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
——台北三晤柏扬记（下）
柏杨先生（1920—2008）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不知不觉，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柏杨夫妇请我们在家里吃火锅：在电磁炉上涮虾、鱼片、肉片以及粉丝、豆腐、青菜。席间充满了家庭似的亲切气氛。柏杨不是悭吝人，但他不讲究吃穿，平日吃份炸酱面就满足了；原来唯一的消耗是抽烟，有一天忽然烟也不想抽了。
柏杨夫妇
吃完饭，我们又聊了近一个小时，我问：“如果以入狱前、狱中和出狱后为界限，将你的著作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你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有什么变化?”柏杨说：“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至少抗议性是一贯的。我有一位朋友说过，柏杨永远跟别人不一样。我也觉得或许和别人不一样。因为跟别人看法不同，所以总和人家抬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本来就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问：“您的作品中除开历史题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外，妇女题材也很多。您是不是认为在当今社会中妇女问题占有一个很突出的地位?”柏杨回答：“人类社会过去以家族为单位，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地位当然很重要。当代妇女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大多受过教育；第二是相当多的妇女很能干，有的比男人还能干，所以男人需要了解现实状况，了解社会结构，如果不能面对现实，除了会给自己带来苦恼，还会给对方带来苦恼。”
告别之前，我还问了柏杨的读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目前在做什么，今后计划做什么。他回答道：“从 1983年现在，我一直在用白话文翻译《资治通鉴》，工作持续了八年，现在已经写到黄巢起义了。原计划写30册，后决定增加到72册，目前写了61册，还差11册，计划两年内完成。这样，编写白话《资治通鉴》，前后要花我十年时间，现实题材我不写，现实政治问题我也不过问，除开朋友聚会，其他活动我都不参加。目前除开吃饭、睡觉，就是写作，每天写4000至6000字。过去一个月出一本书，自己校对两遍。现在有两个助手，一个帮助处理杂务，一个协助翻译《资治通鉴》。”我追问：“你说你对现实问题不写也不问，那你改写《资治通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呢?”柏杨说：“我想是有的。首先《资治通鉴》本是用文言文写的，在司马光的时代就已经没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我坐牢时读过这部书，真是看不懂，看不懂就等于死亡。我现在把这部书的文字变成白话文，又使它生龙活虎，重新注入生命，这就打破了思想界、史学界对这部书的贵族的垄断，读者从中可以破解很多东西。其次，我想借助这部《资治通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一个一个揭示出来。我想这是为我们国家做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听说毛泽东就读了几遍《资治通鉴》。”我说：“是的，毛泽东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法，可以从书中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鲁迅也读过这部书，从中领悟到中国人乃是食人民族，于是写了《狂人日记》。鲁迅把读古书比喻为刨那些坏种的祖坟。”
临别时，柏杨和他的太太各自送了我一些书，一一签上了名。他太太又亲自驾车送我下山。他的太太早年毕业于台湾师大中文系，后来教过书，编过刊物，现在专门写诗，出过《不眠的青青草》《爱荷华诗抄》《千般是情》等诗集，都印得很精美。他太太告诉我大陆最近出了她一部诗选，印数相当可观，诗集能有如此发行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见大陆不仅拥有广大的商业市场，也有一个远远超出于台湾的文化市场。我问他太太，柏杨原名郭衣洞，他为什么会用树名作为自己的笔名?他太太说，大概是有一次郊游，他看到路边的柏杨，心情为之一振，后来就取这样一个笔名。
柏杨著作《柏杨家书给亲爱的佳佳》
我第三次见到柏杨是在1月 28 日，我离开台湾的前夕，柏杨带了一位小姐在来来大饭店的翠园餐厅跟我相见，托我带一些贺年卡、圆珠笔之类的小礼物给他在大陆的友人。柏杨曾于 1988年10月重返睽别达40年的祖国大陆，在祥和的气氛中会见了他的亲友。我打听这位小姐是谁。原来是他跟前妻生的女儿佳佳。柏杨当年在狱中经常跟佳佳通信。1974年10月4日， 柏杨在《青年战士报》第七版看到一张照片：屏东县6岁女孩林月华患血管瘤，露出可怕的病腿在哭。他也忍不住哭了，立即要佳佳给这位小女孩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信中说：“这小女孩就是我心中的小女儿，我能看到她得救，死也瞑目。”1976年11月16 日， 柏杨在报上又看到竹东镇大同路710巷7号有一个 12岁的小女孩徐佳银，右腿红肿得跟腰一样粗，家产已经用尽。他又写信给佳佳，要她速送徐小妹500元，作为捐款。“此钱固杯水车薪，但是表示人情温暖和对她的关心，盼能提高她的求生意志。”见到柏杨，又见到了佳佳，我不禁想起了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的两句话：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