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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一卷
（宗教批判、对《法哲学原理》、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的“两个转变”：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私以为可以更加关注这种转变的不顺畅的地方，即卡住或犯了幼稚病的地方。）
（卢格：“它的警句过于矫揉造作，章法混乱而又过世雕琢，但它有一种有时把辩证法运用得过火的批判的天才。”存在一种对于青年马克思文本的形式主义美学研究。）
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前八段的要义，宗教批判本身已经关联着对现存的一切支配性秩序的批判，它是一声号角，震撼德意志的一帮反动意识形态阵线中的鼠辈）
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自身的假象，寻找非人了。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的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几乎是对费尔巴哈的作品的摘录。费尔巴哈的“人神同构”论，人创造人的宗教并沉浸其中，惊恐于自身对象化的能力、与世界拉开距离的能力。异化）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新解
1.宗教是人正常生活的阻碍。（无神论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第一层仍然停留在与宗教相对的地方。没有真正消化宗教，或者说与宗教和解。一种虚伪的庸俗无神论本身也是另一种信仰。区别只在于一个想要相信手边的，经验的，固定的东西，不想要相属灵者。另一个则相反。
2.宗教有双重作用，发挥了其“历史使命”。但归根到底，它是镜子和烟雾。这就像说鸦片让你逃离现实，但再怎么逃离你也将遭遇身体的极限。这是代价无穷大的一次消极抵抗。第二层试图发现宗教的矛盾，看上去确实贴合马克思的文本，一方面宗教是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抵抗，但另一方面又是不充分的、被允许的抵抗，即福柯所谓的“权力的内在违越”。到这里，仍然不属于真正的辩证态度。因为仅仅说出矛盾是不够的，这只是常识的思考方式。
3. 宗教的矛盾不是内生的矛盾。它表明宗教是一个与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性文化结构，物质现实相关联的开放精神建筑。（即为什么鸦片会流行起来，会不会有一种历史必然性）第三层已经发现了宗教（精神）与现实的循环关系。“精神”是块头盖骨，最高贵者最卑贱。当我们试图把握先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离不开经验，反之则反。康德那里明显遭遇了这个先验主体和经验主体的张力问题，黑格尔则认为这种张力是镌刻在先验之中的真正的先验。这一层也呼应了马克思此时所承认的费尔巴哈的现实与宗教同构，人神同构的说法。因此，天国的批判，神学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已经超出了自身，变成了对尘世、政治和法的批判。
4. 虽然宗教是一个开放的结构，但这种开放并不是完全自主控制的，不如说它是一个诡异的自动结构，在经济现实的变动下无形中下降到下一个阶次，而在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它仅仅只是一个统治者奴役人民，消磨反抗意志的工具。
这就意味着其所谓客观必然性是一种回溯性暴力，只有在人的语言完全压制了神的语言，宗教才得到一个释放，才被承认为必然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旧的神学语言如何的邪恶，而是要看出启蒙话语的恐怖前景。“宗教批判只是一切批判的开始”。重音从宗教转化到批判。
第一层中的愤世嫉俗表明资本主义式的无神论还没有那种自信。第二层中则发现了矛盾，但仅仅只是说出矛盾。第三层发现了矛盾以外还有循环，即宗教之类的精神建制总是已经是某种现实（同构）。第四层则用回溯性的思考拆穿了倚重循环导致的历史合理性的错觉。宗教的历史合理性仅仅意味着宗教的失败，因而（在德国）宗教批判也只是一切批判的开始。）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开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开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们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们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
（批判一词在德语中本身就有“重构”之意，宗教批判本身就不止是消极否定，而是对于人过上一种真正的/具有理性的人的幸福生活的努力。）
（下一段给出一个马克思版本的“哥白尼革命”。重申宗教一方面有着历史性对于哲学人类学的替代作用，另一方面又从来没有真正的完成这项替代工作）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宗教的颠倒、幻觉和狭隘不正是现实的颠倒、幻觉和狭隘的表现吗（宗教异化）？对天国的批判包含着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包含着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包含着对政治的批判。宗教批判已经初步关联着提出它的人们尚不能清晰确证的现实批判，马克思将把这对现实的批判的火苗点燃成燎原之势。）
在导言后面将要进行的探讨（也是对这项工作的一点贡献）开始并不是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这一探讨是从德国开始的。
（原本是指德国现状，因为德国是一个“头脚颠倒”的国家，它值得批判的主要是副本——哲学方面。但是，现状低于批判水平，哲学就够得上吗？德国哲学真的具有同时代性吗？一个不成熟的意见是：这里马克思的批判思路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引力”，哲学批判只能廓清现实运动的镜子与烟雾，马克思过于高估了哲学批判的现实影响。实际上，这时的马克思就像是黑格尔的影子，它试图摆脱这副身体却又离不开这副身体的遮挡。他对“英国经济——法国政治——德国哲学”的三元组的偏信始于黑格尔，还有那种“因为落后所以强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拥有一切”，“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是同一个过程”之类的话术也是对黑格尔“颠三倒四”的制语术的挪用。“虽然疯狂如斯，但自有其道”，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理解知识与信仰的统一性（虽然他简单提到了，但没有意识到一种最小距离或错位），思考德国出路虽然像是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先声（毕竟德国当时的无产阶级实力并不强大，各种保守势力和脱离群众的自由派影响却不小，马克思却认为德国可以不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许多地方浅尝辄止，基于一种浪漫与激情来表达关于德国未来的期望。这种期望实际上只能存在于那样一个社会的整体行动开始之前，它静止而美丽，却是不可至的不断后撤的幻影。
真正的理想主义就是学会与现实妥协，实事求是。哲学恰如其分地进入革命只是革命开始前的期待，为了自身的实现，哲学必须迅速地自我驯化，历史的纵深会吞噬一切非历史的东西。）
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要犯时代错误。甚至对于我国政治现状的否定，也都成了各国的历史储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按法国的年来说，我也不会是处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
（德国正在经历复辟，其现状不值一提。）
不错，德国历史上有过一个引以自豪的运动，这个运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没有进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仿造进行。我们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而没有和它们一起经历革命。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它国家勇敢地进行了革命，其次是因为其它国家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的统治者感到害怕，在第二种情形下，我们的统治者没有感到害怕。我们往往只有一度，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才在我们牧师的领导下，处于自由社会。
（“引以自豪的运动”——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欧洲复辟时期，欧洲众多国家如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的君主以基督教名义联合起来镇压兴起的革命，维护维也纳体系。这里，马克思可能的意思是，欧洲各国的疯狂的更加黑暗的复辟是革命的负产品，但德意志从未兴起过真正的革命却也迎来了这样最坏的时代，具有历史的幽默感。在德意志，曾经拿破仑的铁蹄带来了资产阶级的新的泥土气，但并不持久。德意志的统治者经由他国的前车之鉴，更加警惕起革命，甚至连“运动”一词都要禁止使用，但对他国现状之残酷熟视无睹。
当时马克思所见所闻都是“德意志万岁”“德意志的中世纪”“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法式花招”“法国人的诈骗”，这在他看来是后发国家的民族自卑感的表现，真正的民族奋斗不该通过狭隘的手段实现）
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贵族情结难道不是一种罪恶吗？）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公开的复辟）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把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历史对这一学派，正像以色列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只是表明了自己的过去，因此，这个法的历史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的历史产物，那它就是杜撰了的德国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家史”）。这个夏洛克，奴仆式的夏洛克，发誓要凭他的期票，历史的期票，基督教德意志的期票来索取从人民心上剜下来的每一磅肉。
相反地，具有条顿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那些好心的热情者，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找我们自由的历史。但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末我们的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谁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唤什么，就有什么回声。还是不要触犯原始的条顿森林吧！
（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一切法的形成，首先通过习俗和民众信仰，其次通过法学，亦即到处借助“内在的、静默作用的力量”而非“立法者的任意”。（萨维尼）
后期萨维尼:甘愿服从实证哲学所描绘的超验上帝的启示，来重建政治权威、社会伦理及法律结构。立法神圣、民族法/习惯法万岁、民族是自然的统一体、个人只有服从国家伦理/政制才是国家中的人、基督教的伦理学有普世价值。
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历史法学派依赖实证原则，看重片面的经验，没有使用“内在的观念的本质的尺度”；要“人民精神”不要“民族精神”，要“贫民习惯法”不要“贵族习惯法”；要服从“伦理的自然的力量”不要听从“超伦理的和超自然的权威”。历史法学派就是一群站在时代的浪潮中却往相反的方向走的人，当然，一种可能的来自黑格尔的保守主义辩护则是德意志的特殊性，二战后，这种特殊性真正的消失无踪。
“具有条顿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那些好心的热情者”——猜测为对威廉四世的虚伪自由主义（君主为实立宪为虚）及其拥趸的讽刺，典型体现是普鲁士的新书报检查令。古代德国人原自称“Teutsche”。当时南方的古罗马人将这群“Teutsche”民众称为“Teuton”（条顿人）。对条顿血统的崇拜也是当时德国复辟进程的一部分。条顿人曾经过着游牧生活，游牧者的自由就是对所到之处的其他人的奴役。）
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向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仍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批判没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经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
（批判在马克思那里确实有着倾向于否定的传统。但是，我们仍然要思考，这样一番浪漫主义姿态（现实主义—静态的现实观；理想主义——动态的现实观，理想妥协于现实，保持理想的灵活性；浪漫主义——理想就是理想，自由就是自由，代价就是罪恶）的言辞是否是一种冲动的表达？《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会反思青年马克思的满腔热情吗？我认为是会的，革命者的真正情感绝不是愤怒而是理论上的审慎和实践难题上的乐观之统一（chair猫非常明显的反映出这一点），激情的理性归根到底也是理性，不能取代现实的动员，不过，我也同意你们的保留意见。
顺带一提，现在网络的匿名性保护下愤怒的“左派”（他们试图说服大家我们也生活在一个21世纪的“普鲁士王国”，这无疑是可疑的、自绝于群众的自欺欺人）也不少，可是计划是什么？我们留下热泪以后除了与过去的革命与革命者的一种在场关系还剩下什么？）
这种反对德国现状的狭隘内容的斗争，对现代各国来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的斗争，而过去的回音依然压抑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如何透过德国的幽灵在演它的喜剧，那是很有益的。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并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世界历史”视野：旧制度的完成品——亟待被超越/正在被超越（不可挽回的消亡/牺牲）。德国现状并没有被世界意义的现代国家给完全的克服，每一次版本更新都产生了新的不可知的诡异bug。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不是屠龙者斩杀恶龙，而是与旧事物的和解。
旧制度无法真正使用异质性语言，路易十六的哪怕一丁点黑暗都要比路易十四时期的整个黑暗压迫要恐怖，因为已经来到了一个真正混乱的时刻，此时对于统治者而言，他们的洋洋自得就是他们的忧心忡忡，他们的忧心忡忡等同于他们的洋洋自得。这是历史的残酷。
旧制度的贪生怕死是一种世界性谬误，因为在历史绝对共时性的那一刻，反动派的垂死挣扎只会制造被取消意义的空洞的牺牲。）
历史为甚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当局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
（对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的 “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做了有趣的解释。从这种解释中，可以一窥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历史不是单调的线性发展，而是充满各种曲折和“再现”的。历史不只是历史编纂学，而是人的活动史。
“愉快”是站在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怀的角度上说的。）
所以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刚从狡猾的理论过渡到无耻的实践。
（马克思不断强调这一点：德国的政治经济等情况远远落后于英法等国，随着世界历史的逐渐清晰，这一点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
（这里需要思考一些问题，英法的哲学水平和德意志的哲学水平能做精细的比较吗？有着落后现实的德意志怎么生产出同时代的哲学头脑呢？特定的社会存在不是规定了特定的社会意识吗？）
（在此我做出两种可能的解释：一，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作为比照，德国哲学的思辨力从马克思本人的学习上来看较强，是值得批判的对手，这里没有额外的与英法等国哲学的比较；二，德国现实的加倍的疯狂和不自由刺激了思想的进步。旧势力和旧制度强大，历史的前进的势头尚弱，唯有在思想的领域可以生长，现实越是颠倒邪恶，思想就越是想伸张正义，并且从他国的革命和斗争中得到滋养。
以上两段是我曾经想到的对于马克思立场的两点辩护，现在我认为这无需辩护，而是青年马克思幼稚的表现，这种幼稚一直到他的问题域更新，充分考虑到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底层逻辑运行为止。赵家祥将此篇中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考缺陷总结为：“一是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思想;二是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首先解放自己和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群众，然后解放全人类从而也使自己得到彻底解放的思想。”我认为这种缺陷就来自于对于他所认定的黑格尔的偏信，高估了写作/呼吁之影响。）
因此，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并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仅限于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它的眼光的狭隘就在于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现实的范围，或者以为哲学甚至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生活的现实萌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的。一句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
从哲学产生的理论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虽然是在相反的方面）。
它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这个世界的批判斗争，而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它对对方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没有超出这些前提得出的结果，或把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果冒充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果，虽然这些要求和结果－假定是正确的－只有否定现存的哲学，否定作为哲学的哲学，才能得到。关于这一派，我们回头还要详细谈到。它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认为，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
（此处马克思阐明了哲学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实践派和理论派的错误看法。哲学与现实并不能截然二分，哲学并不单纯是对现实的反映，哲学内嵌在我们的现实中，我们对现实的思想正是现实的一部分，现实本身也具有思想性，一切现实本身都以相区别为使命。总之，哲学的坟墓在现实中，取消哲学也意味着实现哲学，要实现哲学必须取消哲学。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是同一个过程。
现在想来，马克思并没有重构其关于哲学的世界化的具体进路，至于世界的哲学化，现实向理想靠拢也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口号（后来马克思不是反过来了吗？思想停止的地方，现实的进程轰轰烈烈开始了，历史与逻辑统一，但最终面临残酷的伦理性抉择时，你是选择哲学家在理论上炮制的人为的历史性纵深/时代性的逻辑框架还是选择人民大众创造的被无意识表达的真实的历史纵深？），实际上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恰恰因为其统一性其等价性而拥有了最小距离。）
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最彻底的否定（现在看来，这是黑格尔的诱惑，但是黑格尔那里同样会辩解说“关于现实的思想也是思想”。），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如果说，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还是彼世，虽然这个彼世不过是在莱茵河彼岸）的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思维只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那末反过来说德国人之所以有可能从现实人抽象出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是从现实人抽象出来的，或者只是幻想地满足整个的人。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理论上的良心。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并列。因此，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代表了旧制度的完成，即表现了现代国家机体中的这个刺的完成，那末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的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
（德国的抽象思维和国家现状也不是完全断裂的，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一种可能，现状的卑劣和思维的自信并存，矛盾如此呈现出来。在此矛盾中，马克思敏锐察觉到，显而易见的现状与现代国家的抵触之外，潜藏着抽象的思维所表现出的现代国家的缺陷。马克思批判德意志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更进一步的批判，是对英法等现代国家和德国的与之相配合的抽象思维的同一体的批判。在狂妄的僭越的思维背后是现代国家的不自洽，对现状的讥讽远不比这有力。在一个更为落后的国家我们看到了更为先进的国家的落后：他们为什么把从现代人和市民社会抽象出的现代国家当作牢不可破的先验的奇迹和持续存在的神话呢？）
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现在看来，这里说话的是一个“记者马克思”，亲身实践以前，很多人都会对于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活动抱有期待，但是投入以后又收获一种肤浅的失望。理论为了变成物质力量，应该先把自身彻底物质化，先成为反理论，理论植根于现实之中，又是无根的。理论首先要变成“理论——现实”）理论只要说服人（翻译有误，应为“在人的层面说明人”，这样符合费尔巴哈主义。“说服”在德语中确有人身攻击之义。翻译成“说明人”也符合后文讲人的本质那一句。），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根本”翻译成黑格尔——“观念的内在的本质”）。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费尔巴哈）。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德国的出路何在？德国是有出路的，这条出路具有德国的特殊性，支持单纯的政治解放的不可能性。这条出路是暴烈的行动，唯有武装斗争能让思维里的狂飙突进彻底涌入现实，它也早就存在于现实的阴影中。）
（历史呼吁彻底的理论，彻底的理论才能彻底说服群众，掌握群众，借群众这个中介完成自己的终极任务——生产出主体的客体化或者说主体的自我异化。越彻底的理论拥有越强的生产性，主体借这种理论成为物质力量，成为历史中介自身的环节之一。我们服从彻底的理论，我们拥有彻底的自由，我们向历史保持忠诚，我们就是历史。）
（绝对命令在康德那里是意志的或人格的要求，是理性存在者主观和客观上都绝对服从的。德国理论最终归结为这样一道绝对命令，即“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直白地点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紧接着以宗教改革过渡，他认为新教正确提出了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问题，新教的解放性是有限的，新时代的德国哲学将沿着新教曾经立下的光荣旗帜前进。过去新教解放了世俗力量，现在的德国哲学有解放全体人民的潜力。这里又不禁让人发问，这种潜力的住址是马克思天才的发现还是一厢情愿地偏信？马克思没有让人信服地论述这一点，因为这离批判甚远，过去德国的农民战争受到神学的阻碍而失败，如今德国哲学几乎打破了神学的桎梏，悄悄地为全民斗争而张本着，批判哲学骨子里的“叛逆”无论收编到什么样的容器里都会冒出来。康德以来的批判哲学把启蒙精神发扬到极致，反映了人类摆脱蒙昧，过上幸福自由平等的共同生活，创造真正的美好社会的愿望。马克思为这种愿望所感动，但同时冷眼相待，在混乱的有关未来的争执中，狂热地坚信共产主义即必然王国，共产主义在未来指引着道理，牵引着历史的移动。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回溯性确认的身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自己有意识地承认这身份之前就承认过了。斯大林主义在这方面是温和的，采取一种近乎兜售商品的方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巴拉巴拉之类，斯大林主义者还有着某种功利的心态，是的，它比邪恶的资本主义要好，所以我们是它。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本身不是卖点，不是为了与资本主义竞争而维系自身的，当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坚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呈现出这样一副“温柔”的面貌也不奇怪，可是它最终面目全非。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无需过多的言语，简单地说，自身的极度不自由和他人的极度险境已经无需再给出别的答案了。难道启蒙以来的一切期盼都要随着理想王国的埋葬而埋葬吗？丧钟究竟为谁而鸣？我们有必要反对“要么共产主义，要么人类灭亡”的谰语，同时也有必要奋起反抗，因为历史推人们向前。
现在看来，不仅马克思上了黑格尔的当，我也上了马克思的当。虽然这一辩护姿态不是没有价值，笑。）
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对这句话的常见解读往往是，脱离物质基础的革命不可能成功，不符合国情的理论不能彻底实现。是的，这十足宏观以至于完全没有什么好反驳的。但我们难道不应该同时警惕由此出发的修正主义解释吗？革命的物质基础是死板的，无生气的纯粹物质吗？不是，我们永远等不来这样的物质，如果要等，无非就是改良渐进的第二国际式的路线，无非就是分化了的工人阶级的撕裂着的愿望，那些不愿意放弃自己生活的人掌握着革命的薪火，流浪的无产者只掌握着寒冷、饥饿与呻吟。真正的行动家谨慎但却不会四处顾忌，物质基础的残缺反而是利于发挥的“宝藏”，在现有的历史的条件下，我们究竟能不能做又能做些什么？什么是真正激进的活动？有的时候什么也不做是最正确的，比如一个主人足够聪明且难以对付时，我们身在阴影之中；有的时候必须极力行动，历史的催促容不得妥协。革命者将革命的“第二天”纳入考虑，当然也包括失败后的“第二天”，不过这不是首要的思考。首要且重要的考虑不过于——“我们的革命主体在哪里？”）
（此外，必须与庸俗的“国情决定论”保持距离。庸俗的“国情决定论”根本上抵制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立场，至多怀有一种对资本的全球主义的认同。在这里，不是要否定和平共处的国际交往原则等，只是需要警惕摆弄此原则而捏造人民意志的邪恶。“各国的道路由各国人民选择”，但问题在于从未有过一个能形成整体性意识的整全的人民，超阶级的国家在“人民”试图去影响它之前已经被“人民”所改造了。承认一个抽象的人民共同体，使得具体的现实的人纷纷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并且让不平衡的补偿能够站上天平宣告自己的胜利。现行的不一定是现实的，更不一定是合乎理性的。对于特殊国情和本地传统的过分强调往往抛弃了进步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被不断强调的特殊性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真正普遍性的霸权的凯旋罢了。今天，不少左翼放弃互助原则，以尊重国情的借口容忍宗教的残忍审判，暴虐的镇压机器等，放弃最低限度的责任；也有不少左翼站出来“为一切负责”，纵容鼓动民粹运动，宣传着左翼的“新殖民主义”和“新军国主义”。看似矛盾的两种坏蛋左翼实际上都是国情决定论的忠实奴仆。前者是多元国情下的冷漠，后者是国情可改造下的侵凌。
这些现在看来也是不充分的思考。）
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美妙的“戏谑”！）
（我们如何认识乌托邦？什么是一个合适的乌托邦？马克思在这里排除了伪装成激进的一种乌托邦方案——不触及私有制的纯政治形式的革命。至于自由联想的练习成果式的乌托邦，显然是低于批判水平了。）
（真正激进的乌托邦，正是马克思这里的好的“乌托邦”，虽然马克思可能在这里是贬义的使用。）
（即它不是天国般的弥赛亚的未来而是穷途末路的情况下的紧急状态，它意味着在给定的符号系统和背景性秩序中做表现为不可能的事情，它发现了背景性秩序和既定的符号系统的不自洽，疯狂地去改变二者的基本单元。尼克松访华不正是这样一个奇迹般的“乌托邦事件”吗？）
（真正原教旨的“乌托邦”被马克思完美地描述了——那样一种认为现存秩序可以永远稳固只要它永远运动的幻梦。）
（后面马克思又开始数落起德国来，既有纵向的历史考察也有横向的德法比较，如此多的批判最终只为找到一把“匕首”——“锋利的”无产阶级。它是“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德国其他阶级，软弱的资产阶级和凶悍的容克地主、军人贵族都是德国的片面的力量，唯有无产阶级为普遍解放而进行阶级斗争，为全人类服务。）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是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为人。
（批判哲学借无产阶级这个大中介完成主体客体化的使命，无产阶级也发挥自身中介性力量的同时领悟了精神上的觉醒。当这种哲学真正接入现实，德国人怎可能不为成人/承认而奋起抗争？）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在德国，只有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
（德国的出路——普遍的解放，不是某个领域的单独解放。必须为了早日实现人的类生活，回归人的类本质，自由地发展自我而消灭一切旧制度。德国的灾难级历史时刻表明，德国的解放之旅是一条光荣而艰辛的荆棘路。在这趟旅途中，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心脏，在敏锐的头脑的指挥下，在无产阶级对全身的支配性影响下，不断前进。旅途的终点，哲学紧紧嵌入了现实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找到孤独的它了，而无产阶级的“羞耻又强大”的称号也成了过去式。）
（旅途的终点，法国式的甚至更猛烈的暴风雨将向世界宣布德国的复活！）
（现在看来，内在条件是什么？马克思这篇文章中很多地方都存在华而不实，语焉不详的弊病。他仅仅告诉我们该反对什么，该拥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立场，但并没有明确的可持续可操作的计划。愤怒和批判没有现实的渠道来疏通只是一次停歇的愿望，还有，导言所处的位置不能成为它的免死金牌，实际上，在法哲学批判的手稿中也存在相似的不足。）
（最后寄语：阅读马克思不应作为教条主义者来阅读，一定要注意变动不居的现实。教条主义已经是对教条的摧毁和反动，对灵魂和信仰的过度执着只会导致形骸灰飞烟灭，灵魂和信仰再无居所。在拥有发言权的时候的任何对公共理性的浪费都是之后无止尽的沉默和更为惨重的代价的预兆。
马克思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理想主义姿态，力求使其理想保持开放，不断跟实践与历史相兼容，另外，他甘愿从一成不变的美好生活中挣脱，（真正的）“自寻死路”，这本身就是一种其主张与行动合法性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