我知道,那里有几个让我尊敬的教授。现在说起北大,比先前更尊敬了,因为我知道那里除了有几个我尊敬的教授之外,还有个没什么大学问却有大本事的谢冕。“经典”事件后,他不出面,而他的几个学生,一个一个疯了似地扑上来撕扯我。请看看他的一个叫 徐文海 的学生是怎么说的:“你以为你是谁”!“韩石山因为无知,所以胆大,推断起别人无所顾忌”,“无缘出名,或者说无才无德出名⋯⋯干脆骂大人物,谁的名声大骂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是多大的本事!
过后两三年间,常有报纸的编辑打来电话,叫我写文章。若是个男的,我就说我原本不是写评论的。若是个女的,还年轻些,总想多说两句,就说我已改恶从善,不做此等事了。一次也这样说了,不料对方打断我的话,说“你是酷评家呀”!至此我才知道,我已得了这么个恶名。
我是后悔,却不认为在这件事上,我有什么不对。我觉得,谢冕的错处,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是明摆在那儿的,谁都能看得见。我不过是说了。我指出他的错处,正像非典期间,指出一个人不该随便吐痰一样,是件再小不过的事儿,不该得此恶名。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我说:“这是社会对它的优秀分子的低廉的回报,也是庸众对他们的指导者的轻慢的处罚。”
好了,不说对与错了,就算是我全错了,也扯不到“人身攻击”上。到现在,我也没见过谢教授。他是白是黑,是高是矮,是三角眼还是吊梢眉,我全都不知道,怎么会对他的人身作攻击呢?
会不会我的文章中,也用了王蒙文章中那样的词儿“黑驹”什么的,比如说过“老马识途”一类的话,那样周先生也可仿照鉴定王蒙为“人身攻击”的成例,说我对谢冕作了人身攻击。你说人家是“老马”,不就等于说人家是牲口吗?没有,我查了我的文章,用词不能说全很准确,委实没有马呀驴呀一类的词儿。
周先生的书不是修改过十几次了吗,想来以后还会不断修改的,我希望下次修改时,也能像对待王蒙这样的名家一样,给我下的评语里,能用括号引上一句话或是一个词,让往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看到这儿,一眼就能看出韩石山这个人就是对谢冕作了人身攻击,进而相信这样做就是“不仅有失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严肃,甚至有失文人风范”。
我敢跟你打个赌儿,你把你的全部本事使出来,也找不出这么一句话,这么一字词儿。除非你再瞎编上个。
什么都没有,你把我写进了这么堂皇的一部教科书里,让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年一年地学下去,让凡是买了这本书的人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你这不是太抬举我了吗?
窗外,又是一声救护车的凄厉的长啸。夜已经很深了,我不想再写下去了。
我只想说,周先生,还有人大出版社,我只是个小人物,不配上你编的、你们出的教科书。少年读书时,不知天高地厚,也曾作过青史留名的美梦,长大之后,我就知道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该怎样生存了,再也不存什么奢望了。只求能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孝敬父母,养活老婆孩子,接济几个比我还要穷的弟弟,一家人过个虽清贫却也安然的日子。不要再有人半夜破门而入让你交出“反动日记”,不要再有人把你提溜到批判会上口号不断,不要再有人把你发配到偏远山区一待就是十几年。
人大是一所革命的大学,人大的教授是革命的教授,你们尽有你们的好日子过,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成全我,让我在你们的革命史上留名呢?确确实实,我不配上你们的这样一本革命的书。姚文元配,李初梨配,王蒙配,我不配,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想有任何关系。■
(转载自《文人的脾气:韩石山文学评论选》学海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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