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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张艳艳《齐泽克的列宁主义观》的阅读随笔
第二章、后政治时代的革命困境与可能性
革命困境：政治灌输已经不再那么有效。标准的政治主体再生产几乎不再可能（也许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过一个整全的透明的革命主体形象？）。
我们不仅失去了值得信赖的“革命自我”，同时也失去了那些稳固的看得见的敌人（斗争对象，今天也许什么都不做才是最激进的，因为有些“做”正是已经被允许的，正是权力为了维系自身所要求的内在违越。）。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吞噬一切外在的虚假敌人，就算是恐怖主义也会被纳入整个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掠夺的秩序之中。
可能性：在象征界层面发生的实在的大入侵。无产阶级的“空白化”和“缺位”恰恰也意味着其进行彻底的不被识别的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所在（一个辩证的翻转）。
第一节、后政治时代的革命困境
历史叙述的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历史的自然化）
“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就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那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交换价值遵循着自身的逻辑，按自己的疯狂舞步跳舞，全然不顾真实人的真实需求。”（齐泽克）
而齐泽克认为马克思这里的看法是“浪漫而空想的”（《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的再现，可是，旧事物的必然性毁灭真的是可以跨越任何中间地段顺利来到新事物的必然性成功上的吗？这中间，究竟是谁承担了“消隐的中介”的位置？），因为任何看得见的被旧的语言所描述的危机都是不充分的危机，都只不过是一次阵痛（这并不是说它自身的绝症是虚假的，而是说起自身的绝症需要革命的介入来证实，而不是在知识的层面，利用现成的语言/话语来实证），而资本主义将在疼痛过后重复系统性结构性掠夺的过程。我们不能天真地继续坚持资本主义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停留在19世纪的制度，而应当把它视作一个自动运行的诡异而残忍的系统，它放下了一切对单向度的偏执，开始毫不留情地席卷一切，翻译一切，消化一切，直到出现它无法咀嚼的坚硬的“无”（革命）。
海德格尔、霍克海默、阿多诺、德里达等人都察觉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淫荡的永生”——关于自身的限制同时也是自身发展的条件（其实凡是聪明的哲学家都无法忍受这种机械性的不讲道理的空洞进步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是进步的，但它与人无关，所以它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反动和邪恶的制度，在中世纪人神关系的平衡没有被打破的时候，人们至少可以拥抱虚妄的幸福，现在却只有关于希望的绝望，关于幸福的虚妄。资本主义给全人类造成了难以磨灭的“象征性贫困”）。
齐泽克眼中，西马的问题是不重视现实的物质因素在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统治中的基础作用，而苏马的问题是过于强调经济维度而陷入了历史进步论与历史必然性的泥潭（从纯技术的层面，历史总体上看当然是不会后退的,除了阴谋论者习惯于将古埃及人的生产技术和玛雅人的生产技术视作一种外星科技，还有谁会这么想呢？）
（这里，补充一下季广茂老师的一段话：“他（这里指齐泽克）总是在与人作对，你说东，他说西，你打狗，他骂鸡……时而激进，时而保守……即使他有立场，他的立场也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似乎只有挑衅性，缺乏洞察力”。这几乎可以说是对于齐泽克的模糊批评中最大的一个标签——否定神学，缺少自己的观点，几乎只是黏着在他人视角盲区的鼻涕虫。就我粗浅地判断来说，这当然符合齐泽克的独特定位，但事情也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我们置身人类整体命运，置身于左翼的资本主义批判事业之外，我们当然觉得这种姿态是肤浅孟浪，非学院化，甚至容易将其看成韩炳哲式的非政治哲学网红/采花大盗。但是如果我们置身其中，就能多多少少体会到，大体上，齐泽克挑衅的对象已经是非人的幽灵般的资本主义总体。他并非简单地与对立双方的某一派作对，而是抓住黑格尔主义的真谛——停留在否定之中，获得一个绝对中立的创造性的/自动的/最激进的无立场之立场，他拆穿了二元叙事下双方更深层次的合谋，将矛头直指那个看不见敌人本身，并且以令人不爽的姿态指出我们在旧的母体和其支配性语言之中坚持自身绝对真理性的可能下场。苏马已经失败，西马已经颓唐，齐泽克才认为这是属于黑格尔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在毁灭/已然终结，但缺少一种合适的异质性语言以不顾一切的姿态宣布它的结局，即缺少“黑格尔式的（或者说拉黑式的）”语言。于是他发了疯一样去散播那些黑话，并且使其成为资本主义宇宙中的反向神话和无法压制的瘟疫）
主体的非主体性
帕舒卡尼斯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尖锐地批评“公域和私域二分”乃是资本主义话语，而不是资本主义现实。齐泽克则重复了这一判断——资本主义国家无力承担生产并保护“公共领域”的责任，如今的公共空间都是换了皮的私人空间。
进一步说，这就意味着主体的非主体化——主体性的丧失（作为一种符号的主体在不断失败，社会有机体不能为我们办法真正令人信服的合法身份）。由这种丧失所造成的未被象征化的实在/无身份的“空白”在齐泽克那里叫做“被排斥者”，在朗西埃那里叫做“无分之分”，在巴迪欧那里叫做“被规划的人”
齐泽克复读拉康来讲述主体：
“(1)实在界（the real）的主体没有语言、理性的介入，只是一种纯粹的生理缺失，是最完满的生命状态，主体是自身的能指；(2)想象界（the Imaginary）的主体不同于实在界的“蒙昧”，借助于“镜像”(他人)，主体能够辨认出自我，在弗洛伊德式“自恋”的基础上，主体构建了自我与他人的联系，达到了与“小他者（the small other）”的认同；(3)象征界（the Symbolic）的主体是完全社会化了的人，通过对语言符号、社会秩序的认同，达到了与“大他者（the big other）”的认同。”
真实主体的建立是通过实在界抵御象征界的失败来实现的（语言是主体建构的条件，但是语言同时又回溯性影响了主体自身的欲望和需要，这就偏离了主体自身的真实意图，人们习得语言，习惯语言的结果就是人们不再习惯于倾听自身，直观自身的真实意图。简单来说，语言的表达和实质的意图之间的鸿沟不可避免带来损失。）。
“不是现实进入了我们的意象，而是意象进入并粉碎了我们的现实”（齐泽克）
资本主义的“语言”剥夺了主体作为拥有生命活动的自由意志者的地位，而将主体变成了一个“无实质的漂浮能指”（简言之，不要幻想当下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外直接建构主体）。
意识形态并不总是消极的欺骗性质的东西，并不一定高悬现实之上，它其实更有可能就其本身成为我们所处的现实（老生常谈，过）。
第二节、后政治时代的革命可能性
“一种依赖于暴力性偶然行动的革命才是可能的”
资本主义的界限与短缺
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是自动产生的，因而对其自身来说也是神秘的。其发展过程中遭遇的“超出”/“内在违越”（自己生产出了反对者）既是“内在的”（一种反向的对资本主义绝对律令的认同），也是“反抗”（福柯主义者错失的维度，他们简单去陈述权力允许反抗是非辩证的自欺欺人，因为这样只能把一切时代的历史的重新出发的新颖感斥为幻想）。这种反抗归根到底是出于实在界和象征界的不对称关系导致的。
齐泽克反对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中的“完满幻想”——生产的形式和所有制的悖论并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客观事实，而是镌刻在资本主义的真相之中的东西，不应该预设一个“拯救生产力的弥赛亚叙事”。
资本主义的真正危险来自于那些被视作次要的方面（或者说被假装严肃对待（意思是可以在不触及根本的情况下妥善解决）的方面——生态灾难、知识产权私有化、生物基因技术、新的种族隔离）以及那些被视作不享有地位的被排斥者（这些东西不会因为没有被表达而放弃彰显自身，而他们每次彰显自身都会冲击现成的语言，最终导致人们在现成的统治语言中发现内在不一致性和邪恶的“言不达意”，发现统治者的语言对于人的阉割不可能是完全充分的。）
“生态灾难是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资产主义以环境为代价追求剩余价值的恶果；知识产权私有化是资本逐利中对于文化共同品的垄断，它悄无声息将知识变成了私人逐利的工具；生物基因技术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威胁，它将人从根本上变成了现代化的产物；新的种族隔离是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的边缘群体所面临的新的生存性压迫”
灾难总是出乎人的意料（偶然性的介入现成的秩序），但同时又不出人意料（总是平等地针对一切秩序中的存在者）。灾难就其提醒人们注意我们的生活并非真的一成不变，渐渐发生的方面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一开始只是不起眼的仇恨（责怪灾难本身只是一种发泄，那些因为灾难一无所有的人眼中，真正该责怪的恐怖敌手乃是那些从灾难中恢复的人），后来则是排斥者与“被排斥者”的旷日持久的斗争（马克思那里“日益对立的两个阶级”即这个意思，在平静的日常中，双方表明相安无事，但一旦有什么风波，其生存境遇的恐怖差距则会刺激人民的情绪，首先是仇恨和报复心理，再然后则是悲悯的责任感、激情与牺牲精神）。
齐泽克以为，最迫切的事莫过于我们在每一次灾难到来的时候如何去利用这秩序被短暂扰乱的时刻，去造成对于资本主义的永久伤害，削减生命值上限的伤害（而不是在平静的日常中，参加一些社会进步活动，来为它回血）。最迫切的事莫过于把朴素的愤怒转化为革命的激情。
主体生成的可能性
“列宁的启示在于：在普遍性掩盖个体性和偶然性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凸显自由意志。后政治时代，主体的意志自由是唤醒无产阶级意志、突破资本主义的关键。”
笛卡尔式“我思”主体的解放性维度；
“‘我思’将人的思想还原为不涉外部对象的深邃之思的时候，……是一种对彻底自我退离的存在体验的精准描述””
“我思”主体不是呈现在身体中的soul，它更像是一个“外来的入侵者”（“我”难道不是对真实的物理维度的我的存在的遮蔽吗？）
“我思”主体才能不带有任何偏见地采取“无意识”行动（比如“第三世界的农民、学生、贫民窟居住者甚至无赖、嬉皮士、罪犯。他们作为被剥夺了象征身份的“无分之分”（朗西埃语），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在理论上实际上不能直接给出答案，这个可以商榷）。
齐泽克的宝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在苏式政党政治的悲剧结局后陷入盲目的“阶级自发性”骗局。他仍然支持一种起着中介作用的从外部充实革命主体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资本主义环境的原生产物，而是被创造的“一种外在于资本主义的新的集体性”
囿于资本的规训，主体被视作不存在的东西；而真正不存在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这个大他者本身（没有办法完全积极的在场）。
主奴辩证法——革命主体的可能性：
“表面看，仿佛无产者处于奴役状态而资产者扮演着享乐的角色，事实上，无产者才是真正的规则制定者，资产者本身因为主动控制而引起了被动焦虑”
采取行动彻底的颠覆资本主义的统治原则，不要所谓的渐进的内在革命（好像资本主义真的有个看得见的血条，可以一点点磨血）
“真正的‘打破鸡蛋’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暴力，而是权力对社会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全面干预，这种干预虽然未必摧毁任何人或事物，但它已经改变了整个象征性的场域”（齐泽克）
齐泽克的药方：资本主义遭遇灾难＋政党抓住机遇进行外部灌输刺激无产阶级重获主体性→新的联合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想象力的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