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
——台北三晤柏杨记（中）
柏杨先生（1920—2008）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柏杨的小说《异域》（柏杨曾用笔名邓克保）
翻译成中文的大仲马著作《基督山恩仇记》
柏杨说：“就文化发展的规律而言，后人都会受到前人的影响，或接受，或反对，或接受一部分，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我的杂文当然会受鲁迅影响；但比较而言，我喜欢鲁迅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满贵族化的，也可以说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杂文，不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可以读懂。上高中时，我也接触过鲁迅杂文，但读起来感到很艰难。待到我能读懂的时候，我已经看不到鲁迅的书了。台湾查禁书刊禁得非常彻底，鲁迅著作不是轻易可以找到的。就鲁迅而言，他的小说对我影响较大，杂文对我影响较小。我现在看到30年代鲁迅那些人批判社会上的恶劣现象、批判国民党的文章之后感到非常痛心，不是觉得批评过分，而是说那时批评过的东西，有些现象还存在，有的甚至变本加厉。我读这种文章，常替我们的文化人难过，这种痛苦体现着文化人的一种失落感。”
我好奇地问：“既然鲁迅杂文对你影响不大，那又如何看待你的杂文跟鲁迅杂文的诸多一致性?比如内容的批判性，语言的反讽、妙喻、文白夹杂……”柏杨说：“1981年我去美国，有些朋友也问过类似问题：‘你以前没有到过美国，为什么会有民主观念?’我那时想，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人，他们也没有到过美国，为什么也有这种想法?鲁迅的想法并不是纯属他个人的，只不过他有机会讲出来，有胆量讲出来，有胆识讲出来。讲出来后，一般人可以沟通，可以为人接受。文学作品反映问题都存在于社会，很多人都想到了。如果除作家本人之外没有其他人想到，那文章就不可能引起共鸣。”
我接着又把谈话拉回到柏杨杂文跟鲁迅杂文的具体比较问题。柏杨只字不谈他的杂文是否超越了鲁迅，仅就后人能否超越前人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有人一直质问我，你配跟鲁迅相比吗?我想，如果我崇拜的鲁迅还存在的话，他会责备这种说法。怎么不能比较呢?后人永远应该超过前人。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得不能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得没有价值。我们应该从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
由鲁迅可不可以超越的问题，又引发出柏杨对中国文明的一番议论。柏杨说，中国是一个充满圣人崇拜的国度，而“圣人”只许有一个，不许超越，不许冒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本领永远不如他的祖师爷。“这种不能超越前人的思想，害了我这个民族，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很难出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人物。
我认为下一代一定要比上一代好，否则社会就是个堕落的社会，民族就是个堕落的民族。”我告诉柏杨，鲁迅本人就是反对神化任何历史人物的，当年新月派人士把泰戈尔说成活神仙一样，鲁迅就很不以为然。鲁迅一贯把自己和他的作品看成进化链条上的中间物，他又把自己比作梯子、垫脚石，说明他认为后人可以超过前人，希望后人跨越前人。至于现在是否有其他作家在总体成就上可以跟鲁迅比肩，那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柏杨注意地听着，不时点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