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幻想的瘟疫》第三章 “过于关注”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
“我的历史中实现的不是关于曾经所是的过去，因为它不再是，甚至也不是我的所是中现存的完美，而是我在生成的过程中的所是将要曾经是的未来前瞻。”——拉康
显而易见的是，拉康的这段话要小众得多，也不可读得多。这位巫师就好像念叨了一串咒语。然而，齐泽克却认为这串咒语是我们在当下重新把握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中鼎鼎大名的“第十一条”的关键。
（他在一次讲座中也曾经简单反对过这一条，他说，解释世界也是改变世界，同时一切改变世界的行动都默认了解释世界方式的更新，这和海德格尔的观点相似）。
（ps.我曾经认为第十一条在当下需要被改变，因为它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合时宜，一种可怖的关于理解的内在混沌状态。比起那些看得见的改变世界的道路，我们也许更应该重新解释世界，以一种恶魔的口吻复述这个世界的隐秘真相，并且在同一过程中让世界本身承认自己的无生机性。）
何以见得？我们从大致的印象来看，马克思似乎呼吁着激烈的改变，而拉康则严格地将自己的事业局限在治疗这方面。因此，即使我们在字面意义上寻找到某种联系，也难以确认二人在解放与斗争的方向的同源性。
又或者说，这就是永远不会浮出水面的真相。
于是，我们见到齐泽克的一次深潜，这次深潜的代号为“过于关注”：
对于拉康而言，被压抑的过去并不是冷冰冰的死寂，相反，它也已经被主观阐释本身所贯穿。这就意味着，被压抑者无法通过复归其位来得到“正常”理解。因为它本来的位置恰恰是现在的偏斜所回溯性地产生的幻想。当我们纠正被压抑者的这种偏斜的时候，我们得知了它，同时有关它的完满的原初位置的幻想也随之消失，
而马克思则认为，过去的、历史的真相只能在暴烈的革命变形中得到革命主体的理解，没有什么现成的书写方式可以归还我们想要的宏大的正义、平等、自由。至今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说，至今一切历史都是已经被主观介入的历史，而不是平静的、理所应当的。历史的发生、主人的胜利在根本上有一种偶然性。马克思绝不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贯穿性就是历史的本性，他只是像黑格尔一样，说出了《哈姆雷特》中的名台词：“（历史）虽疯狂如斯，但自有其道”只有一种历史规律，那就是历史的根本意义上的无规律性。
精神分析的治疗中，当案主在主观上充分接受自己的身份的荒谬（无根性、无价值性）的时候，他就已经痊愈了（不需要额外的治疗，治疗就是自我揭穿，揭露即改变，揭露的一刻它就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注意，犬儒主义从未真正的说出揭露的话语，而是通过欲言又止来摆平自己的恐慌）。
先将来时——不是过去在过去的将来得到救赎，而是相反，它在动态的变形过程中被真正的“尘封”。这也是本雅明道出的真谛——先将来时描述的乃是一个“过于关注的”时刻，这一时刻绝对地代表一切其他时刻。这就像我们对于马上远去的恋人之背影的凝视让这一背影脱离了场景，整个空间的平衡性被打破，可以说，这种凝视代表着变形的暴力。
黑格尔的辩证法机制：不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是糊里糊涂的辩证“综合”，而是辩证的“分裂”（这对于道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恰恰实在过于关注的时刻，在过度的地方，真相向我们微笑。
实际上，外在对立的双方最终都会被统一到一个更高的综合里，它们不构成真正的对立，真正的对立乃是发生在某物本身同它的“过度”之间。
黑格尔的智慧体现在：他从不认为需要捍卫某物本身从而剥夺对于某物的“过度”以达到一个均衡和谐的局面（这一局面是整体主义的目的）。相反，黑格尔站在更“坏”的那一边，也就是说，破坏着整体性的和谐假象的无处不在的“过度”才是真相。马克思领会了这一黑格尔哲学的终极道理，他紧紧站在无产阶级这一不被承认、一无所有的更“坏”的一边。他敏感的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相并不在于其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种和谐的表象之上，而在于遭受到各种排斥的“残缺的/夸张的”普罗大众那里。
黑格尔主义是革命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恩格斯曾经也发现过这一点，他将辩证法总结为：凡是存在的就是要灭亡的。他没有发现的地方却是：黑格尔不只是在发现所谓第二自然的规律，而是在作出自己最鲜明的伦理抉择：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选择部分，并且致力于将部分的原则抬升为整体的原则，整体从来都没有真正具有过真理性。当部分超越了其自身的位置的优先性并且破坏了整体性的束缚之后，“主体”和历史都现身了。
辩证法必须贯彻片面的立场，而不是顾全大局。辩证法必须首先抛弃所谓“辩证的看法”——那种看法无非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转述，那种看法邪恶地试图掩盖自己的处境和立场。黑格尔的教诲乃是：我们的确需要扬弃一个立场过渡到下一个立场，这一扬弃过程是被压抑的特性的自我消解（有点像是与被压抑者的和解，释怀），然而，这只有在我们极端片面地采取还原姿态时才会发生，扬弃的道路不是简单的拉开距离，而是加倍的“进入”，从而冲破那些物质性的仪式和外观的阻挠。为了屠杀恶龙（或者说与恶龙和解，和解如果没有到来，屠龙者终成恶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必须成为恶龙之恶龙。
一般认为，主体是动力源，是积极的；而客体是稳固的、惰性的。拉康将这一标准化的对子给非标准化——定义主体性维度的正是某种“过度”稳固，并且根据三界概念，可以被划分为三种形式：第一，想象界层面，镜像理论，主体认同自己的镜像，后者呈现了自我理想化的整体性，这与孩童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身体形成对比。在这一层面，存在一种“过度”稳固，生命过程的“过度”稳固，离开了对于镜像的反常的固着，人就不能超越动物性，也就是超越对环境的依赖；象征界层面，我们发现了空洞能指的反常固着，比如“民主”这一能指，它总是被不断的发掘出新的所指。这里，我难免想到，我们的政治教育中总是强调不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而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表述（用黑格尔的话讲，只有在过度保留民主作为抽象而空洞的能指时我们才能够提出具体的民主所指的可塑性是可能的），因为民主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单薄的空洞而抽象的能指，且只有在过度保持这种空洞而抽象的地位时，我们才能够在语言系统中容忍民主的所指之可塑性。换句话说，“民主”最终是一个无所指的能指，这种“无”向所指内容的可塑性敞开。
人类自我超越的可塑性和自由以词与物的距离为基础，主体与现实的联系总是依赖偶然的符号过程（索绪尔所说语言的任意性）作为中介。在精神分析理论中，主体需要一次“原始阉割”才能进入父性秩序，通过“原始压抑”才能够与现实拉开距离。人类过度执着于自己的创伤（比如在象征化过程中失去客体导致的原乐的丧失）才让自己与动物不同，“创伤”才是那个影响着一切符号身份的核心。因此，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中，主体性都以一种过度固着（稳固）为基础。
到这里，马克思的第十一条将又一次被改写以便抵御那些粗浅的左翼的误读。
“哲学家们只是用有限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用过度的方式解释/改变世界。”
这导向了马克思主义式的革命激情：“革命就是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并且重新发明我们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