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锡安之家（2015）

PERRY ANDERSON

THE HOUSE OF ZION

New Left Review

2015, no. 96, pp. 5-37.

/本文共20018字，供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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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小毛线 | 校对：胡东撤

编者按：

巴以冲突并非是支持巴勒斯坦还是支持以色列的站队问题。作为历史上和事实上帝国权力操弄的舞台，巴勒斯坦不仅遭遇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和隔离，也被西方殖民权力与国际资本遏制和分化。以色列在隔离墙对面创造了自身的镜像法塔赫与哈马斯，也在墙的这面维持着对犹太国民的压迫。70年来，国际社会从未真正考虑过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什么力量在纵容犹太复国主义？为什么被强加的两国方案是一种“永久动荡”的方案？现存的一国方案为何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现有不平等的延续？眼下冲突中浮现的难题在2015年已得到佩里·安德森的讨论。正如他所说：“在一个专制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民主孤岛都无法成为现实”，替代性的方案在周遭帝国主义和集权主义未被撼动之前无法被践行——但人们永远不会停止反抗。

自世纪之交以来，后冷战世界的阿拉伯地区遭遇了西方前所未有的军事干预——美国入侵伊拉克、北约轰炸利比亚、美国在叙利亚扶持代理人，以及美国支持海合会[1]袭击也门。那么，阿拉伯人的老对手又怎么样了呢？在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2]（the second Intifada）时，《新左派评论》的一篇文章[3]考察了两股民族主义势力——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力量对比，后者反映在奥斯陆协议赤裸裸的不平等当中。自那篇文章以后，情况又有多少改变呢？约旦河西岸基本照旧。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4]是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反抗，积极分子来自当地新建的大学。ta们取代侵略者过去所依靠的、听话的贵族阶层，领导了为期三年的大规模示威、罢工、抵制和对通敌者的惩罚。流亡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对此毫无准备，因此在第一次大起义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此之前，巴解组织被赶出了在黎巴嫩的基地，并在海湾战争后失去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资金支持，但是奥斯陆协议拯救了它，让它排场盛大地回到祖国的一部分领土上[5]。

1994年成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被视为民族解放斗争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不过，它是西方和以色列有意设计的产物，其主要功能非但不是体现，反而是为了遏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抵抗。对西方来说，在沙漠风暴行动取得胜利后，需要收拾阿拉伯地区残余的动荡，从而实现新世界秩序。对以色列来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平替”（cost-effective surrogate），以遏制第一次大起义的浪潮。第一次大起义威胁到了犹太人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的不断扩张。定居点需要更安全的环境，一个当地准军事机构能够保证这一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从一开始就没有自主生存手段，其收入的70%到80%来自西方援助和以色列的转移支付。因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寄生虫式的微缩版食租国家[6]（rentier state）。它在物质上并不依赖巴勒斯坦人民，以至于可以忽视后者需求。金主的需求才是更重要的。

阿拉法特政权认为大起义的领导层是潜在的威胁，因此它一旦在约旦河西岸建立起来后就开始打击领导层。传统的贵族阶层回到了围绕法塔赫所建立的权力结构，这些贵族从突尼斯“空降”当地，并依靠和以色列的合作而扩张势力[7]。在奥斯陆协议达成前的最后一年，当以色列国防军仍然全面控制约旦河西岸时，占领区的民政管理机构人数为27,000，几乎全部为巴勒斯坦人。到了世纪之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职员人数已经超过140,000人，其中约60,000人属于一个安全帝国。十二个互相竞争的镇压性机构——宪兵、特工、总统卫队、军事情报机构、特种部队、海岸警卫队等等——使约旦河西岸成为地球上最高度警察化的地区之一：每十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安全部门成员[8]。这套臃肿的安全系统——酷刑是家常便饭——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约旦培训和提供装备。它占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预算的三分之一，比教育和卫生支出的总和还要多。它的目标不是针对占领者——因为根本打不过——而是针对同胞。

镇压以合作的面貌出现。与所有食租国家一样，庇护行为（提供庇护或拒绝提供）对体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安全帝国内部[9]。大约五分之一的家庭生计依赖于政权提供的工作或好处。腐败渗透到政权的各个层面，从总统和部长级的巨额贪污到街头微不足道的敲诈勒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在以色列的直接串通下，从1995年到2000年，接近10亿美元最终流入了阿拉法特及其身边人的口袋[10]。垄断合同和贸易特权被授予海外侨民，官员雁过拔毛。依靠外国资金的非政府组织变成了管理者的自动取款机。法塔赫帮派的收保护费和敲诈勒索行为司空见惯[11]。法院的声誉甚至不如警察。拉姆安拉（Ramallah）[12]周围的别墅住着一群官僚和商人，ta们通过盗窃或走私致富（甚至包括从埃及走私水泥帮以色列修建隔离墙）。富有的背后却是一群身无分文的工人和失业者，奥斯陆协议关闭了ta们越境外出工作的大门。到第二次大起义之时，占领区平均收入下降了五分之二，贫困人口数量翻了三倍[13]。伴随着自杀式袭击的2001年起义，是对所谓解放的假象感到失望和绝望的爆发。

在2002年的“防御盾牌行动”（Operation Defensive Shield）中，以色列全面控制了“占领区”，肃清了难民营和城镇的抵抗，摧毁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在此期间，阿拉法特一直躲在地下掩体中。面对以色列国防军进攻犹地亚（Judea）和撒马利亚（Samaria）地区[14]，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几乎没有抵抗。既无力扮演、也无力抗拒以色列所指定角色的阿拉法特在两年后去世。像此前许多外来统治代理人一样，阿拉法特曾想要反过来利用控制他的人，但最终却被抛弃[15]。他的继任者的第一项举措是正式宣布第二次起义结束。在平定约旦河西岸后，沙龙（Ariel Sharon）在2005年将加沙变成了一个露天监狱。他撤出了为数不多的犹太定居者，并在加沙地带周围部署以色列国防军。正如沙龙助手多夫·魏斯格拉斯（Dov Weisglass）所解释的那样，这一举措旨在“提供足够的福尔马林，以确保我们不会按照路线图，与巴勒斯坦人达成政治进展”——路线图[16]是美国最新版本的奥斯陆协议[17]。因此，这就是沙龙的用意。令西方感到失望的是，当经过十年的等待，终于在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立法议会选举时，事实证明法塔赫的腐败和投降让选民难以忍受。哈马斯赢得了大部分席位，部分因为它更加坚定地反对以色列，但主要因为它是一个更清廉的政党，更关心人民的社会福利。巴勒斯坦新政府遭到西方制裁。在西方鼓励下，阿巴斯准备发动政变，恢复法塔赫的统治。有所察觉的哈马斯率先采取行动，在2007年夏季将法塔赫赶出了加沙地带，让阿巴斯只能控制约旦河西岸。为了巩固阿巴斯在约旦河西岸的地位，巴黎举行了一次捐助者大会，前所未有的大量欧美资金涌入拉姆安拉。虽然不存在一个统一管辖两部分领土的巴勒斯坦政府，但和平进程的虚伪仪式得以继续，从而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维持意识形态正确。

自那时起，阿巴斯一直无限期连任。他的警察继续与辛贝特（Shin Bet，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密切合作，以镇压约旦河西岸的民众骚动。它们可比阿拉法特在奥斯陆协议里的建立“Scurrier”体制更加极端[18]。阿巴斯政府由表及里尽最大努力满足美国愿望。在美国的监督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了一套“赢家通吃”（first-past-the-post）的选举制度，扭曲代表性以偏袒法塔赫。然后这套选举制度就在2006年让法塔赫自己吃了亏。在美国的坚持下，为阿巴斯设了总理一职——这个职位没有交给阿拉法特，因为华盛顿想要制衡他。在阿巴斯接过阿拉法特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一职后，总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名的萨拉姆·法耶兹（Salam Fayyad）担任。在美国的要求下，阿巴斯合谋阻止了一份联合国批评以色列在加沙行动的报告。当负责袭击加沙的奥尔默特被暂时澄清贪污指控时，阿巴斯连忙进行祝贺[19]。

未经合法程序而被任命为总理的法耶兹，美国将其吹捧为“有史以来，阿拉伯治理中最令人激动的新理念”（托马斯·弗里德曼如是说）。为加强镇压和与以色列公然勾结——仅仅2009年就与以色列进行了超过1200次联合行动[20]——法耶兹摆出了一套专家治国的面孔。“除了从这一安排中获益的小团体之外，”萨雷·马克迪西（Saree Makdisi）写道，“看到阿巴斯手下接受美国培训、得到以色列装备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武装，与以色列军队一道——甚至有可能直接听令于以色列——袭击约旦河西岸的难民营，以寻找潜在的抵抗力量。这对于全体巴勒斯坦人来说，简直是荒谬之极。” [21]在由三星将军领导的美国特别安全协调团队掩护下，这种镇压帮助以色列军队腾出手进攻加沙。虽然阿拉法特和阿巴斯的亲信，如亿万富翁穆尼卜·阿尔-马斯里（Munib al-Masri）（约旦河西岸的首富，估计其财富相当于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赚得盆满钵满。但约旦河西岸占领区人民的生活仍然如往常一样悲惨。超过500个路障控制着出行，ta们的日常生活受到成千上万条军事法规的约束。人均收入在十几年之后才刚刚恢复到1999年的水平[22]。

与此同时，加沙的哈马斯被美国和欧盟视为恐怖组织，因为它拒绝放弃武装抵抗，不承认以色列。哈马斯统治着一个沿海地带，其居民由于不断入侵的封锁和打击，陷入深渊般的苦难。从短期来看，以色列国防军对无谓的火箭弹袭击——不是所有都来自哈马斯——进行大规模报复，每次都让依然屹立的哈马斯提高了爱国主义声誉。但是，每次报复都打击了哈马斯维持居民艰难生活的能力。因此，哈马斯每次都需要更加强硬的政治手段以弥补民众支持的减弱，这让哈马斯越来越接近法塔赫的所作所为[23]。对整个加沙飞地，以色列通过空中、海上和陆地监视，控制淡水、燃料和电力供应，从而在无需占领的前提下保持支配地位。一旦塞西独裁政权[24]关闭了加沙地带通向西奈半岛的通道——加沙通往外界的唯一出口，哈马斯便会陷入困境。迄今为止，从叙利亚迁至卡塔尔的哈马斯外部领导层，尝试着发出愿意配合西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号，却一直遭到拒绝。哈马斯可以接受一份在名义上实现全国统一政府的协议。按照协议，法塔赫可以组建一个名义上控制两个地区的政府，条件是支付加沙地带的40,000名哈马斯官员的工资，以及承诺普选产生新议会[25]。这两者目前都没有实现，哈马斯仍然遭到西方禁运。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稳步扩大。在奥斯陆协议前夕的1991年，约有95,000名犹太定居者居住在约旦河西岸。二十年后，这一数字增至350,000。在以色列征服东耶路撒冷五年后，其犹太人口仍然只有9,000。而今，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150,000，甚至接近200,000[26]。总而言之，现在有超过50万的犹太人居住在“占领区”。ta们的定居是以色列有意和持续努力的计划。国家组织、资助并保护着定居点的建设，投入总金额约为280亿美元[27]。自从奥斯陆协议以来，ta们的增长速度是以色列国内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与广泛的看法相反，奥斯陆协议中没有禁止犹太人定居点；ta们是“和平进程”的合法方面，ta们从一开始起就是“和平”的最好诠释。

从一开始的规划来说，东耶路撒冷[28]和约旦河西岸就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定居方案。以色列于1967年吞并了前者，并宣布从此将这个不可分割的城市作为首都。更高的优先级意味着更高的人口密度。现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被一系列将ta们与约旦河西岸隔绝开来的犹太社区所包围。2014年通过的一项基本法律规定，以色列放弃任何土地都需要以色列国会三分之二议员的同意。如果同意票数介于一半和三分之二之间，还要举行全民公决。这一“双保险”强化了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而在约旦河西岸，由于犹太人口比例没那么大，因此优先事务是进行战略控制而非领土扩张。在那里[29]，犹太人定居点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5%，却控制着近40%的土地。通过与以色列城市连接的公路网络、分割巴勒斯坦人口，定居点的犹太人享受特殊的税收减免和住房补贴，以及优先分配的水资源[30]。军事保护由以色列国防军提供，后者直接管理约旦河西岸60%的地区，同时用一道隔离墙将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与以色列本土隔绝开来。[31]自隔离墙建成以来，从约旦河西岸发起的自杀式袭击数量大幅下降。随着临近占领五十周年[32]——已经超过以色列在此之前存在时间的两倍[33]——“定居点”一词逐渐蕴含着另一种含义。

新世纪以来，以色列繁荣昌盛。来自前苏联的百万移民——平均受教育和技能水平远高于二战后阿什肯纳兹（Ashkenazi）犹太移民[34]——中，一半是专业人士，如教师、医生、科学家、音乐家、记者等[35]，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自镇压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以色列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经合组织中排最高。经历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扩张期——2003年到2007年——之后，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色列比西欧和北美的任何经济体的表现都更好，并自那时以来一直如此。以色列拥有世界上人口最高比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美国或日本的两倍[36]——是全球第四大高科技武器出口国，处于无人机和监控技术的前沿。其信息通信技术部门引领出口，军火和制药业紧随其后。这些产业连同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保证以色列口袋里始终有钱。以色列没有外债，外国资产拥有量在十多年来一直是盈余。除了国内房地产、建筑和零售业的蓬勃发展外，还有大量主要来自美国的国外投资涌入，其中包括英特尔和微软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研发中心[37]。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大行其道。开采近海天然气的能源繁荣即将到来，有望进一步提振商业活力。尽管环保运动阻止了以色列的页岩油钻探，但其丰富的页岩油储量足以保证它未来成为石油出口国。从统计数据来看，以色列在2014年的人均收入达到了37,000美元，比意大利或西班牙更富裕。

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经济上的成功却比以往更加扭曲。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1985年的稳定计划是一个里程碑——进一步加强了趋势。在2003年的一揽子政策方案中，利库德—工党联合政府降低了企业税，解雇了政府雇员，削减了社会福利和公共部门工资，私有化了国有资产，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两年后，以色列央行由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领导。他曾是1985年休克疗法的美国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目前是美联储的副主席。他在国际上是经济纪律（economic discipline）的代名词。在1984年到2008年之间，以色列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40%，而平均工资却停留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末游[38]。股价飙升，房价上涨，而医疗支出下降，五分之一的人口跌入贫困线以下。除了高科技初创企业的闪耀和出口创纪录，传统经济领域并不一帆风顺——一半以上的工作岗位都在这些领域——生产率仍然低下。在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后，来自占领区的廉价劳动力被来自泰国、罗马尼亚、中国、菲律宾和其他地方的合法和非法移民工人所取代，ta们通常在规模约为其他发达国家两倍的黑市经济（shadow economy）中受到超额剥削（super-exploited）。然而，在以色列作为二等公民的阿拉伯人——约占总人口20%——失业率却很高[39]。在这一增长模型的另一端，是财富令人难以置信地集中在少数新贵大亨手中，以色列排名前十的大企业控制着股票市场的三分之一，这是西方哪一个股票交易所都比不上的。

从政治上看，犹太复国主义中的修正派首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打破了工党的统治地位，并巩固了其霸权地位[40]。尽管两派之间很少发生正面对抗，并经常联合执政，但在各自能够动员的力量对比上，明显存在着转变的长期趋势。自贝京（Menachem Begin）上台以来的四十年里，利库德集团统治了超过十八年、两党联盟——由利库德集团或前利库德集团政治家领导——统治了十二年，而工党只统治了六年。在这段时期里，现任利库德集团领袖内塔尼亚胡（Netanyahu）是唯一一位连任三次的政治家，如果完成当前任期，他只比本-古里安（Ben-Gurion）总理在位时间短不到一年[41]。然而，他的崛起更多是因为工党衰落，而非个人声望。作为2003年一揽子政策方案的提出者，他是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化身，也是以色列历史上美国化程度最高的领导人，可以为最近的经济成绩而自豪。然而，由于经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中产阶级抗议住房成本和财富分配不均，因此这份成绩单并非纯然是正面资产。更重要的是，内塔尼亚胡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这是修正派观点更加一致的产物。在以色列任何选举中，安全问题通常是最敏感的，政治上的强硬可以盖过经济上的疑虑。在一系列无能领袖领导下的工党，时而模仿对方，时而回避议题，经常败给内塔尼亚胡的强硬姿态。最后一点——但同样重要——利库德集团一直更善于将宗教性政党拉入内阁，这也是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在逻辑上的作用：由于没有社会主义遗产的负担，利库德集团可以在为政治目的利用宗教时更加肆无忌惮。

在以色列，政治体系的稳定一直基于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教的互相依赖。它在日常层面上的文化后果表现为黑暗的教权主义和温和的世俗主义的悖论性共生——像北欧自由社会一样放纵的文明社会内部，贯穿着正统派的特权和禁忌，它们之间却没有发生真正严重的冲突。从历史上看，实现悖论的条件是双重的：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没有任何类似于激进的启蒙运动摧毁基督教那样，有犹太人如此批判犹太教。一旦隔都[42]（ghetto）的屏障被打破，那些获得解放的犹太思想家通常会加入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辩论，而漠视对自身宗教的批判[43]；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需要宗教来统一一个缺乏共同语言或地理纽带的人民，并为其对“应许之地”的主张提供神学依据。虽然欧洲犹太人丰富的批评传统永远也不会被消灭，但以色列随之产生的教权-世俗混合体——由任何“边境-熔炉社会”（frontier-cum-melting-pot）的一般特征所决定，总是容易产生平庸的男子气概和最大公约数大众文化——对于智识生活是致命的。但在政治生活中，教权-世俗混合体一直是一种稳定机制，将政治生活焊接成看似不和谐但实质上牢固的形式。

当然，这种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面对外部威胁的“神圣同盟”。没有什么比害怕失去更能紧密团结社区。然而，即使阿拉伯世界已经被驯化，但它仍未接受1948年和1967年以色列的征服。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尽管无能为力，却没有平息。与来自巴勒斯坦的潜在报复相比，以色列内部的纠纷无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生活的普遍腐败——甚至超过了欧盟或美国——引起更多的是冷漠而不是愤怒。腐败在企业界猖獗——亿万富翁是以色列版的俄罗斯寡头——遍及几乎整个政治光谱。不断的财政或性丑闻几乎吞噬了公众舞台上的每个著名人物，从拉宾、佩雷斯、沙龙、内塔尼亚胡、拉蒙到最近的奥尔默特和卡察夫（Katsav）：一位被定罪受贿的总理和一位被定罪强奸的总统[44]。对当前政坛的广泛蔑视却并不构成威胁。政治体系似乎已经失去了大众的尊重，以至于看起来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但安全上的需要确保没有任何非主流观点能够赢得选举，因此政治体系没有受到威胁。由于几乎每个人都赞同犹太人受到苦难、享有权利，所以选民大可以批评统治者的小错，反正他们都执行相同的政策。可以说，没有哪个政治文化将如此轻蔑的愤世嫉俗与如此本能的服从结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以色列有所不利。在美国，批评犹太人国家或提到犹太复国主义在华盛顿游说团体的影响力是个禁忌。不过，这一禁忌在世纪之交虽然强大，但开始减弱[45]。2006年首次出现了由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撰写的全面批判性研究[46]，这是一个分水岭。在美国犹太人内部，强烈支持工党的“犹太街”（J-Street）自由派，与崇拜利库德集团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保守派之间，出现了分歧[47]。目前，“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势力要更强。对于美国犹太人的年轻一代，ta们与同龄人一样，宗教信仰减弱。不过，ta们对以色列狂热支持的减弱，带来的并不是对“应许之地”现状的焦虑和义愤，而更多是漠不关心[48]。美国犹太人的情绪转变在主流舆论中也有所反映：媒体越来越对特拉维夫[49]的具体行动进行零星的质疑——尽管措辞不可避免地有所保留。

在外交层面上，白宫表面上仍然致力于建立某种版本的巴勒斯坦国，就像自奥斯陆协议以来，白宫在公开场合总是谴责犹太人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的扩张，同时却在联合国阻止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虽然措辞偶有变化，但奥巴马当局没有在立场上出现实质性变化。但是，自1956年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政策冲突，不是关于巴勒斯坦，而是关于伊朗。两国都决心阻止德黑兰获得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垄断核武器的能力。在美国的坚持下，联合国在2006年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以迫使后者放弃任何拥有核武器的野心。在制裁压力下，德黑兰在2014年寻求谈判以解除制裁。在德黑兰与华盛顿达成的协议纲要上——伦敦、柏林、巴黎、莫斯科和北京都签了字——美国和以色列却在2015年春季发生了争执。奥巴马坚持认为制裁已经奏效：让一个愿意放弃所谓威慑手段的伊朗政府上台，而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屈服程度表示怀疑，要求继续制裁，从而让伊朗更加无条件和不可逆地放弃野心。这场争端由于双方各自干涉对方内政而加剧，内塔尼亚胡敦促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反抗民主党的总统，而奥巴马则毫不掩饰地希望看到内塔尼亚胡下台，并对后者连任感到不满。

在这场冲突中，除非美国爆发比伊朗更严重的国内骚乱，否则美国人的意志必定会占上风。与将伊朗重新纳入由美国解释和领导的国际社会这一更高利益相比，利库德集团的担忧不值一提。未来，特拉维夫将适应这种变化，双方的争执将过去。这场争端以一种大概率持续下去的方式，开始削弱两国之间的政治纽带。不过，两国特殊关系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依然稳定。美国不仅以各种形式向以色列提供每年30亿美元的官方援助——实际上可能超过40亿美元——还提供了一系列只有以色列享有的金融盈利特权[50]。自2008年以来，根据一项法律规定，美国必须帮助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有实际或潜在武装力量之上，保持“一定的军事优势”。2011年秋季，奥巴马当局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明确阐述了“一定的军事优势”的重要性，并指出当局不仅承诺维持优势，还要增强优势[51]。

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是必然的，别的国家也管不了。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为所欲为却是另一回事。大西洋两岸都对现状感到不满，只是程度不同。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的限制不同于华盛顿。对于欧盟各国，与美国外交保持一致对于负责任的外交政策不可或缺，欧洲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愧疚感确保了对以色列的意识形态承诺。但与美国相比，欧洲缺乏任何具有政治、文化和经济实力的犹太人社区，而且欧洲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移民，这一环境形成了与美国不同的政策考量。

在欧洲政治界，可以找到与美国一样热烈支持以色列的声音，以至于有人将以色列视为欧盟的荣誉成员，甚至呼吁将其直接纳入欧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曾告诉《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在欧洲大陆以外，没有哪个国家与欧盟的关系比得上以色列。不得不说，以色列虽然不是欧盟任何一个机构的成员，但实际上就是欧盟一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外交事务发言人认为应将事实变成法律：“我真的希望以色列成为欧盟正式成员。”意大利中右派与西班牙和德国的中左派遥相呼应，时任总理贝卢斯科尼呼吁支持这一事业：“意大利将支持以色列加入欧盟。”在考虑逐渐将自己国家纳入欧盟时，时任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感叹：“前景无限。”[52]这种希望在原则上并不是无稽之谈。在与土耳其和塞浦路斯谈判中，布鲁塞尔已经接受了军事占领和种族清洗：为什么要在约旦河西岸或加沙问题上争论呢？欧盟捍卫的是人权，而不是古老的仇恨。

不过，虽然将以色列纳入联盟并不会背离欧盟的本质，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当经济纪律遭到威胁时，不能得罪民意：紧缩政策禁不起公投。巴勒斯坦既不那么重要，又更具爆炸性。政治精英们不仅担心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日常压迫可能引发移民反对，而且本国选民和媒体对以色列的批评也日益增加。“防御盾牌行动”（Operation Defensive Shield ，2002年在约旦河西岸）、“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2008-2009年在加沙地带）、“护刃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2014年在加沙地带）标志着民众情绪发生变化的三阶段。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表现出担忧和反感。即便在“护刃行动”之前，英国广播公司在2012年的民意调查就已经显示，65%的法国民众、68%的英国民众、69%的德国民众和74%的西班牙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在“护刃行动”之后，三分之二的英国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战争罪行。民众态度在政府层面回应寥寥。在任何主要欧洲国家，都没有哪个政府愿意支持联合国关于“铸铅行动”的报告：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和美国一道否决报告；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丹麦和芬兰弃权。即便如此，官方与民众之间的鸿沟可能难以维持下去。

然而，要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民意需要组织起来。这里出现了第二个鸿沟。针对现状唯一具有真正影响力的运动是2005年在巴勒斯坦发起的“抵制、撤资与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运动。受当年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启发，该运动的目标是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并剥夺其公民的平等权利，就迫使企业、大学和其他机构在经济上制裁以色列。经过十年行动，它的实际影响几乎为零。这部分是因为——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比起资本，文化界在理论上更容易被道德呼吁所影响——运动最佳目标是大学，但只有美国的大学才在以色列经济中有大量投资；而在欧洲，大学通常由国家资助。美国年轻人对以色列的不满也在增长——超过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批评以色列最近一次对加沙的袭击——美国的“抵制、撤资与制裁”活动人士在校园里为撤资而奋斗。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所位于新英格兰的学院进行了一些支持。在欧洲，学术界的抵制运动一直是重要诉求，但除了一些纯粹象征性的决议外，没有取得更多进展。

尽管迄今为止在实际层面缺乏实质影响，但“抵制、撤资与制裁”背后思想还是引起了以色列和其欧洲保护者的担忧。布鲁塞尔试图“非约束性”地要求标记来自“占领区”的产品。德国表示反对，因此这一要求还未落地。斯特拉斯堡和各国议会已“原则上”投票承认阿巴斯名义上的政府是巴勒斯坦国；但只有瑞典实际上这样做了。随着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以色列变得越来越充满争议，欧盟敦促以色列继续执行“路线图”的声音要比美国喊得还响，以减轻内部的尴尬。虽然直到今天，对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传统的偏离都比较温和与不够坚决，但以色列没有低估欧洲越来越多反感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虽然“抵制、撤资与制裁”在英语世界没有太多成效。但是以色列的担忧已经开始显现。2011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对任何呼吁抵制行为的人进行民事侵权诉讼，并取消国家福利资格。该法案艰难得到了通过，但其背后蕴含着更为广泛的担忧。以色列政治精英目前普遍流行的担忧是，以色列是否会在国外失去合法性？面对这一风险，必须加倍谨慎。一项顶级智库的研究的标题意味深长：“为以色列的合法性筑起政治防火墙”[53]。

在外交方面，出现进一步的争端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只要利库德集团掌权，以色列就不如以往受欢迎。然而，弥补西方——特别是欧洲，美国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对以色列支持下降的，是以色列在中东地位的增强。两个变化造成了这一情况。一方面，迅猛的经济增长意味着以色列现在比过去更加自给自足。自2007年以来，华盛顿提供的非军事援助已逐步减少。即使国防支出占GDP的7%，远高于美国的比例，但以色列的账户盈余却让华盛顿羡慕不已。随着抵抗经济压力的能力增强，以色列周边战略压力已经减小。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阿拉伯之春产生的后果，让以色列处于自六日战争[54]以来最强势的地位。在埃及，塞西独裁政权与以色列的关系甚至比当年穆巴拉克政权还亲近，它在国内镇压穆兄会，国外封锁加沙[55]。无论国内动荡，约旦仍然是以色列的坚定伙伴。黎巴嫩南部有维和联合国军队巡逻——领导者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提供了一个防备真主党袭击的前哨站。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曾是以色列最不妥协的对手，如今被由美国代理人武装和资助的反抗打得奄奄一息。再远一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是以色列的友好盟友，欢迎以色列情报特工、军事顾问和商业代表。在整个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势力之间的冲突，允许美国像在冷战期间的中苏分裂一样拉一派打一派，分裂和分散了当地穆斯林，消除了ta们联合对抗所谓“新十字军”可能性。伊朗仍然是遥远的威胁。但面对这个共同敌人，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越来越看到了共同点，远处的敌人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另一个附近的朋友。当然，中东局势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但目前，以色列再安全不过了。

从一开始，没有人比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更清楚奥斯陆协议的本质。在去世之前，他开始谈到一个双民族国家，不是作为一个计划，而是作为一种规范性想法——无论短期内看起来多么乌托邦，但这是巴勒斯坦获得和平的唯一长期前景。在随后十五年的时间里，提出相同建议的人不断增加，而且内容越来越具体。一战到二战期间，依舒夫（Yishuv）[56]——1948年结束存在——内的少数派观点，如今已成为巴勒斯坦舆论的一股重要潮流。以色列国内也有一些共鸣。犹太人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扩张，隔离墙的建立，加沙地带的封锁，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分裂，阿拉伯人在以色列代表权的无成效，都削弱了“路线图”本就不高的可信度。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几个月后，2001年12月初，巴勒斯坦人拉玛·阿布-乌达（Lama Abu-Odeh）在《波士顿书评》（Boston Review）中发表了第一篇深刻讨论“一国方案”的文章，它至今仍是有关该论点最明晰和最雄辩的陈述之一。2002年夏天，加达·卡尔米（Ghada Karmi）在黎巴嫩杂志《文学》（Al-Adab）上发表了一篇更有力和更具政治性的文章。三年后，美国学者弗吉尼亚·蒂利（Virginia Tilley）的《一国方案》（The One-State Solution）是首部提倡一国方案的专著。在回应一位以色列左翼的批评时，她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想法[57]。

此后，局势开始转变。2006年，巴勒斯坦裔美国人阿里·阿布尼马（Ali Abunimah）出版《一个国家》（One Country），在众多著作中其文风和观点最接近萨义德。2007年，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在《克服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单一的民主国家》（Overcoming Zionism: Creating a Single Democratic State in Israel/Palestine）中严厉批判犹太民族主义传统。2008年，萨义德的外甥萨雷·马克迪西出版了迄今为止关于“占领区”的报告中资料最丰富、情感最动人的作品《巴勒斯坦内外》（Palestine Inside Out），他最后提出了一国方案的理由。2012年，两部由以色列人撰写的作品和一部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合著的作品相继出版，相隔不过几个月：阿瑞拉·阿祖莱（Ariella Azoulay）和阿迪·奥菲尔（Adi Ophir）的《一国状况》（The One-State Condition）、耶胡达·申哈夫（Yehouda Shenhav）的《超越两国方案》（Beyond the Two-State Solution）以及安东尼·洛温斯坦（Anthony Loewenstein）和艾哈迈德·穆尔（Ahmed Moor）主编的《犹太复国主义之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单一国家》（After Zionism: One State for Israel and Palestine）。2013年，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的《欺诈的经纪人》（Brokers of Deceit）呼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行解散，转而争取在单一国家内部获得充分的民主权利，而哈尼·法里斯（Hani Faris）编辑的《两国方案的失败》（The Failur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则全面收集了迄今为止关于一国方案的所有思考和提议，收有约二十位作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很快出现了对这些文本的反驳：2009年，贝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的《一国，两国》（One State, Two States），侯赛因·伊比什（Hussein Ibish）的《一国方案有什么问题？》（What’s Wrong with the One-State Agenda?），2012年，阿舍·萨瑟（Asher Susser）的《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两国方案的必然要求》（Jordan and Palestine: The Two-State Imperative）；2014年，在瑞典的主导下，一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合著了《一个土地，两个国家》（One Land, Two States）的瑞典指导方针。一个新的思想潮流已经出现，以至于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提醒以色列人民，警惕越来越多的在“应许之地”建立单一国家的讨论。

不同人提出不同的国家形式，从所有人拥有平等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单一民主国家，到比利时模式的双民族联邦，再到各州邦联。但ta们所提出的主旨基于一组共同的观察和论点。在约旦河西岸——更不用说东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物资网络和定居点模式已经无法逆转：以色列的扩张有效摧毁了在内部建立第二个国家的可能性。就算第二个国家曾经建立起来，那它自奥斯陆协议以来向巴勒斯坦人所提供的，不过是以色列的附庸。它在地理上七零八落、缺乏经济生存能力，也不具备真正政治主权的基本要素：不是一个独立结构，而是以色列的附属。由于独立一直被拖延，所以最好反过来向压迫者提要求，建立一个至少双方民族平等的单一国家。这一观点认为，作为一面可以为之而战的政治旗帜，公民权利具有比民族解放更强大的国际号召力。如果说以色列对种族袭击的指控油盐不进，那它面对民主压力就脆弱多了。

如果“两国方案实际上代指着”——按乔尔·科维尔的描述——“犹太国家不断扩张，越来越无关紧要的‘其他国家’存在于日益缩小的土地碎片上”[58]，那么该如何评价迄今为止提出的一国方案？鉴于其团结了巴勒斯坦人的力量，以及清晰展现两国方案的实际含义，一国方案标志着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国际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重大进展。衡量其影响力的最佳标准是官方的反应。十多年前，当一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第一次暗示对一国方案感兴趣时——甚至只是出于策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宣布，“路线图”的两国方案是“唯一选择”[59]。以色列一开始的嘲笑是，人们“还不如呼吁在月球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然而很快，奥尔默特就表达了担忧，巴勒斯坦人可能从“阿尔及利亚范式转向南非范式，话语上从反对‘占领’转向争取一人一票。这当然是目标更清晰的斗争，更受支持的斗争，最终也是更强大的斗争”。他敦促同胞尽快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达成协议：“如果有一天两国方案崩溃，我们将会面临南非式争取平等选举权的斗争，那么一旦发生，以色列国就完蛋了。”[60] 以色列的警告与巴勒斯坦的暗示都是策略性的，它们各自只关心巩固国内地位。但双方都明白，一国方案意味着终结犹太复国主义，终结其在约旦河西岸的产物[61]。

不过，幸运的是，它们一致认为一国方案可行性为零，因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对此毫无意愿：每一方都热烈信奉自己的国家和宗教。这是它们联合成为单一政治结构不可逾越的障碍。毫无疑问，这一反对确实有现实色彩。但这个障碍并不是如所设想的那样对双方都一样。诚然，对于双方当局来说，障碍是绝对的：它们不会达成自杀性协议。对于绝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是ta们的堡垒，但对巴勒斯坦人民来说，情况未必如此。对ta们而言，放弃独立建国的希望，选择融入以色列，可能会比在现状无限窒息下去更为可取。在阿巴斯的领导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两次在新闻自由方面排名低于任何其他阿拉伯政府——萨义德的作品被阿拉法特禁止——审查和恐吓使得难以准确评估民意。但显而易见，民间尚未被完全收买或镇压，大学也并未就范；它们传递出对巴解组织官方愿景日益失望的迹象[62]。

不出意料，第一个谴责一国方案的专著当然来自最有理由害怕它的党派——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政权。法塔赫在美国的傀儡组织“美国巴勒斯坦工作组”（American Task Force on Palestine），于2006年初“自豪地推出”了侯赛因·伊比什对一国方案的反驳[63]。在列举和反驳一系列支持一国方案的论点后——自然，没有提及人们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警察体制的厌恶推动了一国方案——伊比什解释了他心中的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需要一支强大、专业和独立的安全部队，以维护巴勒斯坦社会的法律和秩序，满足国际社会和以色列对安全的期望，防止民兵组织、私人军队和自发激进分子出现。”[64]在以色列这一边，阿舍·萨瑟借鉴了伊比什“宝贵著作”，竭力否认“抵制、撤资与制裁”在当今全球化世界还能产生深刻影响——即便当年在南非也没什么用。不过，无论多么不切实际，“一国观念已经成为反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方案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它寻求的不是以色列的默许，而是集体屈从，这将是国际社会完全消除以色列合法性的自然结果。” 作为这种工具，它“无可置疑地侵蚀了以色列和两国方案的合法性”，“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专属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恶名”。[65]如果忽视它的侵蚀效应，以色列人将付出代价。

那么，是否简单重申“我们都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克林顿所勾勒的，但在塔巴（Taba）险些未能实现的方案[66]——就能消除风险了呢？2014年，“一群杰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学者和专家，许多都与本国领导人有着密切联系”——和平进程的老将，在“奥斯陆谈判之前和之后”充当“高度保密的渠道”——开始意识到，鉴于“路线图”实现不了的前景，需要更多的想象力[67]。为了恢复两国方案的可信度，需要构想另一条替代实施方案：不是通过领土划分，而是通过功能复制，在同一地区平行地建立起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各自都拥有主权。“一块土地，两个国家”勾勒了比任何一国方案更为详细和复杂的计划——瑞典人帮助完善了计划细节——从而满足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一国方案的反感。通过复制巴勒斯坦而保留以色列的完整性，这个“平行国家计划”阻止了对以色列合法性的威胁。当然，平行不等同于平等。一篇序言解释说，为了消除对这一方案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最佳方法是“保持权力明显的不对称”。仅就安全问题而言，“在所有可能的配置中，以色列都会保持一定的军事优势。”[68]

对于奥巴马当局坚持的两国方案，以色列的修正派阵营始终只是出于外交策略，而不情不愿地表达口头支持。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的一个后果是，使更加大胆的人思考放弃两国方案。2014年，《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副总编、给以色列国防军授课的卡洛琳·格里克（Caroline Glick）发表了《以色列方案：实现中东和平的一国方案》（The Israeli Solution: A One-State Plan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提出了像东耶路撒冷那样，直接吞并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地区，使其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从而圆满完成现代锡安主义的自然边界。担忧吞并将威胁犹太人在以色列的支配地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些担忧基于约旦河西岸当局夸大的阿拉伯人口统计数据。解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阿拉伯国家无法提供援助——将减轻美国的经济负担，因此美国有理由欢迎。唯一真正的困难将是欧洲的反应。但是，即便欧盟实施制裁，那也不是世界末日：以色列已经在尝试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而经济未来在亚洲。亚洲的主要大国正在投资以色列基础设施并购买以色列武器，不用担心拉姆安拉[69]。

对于更为谨慎的人来说，这个情景过于乐观了，它依赖于一些不专业的预测：在吞并约旦河西岸后，犹太人仍将占以色列人口的三分之二。这在以色列人口统计权威塞尔吉奥·德拉佩德拉（Sergio DellaPergola）的研究中得不到任何支持[70]。更加坚决的观点来自于贝尼·莫里斯。他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曾经率先推翻了官方的神话——1947年至1948年间，巴勒斯坦有80%的阿拉伯人口逃离——而在那之后的十多年里，他是对以色列建国史进行批判性再审视的中心人物之一。世纪之交，莫里斯加入犹太复国主义主流，成为该国最极端的鹰派之一[71]。在加入犹太复国主义主流后，莫里斯表达了很多粗鲁的反阿拉伯感情。但即使政治立场变化了，曾经使他打破许多爱国主义禁忌的历史智慧却没有离开他。现在，他虽然在为一项曾经辱骂他的事业效力，但他仍然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能力。

莫里斯的《一国，两国》从历史上概述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的各种想法。没有哪个获得一定支持的阿拉伯思想曾经接受过有关巴勒斯坦的一国方案。目前关于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世俗民主国家的讨论，仅仅是为了掩盖通过人数优势重新占有这片土地的目标。相比之下，在犹太人方面，尽管依舒夫中有少数人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双民族的国家——一些孤立的声音甚至持续到独立。但它们在政治上并不重要。主流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寻求建立一个单一犹太人国家，最初范围从约旦河两岸到地中海，一直延伸到黎巴嫩南部，然后缩小到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它们的领导人知道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驱逐阿拉伯人，并对“转移”——种族清洗——没有什么顾虑。但由于它们不可能说服英国将整个巴勒斯坦交给它们，所以它们接受皮尔委员会（Peel Commission）提议的分治作为一种策略。正如本-古里安所言，先获得“皮埃蒙特”（Piedmont）[72]，然后再从那里将犹太人势力扩展到整片土地上[73]。1947年至1948年的战争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机会，肃清该国内部大部分阿拉伯人口。但在胜利时刻，本-古里安却胆小了起来：他未能吞并和肃清约旦河西岸，而是错误地允许它在以色列包围下发酵，一旦错过肃清它的机会——只能在发生另一场重大战争的情况下才能再次出现——大多数犹太人已经接受，某种类型的巴勒斯坦国最终可以在约旦河西岸建立起来[74]。

在21世纪的创建一个双民族国家以逆转过去的历史，这纯粹是幻想。光是宗教冲突就足以排除这种可能。一国方案是白日梦。值得讨论的只有两国方案，但甚至两国方案又有多少现实性呢？“鉴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土地的形状和面积——东西向约五十英里——要是分为两个国家，简直就是噩梦成真，几乎不可想象。”不仅如此，“按照当年建议，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79%的土地分给犹太人，21%分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必然会让所有阿拉伯人感到深深的不公正、侮辱和羞辱。一个由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组成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根本无法生存。” 那么，为什么当时巴勒斯坦人不能像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将ta们所得到的东西作为中间站，追求ta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这样一个国家，“由于客观经济、人口和政治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寻求更多的领土，并试图扩大”——以以色列为代价[75]。当年两国方案的逻辑令人沮丧：它是一种永久动荡的方案。只有这种扩张转移到约旦，才有希望在保证以色列安全的前提下建立第二个国家。不过前景渺茫，因为肯定会遭到约旦哈希姆王室的武力抵抗。

当然，以色列提出的两国方案蕴含着对巴勒斯坦类似想法的提防。以色列提议的巴勒斯坦国并不会是控制如今“占领区”的独立国家。加沙地带证明了，以色列不会愿意大规模撤出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更别提东耶路撒冷了。仅仅将8000名加沙犹太人定居者撤回以色列就消耗了GDP2%的资金[76]。与之相比，将在约旦河西岸站稳脚跟的35万定居者撤回以色列将会消耗80％的GDP，如果包括东耶路撒冷，总额将达到120％。无论建起什么样的第二个国家，犹太人定居点都会留在那里。加沙预演了以色列即便在没有国防军的驻扎和检查点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在反驳一国方案的任何想法后，阿舍·萨瑟毫不含糊地阐明了他一直支持的两国方案：“以色列人愿意认可的巴勒斯坦国从来不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国家，而是一个被削弱、非军事化和受监督的实体，以色列控制其领空——可能还包括其边界——以及以色列和/或外国军队一定程度的存在。”[77]这就是他的副标题所说的“必然要求”。在支持两国方案的人中，萨瑟是一个鸽派。

因此显而易见，一旦以此为基础，授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开设各种大使馆和更名为“巴勒斯坦国”的外观，那么巴勒斯坦不过是一群班图斯坦[78]罢了。这是支持一国方案的声音增多的主要原因。以色列早就对南非发明的班图斯坦表现出浓厚兴趣——南非是布帕塔茨瓦纳（Bophuthatswana）[79]在世界上唯一一个驻有外交使团的国家——自那时起，以色列的头脑里一直萦绕着班图斯坦的幽灵。在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中，阿布尼玛对比了“曼德拉的勇气和原则”——当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提出要释放他，前提是要他承认班图斯坦并迁居特兰斯凯（Transkei）时，曼德拉“宁可留在监狱也不愿承认班图斯坦的合法性”——而亚萨尔·阿拉法特则做出“绝望、愚蠢和自私”的决定，接受了以色列的条件，成为地中海地区特兰斯凯的暴君[80]。然而，对于以色列建立巴勒斯坦保护国的计划，这正是爆炸性矛盾的所在。计划越阻止巴勒斯坦获得真正主权，它建立的巴勒斯坦政权的信誉就越差，人民反对它的可能性就越大。合作精英的驯化可能导致人民羞辱和愤怒的爆发。安全保护措施很可能会变成回旋镖。建立第二个国家时采取的预防措施越强大，引发反抗的概率就越大。

一国方案不会受到这种矛盾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提到，它有自己的隐患。一国方案的目标是克服1948年这块土地的最初分裂，而不仅仅是1967年的占领。但有关一国方案的大部分文献不是回避分离的事实，而是在回避分裂所产生的后果：侵略者掠夺数量的巨大、征服造成流离失所规模的巨大[81]。在1947年，犹太人拥有占今天以色列国土8%的土地。ta们现在控制着93%，而阿拉伯人只占3.5%[82]。两份独立估计认为，按2008-2009年的价格计算，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没收的财产价值以及相关损失接近3000亿美元。[83]即使是在“占领区”，在联合国登记的500万人口中，将近一半人口（近200万）是登记难民。无国籍的流亡者有250万人。生活在难民营的难民有150万人。在一国方案的政治体系中，这些人和财产将会面临什么？通过回避导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冲突的根源，一国方案——尤其是平行国家计划——的文献暗示，赔偿和返还最多只是象征性的。通过这样做，它与两国方案一样，忽视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惊人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建立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无情剥夺。在两国方案下，它不会是持续的、不断恶化的愤怒源泉，因为两国边界的枪口会控制这种愤怒。但在一国方案中，愤怒会在街道和城市中徘徊，财富和特权的每个体现日常提醒着人们当年的掠夺。莫里斯的长处就在于他能够看到和表达出这一前景。

“可能性很低并不代表一定不会发生。”尽管这句话来自指挥“护刃行动”的前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Moshe Ya'alon）将军（他发表了许多更具煽动性的言论），但它的传播表达了一种共识，即所有各方都在赌——修正派公开表达这一点，工党建制派则心照不宣——“必须让巴勒斯坦人从内心的最深处明白，ta们是一个被打败的民族。” 70年的驱逐和占领时间很长。再过20或30年，难道巴勒斯坦不会产生决定性的疲惫和屈服吗？不过证据并不明确。对黎巴嫩的突袭和第一次大起义的失败使巴解组织不得不在奥斯陆妥协。对第二次大起义的镇压产生了阿巴斯和法耶兹。“铸铅行动”使哈马斯接受了1947年分治线。每次打击都削弱了抵抗的意图。但也改变了它。一旦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偃旗息鼓，它无法控制的抵抗就在约旦河西岸爆发。一旦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无能变得明显，约旦河西岸就爆发了第二次更激进的抵抗。一旦阿巴斯卸任，哈马斯就赢得了选举。一旦哈马斯开始在加沙犹豫不决，伊斯兰圣战组织就壮大了。东耶路撒冷可能是下一个爆发点。[84]这些多次镇压是否已经降低了巴勒斯坦人抵抗能力？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镇压与重燃反抗的周期不太可能停止。

当然，对于巴勒斯坦人抵抗的担忧一直是西方试图将以色列政治精英团结起来，以接受克林顿两国方案[85]的驱动力。犹太复国主义的工党阵营中总是做出响应。比起更独立思考的修正派，工党阵营天生更顺从于帝国主义的要求，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因此，西方需要工党阵营重掌权力，而不仅仅是利库德集团执政联盟中的次要伙伴。美国和欧盟已经公开表态支持两国方案，因此它们很难收回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林顿方案的某种删减版仍然是最有可能的短期结果。但只要中东继续成为伊斯兰教派冲突的战场，西方就没必要迅速采取行动。美国在特拉维夫有一定影响力，但坐待形势变化也没什么风险[86]。欧盟有些风险，但对以色列影响力有限。目前，“占领区”可以与西撒哈拉或北塞浦路斯一起，隐秘于西方记忆的边缘。

以上这些情况，对于巴勒斯坦解放斗争来说意味着什么？很难想象有哪个民族运动遭遇如此破坏性的领导。在英帝国主义镇压了1936年至1937年伟大的巴勒斯坦起义之后——在一战到二战期间，这次镇压动用了比镇压任何其他殖民地叛乱都多的英国军队——依舒夫在托管地轻松占据上风。领导不当、装备不足的阿拉伯军队无力抵抗。“纳克巴”（Nakba）[87]如此迅速又如此具有灾难性，以至于此后十多年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政治组织。巴解组织成立于十六年后[88]，但不是来自于民族自发行为，而是埃及外交的产物，由阿拉伯联盟组建。客观上，从头建立拥有一致战略的强大运动在条件上就非常困难。然而，由于法塔赫和阿拉法特的心存幻想和领导力不足，这些困难变本加厉。此后25年以来，巴解组织的官方目标是通过武力夺回托管地的全部领土，终结犹太复国主义。可是当时就显而易见的是，单靠美国的保护就已经排除了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当法塔赫终于意识到这一点，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接受了两国方案的原则时，充满幻想的冒进主义（maximalism）发展为可耻的尾巴主义（minimalism）[89]，阿拉法特因同意接受一个国家的五分之一的希望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此前他还宣称对整个国家的主权——而这个希望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承诺，获得国家的3%以及总统头衔而已。从那以后，即便是奥斯陆协议所提供残羹剩饭也被削减[90]。

与声称要占领整个土地并最终接受部分地区的诉求不同，诉求应始终是在这片土地上两个民族之间的公平分配。1947年的分治方案是一个经过操纵的调查产物，美国依靠贿赂和勒索才得以使其在联合国通过。方案从一开始就是讽刺：占32%人口的犹太人，被分配了55%的土地和80%的海岸线；而拥有68%的人口的阿拉伯人则被分配45%的土地。一年后，以色列占领了全部土地的78%，并在1967年夺取了耶路撒冷全部[91]。自此之后，两个民族人口比例一直在波动，但随着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和巴勒斯坦人较高的出生率，它们最终趋于今天的大致平衡——犹太人多于巴勒斯坦人，但差距在减小，巴勒斯坦人很快将超过ta们。如果巴解组织从领土和人口极大的不平衡出发，在国际社会上呼吁资源平等，那么它将使以色列陷入被动。这种掠夺怎么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呢？但今天来看，已经太晚了。相反，我们看到，即使是非常开明的以色列人也在向世界宣称，ta们从未质疑以色列占领这片土地五分之四的合法性。ta们认为克林顿提供给巴勒斯坦人的小块土地——只需稍作调整——也相当不错，拉姆安拉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在这种背景下，要求一国方案现在是巴勒斯坦人的最佳选择。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Scurrier”发言人强烈反对，足以证明这一点。不过，只要回避赔偿和返还的问题，那一国方案始终将是一个理念，而无法成为一个计划。如果用象征性的姿态而非物质赔偿、将难民丢进奥斯陆协议规定的保留地而非允许ta们回到家园来欺骗被剥夺者，那么这些问题不会得到解决[92]。但最重要的是，一国方案需要的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将未来打造为争取民主的斗争。顾名思义，这个运动必须包括以色列控制下巴勒斯坦人的所有三部分，目前它们之间相互隔绝——更不用说流散四处的巴勒斯坦人了。目前还没有实现这种运动的可能性。但我们有必要发问：这一运动在原则上将包括什么？在约旦河西岸，哈利迪——其他人也有类似看法——呼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行解散，以色列已经将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镇压工作外包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关[93]。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第三次大起义，即人民反抗压迫性的法塔赫政权，发动没受到高层太多毒害的中坚力量进行反抗。在加沙，廉洁和纪律是任何受压迫人民运动的关键价值观；但哈马斯的母组织[94]在埃及的命运是否教育了哈马斯，把宗教置于民主之上是有代价的，尤其对于信徒？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在以色列本土，巴勒斯坦人通过议会的无能代表无法获得任何好处，议会里遭到排斥的阿拉伯政党只不过在合法化这个无视ta们的体制。最有效的政治抵制应从那里开始，放弃以色列议会，转而依靠自己的阿拉伯选举，向世界和以色列人明确证明，犹太复国主义体制离任何民主平等究竟有多远，为“占领区”树立自由辩论和代表权的正面典型[95]。

如果未来的一国方案需要巴勒斯坦人统一的民主运动，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显而易见，并且目前无法逾越。这些障碍不仅包括拉姆安拉的宪兵和酷刑者、加沙的狂热分子、耶路撒冷的追逐利禄之徒，还包括来自西方和以色列的敌意。因为与过去一样，如果没有对周边阿拉伯国家进行革命性变革，结束那些令人窒息的封建专制和军事暴政，扈从政权（client regime）和食租国家——尽管如今宗教战争错综复杂，但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巴勒斯坦解放的机会微不足道。原因有二：如果主要阿拉伯国家没有形成或迈向更加民主政治的行动，那么巴勒斯坦单独获得民主政治的机会将大大减少。当2006年的巴勒斯坦选举被美国、欧盟和以色列否决时，巴勒斯坦新产生的政府没有得到阿拉伯国家的相应支持。在一个专制主义汪洋大海中，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民主孤岛都无法成为现实。只有当中东不再是华盛顿可以依赖的腐败和顺从之地时，以色列才会面临真正威胁并放弃强势。只有在面对能够掌控自身自然资源和战略要地的、团结的阿拉伯时，美国才有理由迫使它在中东的化身以色列同意达成协议。

（全文终）

“TO CONTINUE，TO STRUGGLE”

国际同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