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性别压迫与跨性别解放斗争

跨性别者在国际上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世界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跨性别者出现在大众文化、媒体，甚至现在的政治舞台上。从广义上讲，公众的态度转变得相当快，这对于跨性别者是有利的，尽管这种转变喜忧参半。

另一方面，跨性别者已成为右翼政客们最喜欢的出气筒。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刚刚获得实际上的独裁权力，就在全球流行病肆虐之际，立法将性别定义为 "基于主要性征和染色体的生物性别"，从而使人们无法合法改变自己的性别。波兰三分之一的地区由宣布其管辖范围为"无 LGBT 区"的议会控制。在美国，特朗普正计划废除保护LGBTI在医疗保健和健康保险方面免受歧视的规定，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也提出了一项与《宗教自由法案》非常类似的攻击计划。

最重要的是，统计数据仍然显示跨性别者的生活因暴力、贫困和绝望而伤痕累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跨性别者失业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两倍，遭受性暴力的几率是一般人的四倍，40% 的人表示曾有过自杀尝试。

劳拉·迈尔斯（Laura Miles）的《跨性别抗争》（Transgender Resistance）是在跨性别者生活充满变化、危险、希望和争议的时刻做出的宝贵而及时的贡献。该书是跨性别者历史、科学、理论和政治的汇编。迈尔斯在依次讨论跨性别者经历的这些方面时，既运用又论证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因此，《跨性别抗争》将使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跨性别者以及刚刚接触跨性别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受益匪浅。

“第三性别”通常在社会中扮演宗教和/或医疗角色。间性是早期宗教的一个主要主题。神灵经常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的解剖结构，这种例子在古代的苏美尔、埃及、希腊、中国和印度的神话中都有保留。"大地之母 "本身更可能是一种性别不确定的存在，代表着人类尚未分化为男性和女性的时代。"双灵人——其性别地位既不同于男性也不同于女性——的经验被认为赋予了一种智慧能力和对人类状况的更深刻理解。" 虽然不同社会的态度各不相同，迈尔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浪漫化某些文化习俗，但证据清楚地表明，早期社会在性别问题上持有更为灵活和平等的观点——即使男女角色不同，ta们也被视为对社会有同样重要的贡献。

然而，最关键的因素是，继承财产和定居农业使得生产者之间不平等的财富世代相传。财富不仅集中在男性手中，而且还集中在少数有组织的男性手中，他们利用财富控制着社会的劳动力，女性的地位被决定性地贬低，一边只是生产继承人的容器，另一边则是劳动力的孵化器。

随着男女角色分工的加深，对同性性行为和异装的禁止也随之加深。《旧约》中严格的性规范表明，一些最早出现的阶级社会是如何试图强制推行父权制家庭结构、反对早先遗留下来的习俗和传统。这些规范还旨在摧毁被其征服的敌对社会的地方文化和权威，迈尔斯认为这就是索多玛和蛾摩拉背后的真实故事。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和统治，它们将对女性的压迫和性压抑深深地融入了生活结构中，以至于现在看来，性别压迫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

不同阶级社会的压迫在具体特征上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性别二元制、女性地位低下、“自然”的生育角色——建立在核心家庭的物质基础之上，而核心家庭本身就产生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之中。在19世纪的英国，快速的工业化撕裂了农民家庭，并将其成员从土地上驱赶到肮脏的城市中心。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被一起扔进了工厂和像集中营一样的住所。工业革命带来了无尽的苦难：1845年，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为17岁。死亡率危机威胁着劳动力的供应，城市生活的动荡和功能失调也威胁着劳动纪律。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禁止使用童工和缩短工作时间的立法得以通过。新的“家庭工资”表面上覆盖了男性工人、他的妻子和所有受抚养人。女性应该呆在家里，抚养孩子并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孩子们将从父母身上学到纪律，从学校学到服从。正如迈尔斯所解释的，资产阶级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强加给工人的私人生活，这符合他们的社会稳定目标：

大部分立法都是试图按照资产阶级家庭的形象来塑造工人阶级家庭，通过鼓励认同中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家庭价值观"、教会、节制、不鼓励婚外性行为，使资本家阶级能够对工人阶级实施更大的控制。

核心家庭并不是自然形成的。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将家庭成员彼此联系在一起，并与土地紧密相连，而城市生活的匿名性则提供了以各种方式建立关系和社区的机会。资本主义"实际上为工人阶级中出现更自由的性关系和性别角色创造了条件"。女性通常会把自己打扮成男性，以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报酬，或与其他女性建立隐秘的关系。英国各地的"茉莉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工人阶级的男性会到那里变装并建立性关系，但经常遭到警察和清教暴徒的袭击。

建立纪律意味着利用国家机器将这种性“异类”定为犯罪。1860 年，大英帝国颁布了《印度刑法典》第 377 条，适用于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英国殖民地。该条款宣布所有“违反自然规律”的性行为以及印度hijra等第三性别群体为非法。1885年，英国国内禁止鸡奸的法律得到加强，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因此身陷囹圄，声名狼藉。

从根本上说，对跨性别者的意识形态攻击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男人、女性及其差异对于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来说是普遍的生物事实。这个论点的反对者或许会说“生物学不是偏见”。然而，迈尔斯敏锐地指出，自19世纪以来，生物科学一直是为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压迫辩护的核心意识形态道具。资产阶级的性道德是通过医学和科学领域折射出来的，而医学和科学领域早已对“道德卫生”和“种族健康”问题痴迷不已。女性的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和自慰被视为病态折磨或先天异常。性行为并没有像封建社会压制“鸡奸”那样被一禁了之，而是被分类、编目和归类。资本主义寻求一种更加“理性”的意识形态谴责，而“科学”提供了这种谴责。时至今日，“性别焦虑症”仍被列入精神病学家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迈尔斯运用大量的科学研究来证明性别的复杂性。实际上，生物学性别并不是一个明确的二元制，而是一个包含许多的染色体、激素和身体差异的光谱。我们的大脑也是如此，研究发现两性之间的差异非常微弱，而这些差异并没有考虑到一生中社会性的性别处境对我们大脑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跨性别者接受激素治疗的情况。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拒绝跨性别者“在女性身体中拥有男性大脑”的解释。跨性别者有时会提出这一论点来捍卫自己的存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大多数男性都没有男性大脑，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跨性别者应该有男性大脑？主张跨性别者解放的论点必须批判"性别差异是生物学事实"这一假设。根据生殖器分配性别这一事实给人一种错觉，以为男女之间的所有差异都源自生物学。相反，性别认同是"一个人自我感知的身体、生物学性征、他人眼中对其身体的社会认知、性别价值观和期望等社会因素，以及......ta们的性取向"的复杂相互作用。性别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生物学性征，因此社会主义者应该自信地认为，跨性别女性是女性，跨性别男性是男性，尽管ta们在生物学上并不完全一致。自我认同是确定一个人性别的充分手段。跨性别者对生物决定论的挑战也为人们肯定非二元性别身份（既非男性也非女性）开辟了空间——其中根本不存在潜在的生物学假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魏玛德国和革命俄国，性别偏异者的处境有所改善，直到工人运动分别被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镇压。在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和50年代的保守主义之间，性解放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对于LGBTI群体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黑暗时代。

1969年的石墙暴动使情况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自二战后美国士兵抵达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港口以来，同性恋社群就在不断发展壮大。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早期，同性恋运动都是以保守的方式为基础，即礼貌地到白宫外设置纠察线，穿着西装和礼服，以表明"基佬"只是与异性恋者一样的人。但在黑人权力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下，同性恋聚居区变得激进起来，尤其是社群中的年轻人和性别偏异者。由于镇压非常严厉，各种行为和身份都被一并排斥，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之间的界限虽然清晰，但没有今天这样明确。没有违反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otype）的同性恋者仍然被迫秘密生活，但那些性别表达违反规范的同性恋者则最容易被边缘化。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警察不断骚扰和施暴的不满情绪一直在潜流涌动，偶尔也会爆发。1966年，旧金山康普顿咖啡馆爆发了一场暴动，一名跨性别者将咖啡泼向一名试图逮捕她的警察。

石墙事件——也是由警察无情的骚扰引发的——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愤怒之深、持续三天的暴动的群众性，以及随着反资本主义的同志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的成立的迅速政治化。同志解放阵线的主要活动家和暴动参与者迪克·莱茨（Dick Leitsch）指出，跨性别女性和女性气质的男同性恋者是暴动的主力军，ta们构成了社会中最受压迫的底层群体。

暴动的最大特点是由"女皇"而非"同性恋者"领导的。同性恋者一直坐视不管，任由当权者予取予求；而女皇们却不这么认为......ta们取得了胜利，证明了ta们不会再容忍任何骚扰和虐待......ta们的勇敢和胆识使许多人免受伤害。

迈尔斯帮助跨性别者还原了这一时期的同志解放斗争。《跨性别抗争》一书的封面是玛莎·P·约翰逊（Marsha P. Johnson）和西尔维娅·里维拉（Sylvia Rivera）的照片——她们是两名跨性别女性，也是石墙暴动和同志解放运动的激进领袖。

然而，早在1972年，各种运动就开始分裂，并将目光从解放运动转向资本主义改革。虽然同性恋者的权利可以以"人们在卧室里做什么是ta们自己的事"为基础来论证，但性别偏异是公开的、可见的。因此，转向温和的做法包括对过于暴露的性别表达（gender presentation）不感兴趣，甚至充满敌视——不仅是对跨性别者，任何过于明目张胆地"炫耀"性别表达的同性恋者都是如此。在1974年的骄傲游行中，里维拉被集会参与者嘘下台。跨性别者和同性恋者的斗争并没有完全决裂，在20世纪90年代，当缩写词LGBT出现时，ta们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但在许多西方国家，同性恋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跨性别者的处境却在被同样的逻辑所接受与被认为太过分而遭到排斥之间徘徊。

跨性别者的存在牵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传统右翼和新一代极右翼都决心维护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核心家庭。针对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青少年的文化战争几乎无处不在。迈尔斯在第6、7 、8章中记录了这些攻击以及跨性别者在世界几乎每个地区的广泛处境，尤其关注美国和英国。这些章节是关于具体情况的有用资料，包括通过活动家的不懈努力而赢得的改革。然而，逐个国家的细分和详细的法律历史有点重经验信息而轻分析。有时，书中的引文、资料来源和原始数据让人感觉过于繁重。

与我们的保守派对手不同，"跨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trans-critical” feminists）在攻击中以女性受压迫问题为中心。因此，她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跨性别者，她们认为这些女性实际上是男性。根据英国女性之家（Woman's Place UK）的观点，女性专用服务应将跨性别者排除在外，以便为"真正的"女性节省开支，并防止男性强奸犯入侵女性空间。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破产的论点。在经历了十年的破坏性紧缩之后，优先考虑顺性别女性（出生时被分配为女性的女性）仅仅意味着接受女性庇护所、健康诊所等机构的可耻资金状况。这些也是跨性别者急需的服务。一个显而易见的论点是，要求为所有女性——乃至所有人——提供更多资金和服务，这一立场鼓励了受压迫群体之间的团结。但是，由于其排外性逻辑建立在女性作为受压迫群体的脆弱性这一事实之上，如果跨性别者是压迫——包括女性所受压迫——的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那么跨性别批判女权主义就会受到损害。迈尔斯在她的论战中始终强调被压迫者团结一致的必要性：跨性别群体和女性受到同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应该并肩作战，抵制性别歧视、跨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歧视。

这股表面上是左翼的潮流也加入了对年轻人“流行病”的道德恐慌，这些年轻人被认定为跨性别者，并在许多情况下开始了医学过渡的早期阶段。如此多的人不仅感到可以自由地做ta们自己，而且有信心要求获得能够帮助ta们实现目标的服务，这是非常积极的。在这个问题上，很难看到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与保守派有什么不同。激进女权主义者说，“跨性别游说团体已经渗入学校，让假小子女孩相信她们其实是男孩”。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也谴责课堂上存在 "性别低语者"。6月14日，《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称，鲍里斯·约翰逊政府已经完全取消了所有渐进式改革计划，"相反，他们计划宣布禁止‘同性恋矫正’疗法，试图安抚LGBT人士。他们将提供新的保护措施来保障女性专用空间，包括避难所和公共厕所，以防止这些空间被男性使用。"这显然是性别解放的挫折，是右翼文化战争的苦果，这得到了少数"激进派"啦啦队的支持。

跨性别女性是男性入侵者的说法既是对跨性别女性的冒犯，实际上也更广泛地强化了对女性的压迫，因为它立足于这一观点：对女性的压迫源于男性的某种生物学特征。“认为跨性别女性构成威胁的观点盛行，反映了某些流派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共同点——女性天生非暴力、男性天生暴力的本质主义神话。”这种女权主义基于生物学基础敌视跨性别者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珍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在1979年出版的《变性帝国：人妖的形成》（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一书中写道：

所有变性人都强奸了女性的身体，他们将真正的女性形体还原为人工制品，将这个身体据为己有......变性人只是切断了入侵女性的最明显手段，使其看起来没有入侵性。

这种极端的敌意可能来自于关于父权制的理论，但也散发着普通资产阶级偏见的恶臭。

与粗暴的本质主义不同，跨性别批判的另一种观点是，跨性别女性是男性，跨性别男性是女性，因为ta们从出生起就被社会化（socialised）为这些角色。然而，由于出生时的性别分配取决于生殖器，所有女性从出生起就共同经历了社会化这一论点给我们带来了与生物决定论相同的结论。社会化对我们的身份基础至关重要，但它是多方面的，受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一个人的阶级和国籍。如何比较难民女孩和公主的社会化？广泛的相似性使女性受压迫成为一种连贯的普遍现象，但并非千篇一律。同样重要的是，跨性别歧视以及社会化与个人性别认同相悖所产生的深深困扰显然也影响着 "性别化 "的体验。如果两个男孩中的一个因其女性化倾向而受到成年男性的虐待、学校的欺凌和心理上的折磨，那么他们是否享有同样的男性社会化的"特权"呢？

有启发的是，迈尔斯还反对过于机械地看待社会化的作用：

如果我们认为性别认同完全是由社会建构造成的，那么如果那些鼓吹"治愈"跨性别者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训练”跨性别者......通过让ta们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来根除ta们的性别行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

如果个人是由“社会化”机械地决定的，那就根本不可能反抗性别压迫。但是，同性性取向、跨性别认同、女性反抗性别歧视，这其中没有一个是能够被社会化压制的。这一切都证明，无论是生物学还是社会化，都不能完全定义我们的行为或认同。

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我想用以下方式来阐述。人类天生是多样性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矛盾的。社会化无法从主体的心理中消除这种复杂性。出于各种原因，个人会拒绝或反抗其社会化的某些方面，并在面对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和跨性别歧视时，通过选择做自己想做的而彰显人性。人的能动性是构建自我的一个因素，它使我们能够反思、感受并做出有悖于资本主义所允许的选择。

在这一复杂的混合体中，社会主义者应从性别矛盾的角度来看待性别问题。核心家庭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旨在规范工人的私人生活，从女性的家务劳动中获取大量无偿劳动，实施劳动纪律，确保为未来的资本积累提供健康的劳动力。性别是男女不平等的意识形态表现，通过资本主义剥削和私有化再生产的循环得以强化。

但性别是认识自我的核心支柱，是折射个性的棱镜。将人们局限于一种或另一种性别是一种压迫形式，它对那些不顺从者的破坏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自我认同并不能消除性别，但它确实挑战了其所谓的自然起源，削弱了其约束我们以某种方式行事的能力。如果说社会化有助于产生自我，那么自我也有能力挑战压迫性的条件。倡导自我决定性别的能力使社会主义者站在了受压迫的少数人一边，但这也有助于阐明一个完全摆脱性别压迫的社会的某些潜力。

身份政治的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拒绝，这一拒绝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工人阶级斗争的衰落。社会运动转向了不以阶级斗争为权力杠杆的新生活形式，转向了改变语言和思想，或者改革法律和政治体系。

身份政治主张那些经历每种压迫的人必须进行分开的斗争。但是，如果斗争仅限于少数跨性别者，跨性别解放将是不可能的。可以并且必须争取和赢得来自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工人的普遍利益跨越了性别、性取向、种族、国籍等分歧。

更左翼的身份政治变体，如酷儿理论和交叉性，可以指出交叉的压迫体系的微妙之处，但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性别压迫实际存在。酷儿理论正确地批评了“粉红经济”的商业化——即同志文化生活的商业化——以及许多同志组织向新自由主义中心的转变，但它的政治策略则远不如身份政治明确，也远不那么有效。劳拉·迈尔斯引用了后结构主义者苏里亚·蒙罗（Surya Munro）的话，其主张“颠覆和瓦解现有范畴”：

变装（drag）和异装（cross-dressing）挑战了异性恋父权的规范，因为它们揭示了性别是如何构建的。因此，性别认同是通过旨在动摇某些类型的性别和性取向正常化的行为来执行的，于是我们可以意识到所有性别和性取向都是虚构的。

在这种方法中，与性别压迫的斗争是我们个人通过行为所做的事情，即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超越性别二元对立，或通过变装、多伴侣关系（非专偶制）等方式。有意识地以非符合规范的方式穿着和表现——“性别颠覆”（genderf**king）——是很有趣的，但它甚至没有开始触及使性别成为持续现实的物质结构。雇佣劳动使工人贫困并且依赖稳定的就业来养活自己和ta们的子女（以及年长、生病和身心障碍的亲属）。在核心家庭内部以及维持其运转的雇佣劳动中的分工，每天都在加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裂。对于数十亿人来说，除了在核心家庭中抚养子女以外，没有其他经济可行的安排，而私人的、无偿的劳动的负担主要落在女性身上。可悲的是，其他形式的育儿和亲密关系并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身份政治未能意识到关于性别观念的这些物质基础。没有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批判，个人的偏见似乎和任何其他因素一样可能成为跨性别者面临压迫的罪魁祸首。

对于性别的虚构基础“提高意识”的说法只是常见的自由主义论点的改述，即“教育是治愈的方法”。与资本家阶级的对抗被拒绝，而是选择改变我们使用的词语和符号，我们思考的方式或我们理解性别的“话语”。目标不是说服工人阶级，使其相信这种压迫削弱了ta们的集体力量，而是抨击每一个对性别理解不够完美的人。这可能导致并且确实导致了一种中产阶级纯粹主义，将关注点转向了那些“内行人”的内部圈子。

在2017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女性游行之后出现了类似的争论。有四百万人参加了这场游行，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许多抗议者戴着粉色的“谱西”帽子，以回应特朗普令人厌恶的言论，他声称自己可以性侵任何他喜欢的女性，因为他是一个有权势的男人。然而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性别研究教授将这些帽子抨击为“对跨性别者危险”。凯尔·基根（Cael Keegan）教授说：“[跨性别女性]被攻击的很多原因是因为她们没有那部分解剖学结构。”

相反，像伊莱恩·丽塔·门德斯（Elaine Rita Mendus）这样的跨性别活动家表达了一种更加严肃的斗争方式。她“完全理解使用‘谱西’帽子”的意义。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 公开强烈反对生殖权利，并且瞄准了拥有阴道的人……尤其是顺性别女性受到了攻击，而跨性别男性显然也受到了牵连……在这个国家各地，不断有跨性别者被谋杀或流落街头，而跨性别女性和顺性别女性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我们需要努力解决手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愚蠢的帽子。

对于封闭小圈子中的纯粹主义者来说，“一个愚蠢的帽子”对跨性别者的伤害就像是ta们所对抗的特朗普总统一样严重，这证明了普通人不能成为ta们的盟友。对于像门德斯这样的战士来说，女性游行展示了跨性别者、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群体共同斗争的潜力，因为特朗普攻击了ta们所有人。

在跨性别者开始以集体的形式进行反击时，拒绝碎片化和自我沉迷的政治至关重要。有关跨性别压迫的抗议活动的发展是积极的。随着跨性别压迫成为一个更为明确的战场，跨性别骄傲游行（Trans Pride）和跨性别现身日（Trans Day of Visibility，每年3月31日——译者注）的游行也在增加。互联网、跨性别问题的日益明显、相应的强烈反对助长了一个更加联系紧密、更加政治化的跨性别社群。

跨性别者每天都面临来自公众的骚扰和虐待，而且通常会遭受来自家人和朋友的痛苦拒绝，因此可以理解，在广泛的工人阶层中赢得积极支持似乎不太可能。在受压迫群体之间建立团结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机械性的思想前进。社会主义者必须有意干预并坚持原则立场，即使这些立场不受欢迎。

例如，石墙暴动对受压迫者的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暴动者向其他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证明ta们也受到不公正对待，也准备好与国家作战。受压迫者的自我赋权使ta们有信心争取自由的权利。ta们决心“不向任何人低头”；普通人不能再忽视这个问题，而是被迫选择立场。石墙事件迫使左派和运动在同志解放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这是ta们之前可能没有做到的。1970年8月，黑豹党领袖休伊·P·牛顿强烈支持同志解放运动，并指出正是ta们自己的斗争迫使他处理这个问题。

要记住，我们尚未确立革命价值体系；我们只是在建立的过程中……关于同性恋者，我们之前完全没有说过多少，但我们必须与同性恋运动联系，因为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我通过阅读、生活经验和观察知道，同性恋者在社会中没有任何人给予自由和权利。ta们可能是社会中受压迫最严重的人。

受压迫者的斗争可以通过勇敢地指引前进的道路来赢得工人的支持。无论个别工人最初的偏见如何，普通人反抗并面对警察镇压和媒体妖魔化的情景都可能共鸣到ta们自己的经历。像《骄傲》(Pride) 这部2014年的电影所描绘的“同性恋支持矿工”团体（Lesbian and Gays Support the Miners）等跨团结组织的成功，在于英国矿工全国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在改变英国工党的同性恋权利政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仍然在伦敦每年的骄傲游行中站在前列。

最有力的转变思想的引擎是工作场所、生产过程中的斗争。罢工行动要求工人们团结一致、民主决策、坚定不移，划清与老板的界限。在这些时候，偏见和压迫可以更清晰地被视为必要团结的障碍。在老板的压迫氛围下工作时，持右翼思想的工人更容易张嘴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在罢工队列中，面对老板和警察的直接敌对，同样的工人可能出于纯粹的必要性与一位跨性别同事携手。这已经开始削弱ta们偏见的分裂基础。支持跨性别权利或认识到团结的必要性的工人可以发声并说服其他人，在斗争中偏见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右翼工人失去了影响力，失去了攻击他人的勇气，甚至失去了他们的右翼思想。左翼工人增加了影响力，为其他人提供有助于赢得斗争的论据，并帮助创造团结的文化。

阿根廷最大印刷厂发生的罢工事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多年来的组织工作——尤其是托洛茨基主义工人的活动——促成了2014年工人们控制了该工厂，此前管理层计划解雇工厂400名工人中的123人。在接管前几年的一次罢工中，涉及保护一名跨性别女同事的权益。管理层拒绝允许她使用女性洗手间，并强迫她与男性一起更衣。工人代表大会投票支持ta们的同事，并要求她享有使用女性洗手间的权利。在“左翼之声”（Left Voice）的一篇文章中，纳萨尼尔·弗莱金（Nathaniel Flakin）解释了这是如何可能的：

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PTS），在多年来一直在唐纳利（Donnelley）工作。ta们在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反官僚、阶级斗争的倾向，赢得了工人委员会的多数席位。ta们捍卫阶级独立、工人民主和女权主义原则。多年来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讨论使许多唐纳利工人明白，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ta们需要与各种形式的压迫进行斗争。

一次罢工并不能保证工人成为这个或那个受压迫群体的捍卫者。然而，它确实使ta们成为一个更加自觉地团结一致、更加强烈反对老板、更加决心保护彼此免受伤害和工作场所霸凌的集体。

马克思主义将性别压迫的根源定位在阶级社会中，即核心家庭、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和跨性别歧视在促进资本主义剥削中发挥的实际作用。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具有独特的社会力量，可以让资本主义屈服。ta们在工作场所的集体抵抗可以切断利润的流动，构建民主的经济与社会的基础。但是，资本主义在工人中埋下的分歧必须通过辩论和共同斗争来克服。工人阶级必须成为所有受压迫群体的捍卫者，以确保对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

对跨性别者的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可怕现实。右翼的攻击不太可能结束，经济危机将使本已被严重剥夺的工人阶级跨性别者雪上加霜。然而，有一些积极的发展应该进一步推动，包括更多跨性别者的公开身份（出柜），社会态度的改善，一些针对跨性别权利的法律改革，以及反对跨性别歧视的街头抗议活动。

迈尔斯的书在一个关键时刻出版，提供了对跨性别政治的非常详细和广泛的概述。由于这本书涵盖了很多问题，因此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仍有很多理论上的探讨空间。莱斯利·费恩伯格的《跨性别战士》通过其广泛的历史研究成为了一本极好的参考书，但迈尔斯对左翼关于跨性别认同和政治策略的当代辩论的贡献使其成为了必读之作。这些书一道提供了理论、历史和政治，帮助我们去赢得一个解放了的世界。

Callander D, J Wiggins, S Rosenberg, VJ Cornelisse, E Duck-Chong, M Holt, M Pony, E Vlahakis, J MacGibbon, T Cook 2019, “The 2018 Australian Trans and Gender Diverse Sexual Health Survey: Report of Findings”, The Kirb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SW, Sydney.

Carter, David 2004, Stonewall: The riots that sparked the gay revolution, St Martin’s Press.

Ciobanu,Claudia 2020, “A third of Poland declared ‘LGBT-free zone’”, https://balkaninsight.com/2020/02/25/a-third-of-poland-declared-lgbt-free-zone/.

Compton, Julie 2017, “Pink ‘pussyhat’ creator addresses criticism over name”, NBC News, 8 February. https://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pink-pussyhat-creator-addresses-criticism-over-name-n717886.

Engels, Frederick 1902 (1884), 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Charles H Kerr & Co.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4/origin-family/index.htm

Feinberg, Leslie 1996, Transgender Warriors: making history from Joan of Arc to Dennis Rodman, Beacon Press.

Flakin, Nathaniel 2019, “When workers went on strike to defend a trans colleague – and ended up occupying their factory”, Left Voice, 22 June. https://www.leftvoice.org/when-workers-went-on-strike-to-defend-a-trans-colleague-and-ended-up-occupying-their-factory.

Hanrahan, Catherine 2019, “Are there more than two genders? Australia Talks survey reveals split in opinions”, ABC News, 20 November.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11-20/gender-diversity-splits-australians-in-australia-talks-survey/11714302.

Holcombe, April 2019, “‘Religious Freedom’ a euphemism for homophobic oppression”, Red Flag, 21 July. https://redflag.org.au/node/6842.

James, Sandy E, Jody L Herman, Susan Rankin, Mara Keisling, Lisa Mottet, Ma’ayan Anaf 2015, “The Report of the 2015 U.S. Transgender Survey”,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https://transequality.org/sites/default/files/docs/usts/USTS-Full-Report-Dec17.pdf.

Miles, Laura 2020, Transgender Resistance: Socialism and the fight for trans liberation, Bookmarks.

Milton, Josh 2020, “British newspaper apologises for ‘dehumanising’ cartoon portraying trans people as ‘predatory’”, Pink News, 23 February. https://www.pinknews.co.uk/2020/02/23/morning-star-trans-political-cartoon-labour-party-pledge/.

Munro, Surya, 2005, Gender Politics: Citizenship, activism and sexual diversity, Pluto Press.

Newton, Huey P 1970, “Huey Newton on gay, women’s liberation”, transcript of a speech on 15 August 1970, Workers World. https://www.workers.org/2012/us/huey_p_newton_0524/.

Shipman, Tim 2020, “Boris Johnson scraps plan to make gender change easier”, The Sunday Times, 14 June.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boris-johnson-scraps-plan-to-make-gender-change-easier-zs6lqfls0.

Truss, Liz 2020, “Minister for Women and Equalities Liz Truss sets out priorities to Women and Equalities Select Committee”, speech transcript, 22 April 20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minister-for-women-and-equalities-liz-truss-sets-out-priorities-to-women-and-equalities-select-committee.

Walker, Shaun 2020, “Hungary prepares to end legal recognition of trans people”, The Guardian, 26 April.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26/hungary-prepares-to-end-legal-recognition-of-trans-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