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齐泽克的齐泽克式文本：自由劳动概念只是表现出解答资本主义之谜的决心和倾向，但不等同于资本主义之谜的真正解答。资本主义之谜是复杂的，但可以理解，当然，最重要的是，理解它的方式是一种决裂后的本真性活动（列宁主义式的）。（改变世界才是真正的解释世界，解释世界到头来无异于维护世界，海德格尔:“改变世界以解释世界为前提”/至少修改了对世界的解释方式，不复述其现成的秩序，可是真的吗？解释世界能够为重新发明人的日常生活负责到底吗？恐怕不能吧，改变世界以解释世界为前提，同样也取消这种前提，如果不是存在一些不可名状的斑点，旧的母语将会卷土重来。改变世界才能对人本身负责到底。）

一、二层结构

经济的二层结构

商品经济——资本（增殖）逻辑尚未出场/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资本（增殖）逻辑在场/资本的资本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二层结构是不对称的，相互交织的（同样是失败的，否定性的，基于信念的）。研究中的两种误区分别是：第一，认为一种静止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理论的悬设（这一路径的基本错误在于“不是马克思强行设定了这一范畴，这一范畴乃是资本主义为自身设立的半真半假的基础”）；第二，认为资本逻辑消灭一切外部性立场（市场的绝对化消灭一切非市场的立足点，这一路径的错误则是我们虽然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语言才感到自由，但我们同时在最小程度表达了我们的不自由，我们当然不会因为选项的拓展而得到解脱，而是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感到这一系统的失败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了）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

（这里要注意社会主义的概念史，在马恩那里这是一个一般性的词汇，也不是事业的重心；或者说，对于马恩来说，社会主义唯有其内在的共产主义性才保证了其历史合法性，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这一名词是一个自反性的名词，是两种极化状态的混同。）

分配正义是一个副产品，不是主业（《哥达纲领批判》）。

拉萨尔派叫嚣着分配正义，却选择与俾斯麦苟合。

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范畴与资本主义范畴的相互补充，造成了资本主义系统淫荡的永生的错觉——实际上，这种补充却不是完全主动的，它同样也是一个无奈之举，当局者迷，因此，“当局者迷”应当成为“谜”。

非常重要的一点，“资本主义不遵守它自己所设立的规则，这一不遵守自身规则的资本主义是自取灭亡的。”。为什么呢？难道规则制定者不遵守规则有什么问题吗？一些阴谋论者认为，总有一些超然世外的世界操纵者，一种人形的上帝随自己的意志活动，可实际上，规则与潜规则的相互补充（如上文所述）依赖着其内在的断裂/不一致性，名义无法轻易靠外在的力量转变，除非它自身已经转变（我们必须事后捕捉这种名义）。

自发性革命和自觉性革命的区别也标志着马克思那里存在过的透明的历史主体是一种幻想（那种主体对于拉康而言就是“假设知道的主体”，无产阶级整体被视作历史的分析师）。

奠基关系是不可被还原的（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基础除了依赖这种关系本身，还要再依赖自己的结果，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基础，这也就是起源本身就是神话的，谢林：“开端就是以之为开始的例外”），因此自发性的稳固地位不能成为自觉性的自然产生的理由，相反，如果自发性是真正潜在的，那么自觉性要面临整个旧的母体的坐标系之冲击（同义语——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逆向同路

摆脱混同状态的办法并非是二选一（在分叉口选择可行的道路？）

而是彻底走向深渊（见齐泽克《作为终极列宁主义者的卢卡奇》所述的本真的列宁主义革命活动，它总是“火上浇油”，“站在更糟糕的一边”，而不是像卢森堡一样在民主的问题上喋喋不休，列宁本人在私人信件中的绝望完全不妨碍其公开的革命活动的自信，他完全知道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可以被洞见的历史时机，在那时所有革命条件完全具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事情恰恰相反，东风总是已经到来或者总是已经表现为终结）。看得见的极化结局不是和解发生的时刻，而是对和解的期待所导致的怨恨的时刻。

社会民主主义的根本弊病也在于此——它是可行的因而完全不可行。它不是资本主义系统内在的缝隙中生存的动物，而是在其沉重的呼吸下苟活的宠物。

“然而走出资本主义的道路绝非走入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道路不仅是不恰当的、还是不可行的”

正确，历史的纵深不是由历史性的产物自身产生的，而是其挣扎和失败所产生的（主体将自己陷入革命的进程，历史的罅隙，表现为历史中的“无”，使得历史成为一个“无主体的过程”）。

换言之，如果只是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那么我们无法回避一个可怕的事实：我们还在期待它。

三、原知识分子

原知识分子是不被历史所欢迎的人，它无法生存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其人为的纵深也永远反映着其内心黑暗的愿望，他们一边抛弃时代，一边被时代抛弃，怨天尤人。（“只是原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理论反映，只是知识分子可增殖身份的漂亮外观”）

唯物主义是一种勇气！很好，这也关系到被“唯”的“物”该得到怎样的理解。“物”既不是什么客观范畴，也不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这无非是说它具有永恒性），它是一种终极的唯名论事实——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齐泽克的南斯拉夫征兵笑话），它是自由的，虽然其自由的深度以主体的视域为中介因而表现得诡异莫测。

因此，必须承认，唯物主义不是一种任意的学说，也不是一个科学体系。它是对生命经验的特异性的捕捉和尊重，也是对生命经验的有限性（有限性vs无限性的大结局/和解）的超越。

“现实之外并无其他的现实。”

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当是：现实就是你的处境和你对处境的改变和追踪，现实就是你的主观努力的失败和这种失败中迎来的必然性之意义。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要认命”的真谛——并非一个先验的命运（加尔文主义）决定着你，而是命运总是姗姗来迟，又强迫你进入下一个生命阶段（过去的争执在不知不觉中的异质性语言中无法再被翻译，就像教皇颁布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法令毫无意外地传递出宗教观念的阶段性结局/在社会场域中的讨论阶次下降，从宽恕其他到被宽恕和包容，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一定是包容宗教的，与有神论纠缠不休的无神论无疑是另一种现代性自身带着呻吟的可鄙信仰）。

对原知识分子的刻画和我上学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铭牌祛魅是一致的。

“古代哲学模式的尝试已经不再是一种彻底的、可行的革命策略，而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有其现实根源”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无法为我们指引出路，相反，我们必须顺带着解救他们。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新陷阱

第一点即犬儒主义陷阱（虚伪的批评达到自我满足和封闭，表现出对资产阶级文化鄙视链的另类认同）

第二点在于虚假的外部性理论立场（先验的地基同样是资本主义式的）

第三点在于错失了真正的普遍性，而对于一种虚假的敞开怀抱的普遍性的接纳，一种恶魔般吞噬一切的先验哲学凌驾于现实之上。

“无节制重复的光荣牺牲”因而不要轻易给自己颁布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搞得好像自己牺牲了很多生命体验来从事“高尚的事业”，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这么叫嚷的。虚伪的左翼繁荣是资本主义最大的胜利（不要认为所谓相信总比不信好，马克思主义不能因信称义，那是神学，是宗教）。

四、剩余

人性论的批判，最近共读的《通灵者之梦》中康德已经做了一个表率——这帮人只是相信人性天然是利己的或者利他的，而忽略了投射向他人和投射向自我是非先验的（道德上人性论者是卑鄙的，不从普遍的人类知性原则出发，而从狭隘的私人判断出发，并预设他人有同样模糊的标准）。

你可以相信人性的狭隘自私，但决不能轻易的推广，或者作为你不再创造和鄙夷其他人创造的借口。

关于剩余价值和剩余快感的同源性，我做过一个比较随便的研究：

他明确指出拉康对马克思的“参考”是他超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重要一步，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让拉康能够将话语理论唯物主义化。

……

进一步说，这种结构性关系可以归结于一种视差：站在剩余客体的位置观察能指与价值的关系，会发现它们正在相互作用，其中主体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参与者，正如炒股时痴迷于虚拟资本的投机客以及那个索绪尔著名比喻中的无关轻重的棋手。而如果从主体的位置出发，能指似乎直接从享乐中滑出，剩余客体成为不存在的存在，无产阶级所处的位置正是这样的。利用这种视差我们将得到另外两个关于能指自主性的要点：第一，主体是失落的，或者说能指的主体与无意识相联系，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主体；第二，能指的自主性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体现在表征和生产的矛盾中

……

第一，都遭遇了能指自主性及其逻辑纽带，发现了主体的表征和剩余的生产的问题，即都发现了“非等价形式的主体”和“剩余客体”。

非等价形式的主体则是话语产生的一种效果，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关于劳动者或者享乐的真相并不是表象的假定充足性，而是结构性裂隙，它既与生产相分离，又与生产相联系。

第二，都发现了“对享乐的摒弃是话语的一种效果”，并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之中“社会关系不存在”。

资本主义当中的商品只要被定义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产物，它就会带有剩余的印记，但这种印记同时也是匮乏的印记。同一种生产，或者说同一种享乐，总是一次作为剩余出现，一次作为匮乏出现，没有主体是真正的享乐主体，资本家也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同时，资本主义的“公正”这一根本意义上的谎言却表明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享乐，资本主义的控制正好建立在这种摒弃和劳动或享乐的关系之上，它宣称人与人的契约关系这一社会关系是存在的，而社会是不存在的。

第三，发现了市场的绝对化是一种“实质性的减少”。

实质性的减少是语言功能的畸异发展，它和形式化的特权有关。经由这种特权，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绝对化的后果乃是取消了外部性后的彻底的无内容，内容全部被压抑到了无意识的领域，劳动者和劳动疏离了，劳动和劳动内容疏离了；另外，作为形式化对象的积极的无必然有其效果，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一种无，它独立地作为无而存在着，不可还原，是本体论开放的可能性所在。

至于剩余快感or剩余劳动。必须指出的是，齐泽克以及托米西克是戴着拉康派眼镜看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的使命在于指出拉康经由马克思所得到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想象力

因此他们完全基于拉康本人的意思，拉康在60年代中后期的研讨班中表明对《资本论》的阅读使得自己对资本主义主体的爱欲结构得到了新的解读——一种“资本主义话语”的理论，这第五种话语导致了拉康话语理论的激进化和政治化（“剩余快感”从“剩余价值”的外壳中出生），可以说，他虽然没有明确介入红五月，甚至反对学生运动，但无疑是有自己的理论同情心的。

这一部分鲁老师的论证有点简略了，并且对齐泽克的典型姿态存在一种误解——齐泽克从来都不站在福柯主义者一边，他的问题是耍赖和摆烂，而不是绝望，他的绝望是一种“四海为家”的“重新创造新天地”的理论解剖（行动中的乐观需要理论上的悲观来维系，但这种悲观不至于到“异化”无法被克服的地步，齐泽克恰恰认为马克思虽然对“异化”的用法偏向批评，但一种正常的，不断实现和推进的异化进程也是虚伪的，资本主义从未完全掌控一个人，他反对后现代主义者的标签式批评，没有人是典型的“拜金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下降到身份和标签间的鄙视链，这完全是资本主义叙事。）。

至于劳动作为私有制的历史性范畴，价值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这一论断是比较武断的。实际上，（资本主义）劳动和（资本主义）价值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准中介。它们既相互区别，又不可分割，它们是同一种语言，最多只是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区别。

如果价值完全是一种学科范畴，那也是国民经济学家们的价值范畴，而不是马克思的价值范畴。马克思的价值范畴是半真半假的资本主义真理（资本主义设立自身的基础的同时也丧失对这种基础的彻底理解，价值对资本主义来说是有效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是矛盾的，压抑性的。价值无非意味着资本主义还有些东西逃离了掌控，无法被翻译，音译和意译都不行），劳动范畴同样有这样的地位。

故不太赞同这里在同源性问题上的简单转变，只能认为是为后文铺垫的策略。

五、剩余劳动理论的自由劳动概念

是的，一个“门外汉”的常见疑惑就是“共产主义会实现吗？”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的绝佳回答应当是“资本主义反正没有实现”（间接回答才是真回答，直接的论证无非是基于一种偏私的信念）。

这部分的论述和齐泽克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的想象力是最为欠缺的”相近。获得这种想象力对于齐泽克而言就是成为一个列宁主义者（作为列宁主义者的齐泽克）。

这部分对齐泽克的批评符合一般意见。齐泽克“滞留在否定中”因而必须成为一个被误伤的对象。（在公开场合讥讽资本主义也不过是一种懦弱，而非勇气）（拉康本人没有培养起来一个历史性的反叛的分析师团体，齐泽克的二手拉康意识形态更不能胜任，他是一个可怜的宫廷小丑，期待着自己的死亡，必须杀死齐泽克才能迈向真正的列宁主义）

“前异化是一种虚构的不可能，而资本主义本身却是实在的不可能”

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或不可实现等同于资本主义是“必然的”，只不过这种必然性是偶然的，它无法完全缝合自己，不留缝隙，因而让不可能性流入其中。

“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并不真的先于社会主义，而只是被社会主义放置在自身的前面”

历史唯物主义的激进姿态——不是历史/过去决定未来，而是现在和未来决定过去。没有一个静止的过去供我们处理，现实本身就是一幅错视画，地层层累。

自由劳动概念的价值在于——它与超越资本主义的想象力相联结。它表明，“两个必然”应当被创造性的理解（即必须重新冷峻看待《共产党宣言》的时代价值）——“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中间不存在一个符合逻辑的主线（不妨说，中间是理论不可抵达的实践园地），前者不等同于后者，在历史中二者永远是不对称的，前者表现为“延迟的终结/失败”，后者表现为“不可实现之真”。然而，这种不对称关系恰恰是对循环关系的彻底否定，它现在告诉我们：一副身体无法摆脱他的影子但绝不会因此把他的影子视作他本人。他大可以鄙视和践踏他的影子，跑到没有阳光的地方，但是太阳只要照常升起，这个幽灵般的仆从就总会萦绕在它的身边或它的心灵上空。

简言之，“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依赖于“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这不是废话，我想说的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救赎，就像《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旧事物同样期待着它的结局，因为它总是自我矛盾着，担惊受怕的过日子（如果其运行法则对于它来说是完全透明的，它就必须放弃出场，如果它选择登台亮相，它就必然总是与其实在的法则擦肩而过）。

使用自由劳动概念的必要性也在于此，它不是简单的对资本主义的外在批判，而自愿成为问题本身，成为重新定位我们关于资本主义讨论的问题域的内在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