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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福特时代，社会生产的中心已经溢出了工厂，就业变得更具流动性，“劳动”这一关键概念需要更现代性的理解。“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非物质劳动”，奈格里谈论到主体性的“自我价值增值”。
1932年马克思的《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出版后，马尔库塞第一时间就发表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资料》这一评论性文章，用“辩证现象学”的方法对劳动概念展开了分析。
《巴黎手稿》中的现象学原则与“辩证现象学”的方法论诉求
泰勒制兴起后，合理化原则统治了资本主义生产运作体系。在现代市场中，工人被精细化分工割裂为彼此孤立的“原子”，同时也作为自主的劳动力商品参与交换。卢卡奇指认其中社会的“伪自然性”，即商品形式的无孔不入以及它对自身的合理化掩饰，制造出了无产者个体的“物化”意识。
“物化”意味着一种遮蔽性，人们将商品的生产、交换视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进而失去了发现社会生产本质的“总体性”视野，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就在这其中失落了。
卢卡奇在《巴黎手稿》出版以前就提出了“物化”理论，与手稿中马克思的“异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马克思并不是从工具理性，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起点上解蔽异化劳动的。
现象学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遵循了相似的路径。数理逻辑的精确性、可计算性与卢卡奇批判的韦伯“工具理性”式的合理化原则有着内在一致性，它们都无法对自己本身的价值问题做出回答。整全的理性在近现代狭隘化为抽象的技术理性，科学迷失了自己，这就是胡塞尔所提醒的“欧洲科学的危机”。
回到马克思，他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恰恰存在典型的“危机”。前述的物化思维和自然科学缺乏对待现实生活的历史性态度，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样无法说明人类生存意义的真正实现，它们都只是实证性的“科学”。
“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他们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的更远，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的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现象学方法追求明见性，即“回到事情本身”。马克思同样有着“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方法论要求。不同于虚构原始状态，讨论片面的抽象劳动的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直接从现实生产基础出发，揭示了异化劳动这一感性事实。
胡塞尔通过“悬搁”的方法试图使意义自动显现，同时引导人们自觉把握其意向性结构。海德格尔指出生存论意义上的“此在”能面向“将在”来现实化自身“曾在”，进而在“决断”中把握“命运”，获得自身存在的本真性、历史性。
这种回到真实，创造真实的方法，卢卡奇也在历史性分析与物化批判中贯彻。真实的历史并不存在于逻辑当中，而存在于继承过去、面向未来的现在这一生成性时刻。
通过加括号，现象学家们把感性的社会现实还原为了意识的内在结构，但这种方法论上的先验特征让现象学错失了对历史进程的具体理解。在马尔库塞看来，海德格尔的哲学是空洞的、逃避现实的，因此有必要在个体生存实践的基础上来改造现象学方法的先验性特征。
马尔库塞的答案是综合辩证法和现象学的“辨证现象学”，将批判性的辩证法贯彻到底，引入“物质内容”来拯救现象学缺失的经验具体性。
卢卡奇主张以“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来打破物化思维和静态视野，但是他并未真正解决个体自觉到革命性的阶级意识之间的过渡问题。马尔库塞在这里面临同样的问题，他试图通过对劳动现象的分析来提供解答。
劳动现象学与感性存在论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主人直接享受劳动成果，他被满足的欲望只是随即消逝；相反，在劳动过程中，奴隶可以体会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和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奴隶的劳动限制着欲望，也将自我意识的内容对象化。而自我意识只有在另一自我意识种相互“承认”，才能达到“精神”这一绝对客体。
（主奴关系——理性——精神）
具体来说，劳动者在分工劳动和市场交换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同时又感受到自己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联系。于是自我意识得以可能上升为普遍意识，“我”意识到自己是“我们”之中的“我”。
马尔库塞紧随黑格尔的道路来分析个体生存。一句话来说，生命活动的对象化对于个体历史理解具有奠基性意义。“在自我外化和自我内化、对象化和克服对象化这种过程的重复中，作为精神的生命仅仅在自身维度中运动，这是生命不在能够超越的维度。”这种重复构成了历史的历史性。
《巴黎手稿》被马尔库塞兴奋地指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现象学”这一研究路径的直接肯定。
首先，劳动实现自由，人普遍自由的类本质在对象化过程中实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社会歪曲成金钱和商品的外在世界，这个世界是敌视人的，在其中人不仅与劳动对象相分离，同时也和其他人在竞争中相互对抗。 马克思从劳动问题发问，比黑格尔更进一步，将之与人的现实存在关联了起来。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又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己看作类存在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对象性活动中，人能够达到普遍性，并以普遍性来改造事物。更重要的是，人的自由就植根于他同自身的类发生关系的能力，即“自我创造”。这种普遍性也意味着，人并不是与自然相对立的存在，人本身就是自然。
其次，劳动使个体的生命理解获得了普遍性。劳动过程是自我认知着的理解过程，同时也是被先定对象世界限定的感性过程。劳动个体在劳动中获得生命感受，也在对他人或历史的对象化结果的交互（否定与扬弃）当中感受到了自身与普遍性存在的联系。
最后，劳动创造历史。历史的本义就是人的自我生产，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实现着人类种种规范性与可能性。
感性审美的现实性特征与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
马尔库塞借助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把劳动和游戏、消遣活动相互对照，揭示了劳动行为的本质。一，劳动具有持续性特点，必须通过协作实现；而消遣只能是间歇的、个体的。二，劳动者可以把自身对存在意义的领会塑造进劳动对象中固定起来，创造一种历史客观性。三，劳动具有负担性，劳动者总是消极地将自己设定为一个他者。
审美类似于游戏活动，作为一种感性活动，使人获得一种超越对象限制的内在自由。感性审美是对想象力的具体运作，正是主体在对象刺激下的自由创造活动，才建构起具体的美感体验。发达工业社会中，审美表达的实质是个体感性活动对技术理性与“单向度”境遇的反抗。审美想象力有助于确立感性为个体历史性存在的重要维度，但它自身又缺乏某种现实性。
现实性对想象进行了捆绑：例如回应性幻想的常常是冰冷的现实；而想象完全冲破现实性又会带来灾难：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新左派运动中，学生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倾向正是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实践的自卑受虐狂倾向。
审美想象逐渐成长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其历史现实性和物化批判性的潜能也凸显出来。马尔库塞通过弗洛伊德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化来激发这种潜力。
资本主义文化使人的本能享受服务于物质生产的现实秩序，但它提供的只是虚假的快乐。与之相伴的，是欲望被压抑的残酷，其导致了虐待狂的恐怖、受虐狂的屈从和受压抑的歇斯底里。马尔库塞区分了本能所遭受的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前者处于保护文明秩序的需要，后者执行着统治利益的特殊需要。社会现实的整体异化必然造成生命本能的压抑和死亡本能的扩张，非压抑型文明也就在爱欲解放与额外压抑对抗的过程中出场了。最后，审美想象凭借“审美形式”这一再现、批判现实的概念进入了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现实，发挥起指引人们思考自身命运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