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论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今年，2011年春，因为某种机缘，我读了曹乃谦的中短篇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集中的第一篇是《亲家》，很短，只有一千来字，读完的感觉只能用“震惊”来表达。一口气读完全部30篇小说后，我查了一下，才知曹乃谦的这部小说集多年前即出版，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和我所崇敬的中国作家汪曾祺，早在曹乃谦的小说散见于刊物时，便对之高度肯定，而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当代中国还有这样一个文学语言的奇才、短篇小说的高手，我便不得不有深重的惭愧了。

当然，曹乃谦这个人名和《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个小说名我也早就在报刊上看到过。但我一直没有把小说找来读。今年，若非某种偶然的原因，让我拿起曹乃谦的书，我恐怕还要与这些精彩的小说隔绝许久。需要说明的是，我读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这已经是第三版。前面附有马悦然的序《一个真正的乡巴佬》，后面附有汪曾祺的跋《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在汪曾祺所做的跋后，附有曹乃谦的《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我与雁北民歌》。书中，还有多幅画得很好的插图。

曹乃谦（1949—）

文学作品之间，常有互文关系。读某部作品，总难免让我们想到其他作品。在读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到现代作家萧红的《生死场》。萧红的《生死场》，是以1930年代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的，而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则叙述的是“文革”期间塞北农村的故事。在时间上，相隔了数十年；在空间上，也相隔了数千里。然而，《生死场》与《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所描绘的两个时代两个地域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却又十分相似。

当然，《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叙述，比《生死场》要成熟得多。想到《生死场》，我当然同时想到鲁迅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说过的话：“⋯⋯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认为《生死场》表现了东北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而对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也完全可以如是概括。曹乃谦的这些小说，描绘的是1970年代塞北农村的“生死场”。

萧红的《生死场》中说：“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小说中，萧红有时刻意地把人的生存状态与猪、狗、牛的生存状态相对照，目的是让读者感到人实在生活得与这些动物毫无二致。曹乃谦没有刻意这样做，但也让我们感到温家窑的那些男人和女人，也实在猪狗一般地“忙着生，忙着死”。

当然，在任何一种意义上把人与动物做比较，在任何一种意义上说人与动物完全一样，都是不够严密和准确的。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都是要么高于动物，要么低于动物。《生死场》中那些人，当他们的生存状况与动物的生存状况趋同时，他们便是远比动物活得更为悲惨的。毫无疑问，《生存场》中的那些女人和男人也好，《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那些男人和女人也好，他们的精神都是十分麻木的。精神的麻木，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

如果他们的精神很敏锐，如果他们对于各种各样的痛苦都能有效地感受，他们便一天也活不下去。然而，他们的精神再麻木，也毕竟是人的精神。精神的麻木是他们应付苦难的盾牌。这盾牌是坚固的，但却并非是坚不可摧的。当痛苦强大到这盾牌无法抵挡时，他们的精神就会崩溃。精神崩溃后，人通常会发疯、自杀。《生死场》中的王婆，就曾服毒自杀，只不过却从乱葬岗中生还了。至于在曹乃谦笔下的温家窑，死是更为常见的。

动物一般地“忙着生、忙着死”的温家窑人，似乎是没有多少尊严意识的。当人被纯属动物性的需求所奴役着时，“尊严”实在是太奢侈的东西。然而，温家窑人毕竟已经是“人”，毕竟早已是“人”，他们没有表现出多少尊严意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尊严意识。只不过动物性需求的力量太强大了，尊严意识被这力量所压抑着，寻常难以表现，但也偶尔有所闪现。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亲家》，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换。人与人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交换关系。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他们告诉我们，交换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亲家》中的交换，却让“人类文明”的含义变得复杂而暧昧。在十分贫穷的情况下，婚姻的缔结，会成为一种纯粹的买卖关系，这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这种时候，娶亲就意味着买个女人回家，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在“文革”时期的温家窑，一个姑娘的价格是人民币二千元。这在那时候，当然是一个天文数字。曹乃谦在好几篇小说里，都告诉我们，那时的温家窑，“一个工七分钱”。例如，《吃糕》中，当愣二盼着有人娶媳妇，好吃顿油炸糕时，有人说：“一个工七分钱。拿啥娶？”所谓“一个工”，即一个壮劳力干一天的工分。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七分钱，干一个月是两元多钱，干一年的报酬是二十几元。就算他不吃不喝，也要干上一百年，才能挣够买个姑娘的人民币。

所以结婚成家，对于温家窑的大多数男人来说，是一种终身不可能实现的想望。“五年了，咱村就温孩娶了个。”这是《吃糕》中一个人物的感叹。整整五年，村中就温孩一人以二千元人民币买了个老婆。至于其他众多的光棍汉，用曹乃谦小说中的话说，就只能永远“棍着”。——“棍着”，这个词儿虽然有点“粗”，但用得真好。

物以稀为贵。但姑娘的价格如此昂贵，却又并不只因为他们的稀少，还因为其他一些交换方式抬高了姑娘的价格。换亲是中国民间普遍存在的一种交换方式。你家的女儿嫁我家的儿子，我家的女儿做你家的媳妇，这是一种“人人交换”。双方都省去了钱财、省去了挑剔。在民间，这曾是一种最经济的嫁娶方式。这种“人人交换”，使得一部分姑娘不能进入“钱人交换”的市场，能够进入“钱人交换”市场的姑娘就相对少些，身价也就会高起来。

而还有另一些“文明人”难以想到的交换方式，在制约着姑娘进入“钱人交换”的渠道。曹乃谦的《亲家》就写了一种打死你，你也想不出的交换。“亲家”的女儿嫁给黑蛋的儿子，本应卖二千元，但他只收黑蛋一千元。少收一千元的条件是，黑蛋的妻子每年到自己家过一个月，给自己当一个月的老婆。这“亲家”当然也是没有女人的。他也自有他的欲望和苦闷。他也难以娶一个女人。于是，他用半个女儿换取一千元人民币，半个女儿换取自己每年一个月的发泄和满足。对于这笔买卖，黑蛋的“亲家”看起来是很满意的。

黑蛋呢，也努力让自己满意，也尽量显现得十分高兴。“亲家”用从队上借来的毛驴把自己的女人接走了。自己的女人被另一个男人接走了。女人在毛驴上坐，男人在毛驴边走。毛驴和人都走得光明正大、从从容容。从今天开始，整整一个月，这女人不是自己的女人，是那男人的女人。这样的状况，每年要重复一次。黑蛋客客气气地送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送过一道一道的梁，又送过一道一道的沟。”当送得不能再送时，“黑蛋犹犹疑疑地返转了身”，而“亲家抡起大巴掌，照驴屁股就是一下。驴蹄子圪噔噔地踩起了乱碎的点儿。”

于是，黑蛋这样自我安慰：

黑蛋虽然边往回走边这么样，但还是“扭头再瞭瞭。”扭头一瞭，黑蛋的头又扭不回来了：“黑蛋瞭见女人那两只萝卜脚吊在驴肚下，一悠一悠地打悠悠。”于是，“黑蛋的心也跟着那两只萝卜脚一悠一悠地打悠悠。”

同温家窑的其他男人和女人一样，黑蛋的精神也是麻木的，他的尊严意识也往往是沉睡着的。在这样的境地里，精神不麻木、尊严不沉睡，人就没法活下去。然而，精神再麻木，也会有苏醒的时候。当刺激过于剧烈，精神就会苏醒。尊严意识再昏睡，当打击太沉重时，也会抬起头来，睁着惶恐的眼睛，不解地看着那打击它的人。《亲家》的最后，黑蛋的精神有所苏醒了，黑蛋的尊严微微抬起了头。当然，黑蛋还会让它们复归麻木和沉睡。

但是，并不是每一次精神的苏醒和尊严的抬头，都能成功地让它们再回到麻木和昏睡状态。当精神不能再麻木，当尊严不愿再昏睡时，就意味着生活无法再继续了。这时候，温家窑人往往选择死。曹乃谦的多篇小说，都写到了西沟的那棵歪脖子树。当温家窑的男人和女人，在“麻木”这应付苦难的盾牌被击碎时，这棵歪脖子树便善解人意地帮助他们求得解脱。

《老银银》写了老银银满怀欣喜地来到歪脖子树下，又满怀欣喜地把自己吊在树上。

一个又一个的温家窑人，当苦难的力量强大得超出了他们本来也极其强大的承受能力时，当他们觉得活下去没有丝毫乐趣也看不到丝毫希望时，他们就向这棵歪脖子树求助，就通过这棵歪脖树走向另一个世界。

《老银银》又这样写老银银上吊前的内心语言：

对于温家窑的男人和女人，这棵歪脖子树是最值得信任的东西。他们有应付苦难的两副盾牌、两道防线。第一副盾牌、第一道防线是“麻木”。然而，人的精神的麻木总有一个限度。一旦苦难过于强烈，以至于将“麻木”这副盾牌、这道防线击破、摧毁，温家窑人还有第二副盾牌、第二道防线：西沟沟口的歪脖子树。

这棵歪脖子树虽然不过是经不起刀砍斧劈的木头，但却比任何苦难都强大。它能在片刻之间将再大的苦难也化为乌有。所以，老银银在上吊前内心有这样的感叹：“好树。好树。”“歪脖子树真他妈的是棵好树。难怪那回女娃村的人来了要砍倒这棵树，温家窑的人都拿着铁锹担杖的跑来了。那女娃村的人没砍成这棵树，只把女娃的尸首抬回去了。歪脖子树还好好儿的长在西沟的沟口，伸出歪脖子瞭望人，伸出胳膊向人招手，叫你快些些来。”

温家窑有这棵歪脖子树，让其他村子里的人都眼红。山上头村的女娃，在活不下去时，也来向这棵树求救。女娃村的人，要砍倒这棵歪脖子树，与其说是憎恨这棵树，毋宁说是嫉妒温家窑人的“福气”。温家窑人岂能容许这棵“好树”被砍。他们拿着铁锹担杖来了。他们是在捍卫他们抵挡苦难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在捍卫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有了这棵歪脖子树，他们就能够姑且活着，他们就不怕面对今后的日子。

曹乃谦以十分艺术化的方式，描绘了“文革”时期塞北农民的生存状态。本文一开始就说过，曹乃谦是文学语言的奇才、短篇小说的高手。《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那些篇什之所以感动我，让我不忍释手，首先是因为语言的奇妙、手法的高超。这30篇小说，长短不一、故事也多少有些差异，但每一篇都让我感到一种内在的旋律。这旋律凄楚、哀切、苍凉。这其实就是曹乃谦所喜爱的要饭调的旋律。曹乃谦的不少小说中，都写到了要饭调，都引用了要饭调，这固然是他的那些小说让人感到有一种要饭调的旋律在回响的一种原因，但却不是唯一原因。即便那种丝毫没有写到要饭调的小说，也仍然有一种凄楚、哀切、苍凉的乐曲在字里行间无声地响着。

读曹乃谦的《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我与雁北民歌》一文，我们知道曹乃谦对雁北地区的要饭调长久地痴迷。不妨说，要饭调的旋律已经深深影响了他的心跳神动。当他提笔写这些表现雁北地区农民生活的小说时，要饭调的旋律就在不知不觉间左右着他的叙述，影响着他小说的节奏和结构。马悦然在为《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所作的序言中说：

马悦然的感觉是准确的。曹乃谦写这些小说，就是在用文字演奏着雁北地区的要饭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这些小说，是一种“要饭调小说”。

曹乃谦的这些小说，语言往往是粗犷甚至粗俗的，但结构却又往往是十分精巧的。《亲家》只有一千来字，但却给人以尺幅千里之感。在这一千来字里，曹乃谦三次写到黑蛋女人的神态。来接她的“亲家”刚走到门边，黑蛋就叫女人“去掏个鸡”。于是：

这是第二次。黑蛋和“亲家”开始喝酒了。边喝酒边说着这女人。黑蛋先说：“她这两天正好来了。要不，等回去再走。”这“亲家”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一口答应了。黑蛋也同样“通情达理”。他转念一想，“亲家”借队上的毛驴是要扣工分的，不能让“亲家”多借一次。

于是说：“借队上的毛驴保险要扣工分儿。要不你们走就走哇。反正是等她完了再做那个啥。”“亲家”自然也满口答应。“亲家”用一千元人民币每年买黑蛋女人一个月，就是为了“做那个啥”。这一点也毋须讳言。黑蛋又要求“亲家”一个月后把女人送回，因为自己借不出毛驴，“亲家”也连忙同意。两个男人喝着酒，这样谈着女人，而女人也就在炕下忙活着。

于是：

这是第三次写女人的神态。“眼睛不往谁身上看”，这应该是雁北地区的口语表达方式。这样的表达，非常有意味。如若换成“低头不语”，就顿然失色。这女人“眼睛不往谁身上看”，因此让我们看到了她的羞涩、羞惭。这样被两个男人买卖，她感到了无地自容。

同样一句话重复三次，实际上具有着结构的意义。通俗地说，曹乃谦就是用这一句话，用女人的同一种神态，串起整篇小说的。“亲家”的主人公，不是黑蛋，不是“亲家”，是这个女人。如果说在这笔交易中，黑蛋感到了屈辱，他昏睡的尊严微微抬起了头，那这个纯粹被作为发泄性欲的工具而买卖的女人，更有理由感到屈辱，她的尊严更应该感到伤害。我们固然应该同情黑蛋，但更应该同情这女人。当然，即便是作为买方的“亲家”，也是值得同情的。

曹乃谦的这30篇小说，在结构上各各不同，但都显得十分富有匠心。《男人》写的是朋锅的故事。所谓“朋锅”，就是兄弟共妻。老柱柱决定与弟弟二柱朋锅了。这晚上，二柱与嫂嫂在西房商议，老柱柱坐在灯下等候消息。故事的核心应该是西房，但小说却没有直接写西房的商谈，却把主要笔墨用来写两只飞蛾在老柱柱眼前扑火，写老柱柱看飞蛾扑火时的心理活动。这种闲处着笔的方式，使小说显得既结实又空灵。飞蛾扑火自然也具有象征意味。这是一种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的结构方式。我并非说，这种方式是曹乃谦首创。这也是已有的短篇小说结构方式之一种，但曹乃谦运用得颇为娴熟。

《蛋娃》写的是一个有些荒唐但也让心生酸楚的故事。老柱柱与弟弟二柱朋锅后，原来攒下准备为二柱买女人的钱，可用来建设兄弟二人共同的家了。老柱柱用这钱“捏了三孔新窑”。按照温家窑的习俗，这样捏新窑，是要请村里人吃一顿油炸糕的。当然不是全村人都来，只是每户当家的男人才有这口福。《蛋娃》一开始，就写蛋娃在家里焦躁不安地等着老柱柱家请他去吃油炸糕。蛋娃的父亲黑蛋，已经去了。蛋娃刚刚娶了亲，已经另立门户。既然已经另立门户，就也是一家之主，理应被请去吃油炸糕。但蛋娃又担心老柱柱还没意识到他也在应请之列。因为对于自己是否被请，蛋娃没有把握，所以他才等得焦躁不安。

女人把玉茭面窝头和莜面糊糊放在他面前，他也不吃，为的是省下肚子多吃油炸糕。在曹乃谦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人物下等兵，是村里光棍汉的精神领袖，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曹乃谦刻画细节的本领也很过硬。

对这碗搁了好长时间的糊糊的刻画，就十分富有文学意味。类似的精彩细节，在曹乃谦这些小说中是时时出现的。这且不论。现在只说面对这碗糊糊时的蛋娃：

蛋娃不出去干活，本是等人来叫他吃油炸糕。蛋娃不吃饭，是为了留着肚子吃油炸糕。但在心思，蛋娃却不好意思对自己的女人拾来说。他只说自己病了。这其实很耐人寻味。蛋娃这样的温家窑人，虽然是动物般地活着，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起码的羞耻感。他们渴望油炸糕和“板鸡鸡”，但他们也需要维持住起码的自尊，他们并不能忘记自己也是“有脸有皮”的人。温家窑的光棍汉会羡慕动物，因为动物在追求欲望的满足时是毋须顾脸顾皮的。

《天日》里的羊娃就曾有这样的牢骚：“牲口想跟哪个跟哪个，想多会儿就多会儿。人能？”他们不能像个人那样活。但他们又并不是畜牲，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像畜牲那样活。所以，说人活得像畜牲，是并不准确的。人要么活得比畜牲好，要么就只能羡慕畜牲。蛋娃等不来老柱柱的叫唤，又不好意思吃那窝头和糊糊，于是苍蝇过来了。它们落在窝头上。它们趴在碗沿上。蛋娃一遍遍地赶它们，它们却一遍遍地飞去又飞回。蛋娃心里在气、肚里在饿，看着苍蝇的不屈不挠，蛋娃怒火中烧。

于是，蛋娃变赶为捉。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蛋娃开始捉苍蝇。手猛一扫，捉住了一只。又气又饿的蛋娃，不肯让苍蝇死得痛快：

这个过程叙述起来只几句话，但实际上肯定是很漫长的。蛋娃用这种方式发泄着内心的怨毒。他捉住了一只又一只蝇子，割下了一颗又一颗蝇子的头：

这样的叙述，没法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蛋娃不能永远等下去。看见女人出了门，他几口把窝头吃完，又吸溜莜面糊糊，“有个没头蝇子撞进他的碗，也让他捎带着给吸溜进肚里。”

而“炕上好多蝇子头，都拿一双双的大眼睛瞪他。”蝇子头瞪他，是在表示愤怒，也是在表示这样的不解：你不是病了不想吃饭吗，怎么又这么狼吞虎咽呢？但“他不理它们。他从院门头够下张锄，出街了。”吃了个窝头、喝了碗糊糊，顺便吞下没头苍蝇，蛋娃下地干活了。可蛋娃先去了老柱柱家的自留地。他边锄边骂，把老柱柱地里玉茭苗的根，一棵接一棵地锄断。当他怀着发泄后的快感回到家里时，却发现老柱柱家送来了半盆油炸糕。蛋娃说：

这时候，蛋娃看见了炕上的那些蝇子头。“蝇子头们拿一对一对的大眼睛瞪他。”——小说就这样结束。

我想说的是，蛋娃捉苍蝇、做席秸刀、割下一颗又一颗苍蝇的头，这在小说中决不只有细节的功能，而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关于苍蝇的叙述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抽去了关于苍蝇的叙述，《蛋娃》这篇小说就很单薄了。没有前面对苍蝇的残害，后面对老柱柱家玉茭苗的残害就显得突兀了。关于苍蝇的叙述，显示了曹乃谦结构上的匠心。而这种匠心在许多小说中都能见到。

在《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一文中，汪曾祺说：

重复，或部分重复，是曹乃谦运用得十分频繁的一种修辞手法，几乎每一篇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这种现象。我觉得，曹乃谦把这种修辞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汪曾祺注意到了曹乃谦的简练，也注意到了曹乃谦的重复。

但是，还应该进一步地点明简练与重复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关系就是：因为曹乃谦极其善于简练，所以他才有权利常常重复；因为曹乃谦的小说往往简洁到极处，所以他的重复才特别富有意味。读曹乃谦的小说，首先让我们感觉到的是叙述上的俭省。可以说，俭省是曹乃谦小说的总体特征。每一篇在总体上都是俭省的，都有着丰富的言外之事、话外之意。

在总体俭省的基础上，曹乃谦又特别注意局部的繁复。这样就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如果总体上是详尽的、繁缛的，再将一些句子时时重复，那就给人以叠床架屋之感。如果总体上是简洁的、瘦朗的，局部却有些繁复，就让人觉得张弛有度。而如果总体上简洁、瘦明却没有这种局部的繁复，则难免让人感到失之于干瘦、枯瘠。总体俭省而局部繁复，这可以说是曹乃谦小说突出的风格。

总体上的俭省，可让我们的想象充分发挥；局部的繁复又让我们从容含玩。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小说集中的第一篇《亲家》，总体上就是简洁到不能再简洁的地步，但却三次重复了黑蛋女人“眼睛不往谁身上看”的神态。《愣二疯了》中的光棍汉愣二，过一段时间就要疯一次，疯了就喊着要杀人。这时候，愣二妈就把愣二爹支到矿上的愣大那里住几天，只留愣二和自己在家。当愣二爹回来时，愣二便能恢复正常。

曹乃谦的好几篇小说，其实都写了乱伦。有的明写，有的暗写。《愣二疯了》中，愣二的发疯，是性苦闷的极端表现。而每回愣二妈与儿子两人在家几天，愣二的疯劲就暂时过去。这回，愣二又疯了。又嚷着要杀人，愣二妈寸步不离地守着他：“‘要真杀就灰了。要真杀就灰了。’愣二妈跨坐在锅台边瞪着眼睛出神地想。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当愣二的疯劲暂时过去后，

小说这样结束：“愣二妈跨坐在锅台边，就看愣二裱炕席就想。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这样的重复对于小说的艺术效果来说，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不可或缺的。又例如，《贵举老汉》中这样写贵举老汉：

这是部分重复法。如果把重复的部分都省去，那就如榨去了果汁的果渣了。

对雁北地区口语的运用，是曹乃谦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汪曾祺先生也强调过。曹乃谦小说，在总体上就是一种口语叙述，而其中，又时有特别富有口语意味的句子、段落。例如，《愣二、愣二》中，写愣二到矿上找愣大：

这样叙述太阳的升起，让人感到十分清新。

《黑女和她的二尾》中：

“一黑夜一黑夜”这样的表现，让丑帮的失眠具体可感。

《下夜》中：

“挪挪对对挪对”、“克克扣扣克扣”，这样的语言方式，让下夜时的小动作活灵活现，同时又有着口语的俏皮。《莜面味儿》中：“他们都想说个啥，可就是一下子想不起该说个啥。”《老银银》中：“前些日子老银银老这么想。老这么想老这么想的，老银银就定下个寻短见。”《看田》中：“凭着老天爷，庄稼长得比哪年都像个东西。”等等。这些，都是在总体的口语叙述中，又特别具有口语气息，特别让人感到口语的清丽和清馨的表现。

在《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汪曾祺强调曹乃谦善于学习群众的“叙述方式”。这是很有道理的。大众的口语，自有一种文法规则。依据这种规则说出的话，往往比书面语更为生动活泼，更加具有表现力。然而，口语之美，却又并不完全体现在“叙述方式”上，还有些难以言传的东西。一个作家，只有对口语中难以言传的美有深入的体察，才可能真正让自己的叙述具有口语的神韵。

雁北人民口头语言的修辞方式对曹乃谦的影响，在“矛盾修辞”的运用上表现得很典型。所谓“矛盾修辞”，就是有违逻辑但却合乎实情的表达方式。聊举数例。《狗子》中：

这里对于石头与沙子的叙述，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如果换成“除了石头就是沙子”，那就毫无意味了。这样的矛盾表达，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别有意味。

《愣二、愣二》中：

这几句话，看起来像是呓语，但一定是曹乃谦的刻意为之。金兰把棉袄棉裤里的棉花掏出来，棉袄棉裤就成了夹衣夹裤，可在春秋两季穿。掏出的棉花要撕烂，天冷时再塞回去，再做成过冬的棉袄棉裤。金兰手里的棉花，本来就是“烂”的。撕与不撕，都是“烂”的。无论为了何种目的而撕，也都是“烂”的。所以，曹乃谦才有如此“矛盾”的表达。如果是从头读下来，读到这里，自然能懂，并且觉得颇堪玩味。

《福牛》中：

这是小说的开头。这开头真好。“疯得不疯了”，很不合逻辑，但很合“实情”：疯到一定程度才不疯，疯够了便不疯，“不疯”是“疯”的结果。《柱柱家的》中：“人都是个这哭得哭得不哭了，气得气得不气了。”这也与“疯得不疯了”是同一种“矛盾修辞”法，别致而有着深长的意味。

前面已说过，曹乃谦小说对细节的刻画和场景的描绘，也往往是十分精彩的。《狗子》中：

这样的叙述，让我们也闻到了泥土的芳香。

《打平花》中，写一伙光棍汉打平花，喝山药蛋汤汤：“满窑房里光听见‘吸溜吸溜’响，要是不知道他们是在做啥的话，就会以为他们是齐在哭。”所谓“打平花”，是光棍汉们发泄苦闷的方式。能喝上酒的人，会借酒消愁。然而，温家窑的光棍汉们没有酒。他们只能借山药蛋汤汤消愁。但这同样是捧碗消愁愁更愁。其实他们就是在哭。《愣二、愣二》中，写愣二天不亮就往矿上去找愣大，上了第二道梁时，太阳升上来了：

而

这给人以强烈的油画感。逼真的细节、如画的场景，对于小说永远是必要的。曹乃谦的这些小说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细节和场景上的用心，也是原因之一。

曹乃谦还把一些动词用得别致、粗豪、放浪。《打平花》中：“光棍们⋯⋯眼睛跟来跟去地瞅着下等兵给每人海了一大碗。”——“海”字如此当动词用，我不知道是否是当地口语，只知道比用“舀”、“盛”要好得多。一个“海”字，让我们看到了下等兵动作的狂野，还让我们感到他内心的躁动。

《蛋娃》中：“蛋娃欠起屁股，从烂窗孔向外瞭望。啥也没瞭出个啥情由，就又把屁股稳下来。”——一个“稳”字，却让我们感到了蛋娃内心的不稳，让我们感到了他内心的急不可耐。

《贵举老汉》中：“从那以后，叫温和和的后生，也敢在人跟前咳嗽了，也敢把眼睛拿出来看人了。”——一个“拿”字，让人觉得眼睛本不是长在温和和脸上，而是藏在他的贴身口袋里。《莜面味儿》中，丑帮与情人在莜麦地里幽会，又目送情人离去：“他把她瞭出莜麦地，又瞭得她的身子一圪截一圪截缩下坡。”——一个“瞭”字，让丑帮的目光实体化了，仿佛是丑帮用目光把她拱出莜麦地，又缓缓推下坡。

曹乃谦小说在修辞上的可称道之处，当然不止这些。但现在也只能说到这里。

曹乃谦也许并不知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所谓学术界，存在着对于“文革”的评价分歧。一部分人对“文革”是持肯定和歌颂态度的，有的人甚至歌颂得很热情。肯定和歌颂“文革”的人，提出过两个观点。其一，“文革”中真正受苦受难、真正活得不好的，是只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这部分人是不属于“人民”之列的，是“阶级敌人”。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生活得不错的，并没有受到迫害。其二，“文革”期间，干部是廉洁的，是没有腐败的，各级政权是弊绝风清的，而权钱交易、性贿赂等种种腐败现象，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导致的。

曹乃谦当然无意于参加所谓学术界的争论。但是，他却以他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实际上参与了这场争论。曹乃谦以形象化的方式，极其雄辩地证明，那些肯定和歌颂“文革”的观点，是多么不着边际，是何其荒诞不经。曹乃谦笔下的人物，都是那个时代的“人民”，都在百分之九十五的范围内。曹乃谦所写的，正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在那个时代这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生活着，匮乏着，他们唱着“油炸糕，板鸡鸡，谁不说是好东西”。他们对牛啊羊啊心生羡慕。莜面糊糊是维持着他们挣扎的基本食物。如果能吃上顿油炸糕，那就是天大的幸福。

《蛋娃》中，蛋娃为了一顿油炸糕，是怎样的坐立不安啊。那么多苍蝇惨遭斩首，老柱柱家那么多的玉茭苗死于其锄。而《玉茭》中，温宝在老柱柱家请村里人吃油炸糕时，竟“险些险些给吃死。要不是有人教给他喝尿，把肚里的东西吐出些，他早就没命了。给憋死。”是贵举老汉用自己老相好的尿救了温宝。

当然，光棍汉们的性欲是更大的问题。或许有人会认为，曹乃谦把那些光棍汉的性苦闷写得太过分了。其实并不。性欲既是生理性，也是心理性的。在单调、枯燥的生活状态中，在毫无文化生活可言的情况下，人的生理欲望会更为强烈。另一种原因，则是越是难以得到的东西，人对之的欲望就越强烈。

温家窑的生活是如此沉闷、乏味，让光棍汉们除了想女人就没别的可想。不是他们不愿想些别的事情，而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环境，根本没有为他们提供这种可能。他们只能想女人，而女人是不可能得到的。如果那个时代继续下去，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打光棍，是无法逃脱的命运。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特别容易饿。想女人却不可能得到女人的人，对女人的欲望就特别难以控制。所以，曹乃谦在写温家窑的光棍汉时，并没有运用夸张的手法。

在为“文革”辩护的观点中，特别可笑的，是说那时没有腐败。“文革”时期普遍贫穷，财物方面的行贿受贿，在绝对程度上当然不能与今日相比。但那时的一只母鸡、一篮鸡蛋、一袋粮食，就是非常宝贵的东西。至于女性用自身的身体向当权者行贿，那就与今日并无不同。《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那个公社干部老赵，就热衷于以自己手中的权力换取女性的身体。《柱柱家的》《玉茭》，都写了柱柱的女人向老赵献身，条件是老赵把儿子弄出去当民工。

至于多篇小说中写到的那个“狗日的会计”，更是鱼肉乡里的恶霸。这“狗日的会计”既猎取村中女性的身体，又拼命捞取公家的财物。村中没有人不怕这个会计。这个“狗日的会计”总是随身带着手电棒儿，哪怕大白天也带着。他总是拿手电棒“晃人”，村中没人不怕他的手电棒。《狗子、狗子》中：

会计是不会吃苦的。从《贼》中我们知道，“狗日的会计”之所以如此嚣张，不仅因为掌握着全村的财政大权，更因为“亲戚是公社的”。有亲戚在公社掌权，自己再在村中当会计，自然就是为所欲为了。《贼》中，板女看见会计“往西房搬白面”，心有不平：“狗日的们，就他们吃哇。”于是在夜深时去偷了一袋白面，与奶哥哥吃了一顿烙饼，结果呢？结果是奶哥哥坐了两年牢，自己被智障丈夫打断一条腿。

《狗子、狗子》中：

所以，会计叫狗子做啥，狗子决不敢有二话。会计家的茅厕满了，狗子二话没说跳下去掏。会计家的井绳断了，狗子二话没说去割蒲草、拧草绳，替会计家换。“狗子最怕会计了。狗子跟会计就像耗子跟猫。”这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狗日的会计”的狗子，终于被会计逼死。狗子好容易有了一口棺材，却被会计看中。会计的岳父病危，需要准备棺材，于是命狗子让出。狗子不敢违拗，又实在不甘心棺材被夺。狗子能保住这口棺材吗？狗子能让这口棺材最终收殓自己吗？能！狗子做到了！狗子采取的办法是让自己立即死在棺材里。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我觉得最具有独特价值的，还是《老银银》。小说叙述的是老银银自杀的过程。小说中写自杀是常事。但我从未见过有谁把一个自杀者的心情写得如此欢快。当老银银做出自杀的决定后，便兴奋不已，便快乐万分：“这事儿一定下来，老银银真高兴。就像会计给儿子定下结婚日子那么高兴。”从做出自杀的决定，到在歪脖树上系上绳子把脖子往套子里伸，老银银都是欢乐的、愉快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老银银一辈子最感到幸福的一天。终于未能自杀成功，则让老银银沮丧不已。——我以为，老银银的欢快与沮丧，都是对那个时代的最有力的控诉。

当然不是说，曹乃谦的这些小说，绝无可非议之处。对它们当然也能指出这样那样的局限。最令我不满的，是小说的名字取得太随意，以至于难以从篇名上对它们做出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