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资本论》
“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了充分表述，不过每个环节都被表述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而且这些体系合在一起看正形成了对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那里，正在解决问题，这里，矛盾才被提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一、
从后思索法首先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分析方法，是理解历史之谜的“钥匙”。它既和历史是什么有关，也和历史如何认识有关。很难不承认，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只不过是王侯将相的家史、才子佳人的轶史、地主领主的发家史、神和神的子民的契约史、纯粹的自然史……对历史的认识则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诈欺（历史即神话）。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像救世主一样拯救了过去流下血泪的农民、工人、女人、黑人、原住民、同性恋群体等，因为某种意义上，历史是不可挽回的，它以一种残忍的强制造就了我们所生存的错视画一样的现实。马克思做的事情是与过去“愉快”的告别，以便我们朝前看，或者说拒斥虚假的宏大叙事，让历史和“普通人”产生关联从而保持历史的敞开。（一些“历史爱好者”的过分执拗的拯救欲和与过去的过度纠缠折射出自身的一些不可理喻的核心。他们往往也热衷于为身份阵营而战）
二、
用较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从后思索法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社会遵循从低级到高级、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方向，过去了的事情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只能逆向寻因，另外，历史中的种种因素和关系在萌发时总有无数种可能性，只有在尘埃落定的时刻（充分展现）才能够被充分认识，也是在同一时刻它转化为高级的形式而否定了先前的自己。这样一来，唯一合适的参考系就是当下的这个较高的形式，这个参考系下，我们看到各种社会因素和关系的萎缩与发展状况。
这并不难理解，结果先于原因，而原因却高于结果（就原因的逻辑奠基性来说）。我们的现实的历史的分析的起点是结果而非原因。
然而，我们仍然要注意一点，马克思并不赞同线性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和历史真的存在一种线性的进步宿命吗？恐怕马克思并不习惯滥用“进步”这一概念，毕竟，纯粹历史虽然是连续的，但我们对历史的描述性概念不能令人信服地回应这种连续性，换句话说，只有一种客观的进步史，那就是被人的主观介入打断了的进步史），从后思索法绝不是“马后炮”和“找补”，这些曲解建立在线性史观之上，就好像说历史被额外的添加了本来没有的内容，但其实历史本来就什么也不是，或者说，历史本身就是“没有”，黑格尔不是提醒我们“在历史之中，什么也不会发生”吗？这句话的另一面就是“在现实之中，（历史的）一切都发生了”。进一步说，诚然，它是一种反射性的历史回顾，是针对历史的重整化（重新设立标准），但不是一种持有虚假态度的“辩护术”。这里的“辩护术”，既包括对于统治阶级的辩护，也包括对于被统治阶级的辩护（历史局限性、历史合理性、客观进步性等说辞）。马克思超越了“受害者有罪论”和“受害者无罪论”的外在对立，他直白地指出“罪即无罪”（罪是相对于大他者的罪）。为了避免发散太多，我们仅仅以其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例子，马克思对于当时的种种流行的偏私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的或者鲍威尔的？）的批判和揭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你错了”，而是“你自相矛盾，不可维系自身，有着根本意义上的无根据性，你拥有你没有的东西，你害怕不存在的身外之物”。一定要多加关注马克思在文本中的“位移”，关注他的不知疲倦和辛勤并亲身参与到超越的进程，关注其批判工作的“跨越性”。
三、
从后思索法的基本原则一般认为有三条（杨耕）：
第一，从社会存在出发，也就是从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出发。这有利于为历史祛魅。而且在这样基础的层面我们能够更正确地去理解“进步”的含义。
第二，“客观的理解”。从后思索法并不是赋予“后”这一位置以神性，不是试图让人成为超出历史的历史观察者（兰克所讲，从一切历史直达上帝），相反，它要求人变得比历史还要历史，杜绝主观臆断和阴谋论，重视现有的材料、对于当代的社会运行的整体把握以及有关于当下的现实的自我批判。这种要求意味着承认人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历史分析，而是在历史给出的制约性中发掘那些隐秘的被排斥的淫秽开端和症状。
第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杨耕指出，从后思索法既是历史的，因为它反对抹消历史差别的视角，而主张具体的视角；也是逻辑的，因为它支持从现实社会出发透视历史，反思历史，重思历史中的社会形式（在这个层面上会涉及生产力进步的问题，有规律性的东西在）。
但是杨耕对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解是“去黑格尔化的社会学家马克思”版本的理解。“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意思其实是——历史是“粗俗的”，逻辑是“高尚的”，因此历史是逻辑的结论（黑格尔的“精神是块头盖骨”就可以翻译为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我反对一种流行的学院派的对于马克思的黑格尔色彩的轻贱）。不过请注意，这并不是说历史是逻辑的对立面（它们看上去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往往被认为具有独立性），而是说历史是逻辑的另一面。前一种观点实际上预设了一个空白的可装载的场域，一些相异的东西在那里安静的存在着。在后一种观点中，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不再是一种外在的规范性描述——一个东西既有逻辑的一面又有历史的一面，仿佛它天生就被植入了某种程序；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无非是——逻辑总是已经是对于自己的超出，它如果是完全充实的，则是瓦解着的，它有着内在的不一致性、断裂，断裂之处就是历史，简言之，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意味着逻辑不是历史，但不得不是历史（反过来也成立，没必要玩文字游戏，学院派荒谬的以为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这个立场上是思辨和实践的对立的关系简直荒谬，这不仅侮辱了黑格尔，也侮辱了马克思，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对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激进得多，他们的对立，用我一贯的比喻就是地心和引力的对立，最为空洞的姿态与最为充实的姿态）。
理解“精神是块头盖骨”的细节可以参考齐泽克的论述，还有他那个著名的精神病人笑话。
四、
主要内容：
1.典型分析。在从后思索法中我们不难产生一个疑难——马克思所谓基于当下的较高的社会形式所得到的那个唯一的参考系究竟该如何确定下来？
然而，我要说的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参考系之所以是唯一的，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它依赖于主体的介入性的实践来证实，并且这种实践也当然会失败。
即使有幸找到了那些充分发展了的，丰富的经验事实，找到了典型案例，我们的工作也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完成时，或者说，只有在它的恶魔一样的口吻所讲述的偏私现状被完成（克服）以后，它才会被完成。
2.生产方式——普照之光。马克思认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就是一个社会的普照之光。把握社会总体结构需要依据这一光芒。
这一光芒是历史的发展着的。它的发展过程就是新的社会母体生长的过程，也是旧的社会母体的被消化的过程。
在这里稍微强调一点，对于生产方式的普遍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他和恩格斯的思考中从未将中世纪的神学因素和罗马时期的政治因素置之不顾，相反，之所以生产方式是普遍的光明，恰恰是因为它是低贱的、被压抑的、非-起源的、习以为常的、非意识形态的，是各类社会要素、关系、器官中被错误地“操纵”着的非全。并不是在一切要素中去挖掘那个经济的部分，而是在经济的部分中，一切要素，以或压抑或膨胀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其视作一个社会性的共同平面。正因为它看上去缺少神话，所以它那里隐藏着最大的神话。正如齐泽克所说，真相就在最外面，对于马克思而言，物质的生产方式就是那个最外面。
3.逆向寻因。历史认识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找寻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或者说就是解释历史），我们的应试教育中也不乏这样粗鲁的题目。而且对于那些人来讲，马克思很可能也是他们的同谋，难道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科学不是致力于发现历史的终极动力和原因吗？这种把马克思的话直接看成字面意思的人的代表之一就是杨耕。我们就在对他的批判中重新理解这一历史科学（篇幅所限，不会写太清楚，不是本文重心）：
杨耕当然把握到了马克思比起那些沾沾自得的唯心主义史学家要科学得多的地方，比如，马克思明确否认了一种简化历史的套路，只不过是生产力的发展巴拉巴拉的。他认为，人们自己在实际分析和认识的历史是不可能怀揣心中早一写好的客观的历史条件去推理下去的，历史是不可推理的（原因很简单，那些历史原因以及条件已经过去并且无法重演，历史不是科学实验），而且恰恰是这种根本意义上的不可推理的性质使得它不得不成为逻辑的。
但是，杨耕的文章中简单的套用苏马的意识形态说辞，并没有凸显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的真正激进之处——作为一种历史行动的历史解释。
马克思之所以致力于将可见的表面的运动引向内在的现实的运动来发现历史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对于严谨的看重，而是因为马克思对于与过去“告别”的诉求。马克思对于编纂史学毫无兴趣，他朝向前看，首先看到蠢蠢欲动的过去。逆向寻因发生在现实与过去“和解”之后，顺着“和解”的道路，找寻那些沾沾自喜者和失意者，这不是为了什么终极动力或者历史规律，那些至多是附带的探险纪念品，马克思为的是让过去为我们负责，扭转意识形态的神话对于人的操控，扭转对于客观历史事实的病态崇拜（实际上不存在这种历史事实，客观的历史事实之所以显得客观恰恰是因为主观的介入，这不是说客观还不够，而是说客观本身要求自己借助主观这一中介来表达自身）。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历史科学和现在的实验科学并非同一性质，逆向寻因也绝不是历史学内部的思想实验法，而是一种激进的历史行动学，在捋清楚那些脉络以后，历史的无规律性这一终极规律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不会让我们踌躇不前，因为只有无法依靠过去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轻装上阵（请一定记住无依无靠才是真正的左翼姿态，左翼无需什么终极历史目的或动力做担保，不需要为额外的名义而奋斗，那明显是盗取左翼立场的中间派的诡计）。用马克思的话讲，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拥有一切。
4.科学抽象法。这是一种基本的分析方法。《资本论》中我们在一开始就看到的是一系列的先验的规定之间的跳跃。没有抽象的能力，那些“原始的方程式”和现在的“较高形式”的联系就是难以察觉的。这意味着抽象方法可以帮助历史材料活过来。
另外，科学抽象法要求要从较具体的范畴到较简单的范畴。这起到一种批判和反思的作用，在成熟形态下我们对于之前的模糊的弯弯绕绕更加门清。这并非一种对于败者/萎缩了的东西的严苛，而是对于较简单的范畴这一次失败的整理，对于过去的思维定式的突破。
结语、
从后思索法既不是追忆往昔、捧古讽今（真正的古典主义者都是向往现代的），也不是妄图掌握历史发展的终极规律，它仅仅是对于不清不楚的过去的一次澄清和告别，对绵延着的意识形态诈欺的揭穿，对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解构，对作为一种历史行动的历史解释的证明。它不只是分析历史的利器，也是批判的武器。借由它，我们在过去那里找到了未来，而不必沉湎在由彩色颜料和“天真烂漫”的画家共绘的“理想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