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谁人不识君——阿Q百年冥诞祭（下）
选自陈漱渝先生近作选《我观现代文坛》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阿Q正传
作为流浪短工，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来自何处？首先，这种精神痼疾是专制政体、皇权文化的产物。马克思说，专制制度需要愚民，正如尸体充满了蛆虫一样。（《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一八三四年九月）曾经有人嘲讽中国人不团结，像一盘散沙。鲁迅指出：“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文来说，就是‘治绩’。”（《南腔北调集·沙》）被压迫者身上的“奴性”并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是压迫者的“治绩”。离开奴才的奴性，哪来奴隶主的“长治久安”？奴性的发展有两个阶段：开始是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自己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比如阿Q进城看到杀革命党，觉得“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待自己也被押上囚车赴刑场时，才感到像遇到恶狼似的被吓得要死，但至死也不明白他之所以被枪毙的缘由，更没有一丝一毫反抗的意念。这正是鲁迅“哀其不幸”之处。在阶级社会，不同阶级的思想是可以互相渗透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比如，阿Q的“男女之大防”观念，就是皇权社会“三纲”思想灌输与熏染的结果：“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相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是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阿Q身上最令人痛心之处是“以丑骄人”，连“癞头疮”都可以视为光荣的象征，骄傲的资本，这正是“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这种昏乱思想不仅鼓吹中国精神文明世界第一，“古人所做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而且“中国便是野蛮的好”。（《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鲁迅还指出，群体思想往往受无数代祖先长期形成的思想惯性影响，以致造成“死人拖住活人”的悲剧。这种“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不过，虽然“专利生长，昭苏非易”（《 〈越铎〉出世辞》），但鲁迅仍然强调：“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地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华盖集·忽然想到四》）作为流浪短工，小生产者的个体劳动形式也决定了阿Q的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如保守封闭，自欺欺人，安于现状……《阿Q正传》中写到阿Q“很鄙薄城里人”，认为他们把“长凳”叫“条凳”可笑，在油煎大鱼头上加上切细的葱丝而不是半寸长的葱叶也可笑，反映的正是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然而鲁迅毕竟是为“阿Q”立传，而不写《赵太爷正传》，就是因为“阿Q”的精神创伤显然严重，但最终是可以疗治的，而对于作品中赵太爷、举人老爷为象征的等级制度，则应该掀翻，颠覆，涤荡，“全都踏倒他”。据鲁迅夫人许广平回忆，《阿Q正传》中的小D是阿Q的缩影，也是鲁迅特意留下的一条伏线。作为被压迫者的小D终究会有抬头的一天，可惜鲁迅一直没有写。（《〈阿Q正传〉上演》，《现实》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我认为，如果把《阿Q正传》视为一部中国人的心灵史，那这部中篇小说仅仅是一部“启蒙史”，待写的还有“觉醒史”，“解放史”，只不过历史还未能为鲁迅提供应有的条件和机遇。所以这首“心灵三部曲”只完成了一部。
有论者认为，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解剖固然深刻，但仅仅是一种关于人的抽象思考，并没有把这种批判跟制度批判结合起来，结果反把批判矛头由体制转向了民众。我认为，这是不了解鲁迅生平而导致的误解。鲁迅是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的成员，在绍兴又亲身参加了迎接光复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位民族民主革命者。在《越铎日报》的创刊号上，他还发出了“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的政治宣言。在《阿Q正传》中，鲁迅再现了辛亥革命这场政治变革的历史局限：“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结果，能看到的仅仅是砸掉了静修庵里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以及老百姓纷纷将辫子盘到头顶上。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鲁迅歌颂这场摧枯拉朽的大风暴。北伐战争进行时，鲁迅又歌颂过这场“一炮轰走孙传芳”的实地的革命战争。至于那批投枪匕首般的鲁迅杂文，进行的更是体制性批判。革命从来都有文武两条战线。当实地的革命者献身于武装斗争时，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则巍然屹立，将毕生精力致力于思想革命，宗旨在于发扬“民魂”。这跟当时的政治革命是相向而行，绝非转移斗争的大方向。鲁迅深知，如不改造国民性，“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
阿Q和赵太爷
还有论者认为，鲁迅剖析中国国民性只相当于中医号脉，并没有开出确有疗效的处方。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鲁迅为“阿Q精神”开出的处方是“摩罗精神”。“摩罗精神”出自鲁迅一九〇八年二月、三月在《河南》月刊第二、三号连载的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鲁迅说，“摩罗”一词是从印度文翻译而来，本义是指天上的魔鬼，欧洲人把他叫作撒旦。后来人们把拜伦一类诗人称之为“摩罗诗派”，就是因为这一派的诗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他们引吭高歌，争天拒俗，这种雄奇美德声音，最能振奋一个民族的精神。简而言之，“摩罗精神”就是对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势力的怀疑精神，反叛精神，斗争精神。与此同时，鲁迅又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大意是：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是在谋求不反抗不斗争，这和前面讲的摩罗诗人的观点，完全相反。在《阿Q正传》早期的研究者中，周作人是颇为出色的一位，曾经指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成为‘传统’——的结晶”。最终，他却“以儒家的入世哲学为根据，以老庄的游世态度为依托，以禅宗的出世思想为归宿”（野夫：《周作人后期思想管窥》），堕落成为日本侵略者膝下的一个臣仆，直白地说，就是奴才。在鲁迅作品中，斗争性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性提法，就叫“兽性”——这是跟驯良的“家畜性”相对立的性格，也即是疗治“奴隶性”的一剂猛方。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动物面前经常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但人若失去了“灵魂”（即精神）即无异于动物。更何况在感官功能方面，人本来就有诸多不及动物的地方，比如嗅觉不如猎犬，认路不如信鸽，所以鲁迅在《华盖集·夏三虫》中写道：“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
1943版的鲁迅著作《华盖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根据进化论的人性论，认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应该同时发展人性和兽性，如果兽性全失，就会成为一个堕落衰亡民族（《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91页，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陈独秀这里所说的兽性，指的也就是在强权面前的“抵抗力”，表现为意志顽强，能争善斗；而不能畏寒怯热，柔弱有病（同书，第89页）鲁迅在《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一文中，也明确赞扬“兽性”而反对“家畜性”，因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在《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中，鲁迅又强调说：“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时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阿Q在强权和恶势力面前的“驯良”和“家畜性”，正是一种万劫不复的奴性。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在向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奋进的征途中，我们重读《阿Q正传》这篇经典作品具有什么当代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自然各有各的理解，可以彼此兼容，不必相互排斥。当前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当然跟一百年前的中国有了很大不同，但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也不能说已经根除。街头的围观，校园的欺凌，在强者面前忍气吞声，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不良现象。中国由弱国变成世界大国，这同样是举世瞩目的事实。不过我们更要保持谦虚谨慎，反对鲁迅笔下那种“爱国的自大”。面对大国间的竞争，中国人在霸凌主义面前更需要一种自强不息的底气和勇气。中国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是需要鲁迅那种“硬骨头”精神。毛泽东说“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这句话仍然值得国人深思。记得一九三八年初，中旅剧团在武汉公演了田汉改编的话剧《阿Q正传》。当时正值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在武汉主持抗日工作的周恩来特意为扮演阿Q的演员题词：“坚持长期抗战，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以打倒中国的阿Q精神。”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有两个层面：一是物质的解放，二是精神的解放。政治解放的最后形式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就是精神解放，也就是《国际歌》所唱的“让思想冲破牢笼”。我想，这一天的到来，也就是“死去的阿Q时代”真正来临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