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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葬在母亲的墓旁
——台南访苏雪林教授（上）
苏雪林（1897.3.26—1999.4.21）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在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我就常听人谈论“珞珈山上三女杰”，即20世纪30年代曾活跃于武汉大学的三位女性：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是一位爱国作家、画家，在海外飘泊三十余年仍心向祖国，1990年病逝于北京石景山医院，实现了她落叶归根的夙愿。袁昌英是一位学者兼作家，她的剧作《孔雀东南飞及其他》，散文集《山居散墨》《行年四十》均为上乘之作，但解放后她多次蒙冤，1973年刚开始为她落实政策，她竟溘然长逝。在“三女杰”当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招人非议的是苏雪林。![]()
引人注目，是因为比较起来，苏雪林的著作最丰。
据不完全统计，她的学术著作有16部，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她的屈赋研究。在文艺创作园地，苏雪林也遍涉了小说、戏剧、散文、传记等领域。在鲁迅藏书中，至今还保存着一本苏雪林的散文集《绿天》，扉页上写着：“鲁迅先生教正 学生苏雪林谨赠7. 4. 1928”。招人非议，是因为她对鲁迅的态度似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934年冬， 她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的创作艺术》。在这篇论文中，她不但肯定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承认他的代表作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博得不少国际的光荣。”她还对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鲁迅的小说用笔深刻冷峻，句法简洁峭拔，体裁新颖独创。对于鲁迅杂文的成就，她还准备另写一篇论文(《论鲁迅杂感文》)详加论述。不料两年后鲁迅刚刚去世，她就发表致蔡元培、胡适的公开信，辱骂鲁迅“心理变态”“人格卑污”，是“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她对胡适一味吹捧的态度。在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中，她甚至说在客厅面对胡适，“受宠若惊之余，竟有种如醉如梦，疑幻疑真的感觉”(《悼大师, 话往事》, 《新生报》1962年3月4日 )，用这样一种出尔反尔、刻薄偏激的态度论人衡文，自然不能不为文坛所诟病。
苏雪林著作《绿天》
不过，我到台湾之后，还是想拜访一下这位苏教授，了解她的晚景，并当面问问她对鲁迅和胡适为什么持截然不同的态度。目前，“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硕果仅存者唯谢冰心与苏雪林二人。冰心是本世纪的同龄人，今年92岁；而苏雪林是上世纪末生人，今年已经“浮生九五”。如果再不抓紧时间采访，恐怕就后悔莫及了。
晚年时代的苏雪林
访问前，台北一位朋友告诉我，苏雪林是1949 年离开大陆的，先在香港一个教会团体真理学会任职，后到巴黎研究神话。1952年到台湾，先后在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其间一度至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1973年退休，在家从事著述。有一年，台湾文化界为苏雪林祝寿，特意把她从台南接到台北。原定由一位达官贵人出席致贺词，但庆典开始后，这位贵人却渺如黄鹤。与会者原以为他有要务缠身，事后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歌星苏芮赛场失利，情绪不佳，他特意安抚劝慰去了。这位朋友愤慨地说：“台湾政府就是这样重视文化和文化人的！”友人的这番话，更引起了我对苏雪林境遇的关切，在台南市东宁路15巷5号，我终于见到了苏雪林。这是成功大学为她提供的住宅。灰墙、朱门、前后两院；平房内有大小卧室三间，客厅一间，厨厕俱全。1972 年之前，苏雪林曾跟她的胞姐淑孟女士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姐妹家庭”。苏雪林跟丈夫张宝龄感情不和，结婚36年，同居不到4年，姐姐就是跟她相依为命的人。她们曾在院内搭鸡棚，种丝瓜，使这里一度充满盎然生气。然而，1972年她姐姐不慎跌伤，引起各种宿疾一齐并发，去世时年龄不足80岁。此后，苏雪林就孤身一人在此生活，院落也从此显得冷落荒芜。![]()
苏雪林是在她的客厅跟我会见的。她坐在竹沙发上，黑色的中式衣裤把她的白发映衬得银光闪闪，她的两眼原是炯炯有神的，因年迈，又架上了一副银边眼镜，显得有些萎缩浑浊。但在她高高的颧骨下，刻下了两道八字形的笑痕，使客人感到她本人并不像她的文字那样难于亲近。她的两耳已完全失去了听力，连助听器也成了多余之物，向她提问必须把问题先写在一叠废纸上；但她回答得仍条理清晰，声音也高亢有力。鲁迅（右）和苏雪林（左）
我首先提出的问题，自然是她为什么要对鲁迅采取这种激烈攻击的态度。苏雪林说：“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我对鲁迅反感，主要是因为他人格分裂。鲁迅一方面从国民政府的文教机构领薪，每月得300元大银洋，至死才罢；另一方面又在文章中轻蔑地称国民政府为南京政府。”苏雪林还问：“我有一本论鲁迅的书——《我论鲁迅》，大陆上能看得到吗?”我说：“现在大陆改革开放，不同观点的学术著作包括您的书，我们都能看到。”
苏雪林的著作《我论鲁迅》
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对于苏雪林的观点我自然是无法苟同的。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职业，并不能成为衡量其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的主要依据。比如为了谋生的需要，恩格斯曾在一家公司工作达20年之久并成为该公司的股东，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领袖。鲁迅到上海定居后，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因“绝无成绩”，于1931年底被裁。在此期间，鲁迅曾撰文谴责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怎能成为他自玷人格的证据呢?苏雪林曾用三段话对鲁迅进行概括；“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我论鲁迅·自序》)用这种谩骂来取代研究，使苏雪林关于鲁迅的文章丧失了学术价值，因而也失去了论辩的意义。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偏见，是如何诱使一个有才华的批评家逐步走上了背离公正立场，歪曲客观事实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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