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在“会己”与“异我”之间——孙犁对《史记》的阅读与会解

阅读影响着写作。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写作的高度。由一个人读过什么样的书，大体可以判断他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有些作家写作能力低下，语言粗糙无味，究其缘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读书太少太浅。

孙犁是风格最为鲜明和成熟的当代作家之一。这得益于他在读书上的认真和努力。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像孙犁这样用心读书的作家并不多见，像他这样尚友古人、出入经史的作家就更是难得一觌。

他的阅读选择和阅读方式，前后大有不同。在青年时期，他的阅读属于不自觉的被动阅读，唯一时之风尚是趋，所读作品，非“新潮”即“左翼”，非常驳杂。到了晚年，他的阅读意识渐趋自觉和主动，只读那些与自己的个性、趣味和心境接近的作品，那些“会己”的作品，而对“异我”的作品则了无兴趣。

《史记》是孙犁晚年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的作品。对他来讲，司马迁无疑是最能促人向上、给人力量的文化巨人，《史记》则是最能助人安顿身心的伟大作品。他读《史记》，不单是为了欣赏文章之美，也是为了寻求人格上的引导和精神上的支持，即他所说的：“能安身心，其唯书乎！”孙犁热爱司马迁，常常引用他的话以自励和自况。“文革”期间，世路艰难，生不如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活下去。

他引了叶赛宁的话：“死是容易的，活下去是艰难的。”接着说道：“我等宁可相信司马迁，不可信叶赛宁之言。”他说，一切事情，自己都看得很淡，“对于儿女们呢，我也不看得那么重，就像司马迁对朋友说的”。他醉心于《史记》，反复摩挲，从容含玩，多有议论，写了长长的读书笔记。然而，即便对《史记》的阅读，孙犁亦有“会己”和“异我”两种反应模式。

在当代作家中，孙犁属于水气氤氲、荷香弥散的婉约派。他在写作上的细腻情感、温柔态度，视女性亦不遑多让。才华不俗，自初中时起，他就志在文学，笔耕不辍，十六岁开始，就时有作品发表。爱读书，悟性亦在中常之上，唯阅读兴趣，多随风潮转移，用孙犁自己的话说，就是“青年读书，总是顺应时代思想的潮流的”。在那一代文学青年中，思想常与时变，精神植根未深，实在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从小学开始，孙犁的文学教育，已有趋新而去旧的倾向。1981年，他在《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中说：

他说自己的“古文”，“只能说是中学的程度”，似乎并非谦语。喜新厌旧，厚今薄古，一时风会如此，原不足怪。然而，由此亦可得知，孙犁这一代作家既是新文学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他们的阅读范围更广，眼界也因之更开阔，但是，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排斥和否定，也造成一代中国作家文化血脉的断裂，造成他们精神空间的逼仄和表达能力的退化，将孙犁一代与鲁迅一代进行比较，便可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和严重。

孙犁回忆自己中学时代的课外阅读，内容多至十项：读报纸、读杂志、读社会科学、读自然科学、读旧书、读文化史、读小说散文、读文艺理论、读文字语言学、读人生观和宇宙观方面的书。在写于1990年的《我的史部书》中，他这样说道：

在这一阶段，他也曾接触到《史记》：

《史记》岂易读哉，岂易知哉！要想理解《史记》并认识其价值，先得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知识储备。在涉世未深的青年时期，提不起阅读《史记》的热情，也属正常。

总体来看，在中学阶段和青年时期，孙犁对当时流行的新文学、苏联文学和左翼文学兴趣盎然，而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则比较隔膜。终其一生，他在文章和谈话中很少提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欧美国家的文学。俄苏文学，尤其是其中抒情风格的作品，对他影响甚大，正像他自己所说的，

在新风如熏的氛围里，他也许曾游心寓目于中国古代典籍和“旧文学”，但却因其“异我”的性质，难免会觉得格格不入。在写于1949年的《学习问题》中，他这样说道：

年轻人一旦存此偏见，他的文化吸收力和包容力，就难免有限，对待“旧文学”的态度，也就不可能是理性而宽容的。

高中毕业后，孙犁因为家贫，未能继续深造。后来又遭逢战乱，大好的读书年华都在不遑宁居的战争风雨中度过。中年以至晚年，身体的疾病和社会的动乱，也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困扰：

他像司马迁一样，偶因说了一句诚实的错话，得罪了一个看大门的，后被此人整得很苦。他被推到高台上批判：

他屡遭迫害和折磨，精神苦闷，心态消沉，因此，所读之书也随之偏向中国古代典籍，对那些“意皆有所郁结”的作家的作品，兴趣更浓，阅读热情更高：

显然，所谓“读旧书”，对他来讲，绝非趣味的变化，而是意味着心灵的变化，甚至有着精神治疗的意义。

步入晚年，他诸事不顺，心境颓唐而悲凉。1991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文虑》的文章，抒发自己“渐渐露出下半世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的凄凉之感，也表达了对写作上困窘状态的无奈：

这种情绪低沉的悲观状态，甚至影响到他读书的热情。他说：

话虽如此说，他到底还是不能忘情于读书，还要通过阅读来泄导自己苦闷的情绪，来获得安慰和力量。不过，他只读那些切实而诚实的书，读那些与自己情绪契合的“会己”的书：

于是，孙犁遂闭门谢客，罕与世接，唯以读书为消遣。且所读多为古人书，无论经史子集，还是野史杂俎，都广为罗致。

书虽古而理常新，人虽远而事恒近，古人的经见和感喟，难免会时时触着孙犁的疼痛和忧伤。1989年，他收到友人所赠的《菜根谭》，

“如针时弊”和“世事变化”两句，语焉不详，但从“出人意外”和“嗟乎”二语可隐约察知，他所慨叹者，洵非细小事体，对他的晚年心境影响极大。

如果说孙犁晚年读书于史部用心尤多，那么在诸史之中，他对《史记》则是情有独钟，多有共鸣。虽然古人远矣，彼我之间，萧条异代，恨不同时，但苦闷的心境是一样的，“藏名山”、“传其人”的抱负也是一样的。司马迁百折而不挠的伟大精神，《史记》刚健的风骨和沛然的浩气，都令孙犁心折而神往。

如果只选一部中国古典作品，以它做尺度来判断汉语作家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那么，《史记》应该是最佳选项。因为，它“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融经史子集为一体的复合型经典；因为，它是历史，是小说，也是戏剧，最重要的，它还是诗，恰如鲁迅所言，是“无韵之离骚”。

茅坤在《读〈史记〉法》中说：

梁启超则在《〈史记〉解题及其读法》中强调它无可替代的典范性：

中国作家若对《史记》无研究、无会解、无共鸣，那么他的精神创造的活力、想象飞翔的高度、表现人性的深度、文字表达的力度都会大受影响。

孙犁最早论及司马迁和《史记》是在1942年。1977年、1978年和1981年，在谈到文学速写、自己的文字生涯和传记文学时，他也曾较为深入地阐释司马迁传记写作的方法和经验。他对《史记》系统的阅读和研究，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之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开始细读并大谈《史记》，与他80年代末期以来的心绪颇有关系。

1942年，在一篇题为《慷慨悲歌》的札记里，孙犁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赞扬了荆轲形象的英雄主义：

显然，他从司马迁的这篇故事里所看到的，主要是荆轲在刺秦时无畏的复仇精神。他想借此呼唤人们反抗日本侵略所需要的激情和勇气。至于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认识和理解，似乎还谈不到有多么深刻。

1949年“进城以后”，他开始“买古书”，阅读兴趣也转移到历史类：

这个时期他虽然也读《史记》，但对它似乎领悟不多、注意不够。另外，根据他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创作情况来看，他对《史记》的阅读，对其作者的理解，还只停留在外在的兴趣层面，他还没有探知《史记》的幽赜，没有深切地体会到司马迁的伟大。1989年，在《书衣文录》中，孙犁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段文字说明，他过去所读多是选本，且读得并不系统，直到1989年秋季，他才有了“认真通读一遍”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阅读冲动的产生，来自于外部时局变化所引起的“应有以自勉”的心理需要。

关于司马迁的文学成就，孙犁的最早的评价见于1977年的《关于文学速写》。在这篇文章中，孙犁高度肯定司马迁客观地写人物的方法，赞扬“太史公曰”里高超的议论技巧：

这些判断和评价，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理解，也是基于孙犁自己写作实践的经验之谈，确实揭示了司马迁独创的修辞性介入的作用和魅力。

共同的人生境遇使孙犁与司马迁有了更多的共鸣。1978年，孙犁因为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看到太多的作家蒙难，因为自己也曾承受过巨大的精神痛苦，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同样蒙受迫害的司马迁，提出了古往今来的作家“为什么都如此不幸”的问题，接着便分析道：

他随即自己回答道：

这一问一答，无非是借司马迁的酒杯来浇自家的块垒，借古人的眼泪来哭自己的忧伤。这也说明，孙犁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精神共鸣，皆缘于“会己”二字，是因为其人其书与自己的人生遭际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孙犁对司马迁和《史记》较为理论化的认识和评论，最早见于他在1981年所写的《与友人论传记》。在论述中国古代传记写作经验的时候，他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史记》“记言记行并重”、“大节细节并重”等写作策略。这些见解平平无奇，有些判断甚至很难成立。

比如，他说传记写作“忌轻易给活人立传”、“忌用文学手法”就站不住脚。因为在《史记》中，司马迁自己就写了不少并世的“活人”，其中就有董仲舒和司马相如这样的师友，有自己接其謦颏、昏聩凶暴的“今上”刘彻。此外，司马迁也从不排斥合理地使用文学手法，诸如侔色揣称的细节描写、震撼人心的氛围渲染，以及“太史公曰”里的抒情和议论。

假如没有这些手法，《史记》就很难像现在这样令人气夺神移，爱不释手。如此说来，“史笔和文学之笔，应该分开”，就是一个过于谨慎而无效的戒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写“死者”还是“活人”，也不在于是不是可以用“文学手法”，而在于如何写，在于这些“文学手法”用得是不是很巧妙，很有效果。

在1988年所写的《读〈旧唐书〉记》中，孙犁深刻地概括了《史记》在叙事上的非凡成就：

孙犁在这里对司马迁与《史记》的评价，虽然属于顺带提及，但却洞烛幽微，在短短几句话里，从主客、古今、天人、历史与哲学、“琐碎”与“大局”、“真实”与“文史之美”等诸多方面，评价了他人不可企及的司马迁的境界和创造力，确实很有见地。

梁启超说，《史记》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常识的读法”，一种是“专究的读法”。其实，还有一种读法，那就是作家的读法。它贴近创作，多从作家的修养和写作着眼，虽然更接近“常识的读法”，但也不乏“专究”的眼光和识见，如宋人苏辙、明人王维桢、清人唐彪和方苞的《史记》读法，即此类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孙犁专心致志读《史记》，而且还搜集了一些清人研究《史记》的论著，诸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史记杂志》，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的著作，郭嵩焘的《史记札记》等。这些书他虽未全都细读，但也可以见出他在《史记》阅读上务求融会贯通的努力。

孙犁的《史记》读法是最老实、有效的。他在《读〈史记〉记（跋）》中说：

老来读书，难于记省，但他仍披读不辍：

一个古稀老人，如此费心劳力、焚膏继晷地读一部古书，其中必有所不得不然者在焉。他晚年的寂寞和孤独，端赖此书得以安慰；对世事和文学的困惑，端赖此书得以解答。

孙犁在晚年既好读书，亦求甚解。他在《史记》上所花的心思和精力，比哪本书都多。他将自己“心参默诵”之所得，写入“上中下”结构的《读〈史记〉记》。这不是一篇学者式的渊博而精深的研究文章，而是作家式的印象性和感悟性的读书札记。孙犁以不拘成规的随笔方式，表达了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精神回应，对其作品的心灵感悟。他是在谈司马迁和《史记》，但也是借司马迁和《史记》来谈自己，来谈自己的文学观，来表达他对当代文坛与当代作家的不满和批评、失望和希望。

在《读〈史记〉记（跋）》中，孙犁介绍了自己解读《史记》的方法，强调说：

孙犁之评论司马迁和《史记》，也是先论其“大旨”。

像很多司马迁研究者一样，他也是先从班固评价司马迁的那段著名的不刊之论入手。在他看来，“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几句话，不只得了司马迁写作精神的“大体”，“且于文章大旨，可为千古定论矣”。他细致梳理了这段话所涉及的问题，分析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内涵，认为

接着，他话锋一转，对自己时代的有抱负的作家说道：

在他看来，司马迁依然是一座伟大的精神高标；与司马迁相比，当代作家实在差得太远。

为文决定于为人，没有伟大的伦理精神，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学写作。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伟大财富，不仅是语言修辞和叙述技巧上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人格和精神上的滋养。也就是说，《史记》不仅是伟大的文学现象和美学现象，更是伟大的人格现象和伦理现象。孙犁高度强调司马迁的人格精神的价值和意义，肯定其“发愤著书”的非凡毅力和伟大精神。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

孙犁看到了这个不朽论断中所蕴含的真理价值，并进一步详细而深入地申论道：

孙犁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揭示了文学上的“不幸”和“祸”并非“天灾”，而是“人祸”，而且还是人们无力抗拒和无法避免的巨大“人祸”。不仅如此，孙犁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文祸”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性的。这是对中国几千年来文人和作家的灾难遭遇的总结，也是对司马迁的著名论断的极为深刻的会解和阐释。表面上看，孙犁之所言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对事实的简单概括而已，事实上，像他这样将人们惯见的事实升华为深刻的概括性判断，并不容易。因为，这不仅需要认知的能力，也需要言说的勇气。

显然，政治是孙犁理解文学的一个稳定角度。在他看来，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和文学：

同一年，他甚至据此批评萧红，说她

孙犁对萧红的政治化批评，完全是一种扞格不通的浮泛之谈和隔膜之论。由此可见，他这个时候对政治与文艺的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他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并不是谁决定谁的简单关系，而是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试想，如果司马迁的写作，只是徇徇焉被汉代的政治所决定，那他的《史记》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

后来，历经坎坷，阅世渐深，又通过潜心精读，得司马迁和《史记》之助，孙犁才注意从知识和权力、文学与政治的矛盾关系中，来理解作家和文学的境遇。从司马迁的遭遇里，他认识到，千百年来，权力总是干预和压迫文学，总是给历史叙事和文学写作带来严重的桎梏：“褒贬一出于皇命，哪里还谈得到史德、史才。”在这样的境遇下，作家所能凭恃的，说到底也只能是自己的人格。

受司马迁的启示，孙犁特别强调作家在权力面前的人格自觉和良心意识。他对叔孙通现象进行了个案分析，认同司马迁对他的“不堪的言词和形象”的描写，因为对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希世度务”、“与时变化”，他像司马迁一样厌恶。他将良心当做根本性的东西，认为它是历史学家和作家的重要德性：

如果良心泯灭，则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就会“无恶不作”。借古人的镜子，看今人的面目，孙犁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当代作家在写作上的坏德性：

在孙犁看来，这样的写作，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和欺诈，毫无良心可言，与司马迁的伟大写作相去，譬若天壤。

对孙犁来讲，《史记》是一部高度“会己”的作品。他从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时代。它是一面清晰的镜子、一把可靠的尺子，可以用来批评当下的现实和当代的文坛。所以，他的话题常常始于《史记》而归于当下，只要司马迁的叙事与今天的生活有一点关联性和相似性，都会引发他的联想和议论。

例如，他由“先黄老而后六经”，说到了景帝与窦太后的“意识形态”冲突，又说到了太后找辕固生“问《老子》书”，言有不慊于心，怒而命辕固生“刺豕”。话头到此，孙犁“气郁结而不扬”，说不下去了。他自家的痛处，被这“刺豕”二字给触着了。于是，他将笔墨荡开来写道：

这样的议论，表面看来似与《史记》无涉，其实那一股愤愤不平的郁勃之气，却正是从《史记》中来。正是在这样的议论里，我们感受到，孙犁记忆深处隐隐发作的精神疼痛，看到他的未能忘情于当下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谈黄老思想时，他再次引申开来，尖锐地批评当代作家的不堪表现：

这样的议论亢直而尖锐，充满《史记》刺世疾邪的批判激情，指向自己所观察到且深为不满的世态人情，指向文学的现状和作家的德性。他用近乎杂文的笔法，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文场”和无行文人的尖锐批评。

最后，他由班固指摘《史记》的“三点错误”，引申出批评应以“正道出之”的观点，孰料自家的痛处，再次被触着，于是又大大地发了一通议论：

此处所涉及的作家的等级分类、拉帮结派、胡乱评奖等，都是有感而发，显示出一个作家对当代文学现状的深切忧虑和强烈不满。司马迁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太史公曰”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孙犁借司马迁的《史记》以“自镜”，清楚地看到今世文坛的乱象，看到当代作家的人格扭曲和道德危机。

由上可见，《史记》之所以吸引孙犁，是因为它是一部高度“会己”的作品。他对《史记》的会解和阐释是一种关联性的阐释，总是联系着他的个人经验和人间世相，充满了移风俗、正得失的道德激情和责任意识。

然而，《史记》也有与孙犁“异我”的一面。《史记》充满阳刚之气的激楚和奇崛，与孙犁的阴柔气质和懦弱性格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错位。正是这种内在精神气质的不同，造成孙犁对《史记》的某些重要价值的误读和忽视。

孙犁读《史记》，虽好学深思，能心知其意，但也有所疏忽，甚至偶见随意的诠解和臆断。他将司马迁游历南北，网罗旧闻，理解为“深入生活的问题”，就使人觉得有些“路径依赖”，缺乏新意。他将《史记》中描写淮阴侯“羞与绛、灌同列”以及与陈豨“步于庭”的描写，归之于太半抄录《史记》的《汉书》，也使人为之恨恨。最不可解的是，对司马迁的“贬退讨”的批判精神，孙犁终其一生，竟无一语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疏失。

如果说班固的“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是对《史记》的叙事风格和叙事伦理的准确概括，那么《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贬退讨”，则是惊世骇俗的卓特雄识，是《史记》具有灵魂意义的写作精神和叙事原则。这三个字，不仅是解读《史记》的第一把钥匙，对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来讲，也是千古不磨的“黄金定律”。

所谓“贬退讨”，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出自《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与好友壶遂的一段对话：

在司马迁看来，他自己的时代也是周道废弛的时代。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所以，他要以孔子为楷模，写一部《春秋》那样的伟大著作。他的最高目的就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确立“天下仪表”，以达建构永世不废的政治秩序的目的，用他借来的董仲舒的话说，就是“以达王事而已也”。他的写作原则，也要像孔子一样正直而勇敢，对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所有“权力人物”，一概进行坦率而尖锐的批评。

司马迁的“贬退讨”，实在就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写作精神，显示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境界。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赞美司马迁说，“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所谓“国民思想”就是现代思想，即理性的求真精神和正直的批判精神。

北宫锜有“周室班爵禄”之问，孟子回答道：

关于这段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这样阐释：

蒋庆根据两位古人的思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谓“贬天子”，即“废去天子一词而不用，贬低天子与天同质的神圣地位，降天子为一世俗统治秩序中的等级位列”。即便“贬天子”的“贬”，确乎是“损也，损即有损去降等之义”，那它也意味着肯定了批评最高统治者的合法性，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启蒙意义和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

对文学的批判精神废弛的时代来讲，强调司马迁的“贬退讨”，实在很有必要。然而，孙犁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段话的价值。这一疏忽，殆亦必然之事耳。他在《我与文艺团体》一文中说：

谁若怀有这种与《史记》的“异我”的消极态度，那么谁对司马迁的英风猛气突突上发的“贬退讨”，就很难产生强烈的认同和共鸣。更何况，孙犁的性格本来就是柔弱的，逮及晚年，心灰意冷，更显颓唐。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有学者指出，孙犁

这种软弱性格和消极心态，与司马迁的坚强性格和积极心态之间，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也必然会造成孙犁与《史记》彻底的批判精神的排斥性和“异我”性反应。

事实上，孙犁读解《史记》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对“贬退讨”的忽视，而是对“究天人之际”的误读。

笔者曾这样赞扬司马迁的志向和精神：

这确实是一段伤心已极而又坚忍不屈的话，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寥寥数语，但内容极为丰富，要言不烦地说明了司马迁历史叙事的伟大抱负。而“究天人之际”，就更显气概雄迈、抱负远大。可以说，司马迁“贬退讨”的自信和不可羁縻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句话中来。

所谓“究天人之际”，其实就是“以天究人”，即将天意和天道当作审视和审判人意与世道的标准和尺度。“中国自古有持‘天’言成败的传统，由《诗》、《书》可略见一斑”。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很大一部分来自同时代的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即

这种“援天道以证人事”的超验哲学和政治阐释学，确实可以对最高统治者加以道德和心理上的威慑，故“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只是后来，统治者对“天权”的敬畏，越来越弱化，对“天”的态度，也越来越随便。正如赵翼所说：

所以，司马迁试图通过自己的历史叙事，恢复“天权”的制衡力量，并以“天权”来批评和对抗“君权”，此即所谓“贬天子”。

崇尚天权并将最高统治者还原到人的位置，就意味着用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人，用公平的尺度来衡量所有人，即使贩夫走卒，抱关击柝者，鸡鸣狗盗之徒，也要赋予他以值得尊敬的人格尊严和精神光芒。《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平准书》和《扁鹊仓公列传》等所写，多是小人物，他们或以其多能，或以其正直，或以其勇敢，受到司马迁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美。

正像施章在《史记新论》中指出的那样，

有必要指出的是，司马迁对待所有人物的平等精神，就来自于他的“究天人之际”的超越精神，来自于他的“援天道以证人事”的“天道主义”精神。

然而，对“究天人之际”一语，孙犁虽然也曾留意，但却轻轻放过，以致思考未深，认识未真，不着边际地发了这样一通议论：

他按照僵硬的文学观念，将生活当成至大无边、至高无上的“天”，并让它作用于“人”，因此形成一个“天人之际”的文学关系阐释理念。这样的理解和判断，纯属想当然耳，偏离太史公的本意实在是太远了。事实上，这不能被仅仅视为一个知识性的错误，应该看作孙犁对《史记》的一个严重的“异我”性反应。

同样的问题，也见之于孙犁对《史记》的反讽精神的误读和误解。由于对司马迁勇敢的批判精神和高超的讽刺艺术缺乏认知，孙犁对《史记》中的那些绝妙的反讽，就缺乏准确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司马迁对一切阿谀奉承的小人和佞臣，都深恶痛绝，在《史记》中塑造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形象，如“操心坚正”的蒯成侯周緤，“醇谨而已”的万石君父子，畏罪持禄的卫青、霍去病舅甥，为皇帝“唶痈”的邓通等，比比皆是。为刘邦“起朝仪”的叔孙通，也属于这种人。他获得了成功，诸弟子皆夤缘做了官，便称赞他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然而，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却如此意味深长地评价：

事实上，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通情达理”，也没有什么“极度感伤的言语”，有的只是溢于言表的不屑和讽刺。清代学者牛运震早就指出，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评价，“前人以为溢美者，失之”。所以，孙犁的“也只能如此了”的话，无疑是对其直若矢的司马迁的严重误读。当然，孙犁之所以这样说，也是不难理解的：他一生里实在见了太多“希世度务”的机灵鬼，见了太多久惯牢成的聪明人。他也明白：在很多时候，做“一个书生”，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求得生存”，要“得到社会的承认”，除了“与时变化”，实在是别无选择。

孙犁全集11卷全，点图查阅电子版

李长之说：

然而，孙犁的气质，却偏于阴柔，他“生性单纯甚至有些懦弱，而人生的姿态又几乎是一种随顺自然的‘无为’状态”。更何况，他又年在桑榆，锐挫气索。要一个性格懦弱的老人，理解司马迁刚健的风格，要他会解“贬退讨”的修辞和叙事，要他懂得“究天人之际”的深意，就难免有些强其所难。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

孙犁不是“慷慨者”，也不是“爱奇者”，所以，面对“多爱不忍”、“爱奇也”的司马迁所著的“其文疏荡，颇有奇气”的《史记》，他的阅读反应就只能是这样：对触着自家痛处的地方，自有“会己”的共鸣和“嗟讽”，对不关自己痛痒的地方，即便倜傥奇伟，惊天动地，亦必加“异我”的轻忽和“沮弃”。

既然“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误区，那么，我们也就无须苛责孙犁。但是，坦率指出他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误读和疏略，并说明致果之因，也是责无旁贷的学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