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巴勒斯坦人民向锡安主义占领当局发动又一次因提法达或起义的时机，我们将两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旧文再次重发。其中，“区别——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小课堂”一文，其主旨意在揭露，某些自命进步派甚至左翼的人士，是如何可能在该问题上使用“进步”话语赞助殖民主义的；而“一国方案”一文，则是在成熟研究的基础上，揭露西岸与加沙在不同程度上已经“班图斯坦”化，成为以色列当局的殖民地，因此两国方案只不过是这一既有事实的合法化与完成，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重发这两篇旧文的同时，我们对于相关问题，准备提出以下七个论点，它们或在我们的既往言说中有所提及，或者是新做的表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对这七个论点都暂时未做论证，而只有“说明”。一、巴以问题在本质上不是民族宗教冲突，甚至不算“侵略与反侵略”，而是未完成的去殖民化，是同一政治-经济实体中的种族隔离、阶级压迫和内部殖民主义问题，一如白人南非，纵使再设立多少“黑人家园”，也无法拯救其政权的合法性。正是这种政治判断，使得我们必须采取非国大等组织在反对南非白人政权时适用的人道主义标准，与其他一切反殖民主义运动（涉及到中国，则是从义和团运动到东北抗日战争[注1]中）适用的人道主义标准，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冲突，甚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反侵略战争所适用的人道主义标准，来评价巴勒斯坦抵抗者一方的任何政治行动。二、在本次起义中，一些人士出于对哈马斯运动的原教旨性质，及其在加沙地带对其他巴勒斯坦政治组织成员的长期迫害这一事实，认为哈马斯没有资格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又或者指认本次出击是冒险主义、投机主义的，只会给巴勒斯坦人带来更大的痛苦，本次出击打击了许多非武装目标，不利于抵抗者的舆论形象，等等。哈马斯运动的专制、野蛮与暴力，在本质上是以色列国家专制野蛮与暴力的镜像；以色列在该组织出现的早期，曾暗中对其予以扶植，试图分化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以色列对加沙的严密封锁，又在客观上令加沙地区的居民缺少不与哈马斯发生关系的现实可能性。哈马斯或许不能代表人民，但人民已经在哈马斯之中进行了抵抗；我们对抵抗运动，不能仅仅根据其发动者理论上的意识形态来评价。何况，退一万步说，即使采取“抵抗者不该参加反动的抵抗组织”的严苛标准，随着巴人阵、巴民阵等派系宣布参战的消息，我们也能够指认当下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存在着激进政治派别的参与。实际上，同样的标准正适用于华沙起义，部分自诩自由左翼的人士，对局势的判断还不如最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至少没有“正统派”会不许华沙的波兰工人党人与他们掌握的人民近卫军武装参加华沙起义，尽管他们在事件当时或后来都坚持了“国家军分子是反动右派，华沙起义的发动是政治投机，只会增加不必要牺牲”这一政治判断。三、考虑到加沙地区多年来在严密封锁中实际上已成为一座集中营这一事实，或许可以简单地把当下的战斗，理解成一次大型越狱活动。从第一天流出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自出生后可能从未离开过这座监狱的年轻人，在越过隔离墙，进入以军兵营，向以色列政权腹地挺进时的那种解放感和解脱感。这正是法农一再向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在反殖斗争中，个体成长为完整的“人”的过程；当然不必非要从民族国家的角度，仅仅从个体的角度而论，我们也能理解这次行动的正当性。四、本号曾论及，自2008年以来，国内主流民间舆论在巴以问题上从亲巴转向亲以。无需讳言，自2018年以来，随着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变化，表面上看，国内主流民意在巴以问题上产生了二次翻转。有一些自认进步派的人士，存有不愿与国家主义者甚至一些反犹主义者“同流合污”的潜在心理。然而，观察意识形态周期，和考察经济一样，同样需要既注意短波，又注意长波。国际政治形势造成的“和总路线一起摇摆”或“国家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之短波，本质上是从属于整体生产关系变革与意识形态范式转变的长波的。以色列作为认识装置，对当下国内在经济社会上的主流秩序的支持，与对国内影响深远的右翼意识形态再生产起到的作用，并不会因为本次短波的发生而得到改变。我们所可能做的，不是因此不再参与批评以色列，而是与国家主义者相比，更加深入地批评以色列。五、对于上面说到的以色列在中国作为右翼认识装置的作用，可以稍作补充。最突出的一点是，以色列成为有机地缝合中国新老右翼话术的认识装置；来自老右翼的、学自美国福音派保守主义的二手种族主义，其特点是本质主义的，从“民族性”出发认知“族群”文明程度的话术，并将他们所想象中的“犹太人”安放在这种话术阶梯的顶端；而更本土、更有机的新右翼，则采取发展主义视角，在线性进步的尺度上，安放各族群的“现代化成绩”等地；这两种话术的和解，往往发生于以色列的话题之下。此外，以色列还有效地将军国主义神话、单一民族神话、现代治理技术的无害化应用神话有效地输入到中国。而巴勒斯坦则无法给国内右翼提供除了再生产我们借阿富汗等问题聊过的后第三世界想象之外的任何帮助；至于仅仅根据当下的国际政治格局对哈马斯的支持与辩护，它们无法长远地参与当下中国内部意识形态的重塑，只能作为“神-兔”二元对立中的一方，加入既有的话语脉络中，投入完全无效的、非生产性的话语裂解与增值中去；也就是说，看似声势浩大的右翼支持巴勒斯坦的风潮，完全无法给右翼话语带来任何有机的提升，而不像之前右翼对以色列的支持那样，是真实有效地在“学习”以色列。在这个意义上，完全不必担心支持巴勒斯坦会不会给右翼递刀子。六、巴勒斯坦一方第一天的突袭成功地使以色列政权的“国家机器”短暂停转，但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分钟都没有停转；基于当下当地长期以来处于总体对抗这个事实，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以色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性质；此外再考虑纯粹军事方面可能存在所谓“战争迷雾”，因此我们无法确信双方发布的大多数信息，无论是以方声称的无差别射杀非武装人员，还是巴方声称的有意识地保护非武装人员，除了只表现自己一方的那些，例如反应以色列人开车向北奔逃的视频及其中的惊惶感，反应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腹地和军营的视频及其中的解放感。退一步说，如果若干时间后的独立研究与观察能证实巴方的若干人道主义意义上的错误乃至罪行，我们也必须参考论点一来评价这些令人遗憾的事实。七、本次事件中，所谓以色列公民以外的许多外籍劳工也遭受到波及；这甚至影响到了一些自命左派的劳工母国政治领袖的表态，例如尼泊尔的前游击队领袖普拉昌达。这个事实是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确证的信息中最令我们遗憾的。但是，如果将来能够证实，哈马斯人员在行动中确实大面积地杀害或长期监禁了外来劳工，我们在谴责哈马斯作为保守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暴行的同时，也更要同时谴责以色列作为新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权对这些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以来的日常的剥削、压迫和歧视；前文提及，哈马斯面对以方的一切暴力都是以方日常暴力的镜像；特殊时期哈马斯对劳工的伤害，和日常时期以色列对他们的压迫正互为表里。同时，以色列资本主义对远方外来劳工的依赖、剥削、压迫、歧视，也正与它日常中对巴勒斯坦劳动力和其国内的阿拉伯人、赛法迪犹太人、贝塔以色列人劳动力的依赖、剥削、压迫与歧视构成一种连续，提示我们回看论点一种所揭明的该政权的性质；此外，附带说明，我们不同意单独使用“以色列是彻底军事化的政权，没有平民”为当下巴方（真真假假）的行动辩护，但，如果能同时认知到“以色列的军事化”与“以色列的殖民主义性质”，我们就将认为，这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意见。注1：关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知乎回答进行说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25103601/answer/3242903142?utm_campaign=shareopn&utm_medium=social&utm_oi=737024798885957632&utm_psn=1694776823458783232&utm_source=wechat_session&s_r=0”必须说明，这个例子并非暗示赵尚志的行为是完全正确，值得师法的，事实上，赵尚志的路线一直被其他抗联领导人批评和抵制，他的错误是明显的，并且，对他此类错误的反对本身被当下的民族主义神话利用，塑造被同志误解和排挤的孤独爱国者形象。这里只是提供一种理解巴勒斯坦人处境的参照。在2017年九一一之前写作的《九一一事件:一个中国左 派的回想》中，我们曾经提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由亲巴转向亲以，症候着中国的大众意识形态现场进入了“后第三世界”时代。以色列是最好的老师，被中国右翼请来，让我们学会使用文明冲突论来代替半吊子的阶级分析，用“男人就该保护女人”的父权制代替“红色娘子军”式的女战士，用“犹太民族国家”式的同化政策代替“中国各族人民”的“多元一体”想象。一句话，被以色列国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就在我们身边，它不是整个大陆另一端的蛮触之斗，而是深度参与了当代中国国家主义，大汉族主义，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重塑。因此上，在今天的中国关注巴勒斯坦，同样不只是为了巴勒斯坦，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在这里，我们转发两篇文章，希望可以从侧面为中国进步阵营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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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题为“区别”的图片，在中文互联网上已经流传数年。图中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穿墨绿色迷彩，身背婴儿和火箭筒，蒙面躲在巴勒斯坦妇女身后，目露凶光。婴儿身上缠绕c4炸药，暗示将被用做人体炸弹；而妇女的面部特征包括厚唇、圆鼻和相比两位以方人物较深的肤色—欧美种族主义叙事中深肤种族的所谓“种族特征”，她穿黑色罩袍，眼光瞥向身后，流露惊恐。以方士兵穿浅绿色防弹背心，的枪口方向越过巴方妇女的肩膀指向巴方武装人员，目光坚毅，她身后的以方妇女穿黄色连衣裙，跪在地上，环抱婴儿，面色凝重。画面中的以方人物均露出拥有挺直鼻梁的正脸，整体色调明亮，巴方则反之。此外，两个妇女比较起来，巴方妇女明显身形更臃肿。
国内的以色列的支持者传播这张图片，来表达对“保护妇孺”的以色列男性军人打击以妇孺为“肉盾”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支持。然而，伴随这张图片的流传所内化的，不只是对以方军事行动“正当性”的认可，更有明显的父权制和种族主义内涵。首先，它默认女性的主要身份是履行母职，而男性才应该“保家卫国”；根据这个内化的父权制认识，人们才能识别出图中巴方人员性别身份与“位置”的“颠倒”，并进一步根据图中巴方人物的“深肤色种族特征”，将这种“错置”安放在双方的种族差序中来理解。具备显著男性气质、直面威胁、保护女性的白人男子汉，来回击胆怯又卑劣、气质阴柔的深色次男人（subman），这张漫画只不过是十九世纪英国军事小说里场景的再现罢了。这张图片的广泛流行，不仅成功地询唤了一些不自觉地持有保守性别观点，或内化了西方式种族观念的中国网民，还教给他们“帝国的课业”，让他们得以更自觉地习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规范。
在这个语境下，这张图片得以被“理解”所暴露的“无意识”，倒是准确地揭明了所谓巴以冲突的实质；那就是被殖民者面对殖民者全方位的暴力，从炸弹到符号。没有这种对帝国主义基础之上的东方主义集体无意识的人，是没办法彻底领受这幅漫画的信息的。分析到这里，对于漫画所表现巴方的情形与事实的偏差，我们就很容易指出了：巴勒斯坦的妇女甚至儿童在抵抗占领时，是可能主动参与的；这种参与正是塑造其中许多人政治主体性的过程；每个绝对军事劣势下的抵抗者都可能不得不采取非对称的军事策略，正如中国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的经验一样；如此等等。事实上，更有趣的挑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幅漫画中描绘以方情形的事实偏差。
类似的漫画还有很多；这一幅增加了“地上”“地下”的意象，除了上文分析的意涵，还意在嘲讽巴勒斯坦人的“媒介游击战”，抱怨锡安主义者没能被“正确”地识别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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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女性需与男性一样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国家。（2015年韩国媒体曾报道朝鲜计划对女性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但缺乏证据）。尽管在1994年之前，女性被禁止进入作战部队，但在此后，许多作战单位也开始执行男女混编。在2018年，以色列国防军33%的成员是女性，其中军官和士官中女性占23%，90%的军中职位都已向女性开放。在2001年之前，全体女性服役者还需要加入“女性军团”（CHEN）,但2001年该组织解散，据说，这标志着女性服役的理由已经从“解放男性人力进入作战部队”“变成“最大限度地实现女性的潜力”。70%战斗人员为女性的“狞猫营”（Caracals）自2004年成立以来，一直在以-埃边境，执行封锁加沙的任务；而2014年成立的类似人员构成的“狮子营”（Lions），也已开始在西岸地区执行任务。在军事行动中，以色列恰恰是全世界最充分利用女性人力的国家之一。
在许多情形下，以方和亲以人士同样自豪地用以色列女性军人的存在来为以方政权的合法性辩护；看起来，巴勒斯坦的女性参与掷石或抗议只能证明巴勒斯坦男性的怯懦，而以色列的女性向这些人开枪却足以证明她们作为以色列人的勇敢。尽管以方并不讳言这种兵役制度仅仅起源于人力的稀缺，但他们由此确认，几十年来这项传统已经转变为以色列女权主义成就的证明。事实上，以色列是如此灵活而又与时俱进地提供给世界不同的形象；面对保守派，他强调宗教、父权和犹太人的“白色”皮肤，面对自由派，就提供多元、进步、女性和性少数的权利保护。
特拉维夫拥有亚洲规模最大的“同志游行”，并且在近二十年来号称“世界同志之都”（是谁颁发的这个荣誉我可没查出来，不过我查到，美国航空公司赞助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特拉维夫是“2011最佳同性恋城市”）；每年这场游行都会吸引至少三万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第一世界的游客，2020年除外。围观过游行，导游会告诉你这件听起来挺可怕的事儿：在距离“世界同志之都”仅仅30英里以外的地方，同性恋是违法的（指在哈马斯控制下，在部分民事法律中适用沙里亚的加沙）。你还被告知，因为担心生命安全，许多巴勒斯坦同志被迫的逃到了以色列”。还没得到机会去目睹盛况也不要紧，在中文互联网上想找到这样的信息简直易如反掌：例如知乎上的这个回答：
“中东地区、乃至西亚北非地区伊斯兰国家宗教盛行，社会保守，男女自由恋爱往往都是禁忌，更别谈同性之爱。
一些封闭落后、部落文化盛行的地方还存在鞭刑、绞刑、石刑、荣誉处决等等私刑，个人情感问题稍有不慎，不要说尊严与自由，生命都可能因违教之名被夺走。
而以色列可以说是中东乃至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最自由、开放、法治、现代的国家，特拉维夫又是以色列最自由、开放的城市。在特拉维夫，LGBT群体很少受到歧视，可以活在阳光之下。
这也许是因为，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的犹太人数量众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经济收入较高，同时也带来了欧美国家比较开放和包容的左派氛围和腐文化。特拉维夫是这个地区LGBT群体的天堂，而且是唯一的天堂，但这个地区其它地方，对LGBT群体来说可能就是地狱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6035634/answer/403539749）
这个回答非常好，好就好在，它把以色列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来自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的身份联系起来理解，挑明了以色列自己不便挑明的线索：右翼的对自己种族身份带来的德性的确认，与“左翼”的“多元开放“，统一于“中东”之内的“欧美”这种嵌入结构中。不过，在和游客年年同庆的特拉维夫之外，以色列的性少数权利落实的履历就没有那么完美了。以下是淡蓝LGBT资讯的一些报道：
“据《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 2月22日报道，以色列LGBTQ平等协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该国共发生了2696起针对LGBTQ人群的暴力攻击案，平均每个3小时就会发生一起，相比2019年的2125起增加了27%。选择报案的受害者中，有一半以上是女性(包含顺性别和跨性别女性)，而男性仅占1/3。在2020年，有约315位年轻LGBTQ人士因为性别和性取向歧视离开以色列，这一数字比2019年增加了16%。据该组织主席Nurit Shein分析，由于新冠疫情爆发，滋生了群众的暴力情绪，她呼吁所有性少数人群勇敢举报暴力事件。”
“以色列教育部长坚持捍卫同性恋转换疗法 ：以色列教育部长Rafi Peretz表示，他认为所谓的“同性恋转换疗法”可以发挥作用，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说，这样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其他政客和同性恋团体也表达了批评。”“据以色列新闻ISRAELHAYOM1月11日报道，拥有千万粉丝的犹太教拉比(犹太教对宗教导师的称呼)丹尼尔·阿索尔(Daniel Asor)在社交媒体告诫他的信徒们："应该避免注射新冠疫苗，它会让你们变成同性恋者。"
嗯，你们也许注意到了，总理内塔尼亚胡先生的态度令人暖心。不止这一次，2015年，耶路撒冷的同性恋游行出现枪手射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后，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8 月 2 日的内阁例会上严厉谴责这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并下令追捕严惩凶犯。他说,“以色列是民主、宽容、法制国家,任何人都应得到尊重。”也是这位内塔尼亚胡先生，在2018年8月30日在以色列总理官方推特上发言说：“弱者将崩坏、被屠杀、被从历史中抹除，而强者不管是好是坏，都会生存下去。强者为尊，强者有盟友，最终和平也归于强者。”
以色列性少数群体是否能永远属于这样的强者，我暂时无法判断。
刚才我们谈到了，加沙地区由于哈马斯在部分民事案件中推行沙里亚法，使得同性恋入罪。2013年，以色列拍摄了一部以加沙地带出身的巴勒斯坦男青年Nimr和以色列男青年之间的恋爱为题材的电影《暗之光》，前者因此遭到追杀。让我们看看其中一位中国观众的观后感吧：“本片的内容就像是电影名字所提示的那样，都是注重在“逃离黑暗”。
这里的黑暗所包括的是黑暗的生活，黑暗的家庭，还有黑暗的国家.....黑暗的国家明显就是指一见到同志就’解决’的巴勒斯坦。Nimr最大的难题还是国家这关，不管他怎么做，国家是不会放过他的，最后才会让他绝望到产生逃离国家的想法。”这部电影当然有更丰富的内涵，但是这一种解读，却也足够展现出，使用“进步”话语给锡安主义辩护的潜力和效果了。我当然不是说巴勒斯坦人不该去争取他们远远还没得到的相关权利，但这显然不需要占领者赐予——何况占领者有并无意赐予呢；在本片中，以方不曾接纳Nmir，他的男友只得为他策划一场风险极大的前往欧洲的出奔。据说，一些真的前往以色列寻求庇护的巴勒斯坦性少数群体，往往会被以方军警驱逐或逮捕，以方不承认他们拥有公民的权利，自然也不可能落实作为其中一项的性少数权利。而加沙地带亲密关系对沙里亚的参照也无非与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法律实践形成某种对称：1953 年以色列议会颁布的《拉比法庭裁决 ( 结婚和离婚) 法》 ( 5713 － 1953) 第一部分规定，“以色列犹太人的结婚和离婚事宜，要接受拉比法庭的裁决。”第二部分补充条款进一步申明: “以色列犹太人的结婚和离婚事宜必须按照犹太宗教法执行。”多提依据，该项法律还规定，男女双方必须信奉同一宗教，方可结婚; 若双方信仰不同，则一方必须改宗另一方宗教，才可以结为合法夫妻。在以色列之外完成的民事婚姻、异教通婚以及同性婚姻在以色列被认可，但是在海外缔结民事婚姻的夫妻也只能通过以色列的正统派拉比法庭才能离婚。而在拉比法庭，妻子可以提出离婚，但是只有在她的丈夫同意并给予其离婚文书的情况下，离婚方能最终生效。为了完整的离婚和结婚权利，以色列的女权主义者与性少数群体进行了多年的斗争；直到2016年，女性离婚权利在民法上才打上补丁；此后，妻子可在民事法庭起诉不愿意在宗教法庭上出具离婚文书的丈夫来实现离婚。而2020年6月21日，特拉维夫-雅法市政府宣布，为纪念同性恋骄傲月，同居的同性情侣们可以在市政厅登记结婚；这是以色列第一次出现非宗教的婚姻登记，不论是异性还是同性。以色列的这种法律实践当然是为了“犹太民族国家”的梦想；不保留宗教机构的民事职能又怎么让母语、风俗、传统文化和社会地位截然不同的各种“犹太人”被塑造成以色列所需要和锡安主义所设想的那种“新犹太人”呢？以色列女作家莉莉 · 拉托克在《希伯来女性作家：作为局内人的局外人》如此论述“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中的男子中心论”：“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中‘新犹太人’的理想反应了‘男性革命’的梦想 , 从软弱被动向强大而具有进攻性的行动主义变革。战斗着的本土以色列人的神话 , 堪称伴随着在巴勒斯坦定居、尤其是以色列建国而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副产品 , 也导致了女性的边缘化。对于置身于父权制阶层中的男性评论家来说 ，只要女性创作不会公然挑战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与女性特质，就可以接受。”
以色列从建立政权伊始就像所有殖民主义政权一样，不得不走向男性中心主义的军国主义模式中。尽管以色列当权者不断地、尤其是在近二三十年中努力为这架军国主义机器涂上一点粉色，也无法改变它的实质；这种实质就从最能得到亲以分子共鸣的我们篇头分析的那些漫画中和我们不期而遇。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该注意的是，尽管以色列“进步”与保守的两个面向都被用来维护它在结构性权力关系中的上位，但前者的效用主要停留在特定的亚文化圈子中，而后者的传播却更加“出圈”得多。这提醒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哪一种方向上的危险：相比于关涉以色列的知识，相关认识装置对中国当代右翼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功能倒是我们必须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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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做题家大概都见过这幅漫画
编者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色列内部，锡安主义“左翼”为军事占领提供的技术支持就远大于“右翼”（后者更多提供的是意识形态动员），正像近期哲学社所译介的《以色列军队是如何逆向实践后现代哲学的》一文中采访到的以色列军官那样：“他的政治立场与以色列人所说的犹太复国主义左派一致。他的投票在工党和梅雷兹党之间交替进行。他的立场是，以色列国防军必须放弃在被占领地区的存在，来换取在这些地区自由通过的可能性，或者在那里产生他所谓的‘效果’，也就是‘展开军事行动，如空袭或突击队袭击，在心理上和组织上影响敌人’。” Antifa是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所以无法避免其名义被少数参与者使用。多数Antifa的参加者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还是支持巴勒斯坦的。而同样有趣的是，以色列的相关宣传作为一种认识装置，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被用来缝合建制派内部的“左右翼”立场，统一于实质上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文明”内容的更新有利于“文明”使命的延续，通过将线性进步的时间空间化于地球仪上，他们得以将不需要“主体”的抽象“进步”出口到那些蛮荒之地中去。在2004年写作的《“白人无辜、西方至上”—西方女性主义在“反恐战争”中的作用》一文中，苏娜拉·托巴尼就曾批评当时出版了小册子《新反犹主义 ：目前的危机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事》(The New Anti-Semitism: The Current Crisis and What We Must Do About It) 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奠基人之一菲利斯 ·切斯勒(Phyllis Chesler) ， 她在这本书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都是二者共同的死敌— 穆斯林的袭击目标 ， 也是 这 些 穆 斯林所信奉的 “ 恐怖主义 ” 政治的袭击目标 。尽管多数论点都是右翼的文明冲突论之类的陈词滥调， 她的“贡献”在于 ，通过强调这种“冲突”的性别维度 （即“厌女”的伊斯兰对“尊重女性”的基督-犹太教）， 给原来被大部分女性主义者认定为反女性的新保守主义披上了女性主义的外衣。通过逆练某种“反X先于主义”的“统一战线”，“左右”之别被国野之辨、夷夏之分代替了。在中国语境中，事情又有一点并不算离谱的变化：作为认识装置的“以色列”，除了如本文开篇的那个例子，系统地传授给中国右翼一套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世界观外，还得以通过后续的“进步”、“文明”、“发展”形象的营造，“帮助”中国人“校正”我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使这些能指的所指向右侧滑动。它得以与中国境内新兴国家主义右翼对相关概念的用法相配合，进一步剥夺这些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因为中国确曾发生过的革命实践而曾经保有但后来已经有所流失的“革命性”潜力，而更使得它们与“秩序”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于个别以亲以著称的网络活动家笔下的“进步”和“劳动者维权”成了直接的对立关系。于是，我们的未来就和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地区一样光明了；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不过，知识依然还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