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如何阅读德里达》
解构始于对于言语（speech）中心主义的反抗（书写被视作言语的附庸）。言说似乎有一种活力（呈堂证供），书写似乎只是为了保存我们的记忆（同时是毒药和解药）。
德里达认为，言语不能作为书写的坚实基础，书写的缺点同样可以用于指责言语（言语之所以是基础无非是社会的建构）。既有写不达意，也有言不达意。不如说，言语即书写。纯粹理念的运行是不可测的神话。
对于返璞归真的憧憬是我们处在异化的痛苦中时的疾病。
【作为干预的阅读】
“解构不是去中和……它是去介入”（德里达）
解构性阅读的介入方式
【延异】
延异超越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级性范畴，它既不在场，也不缺席，既不是差异，也不是同一，而是差异化（差异化中产生了同一的效果）。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意义从来没有充分在场，而只有能指的无限衍义。
延异这条差异化的长廊中人们看到了门牌号上的差异。它表明，“任何关于意义的原初在场性都得到了无限期延迟”。
文本之外别无他物
动的效果。
【未决】
【文化、性别与政治】
德里达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也反对“差异政治”，他认为，责任在于和矛盾斡旋（彰显矛盾），而不是直接解决它。
游离在保守分子和身份政治的支持者之间，德里达拒绝任何固定状态，那意味着（少数团体/大多数的）自恋开始了。
男性气质与根源，被压抑的女性气质。被压抑——斗争的合法性，一旦成为制度化权威的一员，就不再有任何抵抗的价值。
茱蒂丝·巴特勒喜欢德里达的解构，她眼中的性别准则也是一个有着神话般根源的可疑之物，变装皇后对于性别准则及其刻板印象的模仿会招致巨大的争议，这恰恰表明人们并不在乎性别准则是否稳定，只在乎它是否有用。性别准则总是处于生成之中，并随时准备好“再语境化”。性别准则只有副本，没有原本。
《友爱政治学》
【交流的语境】
德里达反对哈贝马斯，他拒绝一种前理解的人类普遍能力。
德里达：语境就像是剑鞘，话语则是利剑，语境将外部性转化为内部性。
社会纽带是一个假设，我们永远无法相聚一堂，延异在交流的中心地带成为暴风眼。只有承认我们之间的不可理解，交流才是真诚的。
【哀悼与好客】、
弥赛亚性和弥赛亚主义（后者是中心主义和决定论的）：德里达提倡一种弥赛亚性，那是意外之意外，在获得梦寐以求的崭新视野后，我们最终什么也没有看到。
他者不可能是我们的原初敌人，消灭他者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相反，在我们内部的真相需要与那些客人接触。在某种意义上，他者总是被我的局限的视角被理解，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尝试站到他人的角度想问题，我们也总是在以己度人。他者构成了我的僵局（不可能性）。
深思移民问题。欧洲白人的好客是虚伪的，尤其体现在密特朗的“容忍阈值”。好客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同质数值。
【给予与原谅】
礼物为了成为礼物，它必须不是礼物（礼尚往来让礼物本身丧失了礼物本身的馈赠性质）。
原谅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我们只能原谅那些不可原谅之人（接近黑格尔那里的宽恕）。有罪之人和受害者不可能达成同一种理解和经历，纯粹的原谅将会僭越自我主权，成为一个抽象而空洞的非人的东西。
德里达借此提醒我们，权威的道歉之虚伪。它们只想要一种没有愧疚感的统治。
解构就是纠正错误，随时纠正错误，避免错误躲到制度的庇护下。
《独立宣言》上的签名仅仅是“将要被授权”的签名，然而每一个人都宣称它有着先在的合法性。
德里达影响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批判法学思潮。原来合法性无非是对于权力关系的复述。
德里达认为，法律既不是公正的，也不是不公正的，它是可预测的，但又不是完全可预测的。法律的倾向是专制主义的，必须诉诸公私分离、天赋权利、叛例等偏私的现成权威秩序。
正义的结构和礼物的结构，纯粹的正义是一种盲目的先验信念。同时，德里达又赞同这种信念的有用性。
【完满性】
纯粹进步是不可能的，它需要一个超历史的时刻来判断。同样，它又是勉强可能的，我们无法直接捕捉他。
虽然观念与其自身的关系总是差异化的。但是，对于这些敞开了的无形骸的幽灵，其不可能性也是其勉强的可能性。“勉强”——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它的光临。
我们无法去期待完满性或者其降临的时刻，我们很有可能遭遇与期待相反的灾难。这是人类真正的被动所在——这就是说，人们并非陷入被动，而是被动地“陷入”，除开我们主动掌握的知识范畴，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