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话语政治学与马克思的同源性——以“剩余享乐”和“剩余价值”的同源性为例

（赶工之作，慎看^_^）

（摘要、关键词、注释、参考文献略）

一、导言：拉康话语政治学的由来

1963年，法国精神分析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重要标志乃是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瓦解。新阶段的分析师群体不再与他们的前辈有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他们不再作为“由移情关系构成的逻辑整体网络”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社会基础的根本变化，拉康理论的社会基础的根本变化。1968年开始巴黎五月风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驱逐案等一系列新事态的发生，更让拉康感到有提出一种精神分析的政治学的必要性。

此外，就拉康理论的发展脉络而言，他经历了从基于想象界和象征界考察实在界的运作到考察实在界向想象界和象征界渗透和延伸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之中，“话语”概念得到了重新阐发，在1968—1969的第16期研讨班《从一个小他者到一个大他者》中，话语不再仅仅用来表明语言的超个人性本质，而被用来指称“在语言中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联结”。此后，话语作为拉康理解并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性工具，一直是拉康关注的焦点。第五种话语——资本主义话语的发明，更标志着拉康话语政治学达到了顶峰。

在这种话语政治学的诞生过程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拉康参考的重要思想资源。拉康这样介绍他对马克思的参考：“I will proceed with a homological outlook based on Marx in order to introduce today the place where we need to situate the essential function of object a.”这之中就直接提及一种关于马克思的同源论视角，这种同源论与类比意义上的联系无关，而与逻辑意义上的联系有关。学者萨莫·托米西克认为，拉康此时在教学上对马克思的“引入”并不是偶然，这种“引入”依赖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之间的联系。关注这种同源性将会让我们发现弗洛伊德的论域和马克思的论域所享有的共同逻辑，并理解拉康连接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特殊性：拉康并不是像马尔库塞和赖希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利用精神分析的内容转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或进行相反的操作，拉康无意重塑马克思的内容，以便证明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兼容性，他只强调二者在逻辑上的联系，因而他所提倡的精神分析的政治学也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实践，而非对社会现象的简约分析。

过往研究中对拉康与马克思的联系探究可能存在过于狭隘的缺陷，并且几乎都依靠齐泽克作为桥梁。而事实上，萨莫·托米西克对于这种同源性的认识是更加细致的。因此，本文将以萨莫·托米西克的代表作The Capitalist Unconscious：Marx and Lacan和The Labour of Enjoyment: Towards a Critique of Libidinal Economy为基础，从“剩余享乐”和“剩余价值”的同源性这方面论述拉康话语政治学与马克思的同源性，展示对拉康化马克思主义这一道路的认识。

二、从“快乐学说”到“剩余享乐”

（一）弗洛伊德的“快乐学说”

“剩余享乐”这一概念，作为拉康话语政治学的四个变项之一，从弗洛伊德的“快乐学说”中吸取了灵感。

这种快乐学说有两大原则：一是“快乐原则”，二是“超越快乐原则”。前者是弗洛伊德在探究人类心智运作功能时和现实原则并举的东西，它说的是有机体有着追求紧张感减轻的原始冲动。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无意识彻底不同于意识，它力求紧张感的彻底消失并追逐即时满足，如果无法做到即时满足，心智就通过自由联想将无意识的压抑——必须立即得到快乐——分散，并且还会将压抑转化成得到满足的幻想。当然，问题是，幻想不能持续起作用，这时候，心智就转而受到现实原则的支配，转而试图将紧张感维持在某个恒定的程度，接受了外部环境导致的延时满足这一事实。

后者则是弗洛伊德基于战争神经症患者的梦得到的东西，梦中，精神结构似乎完全不受快乐原则的影响，它重复令自己紧张的创伤性场景，不再避免不悦，而是依靠焦虑和惊吓试图控制有关自己的刺激物。弗洛伊德以一种还原论的姿态进一步指出，梦超越快乐原则而活动，强迫性的重复发生在欲望满足这项功能之前。

拉康称快乐原则是一种复原倾向，超越快乐原则是一种重复倾向。而且，借助科耶夫对“快乐”（pleasure）和“享乐”（enjoyment）的划分，拉康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快乐学说，他将享乐和快乐对立起来，享乐被定义为心智中紧张感增加时的副产品，由此，快乐原则现在是对享乐的禁止，它引导主体在能指间切换，保持心智的稳定和平静，劝说主体“要尽可能少地享乐”；超越快乐原则意指主体那里不断产生的违反那些内在于语言的结构性禁令的驱力，在它的影响下，每一种话语都作为享乐的话语被承认。

（二）“对象a”到“剩余享乐”

论及“剩余享乐”还必须提到“对象a”，拉康把“剩余享乐”视作“对象a”的延伸和成熟。当然，在拉康的漫长理论生涯中，对象a的解释极其复杂，就像是理论中的黑洞，这里只做最基本的定义：对象a是欲望的成因，在主体存在的三个界域的流转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主体的欲望和幻象起着重要的结构功能——“召唤主体去欲望与之相遇但又总是与主体失之交臂”。那么，为什么对象a如何与剩余享乐联系起来呢？这是因为对象a是具有增殖或者说再生产功能的以不存在形式存在的东西。在拉康那里，主体原初状态的完整享乐根本上来说并不存在，它是一个回溯性的幻想，建基在作为剩余的享乐之上。主体只能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享乐，并且这种追求的满足只要还停留在语言当中，就必定会遇到它不可抵达的地方，必定遇到它的界限，这个界限构成了剩余享乐的另一面，即主体总是与之失之交臂的一面，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说，对于剩余享乐的欲望不能被真正满足，它的结束就是它的新一轮的生产的开始。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追逐同样陷入这种悖论性的空洞循环——追逐剩余价值的实现等同于追求它的增殖。

三、“剩余价值”简述

我们知道，在“剩余价值”这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范畴被揭露以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市场交换体系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是经济学的奥秘所在，一切事物都能够按照某种价值形式被计算，成为一定量的交换价值。而马克思却指出这一奥秘的隐秘前提乃是一个非等价交换的存在，即劳动力的交换这一存在，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等价交换形式的掩盖下为资本付出无偿劳动，生产出剩余价值。而且离开了这一“淫秽”的补充，等价交换恰恰不再能够成为其自身。可以说，这宣告了“钱生钱”的资本主义神话的破灭。

另外，劳动力商品并不完全被纳入市场的等价交换体系，它既在这个体系之中，享受“公平”原则，又在这个体系之外，是资本不断增殖的欲望的牺牲品。

四、话语理论的唯物主义转向——同源性的真正体现

在对“剩余价值”和“剩余享乐”有了基本了解后，让我们转移到萨莫·托米西克的道路上来。萨莫·托米西克没有满足于仅仅提出平滑连贯的象征交换和等价的商品交换的相似性以及/这一分裂的主体与劳动力商品的处境的相似性，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欲望与主体无意识的欲望的相似性。而且拉康也从来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剩余价值和心智运作中的剩余享乐是平行关系。他的关键贡献在于，他明确指出拉康对马克思的“参考”是他超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重要一步，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让拉康能够将话语理论唯物主义化。“剩余价值”和“剩余享乐”的同源性就体现在这种唯物主义转向之中。关于这一点的说明如下：

A theory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however, not only reintroduces the rejected problematic of the structural non-relation, which drives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but in the same move proposes a critical epistemology and a materialist ontology of discursive consequences.

拉康话语政治学的诞生，亦即话语理论的唯物主义化，所需要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能指的自主性，离开能指的自主性，拉康将不可能把讨论延伸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从而得到“剩余享乐”这一概念。

能指的自主性，完整的表达应该为，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独立差异系统中能指以绝对的方式被建立起来。而它首先意味着不存在“元语言”，不存在隐含在语言当中的另一种语言，这里必须重复马克思的重要结论：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政治经济学的语言试图作为“元语言”对商品形式加以分析无疑是徒劳的，因为商品交换本身就像语言那样被结构着，交换体系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则，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在逻辑上与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从交换结构的角度讲，交换的等价形式既可以关系到正在发生的商品交换，也可以涉及时间上连续的生产。萨莫·托米西克解释这一点时引入了双轴理论：在能指的自主性中存在着两个异质但相互关联的轴——表征轴和生产轴，前者容纳着能指和主体的关系，即“（主人）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东西”，或者说“商品——货币——商品”（C—M—C），它遵循着幻想逻辑，幻想逻辑将审查社会表象的表征机制，使得结构性矛盾神秘化；后者容纳着能指和客体的关系，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同时也发现了能指和剩余客体的结构性关系，也就是“货币——商品——货币”（M—C—M’），这种关系遵循着生产逻辑，生产逻辑解释了凝结在商品（或者能指）当中无差别的抽象人类劳动这一价值支撑与具体社会中的相对立的生成之间的联系。

进一步说，这种结构性关系可以归结于一种视差：站在剩余客体的位置观察能指与价值的关系，会发现它们正在相互作用，其中主体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参与者，正如炒股时痴迷于虚拟资本的投机客以及那个索绪尔著名比喻中的无关轻重的棋手。而如果从主体的位置出发，能指似乎直接从享乐中滑出，剩余客体成为不存在的存在，无产阶级所处的位置正是这样的。利用这种视差我们将得到另外两个关于能指自主性的要点：第一，主体是失落的，或者说能指的主体与无意识相联系，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主体；第二，能指的自主性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体现在表征和生产的矛盾中，如图所示

表征的过程（左三角形）和生产的过程（右三角形）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连续的，又是断裂的。表征轴上的卖和买涉及劳动者，交换在这种流通过程中被形式化，用于交换的双方不再是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反而体现出一种可通约性；生产轴上涉及资本家的买和卖，则显然是对称的，因为两种商品有着异质的使用价值，而买和卖中两次出现的货币是“同一种”一般等价物。然而，问题在于，货币的“再次出现”只是事物的表象，表象内部产生了非等价性，劳动者出卖的东西与资本家购买的东西怎么会是同一种东西呢？出卖劳动力的价值怎么能与购买劳动力的价值成为同一种东西呢？货币第一次出现，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的确是某种最一般的商品，但第二次出现，就不再作为这种“同一性”，而是作为资本，作为特定历史形态下的生产关系。对于劳动者而言，货币仅仅是货币，因而他们出卖劳动力获得的报酬理应是“公平的”，然而，对于资本家而言，货币是资本，使用所购买的劳动力绝不是为了生产商品，相反，必须生产剩余价值。所以，从货币的表征得到的结论只是一种幻觉，生产的量由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裂而在生产内部被加倍了，公正的劳动报酬也是不公正的盗窃。进一步推论，劳动者主体具有根本上的非同一性，因为价值和使用价值是价值体的两个因素，同时交换价值又不能脱离交换而存在。拉康针对这种自身非同一性的主体提出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主体并不真正地享乐，不存在享乐的主体。折返到马克思那里，则意味着，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归根结底是抽象的资本主义市场产生的效果，准确来说，是等价形式的商品市场转变为非等价形式的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效果。这就又和能指的逻辑有所响应。

既然能指的自主性是矛盾的，那么，拉康具体是如何突破能指自主性的结构主义神话的呢？这一方面，雅各布森是重要的先行者，他认为能指的诗化也应当被考虑进来，诗歌中的语言具有生产性的维度，超越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维度，处于能指之间的关系的位面，拉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能指定义为享乐的装置，像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批评索绪尔，认为索绪尔重复了政治经济学家的失误，没有考虑劳动过程和劳动力之间的区别，以及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区别，从而忽视了语言科学的生产这一层面，仿佛语言是一种完满的始终有意义的东西。批判过后，拉康紧接着创造了“呀呀儿语”（法语：lalangue）这一概念，指涉一种非交流性的具有多义性并从中享乐的语言，他说，真正能够解决能指自主性矛盾的问题的正是“呀呀儿语”，“呀呀儿语”承认了能指内在的不稳定性，并且为引入主体和剩余客体铺好了道路，也就是为语言的历时性维度铺好了道路。最终，也就开启了话语的唯物主义转向。

也正是在这一转向之中，“剩余价值”和“剩余享乐”的同源性得到了真正地体现，虽然这种同源性已经在上文的论述中得到了暗示，但在这里仍然有必要进行提炼：

第一，都遭遇了能指自主性及其逻辑纽带，发现了主体的表征和剩余的生产的问题，即都发现了“非等价形式的主体”和“剩余客体”。

非等价形式的主体则是话语产生的一种效果，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关于劳动者或者享乐的真相并不是表象的假定充足性，而是结构性裂隙，它既与生产相分离，又与生产相联系。

第二，都发现了“对享乐的摒弃是话语的一种效果”，并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之中“社会关系不存在”。

资本主义当中的商品只要被定义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产物，它就会带有剩余的印记，但这种印记同时也是匮乏的印记。同一种生产，或者说同一种享乐，总是一次作为剩余出现，一次作为匮乏出现，没有主体是真正的享乐主体，资本家也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同时，资本主义的“公正”这一根本意义上的谎言却表明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享乐，资本主义的控制正好建立在这种摒弃和劳动或享乐的关系之上，它宣称人与人的契约关系这一社会关系是存在的，而社会是不存在的。

第三，发现了市场的绝对化是一种“实质性的减少”。

实质性的减少是语言功能的畸异发展，它和形式化的特权有关。经由这种特权，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绝对化的后果乃是取消了外部性后的彻底的无内容，内容全部被压抑到了无意识的领域，劳动者和劳动疏离了，劳动和劳动内容疏离了；另外，作为形式化对象的积极的无必然有其效果，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一种无，它独立地作为无而存在着，不可还原，是本体论开放的可能性所在。

五、结语

“剩余价值”和“剩余享乐”的同源性实际上启发我们重新激活马克思思想的激进之处，并且作为拉康话语理论激进化的重要动力所在，向我们表明：资本主义的享乐模式让我们不断在无意识中复制资本主义。

这种同源性还启发了我们对拉康化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想象力。当然，即使拉康本人钟爱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红五月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他以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姿态说道，这群学生只不过是想要一个新的主人，并且，他们迟早也会得到的；同时，他坚决拒斥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错误的道路。

拉康化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真正内核实际上在于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不可言说的实在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简单否定宏大叙事，开展解构主义的微观斗争，他们始终相信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方式不仅让主体变成话语的一种效果，而且让剩余客体成为那个永远心向往之却永远不可抵达的真实。他们坚持保留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想象力，坚持阶级斗争这一历史动力的可能性。

当然，本文仅从一个侧面出发，并不能完整呈现这一条道路的理论魅力，但是，仅仅在这一侧面里，我们就能看到拉康和马克思在批判对象、批判方法、批判视角、批判主题等方面的逻辑上的紧密性，看到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所深刻挖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