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法因《宏观经济学：批判性指南》选译

本·法因. 《微观经济学：批判性指南》与《宏观经济学：批判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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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准备工作和致谢

本书的两位作者中，一位在研究生阶段教授宏观经济学已有四十多年，而另一位最近才接受过相关培训，相对而言仍是新手。在决定本书的内容和编写方式的过程中，这种经验的碰撞起到了积极作用。鉴于我们的目标，我们会遇到以下问题。

首先，我们的读者可能在能力和知识上水平不一。一般来说，我们希望读者掌握经济学本科学位所要求的大部分基础知识。在此之上，我们偶尔也会复习一些基础材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材料经常被不恰当地理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这些材料被以批判的与更加全面的视角呈现时，看起来会有所不同。出于这个理由以及其他原因，我们添加了一些专门讨论特定主题的方框，作为对正文的补充。其中有些涉及技术性内容，有些则不涉及。

其次，经济学对数学的技术要求日益增高。我们有必要掌握并运用这些技术材料，这不仅是学习技能的过程，更是为了从经济学所依赖的技术术语中洞察经济学的本质。然而，众多经济学教科书在内容上过度偏重数学，令人难以理解的同时忽视了一个又一个该死的模型背后的动机和意义。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精挑细选出适量的技术材料，在不牺牲实质性的内容的同时，纯粹将其本身作为一个目标。同样的意见也出现在了与本书对应的《微观经济学：批判性指南》一书中（甚至更适用），但考虑到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和解，前者无疑正在赶上（甚至超越）后者。

第三，宏观经济学原则上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尽管它的范围和关注点正或多或少变得更为局限——包括处理长期增长、短期波动、经济危机、国内经济、国际经济等等。因此，在选择要讲的材料时，一定要对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作出明智的选择。

第四，与其他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不同的是，本书所采取的批判立场反映出向学生介绍替代性思维方式的目标——这些思维方式往往曾是正统的，但如今已被学生此前接受的训练所排斥和拒绝，这使得替代方案和替代性思维的概念变得违背直觉，即便学生理解了这些概念，也容易招致抵制。各章节对这一目标的实践不尽相同，对主流观点、技术材料、批判以及可能的替代方案的关注程度有高有低。

最后，经济学教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一个问题是，对学生的技术要求太过于苛刻，以至于占用了过多的关注和注意力，与教学内容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说明，也许金融体系不能简化为货币的供求关系，但要解释在这一假设和其他假设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为何认为国家干预充其量是无效的（见第8章），则需要更长、更多的时间。但哪一个更重要呢？当然，表达和学习的难易程度远非涉及哪些内容以及如何涉及这些内容的唯一或主要标准，但其中显然存在一些权衡。经济学学生必须熟练掌握他们所学到的技术，但肯定不能不同时发展出概念理解能力，以及对教材中哪些内容重要、哪些内容不重要的敏锐感觉。

从根本上说，以下内容相当于一门30小时或更长时间的讲座课程，几乎完全侧重于理论方面。无论是以实证还是政策为导向的应用宏观经济学均不是本书的重点（尽管我们会对相关主题进行一定的理论覆盖）。我们不会将本书的内容定位成替代性或异端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那样的一本书在我们看来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理由见第13章）。从某些角度来看，比起编写一本替代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或是呈现公认的智慧，又或者提供一套模型，我们的目标更加谦虚，因此也更加雄心勃勃。更确切地说，我们希望以宏观经济学的现状或过去作为关键的出发点，阐述其内容，揭示其不足，并指出我们在理解宏观经济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此，我们要（并非指名道姓地）向那些在文本编写各阶段提出宝贵意见的人表示感谢。我们还要感谢冥王星团队，尤其要感谢丹·哈丁（Dan Harding）一丝不苟的校对工作。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学生们，他们承担了一项重任，那便是教导我们应该讲授什么以及寻找到最佳的教学方法。

关于批判性地讲授经济学的困难，请参阅《微观经济学》册的序言。

本·法因（Ben Fine）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经济学教授，并在约翰内斯堡大学（Universities of Johannesburg）（南非社会变革研究教席高级研究员）、罗德斯大学（Rhodes University）（社会与经济研究所客座教授）和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企业战略与工业发展副研究员）担任荣誉职务。

欧拉尼娅·迪马蔻（Ourania Dimakou）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经济学讲师。

1 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学？

1.1 概述

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往往从个体的最优选择开始讲述。消费者，有时也理解成家庭（household）——尽管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往往会有冲突——被假设在现有价格水平的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或最优偏好水平。这样，个体就有了对消费品的需求；以及，相应地，生产者就获得了劳动力供给（当然，也与个体持有的任何其他资产有关，主流经济学称为“禀赋”）。厂商则被假定在当下可用的技术和原材料、产品的价格水平下追求利润最大化。

消费者与生产者行为将分别在第二、三章中详细讨论。在这两章中，我们将会看到，由于经济学与经济学家逐渐不加反思地习惯于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整个框架——或者，至少将此框架不加反思就视为分析的起点，而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的疏忽。本章的写作目的，正在于揭露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微观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事实上，它名义上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有着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和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两个主要分支的经济学学科，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尤其是凯恩斯主义形式的宏观经济学——在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时期，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试图解决大萧条带来的大量失业问题。自然，这正是我们将要涉及的经济思想史领域，也正是现代微观经济学（更一般地说，经济学）所刻意忽略的。深入我们学科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基于时间顺序，简单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这种论述往往预先持有这样一种假设，即理论在过去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数学工具的日益广泛运用下。然而，随着本书的深入，我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给予微观经济学历史定位这一工作所能得到的成果将会愈发广泛、有益，且同时是（在经济学内）具有颠覆性的。我们终将得以了解到微观经济学如何发展成它现在的样子、这种转变在何时发生、微观经济学被应用到了哪些领域，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与相关领域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微观经济学的本质。

以上问题需要在知识社会学的层面上理解：微观经济学是如何出现，又是如何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的？至少有两条大致的路径用以对此问题进行思考。第一条路径，或者说“绝对（absolute）”路径：强调学科的内部发展，因为它提出并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第二条路径，或者说“相对（relative）”路径则认为，外部因素在理论发展中发挥了作用，尽管外部因素可能是环境（凯恩斯主义是基于大萧条的外部环境应运而生吗？）或者是既得利益者、意识形态等（货币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和/或金融利益的回应和/或支持吗？）。

如果我们认为微观经济学的出现与发展是基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与相互制约，那么我们或许不必在两条路径之间踌躇不定。然而，通常来说，找出学科理论的发展逻辑往往比解释外部因素如何支持或允许理论的生成与广泛传播要容易得多。后者总是要求我们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甚至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详细的考察。

1.2 短期和长期综合征及其他

在经济学内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划分已然确立，并以这样一种方式主导着这门学科，即除了日益突出的计量经济学之外，其他所有学科都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或者是教学中的一门选修课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研究中的一种选择。每个人都会学习宏观和微观以及计量经济学，但没有任何其他领域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程度上成为必修课。即便如此，学科内的这种传统划分以及霸权和特权的形式还是相对较新的。它源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兴起，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为我们带来了宏观经济学：一种对整体经济运行的明确构建的关注，关注大规模失业的原因、治疗方法，偶尔也关注大规模失业的后果。

宏观经济学的这种规范为其他研究领域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这些领域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同样关注整体经济的运行，但所研究的问题与（非）就业的决定因素以及其他现在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总量（如价格和产出）的决定因素相重叠，但又有所不同。因此，经济学可以，而且毫无疑问应该关注制度的作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技术变革的来源、垄断和大型企业的形成以及工会等问题，这与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和变革问题截然不同。另一类研究显然要单调得多，即从大局出发，孤立地研究经济的各个部分，无论是家庭、行业还是企业。

第二种规范是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诞生并非完全偶然，它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形成（如果说它的起源比凯恩斯主义更早一些的话），并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革命中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这场革命产生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方法和概念，如边际效用、边际产品和边际成本、个体最优化、效率和均衡，以及更多其他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个十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构成了这门学科的核心（当时计量经济学几乎还未出现），尤其是随着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微观经济学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对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其他学科这三个类别，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在学科中的分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固定不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们之间的界限发生了双重变化，其速度和发生率并不均衡。其一是宏观经济学日益从属于微观经济学。另一种情况是，“其他一切”类别在方法、理论和概念方面被边缘化，除非它被纳入微观经济学（或可能是日益类似微观的宏观经济学）。例如，一些人（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人）宣布，发展经济学不需要与应用于发达经济体的方法分开。毕竟，有效需求在哪里都是有效需求，个人的优化行为也是如此。初始）条件可能不同，但原则是一样的。课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选修”领域也是如此。

然而，这一结果存在一些悖论。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宏观和微观的出现和划分源于对特定问题的特别关注（宏观的失业问题、微观中对供求的优化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忽视其他方面的考虑，即其他领域所关注的问题。然而，微观和宏观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之后，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了纳入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微观和宏观在建立和运行之初刻意回避的。

当然，微观和宏观通过这一路径所发现的原理，很可能由于某种极为幸运的智力意外，确实具有更为广泛和合理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在其初衷之外的主题方面。然而，这不仅仅是个问题。至少，我们必须承认，微观与宏观的分野远非动态的二重奏，它只是通过排除，甚至预先防备其他方法、理论、概念和因素的考虑来扩大其应用范围。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本书的主题，因为本文只涉及宏观经济学。不过，考虑一下什么是或应该是宏观经济学的主题，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方面，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会认为宏观经济学的主题是对经济整体运行的分析。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范围要比前一个定义狭窄得多。在凯恩斯革命之后，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就业和产出——以及一般价格水平等其他宏观经济总量——的短期偏离（围绕着通常被认为是既定趋势，甚至是均衡的东西）。宏观经济学可能偶尔会误入更广泛的领域，如增长，但这些领域却远非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增长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甚至比与狭义宏观经济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阐述这一点。作为一门研究整体经济运行的学科的宏观经济学，早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学被命名之前便已实际存在了。例如，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也涉及这一问题。但他们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概念和研究对象，尤其是对阶级、分配、积累速度和技术变革的关注，以及对资本主义增长能否无限期维持的关注。因此，自相矛盾的是，宏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统领性领域的出现，产生了一种反常的效果，即缩小了被认为是整体经济运行的范围，这不仅是相对于十九世纪之前的经济学而言，也是相对于宏观经济学诞生之初的“另一种”经济学而言，后者关注的是商业周期、制度、分配、技术变革、垄断等问题。

此外，缩小宏观经济学范围的进程，虽然以凯恩斯主义最初出现时的明显飞跃为标志，但随后同样得到了推动。宏观经济学范围的缩小通过三个进程得到完成，这三个进程将在本文其余部分强调。首先，宏观经济学越来越重视一般均衡。这本身有两个不同的因素。一方面，在总体上处理市场和市场行为时存在一致性问题。具体来说，每一笔（预期）销售都必须与（预期）购买相对应，或者说，如果支付了利息，就必须有其他人收到利息。这种对所谓瓦尔拉斯定律（或没有货币时的萨伊定律，见第3章）的依赖，将宏观经济学与一般均衡联系在一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局部均衡，例如，在局部均衡中，对生产者使用投入品，从而使供应者获得收益的情况不再进行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不一定在逻辑上作为一个单独步骤，但瓦尔拉斯定律所附带的所有市场的一致性（被理解为总体供求平衡），很容易被设想为导致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市场都通过价格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调整问题，名义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失去平衡的话。瓦尔拉斯调整法是指需求过剩时价格上涨，供给过剩时价格下跌。众所周知，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本身的发展，除非在严格的条件下，否则不能假定瓦尔拉斯调整会导致均衡（更不用说它是存在的、唯一的和有效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生产和交易是在价格有机会调整到均衡值之前还是之后进行的（即所谓的希克斯式虚假交易）。这种瓦尔拉斯调整模型被明确视为依赖于一个瓦尔拉斯式的“虚构”拍卖人，他负责叫价、评估供求关系并调整价格，直到价格正确为止。问题是，我们需要虚构的拍卖人，因为所谓的完全竞争取决于每个人都是价格接受者，因此没有人可以定价。詹姆斯-米德与约翰-希克斯一样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还发明了凯恩斯主义的IS/LM框架（见第5章）。

然而，在针对瓦尔拉斯调整对于理解宏观经济运作的有效性的质疑背后，是其巨大的威信。与许多其他此类难题一样，尽管宏观经济学越来越依赖于一般均衡，但却倾向于忽略从一般均衡中得出的、对其模型构建不利的数学或技术结果。但是，瓦尔拉斯的均衡与调整框架已日益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是在给定偏好、资源和技术的基础上，在竞争或强或弱抑或者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供给和需求如何围绕数量和价格来形成与调整的。其他对宏观经济影响深远的问题往往被一般均衡的瓦尔拉斯框架排除在外。

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学需要纳入瓦尔拉斯定律，这在原则上或多或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在实践中并非总是如此。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瓦尔拉斯定律的承诺完全独立于它所支配的基本供求理论。因为，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学向一般均衡靠拢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个体的加总而非优化，以此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简而言之，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第二个总体特征，宏观经济学越来越从属于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在这方面处于主导地位，但并不完全如此）。

第二个主题（向一般均衡靠拢）的这些不同方面都与贯穿宏观经济学演变的第三个主题有关，即如何将短期与长期联系起来。在此，必须注意区分短期和长期的三种不同方式。第一种，也是最明显、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简单地指时间的流逝。显然，短期发生在长期之前，尽管这两者最终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种区分方式同样与时间的流逝有关，但此外还包括部分经验内容和部分理论内容。毕竟，经济学的传统做法是将变量按其调整速度划分出等级。例如，对一家公司来说，改变产出水平被认为相对更容易、更快，尽管这可能会造成压力，直到增加就业。这本身就比安装新的资本设备更容易、更快地改变产出水平，以便能够更充分、更容易地应对需求的增加。因此，产出被认为是在非常短期内作出反应，就业是在短期内作出反应，而资本则是在长期内作出反应。其他变量，如制度，可能变化得更慢。然而，这种按调整速度对变量进行分级的做法，并不仅仅是根据经验来判断事物在实践中的变化速度，因为这本身也会因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变化。相反，变量的相对调整速度也反映了理论上的选择，这方面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的区别：前者认为产出可以很快（根据需求）调整，而后者则认为价格会很快调整，以便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实现供需平衡。

与短期相对的第三种长期概念与时间本身无关。它只是对均衡的定义，即假定所有变量都有机会发生变化，而短期内并非所有变量都能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假定这种均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事实上，定义这种长期均衡的参数，甚至是经济结构本身，无论如何定义，其变化速度都可能快于通向均衡本身的任何过程。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特点是交替使用短期和长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正因如此，短期才被理解为围绕长期均衡的偏差，而长期均衡是不变的，也不受短期的影响。例如，即使短期内投资水平的变化肯定会对“长期”生产能力和生产率产生影响，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这种围绕短期和长期的不一致性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因为人们对短期因素本身的理解是狭隘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维持其与长期运行的假定关系。必然地，被纳入这种宏观经济学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被纳入的方式，都必须同短期和长期被构想和关联的方式相吻合。这一点可以通过参考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对待货币和金融来说明。货币主要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资产，通过充当支付手段将收入转化为需求。通常情况下，货币的需求量和（固定）供应量被设定为相等。另一方面，就投资资源的调动和分配而言，金融主要被视为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驻留（效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在研究短期和长期时被搁置（见方框1.1）。

本世纪头十年的全球危机残酷地暴露了这种观点（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这一点）。异端经济学的各种方法都使用了金融化一词，正如这些方法所分析的那样，全球危机与金融市场出于投机目的的过度扩张密切相关，其代价是牺牲了所谓的实际投资及其有效性。简而言之，金融化见证了金融相对于GDP不成比例的扩张（在过去30年中，这一比例大约扩大了三倍），并具有一系列特征，例如：涉及不同类型投机资产的激增，越来越脱离实际经济活动；见证了金融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多领域的渗透；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相应地加强了金融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化力量（通常用新自由主义一词来表示）。

当然，这远不能全面说明什么是金融化，以及金融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但这足以暴露以独立的短期和长期以及一般均衡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局限性。而且，虽然全球危机通过主流宏观经济学对货币和金融的处理这一不可避免的例子强行暴露了这一点，但就其他主题而言，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这些主题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要么是因为它们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要么是因为它们在主流经济学中缺席，例如分配、垄断、技术变革、冲突和权力的行使，以及制度的作用，尤其是国家的作用。

然而，如果这些问题遭遇了现实，并在全球危机中被凸显出来，那么宏观经济学实际是什么和它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巨大鸿沟就很容易暴露出来。就在危机爆发之前——甚至到危机开始爆发后——宏观经济学还在庆幸自己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主要是随机冲击对经济稳定和繁荣造成的后果。危机过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失去了自信和自满，而政策措施，如量化宽松政策，已被证明无力恢复持续增长，尤其是在与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短暂调情之后，紧缩措施也被依赖。

鉴于支撑经济的“基本盘”如此有力，这一切都显得引人注目，甚至有些自相矛盾。人们可能认为基本盘指的是赤字水平等，但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基本的“基本盘”，与潜在的物质条件有关——全球经济的前景在过去30年相对于战后繁荣的缓慢增长和当前危机中一直非常强劲。具体来说，如果只是简单罗列，并为简洁起见而过分概括的话，以下特征对资本主义增长最为有利：新技术的多样性和广泛应用所带来的生产力增长；工人阶级和进步运动，特别是工会、政党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力量和组织度的下降；通过移民、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提高，全球劳动力数量大幅增加；在美国的霸权下，特别是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发达国家之间的深度合作；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胜利，特别是以遏制社会和货币工资的形式取得的胜利。

因此，需要强调的有两点：短期和长期是不可分割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往往缺乏支撑短期和长期的因素。一旦考虑到更广泛的制度因素，这一点就会得到进一步加强。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是尽量减少国家干预，尽可能将更多的事情（尤其是金融）交给自由市场去做，但在全球危机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即使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和暂时的。因为在实践中，政策应对措施仍然异常谨慎，而且范围有限。举例来说，如果说国家正在卷土重来，那肯定不是战后经济繁荣时期所经历的那样，当时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得到了围绕卫生、教育、福利、工业和地区发展的一整套（这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干预政策的补充。

相反，正如“量化宽松”所象征的那样，当务之急是恢复金融体系的活力。与之相伴的最多是对重新监管的弱化的和象征性的服从，以及收回金融业从业者不成比例的报酬。对有效需求采取的刺激以凯恩斯主义最温和的货币政策形式为主，而定向的财政刺激则退居其次（或被完全抛在一边，因为伴随着支持金融的赤字所要求采取紧缩措施，以支付造成问题的金融体系的利息，因此，金融体系必须得到拯救）。尽管当前危机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有明显的例外情况，但总体而言，危机绝不是由于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国家在提供社会工资方面的支出造成的。然而，在工作与社会条件上无可指责的人却受到了经济衰退和紧缩政策的沉重打击。

就宏观经济表现的有利条件而言，其中一个因素已被确认，即进步运动的虚弱，而进步运动反过来又更倾向于国家干预。此外，在过去的30年里，国内和国际的金融精英在政府内外不断涌现、成长、壮大并制度化。这不仅意味着通过私有化等直接方式和通过财政紧缩等间接方式来促进私人资本的特定政策，而且还意味着构思和制定替代政策的能力的转变。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否不亚于传统意义上的“基本盘”？

这些因素的性质和重要性在社会科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被认为是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背景下（尽管有些人否认这是理解我们当前困境的有效进路）。除了公认的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观点的平衡转变之外，最突出的一点是，就宏观经济学而言，新自由主义可能并不存在——除了转向更紧缩的政策，以及暗示决策本身是通过独立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治压力而制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新自由主义可能不仅仅是政策和决策的转变，还包括金融化及其直接和间接影响等更多更深层次的东西，但这一点却根本没有被考虑到。这再次表明，无论是从宏观经济是什么，还是从宏观经济为什么是这样的角度来看，人们对宏观经济的理解都是狭隘的。因此，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没有明确说明的情况下，其含义是宏观经济运行确实如此，宏观经济分析也应明确说明这种关系及其对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但恰恰是这样的问题被主流所预先防备着。

1.3 从“是什么”到“怎么做”

宏观经济学主题的发展，以及微观/宏观二元论的划分和盛行，与（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以及潜在的方法论立场）的发展密切相关。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所采用的方法和具体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最终确定了（宏观）经济学的主题，而且更确定了经济科学工作的基础。

我们所说的经济研究方法是指分析研究对象的特定系统方法和技术。虽然不同的方法可以独立于整体研究议程来看待和使用，但它们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一种特定的立场，即如何看待所研究领域的性质，以及可以产生的知识的性质。尽管本节的目的不是对这些深刻而有争议的哲学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但对支撑起宏观经济学范围和整体研究计划演变的理论、组织概念以及方法的主要特征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自十九世纪末的边际主义革命及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决裂以来，经济学开始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其主题。对经济系统如何理解和研究的特定概念化引出了今天众所周知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如（理性的）最优化个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被视为一系列市场关系的源泉，围绕理性、均衡和效率的概念组织起来。

对世界（现实）的本质及其分析的这种认识，导致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也是缩小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一系列步骤中的第一步。一方面，经济学关注自利的、超历史的个体（无论是家庭、企业、国家还是民族），通过市场交易中一系列具体的、可计算的优化行动来表达自身，从而将历史、政治和社会领域排除在外。这种方法论视角不再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更大问题，如财富和资本积累或是收入在阶级间的分配，而是从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棱镜来研究经济，这些组成部分本身被狭义地定义为具有既定偏好、禀赋和技术的最大化（效用、利润等）行为主体。另一方面，作为还原论的第二个维度，这种理解导致人们通过越来越多的演绎和公理化推理模式来研究理论和概念。也就是说，做出一系列假设（例如，理性的最优化个体），并通过数学推理得出一系列结论，而不再采用基于严密的经验观察的归纳和历史方法，以及相应的开放的基于背景生成的理论。这种方法上的转变对理论的现实主义（无论如何理解）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因为它将演绎推理（基于有疑问的假设）和内部逻辑一致性置于首位，从而缩小了有待探讨的经济问题以及探讨这些问题的方法的界限。

在战间期，在确立边际主义原则和方法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不同的经济学方法。旧制度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更多立足于实证和归纳方法，侧重于垄断、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等更广泛的问题。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的著作既是对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回应，也是对主流边际主义理论的（至少是含蓄的）抨击，因为这些理论无法解决更不用说解释大萧条了。对于最优化的个人和企业而言，无论受到怎样的限制，原则上总能实现均衡，而失业即使存在，也只能是自愿的，如果不是故意阻挠的话。也就是说，最优化单位之间的均衡（作为市场出清）这一组织概念，从结构上预先防备了失业等现象，也就没有必要将其解释为市场效率低下之外的其他现象。

随着凯恩斯的出现，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特领域的出现并没有阻止微观经济学沿着上文讨论的路线平行发展，其自身的概念和方法也日益受到后者由外而内的影响。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学被定义为一门研究如何在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分配稀缺资源的科学，尽管这门科学在几十年后才被人们接受。凯恩斯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确实导致了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的改变。尤其是凯恩斯，他根据对大规模失业的经验观察，采用了更加归纳的推理方法，并将经济视为一个整体，不能将其分解为高度分散的组成部分，也不能从这些组成部分中推导出经济的结论。鉴于这种方法论立场，新的理论（有效需求、根本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等）和组织（均衡是一种静止状态，而非市场出清）概念反映了与边际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决裂。凯恩斯保留（甚至加剧）了短期和长期运行的划分，将前者视为围绕固定长期运行的偏差，但他的整体方法强调了有效总需求对宏观经济活动的作用。他摒弃了萨伊定律，重点关注投机性金融在导致投资、产出和就业水平不足方面的作用。一个同样重要的贡献是基于根本的不确定性而非（概率上的）可计算风险的概念对预期进行了概念化。凯恩斯本人也反对两种已成为标准工具的分析技术：数学建模（澄清解释除外）和使用计量经济学进行政策预测。这些方法的不足直接关系到他对世界未来状态及其系统不确定性这一概念的立场。

尽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思想本身）具有鲜明的特点，但与微观经济学相关的演绎/数学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立即通过所谓的形式主义革命在宏观经济学中实现了飞跃。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分别发展，从而在持续存在的方法论分歧中达成了妥协。不过，从理智上讲，这为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微观经济学让出了方法论的阵地，并在原则上为宏观经济学从属于微观经济学铺平了道路，正如战后繁荣和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反革命崩溃后最终发生的那样。

特别是，首先，经济学确实变得更加技术性，尤其是以理论与应用/证据之间的分离（或折衷联系）的形式。理论是以模型的形式来思考和构建的，然后再以非常特殊的，甚至是狭隘的方式与数据“面对面”。从理论到模型，从经验观察到数据，术语上的转变并非偶然。因为理论成了建立模型的同义词，一套或多或少基于边际主义原则的假设和逻辑（数学）推理导致了相应的结果。从证据到数据的转变，既涉及经验观察的概念化和构建方式（作为唯一可量化的措施），也涉及经验观察与理论的关联方式，即验证（或不验证）模型的预测。

其次，抛开公理化的程度不谈，数学模型的建立越来越脱离对现实的表述，而专注于自身的内部需求，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回答自身的问题。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在一系列限制性很强（或不切实际）的假设基础上实现的，如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所有商品和服务都具有高度的总替代性、所有商品和服务都存在远期市场等等。尽管如此，这些保证一般均衡存在的必要条件的现实性，在寻求可操作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处于次要地位。更令人吃惊的是，对一般均衡的专注还带来了另外两个内部问题，这些问题即使没有被完全搁置，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即所发现均衡的唯一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对于后者，对建模系统的动态的考虑一直被搁置。换句话说，回答“如此构建的经济模型是否存在一般均衡？”的问题取代了“均衡是如何产生的？”的问题。正是沿着这些思路，与实际经济问题的脱节进一步扩大了。存在性证明不仅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中存在的任何均衡，而且还忽视了对均衡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或可能实现均衡的条件（假设）的分析。这成为后来大多数模型构建的共同特点，即任意假设被认为相对于满足模型本身的内部需求而言并不重要，这种方法被视为“严谨”是因为其数学形式和推理，而不是因为（被忽视的）其前提的有效性或其对现实的表述。

第三，与数学建模同时出现的还有统计/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同样是出于对更“严格”的定量工作的渴望，经济系统（包括每个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被视为一组随机（概率）分布。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应运而生，用于研究经济及其假定的统计特性，并作为检验理论预测的手段。统计分析不仅限于研究宏观经济总量或估计经验关系，而且还通过假设－演绎的确认模式为验证模型提供测试技术。理论模型只有在能够提出可检验的假设和预测时才被认为是有用的，而计量经济学技术被认为能够实现这一点。因此，计量经济学变得日益突出，而这种平行发展更普遍地加强了主流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分析之间的联系。经济学与工具实证主义紧紧结合在了一起。模型纯粹被视为工具，因此，其假设——仅仅是演绎推理的原材料——与检验无关。相反，只有模型的预测才应接受事后检验和经验反驳。

本文简短地阐述了演绎法和实证检验方法的构成要素，这些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起不断发展，直至成为现代“科学严谨”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凯恩斯革命后不久，就出现了将凯恩斯的研究成果纳入这一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尝试。从IS/LM框架（或新古典综合法，见第5章）开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越来越偏离其最初的灵感，尤其是在方法和内容方面。具有（或多或少）凯恩斯主义洞察力的模型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起来的。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消亡以及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NCE）的兴起，这些方法和技术以其自身的标准变得更加普遍和系统性，因为一种正统的理论被巩固了，一般均衡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增加了理论元素，特别是理性预期。20世纪8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RBC）理论（见第9章）问世，它是对NCE的极端补充，在微观经济原理的最稀疏应用下，巩固了数学和统计建模。形式主义得到进一步加强，研究计划的目标和内容变得更加明确和更加量化。最终目标是要符合那些程式化的事实，即宏观经济总量的统计属性。在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的共识中，RBC范式被有选择地加入了一个或多个新凯恩斯主义（市场不完善）元素（见第10章），从而得到了强化和常规化。高等数学和定量技术构成了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宏观经济学是对短期偏差的研究，而短期偏差本身是由特定长期趋势周围的外生冲击引起的，因此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范式下进行分析。后者是一套数学模型的总称，它要求在“动态”环境下从微观基础完全收敛到一般平衡。长期均衡是静态和固定的，而动态元素主要侧重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个体优化。DSGE框架可视为20世纪50年代首次完全形成的一般均衡静态分析的延伸。然而，它本身仍然是静态的，即没有涉及均衡的动态性（均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它不能改变）。动态仅仅被理解为研究围绕长期静态均衡的短期偏差。

撇开对方法论问题和方法的详细辩论不谈，越来越多被采用的方法仍然造成了两种自相矛盾的影响。将经济学提升到所谓的“科学”地位，从而将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的逐渐狭窄的方法，同时导致了其主题和实质性内容的缩小。

但必须承认的是，第二种影响并不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后果，尽管形式主义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数学本身并没有错，它确实可以阐明论述，但通过数学模型分析什么是有局限的，这同样适用于概念、分析范畴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对系统因素和过程进行建模有其先天的困难，而数学函数要求关系的普遍性和稳定性，这对于社会现象和关系的适用性是不可接受的，更不用说过程和社会变革了。然而，由于社会（或宏观）现象的理论前提完全来自产生这些现象的个体优化行为，因此通过数学表征来分析这些现象是合理的。反过来看，致力于某种特定形式的数学建模意味着某种特定形式的理论和概念内容。

如前所述，宏观经济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主流经济学日益形式化，通过普遍适用且自以为是的数学模型将其理论与现实隔绝开来。然而，检验理论的经验证据基础需要假定证据（数据）独立于理论。而这样的假设是无效的。证据不可能在理论或概念真空中收集。无论如何有意识，测量建构都是从理论的分析范畴中衍生出来的，而理论本身又是以本体论立场为基础的。这既适用于定量变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和计量只针对有市场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反映了理论对交换领域的关注，或国民账户中消费、生产和投资的划分），也适用于定性变量（如腐败、信任和法治，因为这些无法量化的现象进入了理论领域）。除了计量问题之外，随着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地位的提高，用于揭示数据特性的统计方法也取决于产生从这些角度对数据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的理论；无论是如何区分总体时间序列的循环成分、长期成分和随机成分，如何提取长期趋势，如何处理内生性/联立性，还是如何估计预期。因此，举例来说，提取一个数据序列（如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趋势是由区分短期和长期运行的理论预设所驱动的，而联立性问题则是源于一般（而非局部）均衡理论的计量经济学问题。简而言之，数据不是客观的，也不是外生的。因此，检验一个理论是否符合可观察到的现实，而后者本身就是前者的副产品，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

这并不是要抛开实证工作的有用性，只是要强调实证工作是如何在其自身的轨道或自我服务的职权范围内定位于主流并为其服务的。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假设缺乏现实性（尽管有时也会寻求假设的合理性）并不是一个有希望的出发点。自相矛盾的是，主流理论在理论与证据之间的关系上必然存在许多未被认识到的模糊性，甚至是不一致性，这甚至使主流理论可以无视自身理论缺陷的证据，因为在实践中检验和否定理论的程序很少得到贯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用实证检验方法来反驳理论（模型）或多或少是不可能的，更何况理论假设可以修改，实证证据也可以重新表述。

21世纪头十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检验技术的无能，自2007年以来发生的事件表明，正统宏观经济学在其自身的理论检验方法上存在缺陷（DSGE模型除了预测危机之外什么都能预测，而且在危机发生之前，数据一直在验证这一点）。这种对主流理论的“宏大”驳斥肯定会导致某种范式的转变（例如，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消亡及货币主义对其的取代）。然而，尽管学术界进行了一些热烈的讨论和批判性的反思，但仔细观察后发现，最多也只是显示出一种温和的再次考量，尤其是在金融的作用以及将金融部门纳入其他不变的DSGE建模形式的必要性方面。也就是说，在考虑技术层面的改进时，没有对整个研究计划的方法、技术和目标进行充分的批判性思考，而只是对其各个部分进行了微小的修改（尤其是通过引入市场和行为缺陷）。总之，主流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证方法上都是随意的，甚至似乎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是原则上的话，至少在实践中是如此。

1.4 进一步的思考和阅读

重申一下，这里的重点不是对方法及其适当性进行详细分析——这本身就是一个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进行深刻辩论的主题。相反，我们要强调的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对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含义和结论本身，以及从这种经济分析方法中得出的建议的范围和性质都是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学）中越来越多且不加批判地采用的具体方法隐含于所提出的经济理论的实质内容之中，并制约着这些理论的实质内容，因此也制约着所能提出和不能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总之，在方法、理论和概念的每一个层面上，我们都有必要（像注意到宏观经济学包含了什么一样）去留心宏观经济学都遗漏了什么，后者完全左右着前者。

正如下文各章所述，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立场及其理论和组织概念的狭隘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对经济体系、其系统过程及其主要主体的同样狭隘的理解。例如，这可以从政策建议和坚持国家至多发挥调节作用的角度看出，因为作为一门选择的科学，所需要的只是适当改变（个人）激励机制——这在系统（市场）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很明显——较高的最低工资和慷慨的失业救济金被认为会扭曲劳动力供应的激励机制；高额（资本）税收扭曲了投资激励；专利改善了创新的激励机制，等等，把我们带到了本世纪头十年的危机之中，迫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需要抑制金融市场对过度风险的激励。

对工具主义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理论的预测能力和准确性的承诺导致了解释力的降低，因为模型和它们所奠定的任何（因果？）机制都被视为仅仅是为了拟合程式化事实（或事件规律）的工具。在坚持形式主义（特定的数学类型的形式主义）的前提下，社会现象和概念被简化，以适应僵化的理论前提和要求具体、普遍和可测量定义的方法，而其他概念则被排除在外（直到以所需的形式呈现）。

同样，在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如果不是这个模型，那么是哪个模型？”这样的问题，而且学生们也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本身就被误解了。当然，以预测能力来判断模型即使不是谬误也是有限的，因为它不仅忽视了解释力和对研究对象的实质性理解，还因为要检验的经验证据不可能是理论上空洞的。在不同的理论（具有不同的本体论立场）之间进行评估，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考察各种具有不同概念的以及对社会、经济和历史的性质有不同理解的替代理论，以及本质上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本身不必被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相同的。因此，本书的目的不是去发现最佳的统一或普遍的理论，而是承认主流宏观经济思想的局限性，既要从其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也要从其他方法的角度出发，以及它们与地点和时间差异的相关性，尊重“宏观经济”的背景。

关于短期和长期运行之间的关系，见Sanfilippo（2011）和Schmid（2010）。关于危机后的经济学，见Spaventa（2009）、Krugman（2009）、Buiter（2009）、Besley（2011）、Blanchard等人（2010）、Blanchard等人（eds）（2012）以及McCombie与Pike（2013）。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历史，请参见Fine（1998,chapter2）以及de Vroey与Malgrange（2011）。关于金融化，见Fine（2012）。关于危机后有效市场假说的辩护，见Ball（2009）；关于批评和替代方案，见Guerrienand Gun（2011）和Crotty（2011）。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见Blaug（2003年）和Backhouse与Fontaine（编）（2010年）第3章。关于新古典经济学主要特征的讨论，见Arnsperger与Varoufakis（2006），以及Lawson（2013）和Fine（2016）的批评。

关于微观经济学的演变及其对宏观经济学的影响，请参阅对应的《微观经济学：批判性指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