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
【随笔编者按】今年（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也是《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陈漱渝先生专文回顾《阿Q正传》，探讨相关话题。《阿Q正传》是家喻户晓的文本，早已成为国人意识中的一部分。然而越熟悉就越容易忽略某些细节。本文提出了几个问题，自问自答，可以启发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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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唐代诗人高适《别董大》一诗中的名句。在中国现代小说的众多形象中，阿Q实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独一无二的人物。鲁迅的《阿Q正传》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连载于北京《晨报副刊》，因此二〇二一年恰逢这位“大咖”的百年冥诞。读者常问：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对世界文学究竟做出了什么主要贡献？我的回答是两点：一、创造了杂文这种现代散文的战斗文体；二、创造了阿Q这样一位超越时空的精神典型。
但是，小说发表的时间并不等于作品中阿Q的真实年龄。如果要议论作品中这位大名鼎鼎的阿Q，不妨先为他草拟一份履历表。
一、 年龄。经我考证，他大约生于一八八一年，是鲁迅的同龄人；卒年为一九一一年。这卒年确凿无误，因为《阿Q正传》第七章已注明阿Q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九月十四日宣布“造反”，而那位“把总”刚做革命党不上二十天就把阿Q枪毙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如果整三十岁，那生年恰巧是一八八一年。“左”一点，可能是一八八〇年；“右一点”，可能是一八八二年。
阿 Q
四、 政治面貌。这一栏最难填写。因为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但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所以他并没有成为“革命党”的成员，没有党籍。填写为“群众”也有问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阿Q绝对不是英雄。可见一个人真实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是很难用一个标签或一个脸谱简单勾勒的。不过，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得很明白：“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因此，应把阿Q视为革命的启蒙对象。
五、健康状况。经皮肤科医生诊断，阿Q患有“癞疮疤”。经精神科医生诊断，他患有“人格障碍”。这种心理疾病是在神经系统并未发生真正病变的情况下出现的，表现为妄自尊大，讳疾忌医，自轻自贱，畏强凌弱，愚昧健忘，以丑骄人。总体特征是用幻想中的虚幻胜利掩盖现实中的真实失败，故可以概括为“精神胜利法”。鲁迅剖析的国民性痼疾中，还有“围观”“官瘾”“国骂”“瞒和骗”，这些病态在阿Q身上也有表现。
六、海外关系。阿Q虽然是一百年前中国偏僻地区一个默默生长、任人宰割的泥腿子，但却又有错综复杂的海外关系。自从鲁迅为他立传以来，他的传记就被译成了英、俄、日、德、世界语、捷克等多种文字，从各国出版的百科全书和辞书中也可查到有关阿Q的评语。特别有趣的是，阿Q不仅登上过国内的各种舞台，还登上过外国的话剧舞台，更难以设想地登上过芭蕾舞舞台。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说，法国大革命时期也出现过阿Q一类人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阿Q正传》跟捷克古典作品《好兵帅克》庶几近之。日本记者山上正义说，阿Q跟张三、李四一起，已成为日本的太郎、长松相类似的普通名字。埃及、印度的作家也说他们的国家也有阿Q式的人物。无怪乎阿Q成了世界文学的著名典型，几近“国际公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有三种基本存在形态：一是个体形态，二是群体形态，三是类存在形态。这三种形态合成了一个人的完整统一体。（《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见《世界人学史第四卷，第27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孙鼎国主编》）流浪短工是阿Q的个别形态，中国国民劣根性是阿Q的特殊形态，“阿Q相”是阿Q的一般形态。实际上，让《阿Q正传》赢得国际声誉的，正是阿Q精神具有的“一般形态”。这种“一般形态”赋予了阿Q这个人物以社会普遍性和艺术永恒性。马克思又指出，像堂吉诃德这一人物，在十六世纪有，在十九世纪也有；在西班牙可以找到，在德国同样可以找到。阿Q同样是堂吉诃德这类的精神典型。
替阿Q填完履历表，还想自问自答几个问题。
首要要回答鲁迅的创作动机。鲁迅执笔的导因当然是《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约稿。该刊新开辟一个“开心话”的专栏，想连续刊登一些能让读者看了开心的文字。鲁迅在开篇的“序”中之所以加了一些跟全篇并不相称的话，就是为了适合编辑的要求。不过作者接着写下去，就让读者脸越来越沉，心也越来越沉。到了小说结尾，阿Q在中弹后灵魂微尘似的迸散。举人老爷和赵府也都举家号啕。未庄的围观者都觉得扫兴。作品开头像喜剧，结尾又像悲剧，综观其内容其实是一部具有道德目的的正剧。可见，鲁迅写《阿Q正传》并不是为了寻开心。他为此酝酿了好几年，其目的“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也就是说，鲁迅是想把《阿Q正传》当成一面镜子，让国人照出自己灵魂的污垢；是想把《阿Q正传》当成一口警钟，让沉默的国民发出反抗和叫喊的声音，把一个万马齐喑的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也就是“改造国民性”的同义语。这是鲁迅留学日本时期即已形成的思想和主张。创作《阿Q正传》就是这一思想和主张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一次成功实践。众所周知，古希腊和古埃及有一个著名的“斯芬达克斯谜语”，猜不着就会有危险，于是人们只好绕开这位神怪走。探讨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曾经在某种意义也有类似之处，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人性论”的理论泥沼，使一个原本学术性的问题变成带政治性的问题。比如，有人会质问，难道有统一的国民性吗？阿Q是劳动者，但鲁迅把“阿Q精神”寄植在一位农民身上，这岂不是低估或抹杀了农民的革命性？说不少中国人身上都附着了阿Q精神，外国人也承认他们国度有阿Q式的人物，这岂不是抹杀了特殊的阶级性而宣扬了超时空、超国度的“普遍人性”？感谢改革开放给中国学术界带来的宽松环境，这些问题如今尽可以大胆进行探讨了；即使观点有偏颇之处，也不至于被扣上吓人的政治帽子。
严顺开饰演的阿Q
要合理回答以上问题，必须牢记鲁迅所说的“知人论世”这四个字。这是一把打开鲁迅思想宝库的钥匙。鲁迅出生在鸦片战争四十年之后。十八岁赴南京求学又赶上了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中国被列强豆剖瓜分，“中国人”可能被“世界人”从世界民族之林挤出。这种国家和民族的深刻危机，迫使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许寿裳在忆述跟鲁迅讨论“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时，用了“身在异国，刺激多端”这八个字，就表明了鲁迅的文学活动跟他救国活动的有机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