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
——台北三晤柏杨记（全）
柏杨先生（1920—2008）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柏杨先生
孙汉观先生（1914—2005）
我请柏杨坦诚回答，他刊登这幅漫画究竟是否有意讽刺蒋家父子?柏杨说：“我当时并没有想搞什么影射，但在潜意识中却有不满蒋家父子的东西。我跟别人不完全一样。40年来，我从来没有称共产党为‘匪’。我觉得应该尊重人家。我认为共产党军队的军容风纪超过了当时国民党的部队。我在蒋经国领导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服务过，切身感到蒋经国神经过敏得很。那时有一部西方影片，描写拿破仑被囚于一个海岛，他的情人去探监。男演员好像是马龙·白兰度，女演员是苏菲亚·罗兰。蒋经国征询我们对影片的意见，我们说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蒋经国说：‘这是在讽刺我们退居海岛呀！’这部影片于是就被禁演了。离开‘救国团’以后，我去了《自立晚报》。报社经费支绌，发不出薪水。报社在长安东路口，我家住在通化街。乘公共汽车要花一块钱买票，我就穷得掏不出这一块钱，只好花两小时步行回去。为了生活，我开始写杂文，因为报社可以不发工资，但不能不发稿费——不发稿费就没有人写东西了。那时台湾警察局门旁都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你一个警察，要充作老百姓的师长，你有多大学问呀?‘作之君’，你想当皇帝吗?‘作之亲’，你还要当老百姓的爸爸?我用杂文讽刺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引起了广泛共鸣，以致‘三作牌’成了警察的代名词，所以警察对我恨之入骨。久而久之，官方对我产生了一种印象：这个人有反政府倾向。我整天生活在风声鹤唳之中，所以‘大力水手’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官方一直在找我的毛病，这幅漫画成了他们的一个把柄。”
柏杨先生在狱中写下的80万字著作《中国人史纲》
为了不致长久沉浸在对梦魇般岁月的回忆之中，我把话题引入对鲁迅和鲁迅作品的讨论。柏杨说：“我自少年时代便尊敬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最伟大的作家，即令不是唯一，也是之一。我佩服他对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坦率检讨精神，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子精神。就是在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上，我也没有掩饰这份尊敬之情。有人将我置于鲁迅的敌对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柏杨的小说《异域》（柏杨曾用笔名邓克保）
翻译成中文的大仲马著作《基督山恩仇记》
柏杨说：“就文化发展的规律而言，后人都会受到前人的影响，或接受，或反对，或接受一部分，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我的杂文当然会受鲁迅影响；但比较而言，我喜欢鲁迅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满贵族化的，也可以说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杂文，不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可以读懂。上高中时，我也接触过鲁迅杂文，但读起来感到很艰难。待到我能读懂的时候，我已经看不到鲁迅的书了。台湾查禁书刊禁得非常彻底，鲁迅著作不是轻易可以找到的。就鲁迅而言，他的小说对我影响较大，杂文对我影响较小。我现在看到30年代鲁迅那些人批判社会上的恶劣现象、批判国民党的文章之后感到非常痛心，不是觉得批评过分，而是说那时批评过的东西，有些现象还存在，有的甚至变本加厉。我读这种文章，常替我们的文化人难过，这种痛苦体现着文化人的一种失落感。”
我好奇地问：“既然鲁迅杂文对你影响不大，那又如何看待你的杂文跟鲁迅杂文的诸多一致性?比如内容的批判性，语言的反讽、妙喻、文白夹杂……”柏杨说：“1981年我去美国，有些朋友也问过类似问题：‘你以前没有到过美国，为什么会有民主观念?’我那时想，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人，他们也没有到过美国，为什么也有这种想法?鲁迅的想法并不是纯属他个人的，只不过他有机会讲出来，有胆量讲出来，有胆识讲出来。讲出来后，一般人可以沟通，可以为人接受。文学作品反映问题都存在于社会，很多人都想到了。如果除作家本人之外没有其他人想到，那文章就不可能引起共鸣。”
我接着又把谈话拉回到柏杨杂文跟鲁迅杂文的具体比较问题。柏杨只字不谈他的杂文是否超越了鲁迅，仅就后人能否超越前人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有人一直质问我，你配跟鲁迅相比吗?我想，如果我崇拜的鲁迅还存在的话，他会责备这种说法。怎么不能比较呢?后人永远应该超过前人。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得不能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得没有价值。我们应该从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
由鲁迅可不可以超越的问题，又引发出柏杨对中国文明的一番议论。柏杨说，中国是一个充满圣人崇拜的国度，而“圣人”只许有一个，不许超越，不许冒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本领永远不如他的祖师爷。“这种不能超越前人的思想，害了我这个民族，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很难出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人物。
我认为下一代一定要比上一代好，否则社会就是个堕落的社会，民族就是个堕落的民族。”我告诉柏杨，鲁迅本人就是反对神化任何历史人物的，当年新月派人士把泰戈尔说成活神仙一样，鲁迅就很不以为然。鲁迅一贯把自己和他的作品看成进化链条上的中间物，他又把自己比作梯子、垫脚石，说明他认为后人可以超过前人，希望后人跨越前人。至于现在是否有其他作家在总体成就上可以跟鲁迅比肩，那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柏杨注意地听着，不时点点头。
不知不觉，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柏杨夫妇请我们在家里吃火锅：在电磁炉上涮虾、鱼片、肉片以及粉丝、豆腐、青菜。席间充满了家庭似的亲切气氛。柏杨不是悭吝人，但他不讲究吃穿，平日吃份炸酱面就满足了；原来唯一的消耗是抽烟，有一天忽然烟也不想抽了。
柏杨夫妇
吃完饭，我们又聊了近一个小时，我问：“如果以入狱前、狱中和出狱后为界限，将你的著作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你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有什么变化?”柏杨说：“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至少抗议性是一贯的。我有一位朋友说过，柏杨永远跟别人不一样。我也觉得或许和别人不一样。因为跟别人看法不同，所以总和人家抬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本来就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问：“您的作品中除开历史题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外，妇女题材也很多。您是不是认为在当今社会中妇女问题占有一个很突出的地位?”柏杨回答：“人类社会过去以家族为单位，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地位当然很重要。当代妇女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大多受过教育；第二是相当多的妇女很能干，有的比男人还能干，所以男人需要了解现实状况，了解社会结构，如果不能面对现实，除了会给自己带来苦恼，还会给对方带来苦恼。”
告别之前，我还问了柏杨的读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目前在做什么，今后计划做什么。他回答道：“从 1983年现在，我一直在用白话文翻译《资治通鉴》，工作持续了八年，现在已经写到黄巢起义了。原计划写30册，后决定增加到72册，目前写了61册，还差11册，计划两年内完成。这样，编写白话《资治通鉴》，前后要花我十年时间，现实题材我不写，现实政治问题我也不过问，除开朋友聚会，其他活动我都不参加。目前除开吃饭、睡觉，就是写作，每天写4000至6000字。过去一个月出一本书，自己校对两遍。现在有两个助手，一个帮助处理杂务，一个协助翻译《资治通鉴》。”我追问：“你说你对现实问题不写也不问，那你改写《资治通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呢?”柏杨说：“我想是有的。首先《资治通鉴》本是用文言文写的，在司马光的时代就已经没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我坐牢时读过这部书，真是看不懂，看不懂就等于死亡。我现在把这部书的文字变成白话文，又使它生龙活虎，重新注入生命，这就打破了思想界、史学界对这部书的贵族的垄断，读者从中可以破解很多东西。其次，我想借助这部《资治通鉴》，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一个一个揭示出来。我想这是为我们国家做了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听说毛泽东就读了几遍《资治通鉴》。”我说：“是的，毛泽东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法，可以从书中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鲁迅也读过这部书，从中领悟到中国人乃是食人民族，于是写了《狂人日记》。鲁迅把读古书比喻为刨那些坏种的祖坟。”
临别时，柏杨和他的太太各自送了我一些书，一一签上了名。他太太又亲自驾车送我下山。他的太太早年毕业于台湾师大中文系，后来教过书，编过刊物，现在专门写诗，出过《不眠的青青草》《爱荷华诗抄》《千般是情》等诗集，都印得很精美。他太太告诉我大陆最近出了她一部诗选，印数相当可观，诗集能有如此发行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见大陆不仅拥有广大的商业市场，也有一个远远超出于台湾的文化市场。我问他太太，柏杨原名郭衣洞，他为什么会用树名作为自己的笔名?他太太说，大概是有一次郊游，他看到路边的柏杨，心情为之一振，后来就取这样一个笔名。
柏杨著作《柏杨家书给亲爱的佳佳》
我第三次见到柏杨是在1月 28 日，我离开台湾的前夕，柏杨带了一位小姐在来来大饭店的翠园餐厅跟我相见，托我带一些贺年卡、圆珠笔之类的小礼物给他在大陆的友人。柏杨曾于 1988年10月重返睽别达40年的祖国大陆，在祥和的气氛中会见了他的亲友。我打听这位小姐是谁。原来是他跟前妻生的女儿佳佳。柏杨当年在狱中经常跟佳佳通信。1974年10月4日， 柏杨在《青年战士报》第七版看到一张照片：屏东县6岁女孩林月华患血管瘤，露出可怕的病腿在哭。他也忍不住哭了，立即要佳佳给这位小女孩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信中说：“这小女孩就是我心中的小女儿，我能看到她得救，死也瞑目。”1976年11月16 日， 柏杨在报上又看到竹东镇大同路710巷7号有一个 12岁的小女孩徐佳银，右腿红肿得跟腰一样粗，家产已经用尽。他又写信给佳佳，要她速送徐小妹500元，作为捐款。“此钱固杯水车薪，但是表示人情温暖和对她的关心，盼能提高她的求生意志。”见到柏杨，又见到了佳佳，我不禁想起了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的两句话：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