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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否定的逻辑及其应用”
黑格尔的“生命”概念
生命的结构：要素一——自我指称的总体性+要素二（独立的个体间关系）中个体的生命的需要随着它的产生而产生。两个要素对立统一，相互屈从。
（自我指称的总体性：朕即国家；生命结构的第二个要素具有循环性，需要就是产生，在需要失败的时候产生，再回溯性地承认失败。）
生命就是个体的生命，没有什么超个体的独立生命；生命又不是个体的生命，因为个体生命可朽，而生命始终在发生。
为了解释“生命”的结构和现象，黑格尔构思了一种新哲学（《逻辑学》）。
黑格尔的“术语”特征
1.理性论述的基本术语
2.完整的逻辑结构的唯一基础
3.所形成的逻辑结构必须包含完全的自我指称和对立物之间的关系（符合生命的结构）
这个术语就是“否定”（negation）。
“否定”作为《逻辑学》的钥匙
“自律的否定是原初地自我指称的：为了拥有唯一的否定，我们必须两次拥有否定”
（一阶的否定还不是否定，否定总是已经是二的一。否定→否定X→否定否定。一就是二）
否定与自身的关系不是一个静止的逻辑状态，而是动态的。这就是说，否定之否定不是拥有了否定。否定如果是自律的，那么很显然一开始就扬弃了它自身。
（在齐泽克那里，否定之否定/合题不是一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综合，而是对整个自律的否定以及关系性的否定的共存场域（正题和反题的讨论域）的扬弃，他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对死人的否定并不指向活人，而是指向不死者/活死人。）
“如果我们拥有唯一的否定，它必然是指被否定的否定(negated negation)，那么我们也拥有否定的对立面。”
唯一的否定断裂之处，被否定的否定诞生，被否定的否定断裂之处，否定的对立面出现。否定这样一种自律又自反的悖论性存在直接自我驱动出一整个系统和套路出来，这是黑格尔体系诡异的自动性/无作者特性。
“因此，我们拥有两个对立面的关系——我们赖以开始的否定状态和不拥有否定的状态。这是黑格尔引进第二个结构的地方。他试图把对立描述为这两个状态之间的一种结构，它们的关系是规定性(determinateness)。因此，一个状态是另一个状态的否定，反之亦然。”
（我并非非我）
不本身不是不，它必须作为“不XX”。它必须拥有它的对立面，依赖于那个“并非不”的状态。这就是说，它仅仅扬弃了它自身，而依赖于非自身。
“……我们回到了起点。否定的自我扬弃的结果是否定的自我指称。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必须通过规定性的关系。这意味着通过被描述为不拥有否定的状态与拥有否定的状态之间的对立。这个运动的结果是在自我指称中的再次否定，尽管这个否定现在以规定性为基础。”
（自反性——自关联，自身的内在断裂与不一致性。不一致性意味着触及真实。为了得到一个结论，我们不得不再来一次，违背它的前提，从规定性出发。每一次想要说出自身的时候都已经超出了自身。）
黑格尔所追求的正是否定能够直接蕴含着自我指称和规定性（自我和自我——非我/自我—世界。自我和结构）
亨利希认为《逻辑学》是一个语义过程，而不是科学哲学所理解的“理论”。不是在理性上论证生命的结构和道德意识的结构，而是表明理性本身就属于这种结构。（齐泽克——黑格尔那里，理性自有其道，但是这个道就是疯狂。）
《逻辑学》乃是一切可能理性论述的本质，而不是一次小心翼翼的私人冒险。
存在论的基本特征：其中，“所有概念结构包含而决不是明确地表明自我指称的结构。只要我们仍然处于存在论中，我们就决不可能从自我指称的结构中推导出所有关于这些概念工具所必须被谈及的东西。”
存在论恢复了柏拉图的“他者性”辩证法。
他者性结构的两个方面：（1）他者性关系中，两个要素互为他者；（2）两个要素彼此独立
黑格尔：它们只是“为他者”显示出存在的方面，同时显示出“自在地”拥有存在的方面。这两个方面却不可分割，对“他者”的漠不关心看上去是一种能力，实际上却是一种无能，表明了自己对于他者的依赖（漠然已经是一种“处置”，而不是沉默/“不处置”）。“主张自在的存在现在就是在主张另一个他者性的结构，与为他的存在(being-for-another)相对立。因此，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二阶的他者性——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的他者性对为他的存在。”
存在论中的这样两个“他者”之间就没有办法真正区分，这种区分只是遵守率幻觉的逻辑，而不是真实的逻辑。它们都表现为否定，且只不过表现为这种否定，这种完全相同意义上的否定。这就使得存在论到本质论的过渡成为正当的。
在存在论对否定的自我指称的阐述中，我们压制了他者性/规定性。
否定导致他者性→他者性结果是否定的自我指称（回复到原初结构）
自我指涉和规定性既是同一的又是彼此独立的。二者直接地是自己的对立面。不稳定结构。生命作为变化的连续过程。
“概念论的秘密的意图在于把自我指称（作为一个结构）与他者性（作为另一个结构）联系起来，以致我们可以主张它们的相互依赖性，而同时保存它们的独特特征。黑格尔渴望稳定这个关系，并消除它的歧义。”
黑格尔的“概念”——（1）普遍者/在整个差异中与它自身的等同；（2）特殊者。用来指概念所包含的差异。
在概念中，普遍者的等同性并非没有这个特殊性或者规定性（不然就是一个空
洞的普遍性），但是没有任何规定性不是普遍者的规定性（不然就不是人的语言，见《精神现象学》感性确定性一章，说出来的总是共相）。因此，这两个是原初地不可分离的，但是它们不会消失在彼此之中，本质论的情况就是如此。它们同时存在，构成一个单一的理性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构描述为稳定的。
概念≠术语。概念是对现实的捕捉，它是真实的。
“黑格尔关于概念的存在的典型例子，作为真实事物的一种结构，是自我。”
“我思”行为无法被个体化。它是空的自我指称。这个行为不能让我们和别人有所区别，却是每一个单一的自我意识的存在者使它自身与所有其他的自我相对立的方式。
“概念”是主观的，它依赖于“我思”行为。
概念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自我指称与它的对应规定性）仍然是直接的。，一切东西都依赖这个自我指称的行为的普遍性的基本结构，规定性仍然没有独立性。于是，黑格尔引入了“理念”（idea）
黑格尔的“理念”——（1）普遍者的支配性（它已经包含规定性）；（2）特殊者的一种独立性，它本身表明普遍性的结构。
在理念中我们两次拥有概念。
（两次，黑格尔的“重复”，历史也发生两次。第一次是内容的叛乱，第二次是形式的紊乱/自杀）
理念的范式——意志
拥有意志，尚未决定；不做决定，何谈意志？
在看上去的对自己的本性的反对中，意志达到了它的本性的要求。用齐泽克的话说，意志的所是是一种宿命，既不可躲避也不可捉摸（必然性＋不可能性）。
意志作为自我规定（去决定吧）扬弃了概念的第一个缺陷，没有与特殊性和解的普遍性（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缺陷，帮助我们理解了普遍性到特殊性的过渡。
意志不只作为自我规定，还能够实现一些东西。意志的决定/意向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东西，是超出的。这并不是说，意志的意向/意图必然被实现，而是说意志与其意向的视线之间存在者相互（结构性的）关系（黑格尔不是一个疯狂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似乎现实必须屈从于意向，现状必须内化为哲学）。
意志的实现？
意志的结构是自我指称的理念的结构。除非意志想要的东西对应于主观意志的结构，否则完全的自我指称就不可能存在。（兼容不彻底一定是无法运行的，能运行的一定是兼容的）
自我指称在主观的东西中占支配地位（自反性最可靠），规定性（“杂多”）在实在中占支配地位（没有视角（规定性总是一种视角）不仅是没有对实在的规定性，更是没有实在本身，实在本身永远是残缺的，其中镌刻了永恒的缺失印记/主观烙印）。然而，这个规定性必须一直融入到某个对应于意志的普遍特征中。
意志对某物状态的决定就是意志的自由。（它的自由就是为世界结构提供可理解性，并且表明世界结构必然是可理解的，主体的缺陷是实体的缺陷。）
这方面，黑格尔远比康德彻底，康德徘徊在意志对自身法则的遵守上，而黑格尔则指出在结构上就有一个对应于这种法则的实在。
黑格尔的理性国家
与意志的结构对应的现实结构就是理性国家。国家并非是意志的表达（契约关系），意志本身包含客观的建筑。国家在现实中显示普遍者与特殊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因为它是这样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我们不仅有独立的规定性，而且有组织。国家是阶级工具？对，但不完全对，国家同样是控制阶级斗争烈度的博弈平台。自由意志对国家的反对恰好脱离不了国家对特殊需求的保障（控制经济中的对抗倾向、福利保障），国家消亡以后，这样的自由意志连同它的反对也会消亡。
马克思站在市民社会立场上（或者说《精神现象学》的立场上，误以为黑格尔还把自己的实在哲学建基在主客体关系上，到了《逻辑学》，黑格尔已经开始用理念和概念作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以此为基础的苗头）对于黑格尔的批判某种程度上是不公允的。黑格尔从未真正将国家视作市民社会的管理者，也就是说他并无断言决定论意义上的“国家决定社会”的行为。相反，黑格尔把国家定义为意志的自律的实现（现存的国家不能无代价的一直维系与意志自身的结构，灭亡是它的命运），特殊的资产阶级社会处于控制之下（具体国家似乎是市民社会的管理者），但是实际上，社会是以一种国家自身无法承认或理解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的。（可以说，黑格尔是最早注意到市场与政府的矛盾关系的人之一，并且他认为）
黑格尔与费希特
一种有趣的哲学史阅读，应该让后死者去接受先死者的拷问。亨利希明确表明，黑格尔默认自己的《逻辑学》避免了《知识学》的全部失败（心灵的自我指称是虚假的问题吗？），这既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优点和费希特的缺点，也让我们看到了费希特的优点和黑格尔的缺点。他们构成一种相互关系，一个对子。哲学史上的头脑敏锐的人之间难免要发生这样的battle。
观念论运动的成就
扩充哲学洞见，成功解释了现代自由的重要特征，现代性危机的预言家
同时又冒了很大的风险（理论的缺憾处贴上信仰的瓷砖，适当的放弃了科学性，而转向一种激进性、革命性），和今天这帮缺少激情的哲学家形成显著对比，
保证自由的特殊意义并实现我们的自由。
“我们在我们的任性(wantonness) 中开始哲学。我们发现我们的裸露，从那以后，我们在紧急情况下为了我们的救赎做哲学(philosophizing)。”
是的，自由可以被辩护，但对自由的期待或多或少是有罪的（我们必须看到乌托邦前景的恐怖之处，焕然一新的残忍，比如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
是的，我们不可能放弃命运（客观性），尽管它神秘莫测、不可捉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