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始之前先放上一张图：
公众号“保马”于前日推介了一篇名为《<素食者>与新世界文学的虚假多元》的论文，论文本身的出发点实际上是韩江的布克奖获奖（2016），而今旧文重发获得了超800次转发的惊人数据（截至今日），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次推介响应的是怎样的公共舆论。或者说，我们太清楚地知道这种“虚假多元”的表达会迅速为哪些“批评”借用。其中有一部分可以概括为“就发给政治正确呗”、“就发给女性主义呗”。
一个亚洲女作家惹到了所有人。
部分愤愤不平的网友，可能没有哪一刻比得知韩江获奖时更加在意一部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文学性”。（这些发言当然带有各式立场与情绪，在有一些场合，我们将其粗略地称为“破防”。）而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各大媒体评论区转移到国内学院的文学批评上，会发现有关韩江获奖的“不满”与“反思”，有一个看似更加“客观”与“专业”的说法是，韩江的获奖体现了新“世界文学”的虚假多元。
什么是“虚假多元”？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首先指出评论者自身存在的矛盾。论文的一开头就给读者设置了一个“虚假”的二选一式的问题。说它“虚假”，是因为这个问题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极其保守的）文学批评立场下才能成立。
“当代的新世界文学……选出的如果并非文学价值最高的作品，那新世界文学推崇的是具有个人风格的美学典范，还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文化符号？”
我们无从得知论者如何判断出“新世界文学”本“应该”推崇“具有个人风格的美学典范”，但能借此察觉出论者本人对于“新世界文学”的期待，即选出“文学价值”最高的作品。那些被抛进“政治正确”的一箩筐东西，都是与“个人风格”与“美学典范”相龃龉的。这种期待的保守性完全与作者后文依仗的理论来源（布尔迪厄与卡萨诺瓦）背道而驰。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句式里，“文学价值”不言自明地与“个人风格的美学典范”画等号了。然而“文学价值”恰恰与国际“文学奖”的神话一样是一个需要重审与拆解的问题。论者如何认为存在一种天然地超越了西方中心的“文学价值”？
在识别出这个出发点自身的矛盾后，我们就不难理解论文中“虚假多元”说的种种弔诡之处了。对“多元主义”的批评当然是必要的，当前的世界文学确实正以前所未有地扩张态势迈向“多元”，以矫正其持久存在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固疾，这种改变并非来自文学内部的自我革新，而是诸多现实运动的敦促结果。当我们批评它目前呈现出的多元有某种“虚假”性质时，关心的是作家与作品经历了怎样的改写与“修剪性”的阐释才得以被表彰，跃入“世界文学”。我们愤怒的是，仅仅为边缘群体提供这种“配额”式的待遇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恶心的是，主流文学奖仅仅报告作家与作品的某个特定方面。
然而在评论者这里，事情却变成了，在对“世界文学”机制不予反思的情况下，落脚于纠结一部作品是否真正为其增加了“多样性”。文章标题中虽然叫“新世界文学”的“虚假多元”，但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作者的位置，“新世界文学”的合法性恰恰是其要维护的，韩江才是其审判对象与“问题”本身。
韩江首先错在是一个“了解西方口味”的“当代作家”。（西方传统也因其强大影响力负有一定罪责。）
“韩江这样的当代作家，其阅读经验和经典构成，基本仍在西方传统内，他们或许并不缺乏本土文学形式的滋养，无奈总是那些以西方形式思考的东方经验更容易获得国际认可。这一批作家可能过于了解西方的口味，所以很自然地迎合和刻意地嵌入一套固定的观念。”
其次错在没有讲述东亚“特殊性”。
“问题在于，东亚关于素食和身体的传统，并非政治意义的，而是与生态、宗教与伦理相关：例如吃素可能与佛教的戒杀放生有关……但在《素食主义者》中，素食主题的创作动机却没有由此生发。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江的获奖，并没有为世界文学增加多样性，不过是再次确证了一种西方文学传统的逻辑和品位。”
最后错在讲了东亚“特殊性”。
“韩江刻意把对男权的控诉与几次战争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素食主义者》虽然并非作家最好的代表作，但更具有话题性，因为它包含了西方读者和评论界自文化战争以后最为敏感的诸多要素，甚至是过于政治正确：和‘死白男’（DWM，意思是Dead White Males：“死去的、白人、男性”）作家相对应，韩江是一位在世的东亚女性；小说书写的女性角色、父权专制、生态、身体、畸恋、素食、疯癫、变形以及沉默的抵抗，均可以在一套西方既定的话语体系中得到阐释。”
韩江总体的问题是，没有让西方读者获得“新鲜的非西方经验”。
“东亚女性创作进入新世界文学，是带入了新鲜的形式还是不过印证了一套已有的审美话语?它真的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还只是一种虚假多元？”。“因此韩江的《素食主义者》没有让西方读者更多获得新鲜的非西方经验。”
“特殊性”这个话题是太有趣了，讲佛教就是为世界文学增加多样性，讲东亚历史与男权就是“政治正确”，就是讨好西方。这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立场与要求？
博尔赫斯一般把做出上述表达的人称作民族主义者。在《阿根廷作家与传统》中，他引用吉本的“古兰经里没有骆驼”来回应批评家对其文本属于“欧洲”的传统而没有阿根廷的本土表达的指责，并说“民族主义者貌似尊重阿根廷头脑的能力，但要把这种头脑的诗歌创作限制在一些贫乏的地方题材之内，仿佛我们阿根廷人只会谈郊区、庄园，不会谈宇宙。”
来自中国的论者究竟认为韩国作家应当具有怎样的“本土形式”，又怎样为其框定了写作范围？当论者自信地说“《素食主义者》韩文单行本出版于2014年，但从主题到形式甚至都没有跳出西方19世纪以来的文学传统”，并举《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分析作为例证时。事情来到了荒唐的极点。这本女性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论著在后来因为试图勾勒一个女性文学传统的努力而受到“本质主义化”的指摘，而论者恰恰就只承继了吉尔伯特与格巴的美玉上的这点瑕疵。
论者正确识别出了韩江书写的精神体验与英美女性作家表达上的亲缘，但对《阁楼上的疯女人》副标题中“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硕大的“女性”二字视而不见，无视书中对于女性生存境况与其精神焦虑问题的大量讨论，反而绕道将韩江的书写中体现的女性的隐秘联结扣到“深陷西方传统中”上。当论者指责21世纪的《素食者》由于和19世纪女性作家文本的相似“仍然是陈旧的”时，是否意识到，21世纪女性的生存境遇在一些方面确实就是这样该死的陈旧。同时也就是这该死的陈旧把作家笔下的女人逼成了神经症。
我们不难发现《新世界文学的虚假多元》一文的文本症状，“不敢谈女性，只敢谈西方”。对于后殖民批评的民族主义式重复究其根本只是在狼狈为奸地玩“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你可以把所以让你感到危险与不适的东西丢到“西方”去，女性主义自然首当其冲，但远远不止。韩江写于2014年的《少年来了》聚焦光州的暴力与抗争，在论者看来是否也是迎合西方政治正确和文学传统的产物？（但愿这样的言论不要出现在韩国主流舆论面前）。你也可以全盘借用西方的“反西方中心”话语来不痛不痒地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然后你就可以抱着男权与国家主义的大腿大谈建立“中国传统”与“中国性”，以此与那个由你一手维护的“西方传统”过几招花拳绣腿。进一步说，这种表面上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反而最依赖“东方主义”了，你可以借助“西方性”—“中国性”的对立来进行对“中国”自身内容的规定与整合，并通过宣称文学“世界多极化”来树立自己在“东亚文学”（甚至“第三世界文学”）的区域霸权。
柄谷行人在谈及“现代文学的终结”时，提到了Arundhati Roy（也就是本文开篇转载的豆瓣网友截图中谈及的作家），或许按照某些论者，《微物之神》足够具有所谓“印度性”以便为“世界文学”的展厅里增添所谓“多样性”。但Roy却说自己没办法做到在危机时代里安闲地写小说，正如韩国文学评论家金钟哲在发觉文学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之后投身于环保运动一样。“文学的最高目标，根据劳伦斯的观点，就是‘离开、离开、逃跑……穿过地平线，进入另一种生命……”简言之，文学永远与其外部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如何才能够大言不惭地谈论作品需要为“世界文学”添加多样性，而不去关注作为精神分裂者的英惠该如何离开（与每一种形态的深刻生命接触，拥有岩石、金属、水和植物的灵魂，像在梦中一样，把自然界的每一种元素都纳入自己的身体。成为叶绿素或光合作用的机器…...），离开这个由婚姻关系和亲属关系组成的神经症的抑制系统？
就这样把一些另类传统的书写，无论是卡夫卡和梅尔维尔还是“韩江”归入“强大的西方文学创作传统的逻辑”都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论者既不关心现实中人们与英惠相近的遭遇，也无视了不同阐释者试图利用这些作品/人物去进行何种实践。
文章在当下的重发，或许可以想见的是，其间本也不多的对韩江的体察与分析会被拿走，取而代之的一群人争相在诺奖的“神话”还未成型之际就要把韩江拉下奖台。曰译者贡献，曰政治正确。而有关翻译的问题，我们不妨想想刘慈欣的著作声明远播得益于译者对于其部分性别歧视话语的改造这件事，在多久之后才被发现与提及？对韩江的各种各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但讨论从来没有办法被简化成某个简单的“观点”，除非你的讨论只是来自于立场，而与韩江无关。
（就是说如果想给号主而不是文章打赏请换一篇微信自带的赞赏文章，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