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长度：6600余字，推荐大家收藏后慢慢看
作者：Maya Wind
译者：生长在巴勒斯坦的橄榄树
校对：吴衢
吴衢注：本文翻译自学术著作Towers of Ivory and Steel: How Israeli Universities Deny Palestinian Freedom。该书讨论的问题是以色列大学是如何参与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工程的系统性参与。因为一般认为以色列大学就如同一个一般西方大学一样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作者指出，以色列的所有大学都很密切地参与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占领。本文讨论的是以色列的国际法和犯罪学学科发展是如何配合其殖民行径的。文章标题是后加的。
本号对该书的另一篇翻译内容：象牙塔还是铁塔？：以色列的考古学与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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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在解释国际人道主义法上算是个“创新者”，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就是其实验室。几十年来，以色列通过军事占领非法统治巴勒斯坦人民，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法律解释，以授权其永久军事政权。正如法学学者努拉·埃拉卡特（Noura Erakat，巴勒斯坦裔美国活动家、大学教授、法学学者、人权律师。——译者注）所指出的，在2000年开始的第二次“大起义”中，随着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不断高涨，这种“法律发展”也在不断扩大。当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镇压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和起义者——并因此受到国际审视——时，以色列开始提出这样的论点：它对巴勒斯坦人采用武力构成了一种新的战争形式，不应受现有法律体系的约束。
为了回避现有的法律框架，以色列辩称，它正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它所定义的“非战争武装冲突”（“armed conflict short of war”），这构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情况，不能适用现有的武装冲突法。在此后的“解释创新”过程中，以色列创设了相应法律基础用于辩护法外暗杀、酷刑和对平民不当使用武力，在一般情况下这应该算做战争罪。这些法律学说不仅被用来使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免于承担责任，它们还改变了国际舞台本身。美国和其他一些发动他们所定义的“反恐战争”和“非对称作战”的国家，根据以色列的理论构建了他们自己的法律解释，使新形式的破坏性暴力得到允许，并日益合法化。过去二十年来，以色列各大学的法学院推动了这种法律“创新”，为以色列的军队和安全国家（security state）服务。哲学系的伦理学家也干了，他们实时地并且在随后的国际法律调查中将以色列的政策和军事行动理论化并提供道德依据。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以色列杰出的伦理学家阿萨·卡舍（Asa Kasher）就是领导这项工作的哲学家之一。1994年，卡舍与以色列军方合作撰写了军队伦理守则，从而把自己定位成为国家服务的学者。后来，来自以色列各大学与军队的哲学家和法律学者加入了卡舍的行列，共同更新了该守则。修订后的文件名为“Ruach Tsahal”（《以色列国防军精神》，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spirit），已被以色列军队正式采用，作为军队基本价值观的纲要，也作为军队指挥官和士兵在实操中要用到的伦理指南。在《以色列国防军精神》的基础上，阿萨·卡舍与阿莫斯·亚德林少将（Amos Yadlin，以色列国防军退役少将，2006-2010期间曾任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退役后于2011年被任命为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直到2021年为止一直担任此领导职务。——译者注）开始了长期合作，为军队提供伦理指导。2001年，以色列军方国际法部发布了一份法律意见书，用于管理以色列刚刚开始进行的定点暗杀政策。此后不久的2002年，卡舍和亚德林加入了一个由军方律师和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制定以色列关于定点暗杀的战争法。据报道，委员会成员讨论了在对被以色列定义的巴勒斯坦好战分子进行定点暗杀时，为了救一个以色列人而杀害多少巴勒斯坦平民是合乎道德的。答案从“零”到“需要多少就杀多少”不等；委员会的平均值是可以用3.14个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命换1个以色列人的生命。此后不久，卡舍尔和亚德林联手撰写了以色列的“打击恐怖主义的伦理原则”，该文件是在海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由一个学术和军事专家团队共同制定的。最终成文的文件得到了三位曾在第二次“大起义”高潮时任职的军事参谋长的支持，被广泛认为是以色列的“反恐主义”及其军事指导方针的基础。该理论是以色列军队律师所开发的更广泛的“法律创新”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得到了以色列法律学者和伦理学家的帮助。努拉·埃拉卡特（Noura Erakat）和丽莎·哈贾尔（Lisa Hajjar，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指出，这些理论化工作和法律解释准许了传统上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属于非法的做法。以色列在这一反恐理论基础上部署的军事行动和战术一再被国际人权组织视为战争罪。然而，以色列学者却不断为这一理论辩护，他们与以色列军队领导层合作，根据这一理论为前线的军事指挥官详尽阐述哲学和法律论点。特拉维夫大学为这种军事战略和“法律创新”提供了一个关键场所。在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INSS），学者专家和高级国家安全人员联手为以色列政府与军队制定和出版法律指南。亚德林少将本人也被任命为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十多年来，他一直负责监督政策工作，并出版阐述反恐理论的法律指南。在INSS期刊中，卡舍和亚德林进一步识图辩解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国际法。他们认为，传统上关于战争性质和如何限制战争的概念框架并不适用于以色列的“反恐战争”。卡舍甚至提出了一个新的类别，以打破战斗人员和平民之间的法律区别，他创造了“第三方人口（third population）”一词——看似非战斗人员但有可能干扰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人——用来指代巴勒斯坦平民。![]()
基于这些理论，卡舍和亚德林为过度杀戮的合法性奠定了哲学基础。他们认为，以色列可以在伦理和法律上证明，比起先前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对巴勒斯坦平民造成更大的“间接伤害”是合理的。他们这样做的依据是对以色列保障生命安全的道德义务加以明确的等级排序，认定部署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OPT）的以色列士兵的地位要在巴勒斯坦平民之上。因此，他们认为以色列为了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生命而危及自己的士兵的人身安全实际上是不道德的。努拉·埃拉卡特认为，这一主张使得以色列在事先规划其军事行动并预估伤亡比重时，允许更多的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卡舍和亚德林的人命等级制度旨在为以色列军事指挥官提供实操指南，帮助他们做出行动决策，其效果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是很明显的。在2008年至2009年、2012年和2014年对加沙地带发动的军事进攻中，以色列使用了轰炸和炮击，造成包括数百名儿童在内的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另有数万人严重受伤和流离失所。以色列在2014年发动攻势十天后才派出地面部队，而且是在大规模炮击和轰炸夷平了整个街区后才这么做的。部署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作战士兵报告说，指挥官告诉他们，这样实施攻势是为了保护他们在地面入侵时的生命安全。自卡舍和亚德林以来，特拉维夫大学的教职人员和研究人员们所发展的法律解释继续塑造着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并在事后使其手段合法化。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法律与国家安全项目明确推动法学学术研究以减轻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帮助以色列逃避责任。该项目主任普尼娜·沙尔维特·巴鲁赫（Pnina Sharvit Baruch，以色列国防军退役上校，曾担任军事总检察长（Military Advocate General，MAG）单位国际法部门负责人。——译者注）认为，指控以色列军事行动非法的说法是基于对战争法的“倾向性解释”（“tendentious interpretations”），这种解释极大地限制了军事行动的自由。为了反制这个情况，沙尔维特·巴鲁赫呼吁以色列法学家去推广能为军方提供更大灵活度的法律解释，并按照以色列的愿景重塑国际法律话语：为了影响战争法及其解释，以色列和以色列军队必须参与这一领域的工作。我们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军队法律顾问的合作，参与他们以进行富有成效的专业讨论。对那些能了解战场复杂性，并可以对战争法进行实用和适用解释的法学学者，我们必须推动其著作的出版工作。我们还必须活跃在博客和网络上。要参加专业会议并与有能力影响法律解释的学者保持关系，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沙尔维特·巴鲁赫本人也接过了这一职责。联合国独立调查委员会关于以色列 2014 年进攻加沙地带的报告认定，以色列涉嫌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法。她对此论调进行了反驳，其反驳报告认为，联合国委员会没有能力调查以色列的进攻。她的论点旨在反对委员会的评估，该评估认定以色列不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相称性原则（proportionality）。该原则的依据是行动造成的损失要与取得的军事优势相对称平衡。除其他论点外，她还争辩说，由于联合国不了解以色列对其每次空袭所取得军事优势的秘密评估报告，因此联合国不可能评估其军事行动是否是适当的。在沙尔维特·巴鲁赫的领导下，以色列学者继续“构建创新”法律解释，以保护以色列免于承担责任，这往往是对国际谴责或调查的直接回应，有时甚至在以色列行动期间实时提前预判到相应的国际谴责或调查。例如，2021年5月，法律与国家安全项目（Law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的攻势辩护，此时甚至处于战争未结束的时候。该项目称根据其对国际人道法中“过度损害”（excessive damage）的解读，以色列的攻势达到了“相称性”的标准。更广泛地说，该项目致力于破坏国际人权组织和监管机构的法律论断和合法性。2022年，该项目发表了一份反驳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指控以色列犯有种族隔离罪的报告，以及一份质疑国际刑事法院合法性的报告。该报告提出的法律论点既质疑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也质疑其对战争罪的定义。并为以色列政府提供了政策建议，以据此阻挠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活动的调查。以色列的法学研究不仅为在国际舞台上构建解释以支持以色列国家和军事政策提供了一个学科平台，还为打磨这些政策的执行机制提供了磨刀石。通过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特别是通过与以色列国家警察（Israeli National Police，INP）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局（Shin Bet，辛贝特）的合作，以色列犯罪学学科得到了发展和壮大。犯罪学家通过科研合作、制定政策建议和为警务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学术培训，在这些警务机构的运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治理以色列控制下的所有领土，军方、警察和辛贝特之间必须密切合作。与典型的殖民行政机构一样，以色列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治理破坏了任何传统的外国与国内、军队与警察之间的管辖权划分。人类学家埃拉特·毛兹（Eilat Maoz）指出，以色列警察绝不是例外。它与以色列军队和辛贝特一起，构成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实行主权的统治机构的一部分，并且这三个机构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些机构之间的权力相互重叠，也在共享任务和人员。以色列国家警察中有四分之一隶属于以色列边境警察（Magav），该组织最初是一个军事单位，现在其人员中有一半以上仍由正在服兵役的士兵组成。以色列国家警察的最近一任负责人罗尼·阿尔谢希（Roni Alsheich，2015-2018期间任INP负责人，曾监督了对内塔尼亚胡腐败指控的刑事调查，该次调查的结果最终导致了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起诉与审判。——译者注）是在卸任辛贝特副局长后被任命的。作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核心统治机构之一，以色列警察在被占领西岸地区运行了一个指定的警区，其管辖范围既包括犹太裔以色列定居者，也包括巴勒斯坦人。尽管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两类人群都有统治权，但晶哥对他们的管理方式却有所不同。被晶哥逮捕的犹太裔以色列定居者由以色列司法系统处理；而被其逮捕的巴勒斯坦人则在以色列警方和辛贝特的设施中接受审讯，然后移交以色列军事法庭系统进行审判和监禁。以色列利用军事法庭系统作为控制巴勒斯坦人的工具以及其系统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已被广泛记录在案。自1967年以来，估计有80多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军事法庭系统中受到审判，定罪率超过99%。以色列军事法庭的审判往往依据的是通过辛贝特审讯获得的证据，而据记录，这些审讯包括一系列侵犯巴勒斯坦人人权的行为。在审讯之前，巴勒斯坦人往往无法与律师联系，审讯可能持续数天或数周，在此期间，巴勒斯坦人经常被关在与世隔绝、没有窗户的牢房里，遭受身体虐待和酷刑。然后，晶哥的调查被用来将辛贝特的“安全调查”（security investigations）的成果转化为可采信的证据，用于军事法庭系统的审判。正如以色列辩护律师和法学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晶哥的调查实际上批准了辛贝特的非法实践。![]()
晶哥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侵犯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行为并没有阻止以色列学者与他们合作。事实上，以色列的占领所创造的条件为以色列犯罪学家提供了一个“富饶”的研究和实验场所，他们将自己的学术专长视作推动“反恐警务”，这一领域依赖于与以色列安全机构的密切合作，并将巴勒斯坦人作为研究对象。以色列主要的犯罪学家已将自己打造成为这些机构服务的专家，而以色列安全国家（Israeli Security State，专门术语，意在强调安全政治在以色列的主导地位。——译者注）也做出了回应。晶哥和辛贝特通过非法审讯和酷刑收集的巴勒斯坦人的机密数据成为了大学研究的基础，并反过来为这些安全机构提供政策建议。这种使用通过侵犯人权产生的数据和未经同意由学者提取的数据的做法放在大多数大学里都无法通过伦理审查，但这却是以色列犯罪学家的标准做法。前国家警察最高长官罗尼·阿尔谢希（Roni Alsheich）亲自致力于以色列学术界与警方之间更密切的合作。根据阿尔谢希自己的说法，他在2015年就任最高长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以色列犯罪学专家寻求指导。希伯来大学的以色列顶尖犯罪学家立即向他发送了一份包含数百页内容的PPT，阿尔谢希声称这些幻灯片对他任职期间制定以色列警察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阿尔谢希经常出现在希伯来大学犯罪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at Hebrew University）的大楼里，应邀参加各种会议和研讨会，并在其年会上发言。阿尔谢希自己就曾在该研究所接受过培训，当时他仍在辛贝特任职，并在担任以色列警察部队最高长官后继续在该研究所深造。阿尔谢希与来自各学术机构的犯罪学专家共同组建了首个为以色列警察部门最高长官服务的学术咨询论坛，并与其进行密切合作。![]()
希伯来大学犯罪学系称赞阿尔谢希向学术界敞开了警察部门的大门，并与他们的研究所合作，进而不断地评估和完善以色列警察的工作。在阿尔谢希与以色列犯罪学家密切合作之后，该领域的主要学者公开敦促公安部长延长他的任期。这些犯罪学家在支持阿尔谢西的陈词里，提到了他与学术界的合作，认为他彻底改变了以色列警察，并将其变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以科学为基础的警察组织”之一。当阿尔谢希结束其作为晶哥头子的任期时，犯罪学研究所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以表尊敬。以色列著名犯罪学家、以色列犯罪学奖得主大卫·魏斯布德（David Weisburd）——也是阿尔谢希的亲密合作者——对阿尔谢希赞不绝口：“您比其他任何局长都更重视促进警察科学的应用。您不仅尊重研究，也尊重学术。您不仅根据研究结果采取行动，而且愿意开展研究来评估您的行动计划”。即使在阿尔谢希离开后，这些合作仍在继续。以色列犯罪学专家继续培训以色列国家警察和辛贝特的人员，这是以色列警察所说的晶哥“学术化”的一部分。希伯来大学犯罪学研究所被选为以色列国家警察的“内务部”。该研究所为执法人员开设了精简版的犯罪学学士学位课程，旨在将执法人员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更有效的“实地”实践。该研究所还专门为警察局指挥官和寻求晋升的警官开设了犯罪学课程。在2023年的毕业典礼上，以色列国家警察的指挥官们强调了学术培训对磨砺警官能力的重要性。希伯来大学校长塔米尔·谢弗（Tamir Sheafer）在回应中肯定了希伯来大学将继续服务于国家警察，并为“我们有幸助力于你们的培训”而感到自豪。以色列犯罪学家认为自己不仅是以色列警务机器的研究和培训部门，还是国际“反恐警务”领域的先驱。他们宣传自己的研究对全世界的执法、情报和安全机构都有用，并提出了最佳“反恐实践”的“十诫”。其中包括“经过实战验证”的以色列战略和战术，如不断从线人那里收集情报，以及通过限制整个社区，让社区处于结构性不稳定中，来为叛乱分子制造“敌对环境”。以色列犯罪学家主张向世界各国输出以色列的这些战术，而这些战术因侵犯巴勒斯坦人权受到谴责。希伯来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几项重要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资助，该研究所的教职人员还担任安全机构（包括美国警察部门）国际代表团的专家，带领代表团参观以色列的警务机构和基础设施。在展示以色列的反恐警务模式时，研究人员带领代表们参观了被占领东耶路撒冷地区的检查站和综合监控系统。在这些培训和出版物的语境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对被占领巴勒斯坦人的治安管理以及警察与大学之间的勾结都标榜为“民主国家的典范”。希伯来大学犯罪学家西蒙·佩里（Simon Perry）和塔尔·乔纳森-扎米尔（Tal Jonathan-Zamir）所说：以色列有可能成为研究警务工作的令人着迷的实验室......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警察只是在最近十年才开始将恐怖主义视为一个尖锐的问题和其任务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而以色列国家警察在这一领域已有近40年的经验。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确确实实给了以色列犯罪学家和法律学者一个实地实验室。以色列的法律研究不断地扩展，为以色列永久军事统治的合法化和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其研究人员和教师则成为广受谴责的以色列政策的推动者、制定者和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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