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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ya Wind
译者：生长在巴勒斯坦的橄榄树
校对：吴衢
吴衢注：本文翻译自学术著作Towers of Ivory and Steel: How Israeli Universities Deny Palestinian Freedom第28-38页。该书讨论的问题是以色列大学是如何参与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主义工程的系统性参与。因为一般认为以色列大学就如同一个一般西方大学一样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作者指出，以色列的所有大学都很密切地参与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占领。本文讨论的是以色列的考古学学科，尤其是现场考古工作，如何配合着定居点扩张和对巴勒斯坦居民的驱逐。文章标题是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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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6日晚，以色列士兵驱车进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以色列占领区南希伯伦山（South Hebron Hills）的巴勒斯坦村庄苏西亚（Susiya）。他们给纳赛尔·纳瓦贾（Nasser Nawaja）戴上了手铐，并蒙上了他的眼睛。纳瓦贾是该地区长期为巴勒斯坦居民谋利益的活动家。士兵们把纳瓦贾带到一个军事设施，在那里他仍然戴着手铐、被蒙着眼罩，并接着被关押了12个小时，然后被带去接受以色列国内安全局（辛贝特）的审讯。以色列军官询问纳瓦贾参与的活动，并要求他“不要再找麻烦了”，这之后才将他释放回家。纳瓦贾以前就已经有过这种遭遇了。作为反对有计划驱逐居住在苏西亚的350多名巴勒斯坦居民行为的领导人物，他经常遭到以色列军队的报复。苏西亚居民即将要被驱逐的主要原因是：村里的土地上有一个以色列考古场所。
在苏西亚，考古发掘被用来为以色列军事控制和以色列犹太定居点的扩张服务。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巴勒斯坦人就一直生活在苏西亚村；以色列军事占领当局本身最初也承认该村，并承认用来证明巴勒斯坦人对该村大部分土地拥有私人所有权的文件。然而，在考古研究的支持下——并在以色列各大学的帮助下——这种承认逐渐被完全撤回了。针对苏西亚村周围地区的军事和考古的联合调查与绘图是从1969年开始的，并在1971 年开始发掘。发掘工作由希伯来大学考古研究所率先进行，它也是以色列第一个考古学学术中心，该研究所是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后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机构成立的，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间可不是出于偶然。希伯来大学考古学家施米拉·古特曼（Shmarya Guttman）负责监督发掘工作，以色列声称通过这次发掘发现了一座犹太教堂（synagogue）和一个犹太城镇的遗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
自首次在苏西亚(Susiya)进行发掘以来，考古研究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的规模在同步扩大。阿基瓦·兰登（Akiva London）曾在古特曼的领导下参与发掘工作，后来成为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的考古学家，他于1981年返回该地区，成为俯瞰苏西亚的迦密（Carmel）定居点的创始成员之一。回忆起建立迦密定居点的决定，兰登解释说，他是通过考古发掘了解到这一地点的，并对该地区“完全没有犹太人居住”感到担忧。1983年，随着发掘工作的扩大，犹太定居者在考古遗址附近建立了定居点。为了抹去当时的巴勒斯坦村庄，他们将犹太人定居点命名为Susya（区别于属于巴勒斯坦人的Susiya，译者注），并宣称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光复”犹太人的存在。兰登是开发苏西亚考古遗址的领导者之一，后来他举家搬到了苏西亚定居点。事实证明，这种明确利用靠近考古研究遗址来扩大定居点建设的做法只是第一步。1986年，以色列军事占领当局（美其名曰“民政局”）正式承认苏西亚为国家考古遗址。根据这一决定，以色列驱逐了世代居住在苏西亚的巴勒斯坦居民，并将他们的一些私有土地划归苏西亚定居点管辖。由以色列学者领导的苏西亚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 年代。以色列文物局以及希伯来大学的教授伊扎尔·赫希菲尔德（Yizhar Hirschfeld）和阿夫拉罕·内盖夫（Avraham Negev）扩大了对苏西亚村的挖掘。在犹太教堂被挖掘出来同一个地方还发现了一座清真寺的遗址，但这些遗址很快就被从历史记录中抹去了；官方文件或遗址本身都没有再提及这些伊斯兰遗址。以色列考古学家有选择性地、不科学地塑造了以色列官方关于苏西亚地区犹太人和穆斯林生活的叙事。以色列对苏西亚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拜占庭时期和伊斯兰时期之间，当时该城由犹太人定居。没有对伊斯兰时期苏西亚的生活进行任何研究和记录，遗址中涵盖该城市最近500年的考古层——包括该村几代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几乎全部被毁。这种针对过去的与现在的巴勒斯坦人的驱逐仍在继续。自1986年以色列将苏西亚的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出他们原来的村庄以来，他们一直居住在自己的农田里。此后，以色列军队多次驱逐他们。每一次他们逃回来的时候，曾属于自己的土地的面积都变得越来越小，因为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取代了他们。另一方面，以色列定居者扩大了苏西亚定居点，并新建了两个未经许可的前沿定居点，其中一个就建在古苏西亚考古公园的土地上。与此同时，考古学方面的论据一再被用来为以色列定居者和以色列军队对苏西亚土地的占领做辩护。来自巴伊兰大学以色列土地研究和考古系的阿基瓦·兰登是当地定居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上文提到的那个人。——译者注），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专业知识来破坏巴勒斯坦人的法律请愿和对他们土地的声索。兰登重复了人们熟悉的定居者/殖民者为取代原住民而辩护的陈词滥调，声称苏西亚的巴勒斯坦土地是“完全空置的”，巴勒斯坦家庭只是季节性地居住在那里，他们这些犹太定居者则只是在以色列承认该考古遗址后才在以色列国有土地上定居。兰登重复了他在希伯来大学的同行们所提出的不科学的论点，并坚持采取有选择地保护考古遗址的做法，声称苏西亚是一座“几乎被完全保存下来的犹太城市”。他认为，要进一步保护这座历史悠久的犹太城市，就必须让苏西亚的巴勒斯坦人远离这片土地。在以色列军方的支持下，以色列犹太定居者通过人身攻击和恐吓、在水源中下毒、毁坏庄稼和财产等手段，使苏西亚的巴勒斯坦人远离自己的农田。苏西亚的巴勒斯坦居民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制定一项总体规划，以便他们能够建造适当的住房并合法居住在自己的城镇上，但这一要求一再遭到拒绝，他们的社区仍然没有得到以色列的承认。以色列军方和民政管理局于2017年发布了拆除苏西亚巴勒斯坦居民房屋的命令，他们继续生活在居所会被拆除、会被完全驱逐出他们的土地的永久威胁之下。就像纳瓦贾描述的那样，生活在这种暴力和不确定的状态下，苏西亚的居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村里的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我们害怕以色列人随时会来。每次听到汽车驶近，我们都会惊慌失措。”然而，也正如纳瓦贾所说的那样，村民们决定留下来并实践着sumud（意为坚定、执着。这是一个专门的巴勒斯坦用语，强调留在土地上。——译者注）：“这里是我的土地。我母亲在苏西亚生下了我。我父亲是1948年的难民，我是1986年的难民。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也成为难民......这里是我的栖身之所。我的生命就在这里；这里的土地、这里的橄榄树和葡萄。如果我失去了这些，我也就失去了生命。”与此同时，苏西亚犹太人定居点利用考古遗址的收入来维持其居民的生活，他们提供导游服务和观光项目，并出售当地定居点生产的蜂蜜、橄榄油和葡萄酒。该定居点还继续为非专业发掘提供便利，学生和其他未经培训的以色列公民可以积极参与发掘，为国家叙事和对土地的宣称服务。在苏西亚，考古研究既改变了一个巴勒斯坦村庄的历史，也改变了其数百年来的遗存，从而促使其现有的巴勒斯坦居民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犹太定居者。类似在苏西亚发生的事情在以色列考古学界可谓耳熟能详。长期以来，考古调查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形成身份认同和进行民族建构的重要场域。人类学家纳迪娅·阿布·埃尔-哈吉（Nadia Abu El-Haj）与以色列考古学家在发掘现场进行过广泛的实地考察，指出以色列的考古实践建立了一个“证据平台”，以证实这片土地是犹太人的固有空间，从而宣称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是犹太民族的家园。以色列考古学在科学和历史研究中经常援引《圣经》，并通过《圣经》文本对科学对象和人工制品进行解释，因此考古学已成为以色列宣称古代巴勒斯坦犹太人——而且表面上看是不间断的——存在的一个关键场域。与此同时，考古研究还被用来抹杀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在这片土地上数百年存在的任何宣称和证据。通过夺取对考古场所、博物馆和文物的控制权，以色列宣称对其治下的整个领土的历史拥有所有权。在这样做的时候，以色列国不仅试图抹去巴勒斯坦、阿拉伯、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历史，而且还将该地区的所有犹太遗产据为己有。以色列通过占领进行考古盗窃和侵占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这种行为还经常公开进行，以色列会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公开展示被盗文物。从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攫取的《死海古卷》就是一个例子。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Palestine Archaeological Museum）于1901年首次向公众开放，1938年在东耶路撒冷的现址重建并重新开放。直到1948年，该博物馆一直收藏着20世纪由考古发掘出土或购买的数千件文物。博物馆最重要的文物包括在约旦河西岸库姆兰洞穴（Qumran cave）中发现的卷轴收藏，这些卷轴从1960年开始展出，并被约旦政府宣布为在其管辖之下的国家遗产文物。1967年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后，以军入侵了博物馆。士兵们把巴勒斯坦工作人员当作人肉盾牌，掠夺了许多文物。以色列在违反《1954年海牙公约》的情况下，将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改建为现在的以色列文物局（Israeli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总部，并将其更名为洛克菲勒博物馆。自从将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置于其军事控制之下以来，以色列不断从中拿走文物供以色列博物馆和国际展览展出。《死海古卷》从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抢走，并成为以色列博物馆在西耶路撒冷常设展览的核心展品。正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及巴勒斯坦和国际法律专家所证明的那样，《死海古卷》是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OPT）所发现和保存的文物，因此受国际法和《1954年海牙公约》的管辖。《死海古卷》不能仅仅因为它们也是犹太遗产和以色列国希望拥有它们就被认定为是以色列的财产。2011年，巴勒斯坦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意在请求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遗址为巴勒斯坦文化遗产，并要求以色列归还被其窃取的文物。然而，以色列政府与以色列各大学考古系合作，继续在以色列博物馆展示和研究《死海古卷》，并且将盗取的文物展出，乃至在国际上流通。以色列大学还继续在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库姆兰洞穴及其周边地区进行非法考古发掘，并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和寻获了更多的卷轴和其他文物。最近，在2017至2019年间，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在库姆兰洞穴进行了一次考察，并为了自己的研究将从中发现的文物据为己有。2021年，特拉维夫大学和魏兹曼研究所（the Weizmann Institute）与以色列文物局合作，对在被占领西岸库姆兰附近的瓦迪穆拉巴地区（Wadi Murabba'at）挖掘出和寻获的其他卷轴进行研究。几十年来，以色列考古学这一学科建制与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同步发展。1967年，考古学家紧随以色列军队的脚步进入了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仅仅几天之后，以色列就召开了考古理事会（Archaeological Council）以控制新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古代遗迹。1968 年，以色列文物局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叙利亚戈兰高地进行了首次考古“紧急勘察”，随后来自以色列各大学的以色列考古学家立即开展了发掘工作。负责管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以色列军事机构——民政局——迅速在被占西岸发起并批准了数百次发掘，为以色列的考古清单增添了数千个遗址。以色列考古学家与民政局建立了密切的专业和学术联系，为在被占领约旦河西岸进行研究性发掘铺平了道路，为以色列考古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色列各大学的考古系继续与以色列文物局、以色列军方和民政局密切合作，在被占领土的考古遗址进行发掘和研究。国际法严格限定了占领国所能开展的考古研究。根据《关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即《1954年海牙公约》）附件的第43条管理规定以及教科文组织的指导方针，占领国不得自行进行例行发掘，并需要支持地方当局保护当地文化宝藏和场所。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这些规定，完全控制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所有古迹。目前，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有2600多处古遗址由以色列民政局考古事务官和一个咨询委员会监管，该委员会由从以色列各大学中选出的四名教职人员组成。所有以色列的大学都与考古事务官合作，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进行考古发掘，包括在巴勒斯坦人的私有土地上进行考古发掘，给以色列国非法攫取古遗址和文物的行为提供学术合法性。由考古学术部门领导的发掘工作剔除和抹去了巴勒斯坦和穆斯林的文物，损害了科学标准，这都是为了推进以色列对领土的宣称。考古系的教师和学生持续与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合作，利用考古发掘来非法驱赶巴勒斯坦社群，并合法化乃至扩大巴勒斯坦人私有土地上的以色列犹太定居点，例如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所支持的Khirbet al-Mazra'a的考古发掘。考古事务官（the Staff Officer for Archaeology）还经常违反国际法，向私人定居者实体授权进行管理和开发古遗址，如Tel Shiloh-Khirbet Seilun（示罗遗址所在地，此为同一处遗址的两个名字，分别为希伯来语名和阿拉伯语名）和Biyar引水渠。西岸的以色列军事指挥官还经常将古遗址置于附近定居点的管辖之下，如Khirbet Alamit。所有以色列大学还都在犹太定居者组织或定居者地区委员会管理的古遗址进行发掘工作。![]()
这些大学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以色列当局的合作仍在继续。特拉维夫大学考古研究所参与并领导了对整个被占领西岸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包括在示罗（Shiloh）、南希伯伦山脉（South Mount Hebron，被以色列命名为“犹大山脉”（Judean Hills）的山脉）以及希伯伦市（Hebron）。巴勒斯坦希伯伦市的一个居民区特尔鲁梅达（Tel Rumeida）的考古遗址发掘工作是随着1984年在那里建立了犹太人定居点而开始的。那一年，特拉维夫大学教授阿维·奥费尔（Avi Ofer）领导了对该遗址的发掘工作，2014年，以色列文物局和阿里埃勒大学（Ariel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继续对该遗址进行发掘。2017年，民政局接管了该遗址，并与特尔鲁梅达（Tel Rumeida）当地的犹太定居者合作，在部分被征用的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上开设了一个考古公园。通过教育部的一项计划，数千名以色列学童参观了该公园，该计划旨在使希伯伦的定居点合法化，并将犹太人-以色列人在那里的存在描述为一种历史权利。海法大学津曼考古研究所（the Zinm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领导了在约旦河谷和纳布卢斯（一座巴勒斯坦国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主要城市）附近山脉的发掘工作，这两个地方都位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之上。巴伊兰大学以色列土地研究与考古系（The Department of Land of Israel Studies and Archaeology）于2020年在被占领西岸的Khirbet Jib'it和Khirbet Marajim进行了发掘。最近在2022年，该系在Khirbet Tibnah的Nabi Saleh、Bayt Rima和Deir Nidam村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上进行了新的发掘。（这些发掘活动可想而知可能会与针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及其住所的驱逐与拆除行动同时发生，译者注）这种为支持国家目的而对考古研究进行精心策划的有选择性的操弄已经是以色列管理东耶路撒冷的一个长期特点了。1967年，在占领包括老城在内的东耶路撒冷后不久，以色列就开始巩固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宣称。占领仅几天后，以色列就推平了有700年历史的马格里布区（the Maghariba Quarter），并驱逐了这里的巴勒斯坦居民，从而在西墙周围开辟了一个大广场，供以色列犹太游客使用。在非法吞并东耶路撒冷并强行驱逐了许多巴勒斯坦居民之后，以色列宣布老城为古迹，规定所有重建都必须获得耶路撒冷首席考古学家的批准。与此同时，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征用和拆除令，以便扩建和开发历史悠久的犹太广场，从而安置新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
此后不久，以色列政府支持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在圣殿山(the Temple Mount)的山坡以及后来的新犹太区进行发掘。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老城的发掘工作很快受到了巴勒斯坦人和国际学者的批评，因为他们使用推土机直接挖穿阿拉伯/伊斯兰时期的地层，清除关于伊斯兰时期的发现，夷平伊斯兰遗迹。以色列考古学家还受到进一步的批评，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记录被毁坏或被忽视的遗迹数据，而且对该城早期的伊斯兰历史置之不理。因此，以这种方式发掘耶路撒冷产生了一种新的考古记录，在该城的新景观中，主要被展现的是犹太人的历史。这仍然是耶路撒冷考古研究的主要手法，而以色列的大学至今仍在参与这些不科学的发掘。“大卫之城”（Ir David）就是这种情况，它是以色列指定的一个考古遗址，就在旧城墙外，位于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区Silwan。1978年，希伯来大学教授伊加尔·希洛（Yigal Shiloh）在此进行了首次发掘。此后，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和海法大学考古研究所和考古系的多名教师参加了在“大卫之城”、耶路撒冷老城及其周围巴勒斯坦居民区的其他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大卫之城”目前是以色列自然和公园管理局（Israel Nature and Parks Authority）管理的一个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但古迹遗址本身是由犹太定居者组织Elad管理的，该组织的公开使命是使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区“犹太化”。作为其在老城周围以色列所称为“神圣盆地”的定居活动的一部分，Elad推动了针对Silwan的考古发掘和旅游业，这一行为也破坏了联合国规定的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所享有的权利。Elad以考古遗址为其基地，协助以色列逐步蚕食周围的巴勒斯坦土地，并协助犹太定居者在Silwan非法占据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就像古迹本身一样，“大卫之城”的档案研究和历史叙事也已转归犹太人所有。由以色列人权倡导者和以色列大学外的考古学家组成的组织Emek Shaveh依据《信息自由法》要求获得的材料，在发掘“朝圣者之路”（Path of the Pilgrims）的过程中，专业标准被大打折扣。“朝圣者之路”是一条连接Silwan古迹和耶路撒冷老城的地下隧道，已被Elad发掘并重新开放。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堵墙的地基，这堵墙被确认为倭马亚建筑群的一部分。希伯来大学在圣殿山的发掘中确认了这一建筑的年代，为伊斯兰时期（公元七世纪）初期。隧道发掘受到了批评，因为其采用的横向挖掘的方式有损于科学研究，从而无法识别可能会被发掘出来的不同地层。以色列文物局的几位高级官员也是发掘的反对者之一，他们尖锐地批评这种发掘是“糟糕的考古学”。该隧道的发掘还遭到了Silwan巴勒斯坦社区的强烈反对，因为管理不善的发掘对当地房屋造成了损坏，并被用来迫使居民离开他们的社区。隧道上方超过38栋巴勒斯坦房屋为此遭受了十年的结构性损坏，挖掘还导致一个停车场和一个通往当地清真寺的楼梯坍塌。尽管如此，隧道还是于2019年竣工，并由特朗普任命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和内塔尼亚胡政府及共和党的主要资助人谢尔顿·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主持了落成典礼。以色列政府和Elad庆祝了这一事件，认为这是美国将以色列吞并东耶路撒冷的事实正常化的又一步骤。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长期以来一直被批评为违反国际法，并且仍未得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
正如以色列考古学家、记者和“大卫之城”官方网站本身所显示的那样，该遗址已被改造成复兴犹太圣经故事的物质背景，掩盖了圣经文本与实地文物之间的差距，并且完全抹去了Silwan地区的所有其他文明的存在和他们的历史。这种明确利用考古学知识的生产来扩大在被占领东耶路撒冷的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并不妨碍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和巴伊兰大学的考古系和考古研究所与Elad合作开办联合课程、开展发掘活动和进行研究工作；这些大学还会在Elad的网站上介绍其参与的教职人员；或在Elad的会议和活动上发言。这些合作为不科学且非法的定居点项目提供了学术合法性。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西岸进行发掘和研究的以色列考古学家非常清楚他们的发掘活动是非法的。这致使一些人掩盖了自己的姓名和他们的发掘细节，从而明确拒绝进行透明的研究。在2019年的一起庭审案件中，耶路撒冷地区法院接受了考古事务官提出的要求，即允许不公布获得了在被占领西岸进行发掘许可的考古学家的姓名。考古事务官还隐瞒了许可证的详细信息，包括发掘活动和文物出土的确切地点。法院支持进行隐瞒的理由很明确地就是为了保护这些考古学家免受学术抵制，并防止以色列对外关系受到损害。虽然大多数国际学术期刊都断然拒绝以色列研究人员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进行非法发掘所产出的文章，但由以色列学者编辑和同行评审的以色列学术期刊却不坚持这些国际标准。因此，以色列考古学科建立起了自己与世隔绝的学术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由学界共有的、很少受到质疑的以色列民族主义议程所主导。以色列考古学家和大学直接违反国际法与相关规定，继续在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参与发掘工作。这些部门利用他们的考古学专业知识抹杀巴勒斯坦、阿拉伯和穆斯林的历史，支持以《圣经》为根据的对领土的宣称，而以色列政府和定居者运动一直在努力侵占这些领土。因此，考古学学科在结构上为以色列非法窃取巴勒斯坦文物和土地提供了便利，并使以色列人的不断侵占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