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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正的生活存在时，它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幸福”——巴迪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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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生病了，病得不轻；哲学生病了，病得不轻，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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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瞑目以前，我们应当了解将死之人，否则任何哀悼都显得短暂而虚伪。
哲学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就是“应当是”（理想）与“是其所是”（现实）的结合。它是一个概念游戏的王国，一顶充满欲望的冠冕。
是的，哲学是有欲望的，它是属人的欲望本身，它使得人成为人，超越了一般的动物性，在它的驱动下，人意识到自身和对象的区别，意识到实在界和象征秩序的不可弥合的差距，现在，区别、差距、分裂、缝隙成为了人的终生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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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欲望被巴迪欧拆解为四个维度——反抗、逻辑、普遍性、冒险。
这些欲望并非从天而降，它们和世界的疾病有关。世界的疾病使哲学（及其欲望）几乎只剩下一半——“是其所是”，即复述现成的秩序（齐泽克不是经常称呼各种后结构主义者在做的哲学就是这类复读机哲学吗？）。
（从反抗的维度来看，我们的世界正在消化一些简单的反抗，压迫总是隐形的，真实幸福被掩藏起来，供给我们的只剩下日常生活的小确幸；这个世界也不是一个逻辑的世界，交际活动中的非理性规则随处可见，时间体验碎片化，生命流被区隔截断，我们拥有的记忆逐渐成为他者对于我们的印象/大他者对于我们的要求的记忆；至于普遍性，在资本逻辑主宰的世界里哪里有真实具体的普遍性？只存在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和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普遍魔法，更不要提分工的进一步细化造成的生命创造潜力的丧失；最后，这个世界同样不适合冒险，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可计算性是资本主义现代世界的真谛，衡量风险收益成为了理性的代名词，并且因而更加抢手，人们因为一时的收益而误以为自己是聪明的，殊不知真正的智慧只存在于独特的冒险之中，而你的智慧不过是前反思的被教导的愚钝，你的每一次胜利都是资本主义宇宙法则在你身上的双重胜利，既是其自身的活力之胜利也是对于你的控制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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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哲学的欲望必然指向对世界的疗愈，哲学必然要将自己世界化，即使代价乃是——哲学自己实现在某处/枯萎在某处。
由于人们盲目的谈论个人幸福，用他者眼中的幸福（或者被物化的幸福）代替真实幸福，哲学也显得特立独行，不受欢迎。只有哲学自己知道，动物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因而是幸福的（绝对形而下的幸福），绝对者全然是幸福本身因而无所谓幸福（绝对形而上的幸福），人知道自己不幸福却害怕这种不幸福并因此假扮幸福（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幸福）乃是最不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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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指出了现代哲学对于资本主义宇宙法则的三种斗争策略（也就是三种现代性批判的路径）：
第一，现象学与解释学，其大将是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
第二，分析哲学，维也纳学派是其先驱，如今他们统治了英美大学的哲学系；
第三，后结构主义哲学（“后现代流派”），德里达、利奥塔往往被归入此类。
它们分别代表着“革命的欲望”（我所说的“应当是”）的三个位面——开放的主体、民主的情感（意义的民主分享）、新的生活形式的创造。
这三种斗争策略的共同消极面——陷入了“真理—意义—X”的三重张力中，无法脱身；共同积极面——都关注到语言的中心位置。（三者的特点应该不用赘述，故省略）
总之，现代哲学坚持着两种公理——“一、真理的形而上学已成为不可能；二、语言是思想的关键场所，因为意义问题正与语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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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斗争的哲学是纯粹自我毁灭的哲学，它们完全不会改善哲学的境遇，相反，它们使得哲学愈发学院化、个人化。哲学愈发成为一项工作或者一类突发的感情，而不是某种关于生命认知与生命活动的第一信条。
在这三条进路中，哲学家都遭遇死亡，我们现在拥有的只剩下学者和记者。
这三条进路都是与资本主义宇宙法则妥协的结果，停留在语言中心主义的沼泽地，其上逐渐充斥着“某种过于适应现实世界的东西、某种过分反映世界本身面貌的东西（商品、交际、货币和安全执念等障碍现在被观念性地克服，而避免了实质性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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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的意思很简单。上述三条在开创之初也许有着明显革命的欲望，有可能实现哲学的欲望的激情道路如今已然蒙尘，它们从看不见的道路变成了看得见的道路。
因此，巴迪欧给哲学的药方乃是——回到笛卡尔。（具体情况可参见《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哲学宣言》《第二哲学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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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的“数元”（“数元面向所有人，它可以普遍传递，可以穿越所有语言共同体和语言游戏的异质性，不赋予其中任意一个特权，同时承认它们运作的多元性，但它自设并不经历这种多元，也不在这种多元中被建立。它也不会向科学语言的形式理想看齐，它将在自身元素中构建自己的普遍性形象”）。
拉康是让后结构主义者感到熟悉且陌生的怪人（齐泽克）。
巴迪欧也抓住了拉康的反哲学特质，其数元概念试图恢复哲学古典的理想——超语言的普遍可传递性（柏拉图主义——就事物本身，而非关于事物的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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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真实幸福都以时间的解放为前提”。
巴迪欧很聪明，无意识中受到了马克思的启迪。马克思是最早发觉资本的时间性之奥秘的人之一（在拙作“论资本的时间性及其统治——以《资本论》为例”有做一定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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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世界削弱哲学的欲望，同时又产生这种欲望。
为何？
第一，普遍人类学没有建立起来，特异性哲学仍然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第二，宏大叙事解体，集体主体的形象破灭都不过是为它们的回归所做的准备，个人主义必须保持开放性，这就是说，它无法充分实现自身，没有人会只拥护自己的名义。
第三，共产主义理念的缺席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激情等的增长导致人们面临的威胁日益扩大，哲学是提供一种真正的同时代的理性的奠基性形象的关键。
第四，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的在普遍抽象的法则下良序运行，其中充满了无数奇怪的东西和各种零散的极端事件。暴力、战争和压迫随时可能爆发，这个世界并不可靠，我们不能依靠给定的语言来描述事件，哲学才有能力思考事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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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哲学是哲学复兴的前提。“回到古典”意味着重构古典。
巴迪欧哲学——独特性与事件联结于真理之上。其主体是某个事件在某种真理中建构的，或者说是事件的真理点，个人只有成为这种主体，才能有幸福。
形而上学大厦的确已经垮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所有范畴都已经过时衰朽。实际上，对形而上学的解构本身也已经显得old fashion。我们急需一种奠基性的哲学主张。（我们可以构想一种巴迪欧版本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状态”，即“不是哲学复兴，就是野蛮状态”）
为此，必须中断主流哲学对这个腐败世界的留念。
为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决心
为此，我们必须在一种真正理念的指令下，站起来，往前走
为此，我们必须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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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这样一类特殊的哲学家，他们是反哲学的哲学家，是概念的天敌，是思考本身和内在性真理的追随者。
这一名单包括：帕斯卡、卢梭、尼采、克尔凯郭尔、维特根斯坦、拉康……
巴迪欧不愿意上他们的当，靠决心和孤注一掷来生活。但他感动于这些人对于真理绝对性的坚持（即使这种真理只能够被遭遇而无法被生产），感动于这些人对于被建构的主体的根本层面的平等性的坚持。
对于巴迪欧来说，道不同，但可知其谋——反哲学家们的幸福在于“存在与真理主体的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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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说，追求真实幸福必须改变世界，真正的哲学家总是对“改变世界”抱有执念。那么，何为“改变世界”？
世界实际上有五个层次；个人世界、集体世界、人类世界、自然世界、宇宙世界
改变世界因而也应当被视作一个具体的观点——我们究竟在改变哪一个世界，又能够改变哪一个世界？
这么一看，我们应当小心对待大名鼎鼎的《费尔巴哈论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一个整体的世界，不在其具体层次的意义上，是不容改变的，因为它是主体的存在背景，是不平衡的历史经验的不平衡性之来源，正如巴迪欧所说，“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封闭团体的界限，却无法完全避免被我们的出身、语言和民族所限定。”
我们身处世界之中，不能假装自己能够拥有一种对整体世界的改变的理智直观，我们看到的只是世界的局部病变和繁衍。这是不是说不存在本真的改变世界的行动？例如一次本真的革命？
当然不是，我们还拥有回溯性这一武器——事情的全部意义不会在当时就以清晰的面貌呈现出来，而是在事后被回溯性的视角所捕捉。十月革命直到60年代的红色狂潮之前，其意义都是被低估的，到那个时候，十月革命迸发出难以置信的解放性——打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枷锁——指向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富有想象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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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反扑、赤潮跌落的历史低潮期。对于十月革命的“缅怀”应该告一段落了，再这么下去只会使得过去的革命和革命者不得安瞑，使得它们成为我们的历史负担。
那么，改变世界，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尝试也终结了么，未必。巴迪欧的药方是——追求幸福/真正生活，这一药方三个药引分别是事件、真实、结果。
事件，这个概念意味着对给定差异的重整化（断裂），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坐标系中坐标的失控。事件，例如尼克松访华、五月风暴，它们都使得曾经仅仅作为事前期望的事情在事后的角度发生地如此理所当然。
凡是真实的就是不可能的，这是拉康这位萨满巫师的经典咒语。真实的必然逃避关于自身的相对性譬喻。它必然藏身于对于这个世界的主导性符号秩序而言想看见却无法看见的位置。真实意味着对于不可能之存在的存在地位的许诺，真实乃是绝对之真实，关心平等之真实。
结果就是一个展现不可能之形式挣脱象征维度压制的过程。我们应当忠诚于事件的结果，这种结果必然嵌入我们的处境当中，不可捉摸却时刻威胁我们。
忠诚于结果，进一步说，需要我们做改变者。重要的不是我们在大他者那里讨来的关于“我是谁”的答案，而是那个即将降临的缺少我的最后一脚的主体位面。换言之，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什么，你将要做什么。
一个幸福的主体专注于不可能的存在，对于这个主体而言，奇迹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只是过于平凡/频繁。这一主体拥有特定的身份，但却不停留在其上（“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是马克思从规范性层面在论述工人阶级这一历史透明主体的特质）。这一主体并不害怕自身的有限性，而盲目地追求相对于这种有限性的永恒，它明白有限性可以在自身之内划定出这种永恒，它也与自身的有限性做对抗，有限性的谎言被中断了——它现在无法传播关于可朽的焦虑，它必须准备变成新的有限性。扬弃有限性的方法就在有限性自身。这一主体不稀罕满足（满足是主体的死亡形式之一），只稀罕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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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已至此，如何改变世界？
“通过对某个事件的忠诚，通过创造自由与纪律之间的对等，通过发明一种幸福的新形式，即战胜满足的专制和死亡驱力的权力。当我们体验到幸福不是变化过程中预先确定的目标，而是过程本身的创造性主体化时，我们就知道某个东西正在世界上发生变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读到这里，不难明白，巴迪欧为何要重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并非因为它足够具有抽象的善原则或者拥有足够美好的未来纲领，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是的，“共产主义”乃是资本主义身体上的一个额外的器官，它向我们证明，资本主义身体从未真正健康过，永远带着疾病，带着对自身呼吸的困惑，直到那个对身体来说完全异质的器官发育成新的身体，它的致死疾病才得以痊愈（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马克思在《宣言》中忽视的悖论——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当然是真的，但这和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之间存在一段空隙，不妨说，共产主义之所以必然胜利，是因为资本主义并非真的会灭亡。恰恰相反，共产主义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救赎了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也胜利了，完结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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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章是巴迪欧最自己理论的回顾和未来写作计划的展望，难度骤增。
真正的生活并非不在场，而是在场，在一种理念下生活，在有效的联合中生活。借助古典（复苏本体论的讨论）来抵御宏大叙事被解构后的真空。巴迪欧认为我们的时代已经是一个诡辩派和怀疑主义者漫步的时代，急需新时代的柏拉图反驳他们（巴迪欧：“我是比柏拉图还柏拉图的人。”同时，“我不会离开唯物主义。”，决定论只是唯物主义的一个版本，而不是全部版本。巴迪欧同样认为自己也是一个辩证法家，但不是黑格尔那种决定论式的古典辩证法。）。
哲学必须帮助人们确信，真正的生活的内在体验是可能的。
“我非常喜欢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说法，很愿意重新提及它：‘作为不朽者生活。’这种情感还有其他名称：斯宾诺莎那里的‘真福’，帕斯卡那里的‘快乐’，尼采那里的‘超人’，柏格森那里的‘神圣’，康德那里的‘尊敬’……我相信有一种真正生活的情感，我赋予它最简单的名字，即幸福。”
“因此，哲学是三样东西。它是对时代的诊断：时代提出了什么？它是从当代命题出发对真理概念的建构。最后，它是和真正生活相关的存在经验。三者的统一就是哲学。但在某个既定时刻，哲学只是某一种哲学。等写完《真理的内在性》，我将真正提出任何哲学的这三种成分的统一，那时我可以说：哲学，就是我。哲学也同样就是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读我的书并在阅读中赞同或反对我的人。因为，如果存在思想，那么也存在一种世俗经验的永恒，一种真正生活的内在性的永恒。于是，我们所有人，朋友和敌人，都将分享这种内在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