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兰科·马尔塞奇（Branko Marcetic）
译者：杰明
原文链接如下：
https://jacobin.com/2024/07/joe-biden-israel-support-history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周三（7月24日）在国会发表了颇具争议的演讲，而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乔·拜登刚刚宣布他将不再寻求连任，与此同时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也在继续攀升，目前已超过四万人。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人犯下暴行后不久，拜登前往以色列与内塔尼亚胡在字面上抱成一团，并表示全力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加沙发动大规模进攻。拜登偶尔也会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发表激烈的言论，但他仍然经常为内塔尼亚胡政府提供外交掩护和军事援助。与此同时，一个问题依然存在：如何解释拜登近乎无条件地支持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战争机器？拜登受锡安主义信仰和对以色列深厚感情的驱使，这一点似乎已达成共识。《华盛顿邮报》称，拜登“对以色列有着根深蒂固的个人承诺，这种承诺可以追溯到他担任美国参议员的最初几年”。《拜登》一书的作者在接受MSNBC采访时说，拜登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在现代美国总统中，只有他与以色列的理念、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的安全有着情感上的联系”。拜登几十年来一直告诉听众，他对以色列的承诺是“个人的”，“始于我父亲的餐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四十多年来，拜登也作为一位选择最小阻力道路的政治家而闻名，正如特拉华州新堡县的一位选民在1978年所说的那样，他可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或者用当年另一位选民更严厉的说法，拜登“是个骗子”。选举年的数据显示，半数特拉华州选民（包括39%支持拜登的选民）都认为他反复无常。最常提到的例子就是拜登在公共汽车问题上的著名反转。但不止如此。拜登以罗斯福式民粹主义者形象参选，但随着罗纳德·里根获胜，他也敦促自己的政党在战争和赤字问题上变得更加鹰派。他在平衡预算修正案问题上反复横跳，上一秒还表示强烈愤慨，下一秒就投票赞成。一位共和党人指责拜登在反恐问题上态度软弱，面对这一挑战，拜登力挺伊拉克战争，随后又告诉一群黑人专栏作家，他反对向伊拉克采取单边军事行动。在寻找总统对美以关系看法的起源时，In These Times和Jacobin发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根据主要来自《费城问询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和《威尔明顿新闻日报》（Wilmington News Journal）的同时期报纸报道，以及特拉华州和纽约档案馆的记录，包括《犹太之声》（Jewish Voice）的副本以及拜登与倡导团体和社区领袖等的往来信件，至少有部分历史记录表明，拜登的立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他的政治利益一同变化的，尽管早期也一度急转直下。1972年11月，距离选举日仅有几天时间，29岁的新堡县议员约瑟夫·罗宾内特·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发起了一场希望不大的参议员竞选运动，当地报纸上的一则故事威胁着要颠覆拜登这场意外强大的竞选。一名犹太裔竞选志愿者辞职了，他声称这位新晋政客在以色列问题上公然不诚实。这位志愿者说，如果不坦率地说出来，他就会“帮助骗取犹太人的钱财。”除了我在2020年撰写的拜登政治生涯史——《昨日之人》（Yesterday's Man，Verso出版社）——之外，在有关总统加沙政策的报道中，这段插曲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忘记或遗漏了。 ![]()
据《威尔明顿新闻日报》和《费城问询报》报道，在8月9日的一次会面中，拜登告诉志愿者维克多·利文斯顿（Victor Livingston），他需要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因为他的竞选活动正在寻求犹太赞助者的捐款——他不能把自己的个人观点写进去，因为“如果表明我的真实信仰，那将是政治自杀。”利文斯顿回忆道，无论拜登现在对以色列问题采取什么立场，据说这位候选人告诉他，这将是他在职业生涯余下时间里公开采取的立场。《问询报》根据利文斯顿的回忆了引用拜登的话：“但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真实想法——我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美国和俄国谈判出一个中东问题解决方案，让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并让以色列归还其占领的所有领土。”据称拜登还说“我不认为如果以色列倒台，美国会变得更弱——我们不应该被这样的国家束缚住。”拜登的竞选团队对报纸进行了激烈反击。这位候选人指控利文斯顿“愚蠢、感情用事或者是一个十足的骗子”，后来称呼他为“彻头彻尾的骗子”。拜登声称，如果他“说了那样的话”，他只是作为恶魔的代言人在争辩，他还提及了其他被指控的言论，如以色列领导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强迫者（arm-twisters），以及犹太人对这个国家过于情绪化。一位竞选工作人员也这样告诉《问询报》，并补充说：“在办公室的范围内，有些话总是会被说得引起误解。”另一名工作人员先是说这只是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会上提出了很多想法，后来又说他不记得说了什么，而且利文斯顿是在进行“报复”。然而，最初报道此事的记者——《新闻日报》第一位全职黑人记者诺姆·洛克曼（Norm Lockman）（后来在《波士顿环球报》获得普利策奖）似乎并不买账。两年后，洛克曼在写到时任参议员拜登拒绝阅读理查德·尼克松的白宫录音带时，对拜登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尝到了因私人言论被公开而被批评的滋味。”洛克曼在专栏中提供了1972年10月事件的更多细节。拜登委托别人撰写立场书后，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是否明智的哲学争论，“拜登的总体立场是，以色列可能对美国期望过高”。洛克曼指出，这位候选人“立即承认他曾发表过一些被归于他的言论”，并声称他只是在扮演恶魔的代言人。洛克曼写道：“当他想起这件事时，他仍然反应痛苦。在他认为的私人场合里，拜登是个粗鲁又健谈的人，我猜想其他很多政客也是如此。我怀疑在国会山，在也许任何地方，是否有哪个政客可以放心地让自己的私人谈话被公开。”当时报道此事的洛克曼和《问询报》的罗伯特·施瓦巴赫都已去世多年。拜登的参议员文件不对外公开，截止本文发表时试图联系利文斯顿也未果。但其他文件揭示了青年拜登在制定关于一个问题的政治立场时与周围人的各种关系，而这个问题无疑将在他的总统任期中发挥重要作用。曾担任特拉华州犹太联合会（JFD，成立于1935年）执行董事的内森·巴内特（Nathan Barnett）在接受犹太历史学会采访时将1967年描述为关键的一年，因为在六日战争之后，JFD的领导层成功筹集到了大约85万美元，这是上一年的三倍多。巴奈特说，这表明“我们作为一个社区能够筹集到可观的美元”，并让“非犹太社区了解到犹太社区是本州第二大筹款组织。”拜登在1972年的参议院竞选活动中希望得到这一活跃的选民群体的支持。在距离投票还有八天的时候，拜登和其他候选人参与填写了由JFD出版的当地报纸《犹太之声》发出的调查问卷。拜登还在报纸背面刊登了整版广告，宣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的存在”，其中包括“确保以色列获得她所需要的任何武器”。拜登已经得到了特拉华州一位特别有影响力的亲以色列领导人的支持：竞选赞助人欧文·S.夏皮罗（Irving S. Shapiro），他是杜邦公司的董事长兼CEO，而杜邦公司是特拉华州的著名企业巨头。拜登在三年后的1975年说：“我把欧文·夏皮罗视作好朋友。我曾多次征求他的意见。”当利文斯顿的故事曝光后，夏皮罗迅速为拜登辩护，坚称拜登和他的对手都“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承诺”，并将任何与此相反的说法比作“弥天大谎”。夏皮罗不仅仅是当地的实业家。作为前JFD主席，他深入参与了地方和国家层面的亲以色列宣传。早先夏皮罗还在杜邦执行会的时候，拜登就要求会面讨论他在1973年石油禁运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并“就国家议题交换意见”；1973年10月，两人安排了与到访的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共进早餐，并与当地的犹太领袖讨论美以政策。多年后，夏皮罗领导了通过立法破坏阿拉伯联盟对以色列长达数十年的抵制，文件显示拜登是这个小圈子内的国会议员之一。（拜登最终与其他55名参议员一起投票通过了该法案）。1975年，有人问这位当选参议员，州内哪些利益集团试图影响他。他回答说：“我听到的利益集团都是关注以色列的犹太利益集团”，他接着列举了其他一些集团：“他们来找我时总是很通情达理，从未以任何方式威胁过我。也许是因为我倾向于投他们的票吧。”档案文件提供了一个窗口，有助于了解这种外联如何进行。1975年4月，巴奈特跟进了拜登的个人请求，“召集一个小组进一步讨论以色列问题”，他记录下了这位参议员的意见。除了对国会气氛的看法以及他对杰拉尔德·福特外交政策的不太满意的意见之外，拜登还阐述了他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这与据说他告诉利文斯顿的立场相去甚远。拜登“不相信以色列是顽固不化的”，认为“巴解组织（PLO）只不过是一个杀人团伙”，并质疑以色列为何要“仅仅为了一个承诺而行动”。巴奈特还指出，拜登“将改变他的原则，在必要时支持对以色列的援助”，1975年4月14日那次会议的记录指出，拜登将对以色列根据国际法归还其占领领土的义务作出让步。根据记录，拜登说：“1948年是不可逆转的，以色列的确存在，起点是1975年而非1948年。”这是以色列在1967年夺取包括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多处领土之后的起点。两年前的1973年，拜登在给一位犹太难民倡导者的信中讲述了他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的谈话，似乎暗示他愿意接受以色列的扩张。1973年8月，拜登在一次国会旅行中首次访问以色列，并与梅厄会面。他写道：“在与梅厄夫人的谈话中，我表达了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包括保留她所说的确保以色列存在所必需的某些地理要点。”1972年9月，在与利文斯顿会面一个月后，拜登给巴奈特寄去了一份立场声明，这也是之前提到激怒这位年轻的竞选志愿者的任务。除其他事项外，声明还呼吁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它需要的武器，以维持中东地区的军事平衡”，并呼吁美国“支持耶路撒冷城应继续由以色列统一统治的立场”——这与据说拜登早些时候提出的个人观点恰恰相反。最后一项措施是拜登二十年后投票支持的煽动性举动，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终在2018年将其贯彻，并遭到广泛批评。一个月后，拜登还将同一份文件转交给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并附上了他对AIPAC关于美以政策问卷的答复。“请让我知道你对我的声明的反应”，拜登写信给巴奈特：“我想亲自和你讨论一下。”档案信件显示，两人在未来几年似乎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来往私人信件，例如关于拜登妻子和儿子（译注：应该是拜登的女儿Naomi）令人震惊的死讯。但In These Times和Jacobin发现的通信通常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公事。拜登的第一个参议院任期开始五个月后，巴奈特勾选出拜登如果真想了解特拉华州犹太人意见时应该听取的人，并列出了一份“能代表该州犹太社区的人”的简短名单，其中包括几位JFD的职员。拜登经常主动征求意见。在1973年12月写给巴奈特的一封信中，拜登详细解释了他投票反对援助在以色列重新定居的苏联难民的原因。巴内特将这封信转给了两个全国性犹太团体的领导人征求意见，并指出这位参议员“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论点。”1975年4月的另一次讨论中东问题的会议结束之后，有几封感谢信告诉拜登，他“开诚布公的评论”受到了赞赏，他的“诚实令人耳目一新”，并感谢他对美以关系“非常支持的立场”。巴奈特写道：“我不记得有哪次会议结束后，大家对你的评论都有完全一致的好感。”他感谢拜登愿意“了解事实，然后帮助我们了解事实。”拜登的亲以色列主张并非一帆风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初，拜登多次投票反对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通常是与更广泛的军费开支（如对越南或柬埔寨）捆绑在一起。1975年，他发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几乎一个人的运动去反对埃及—以色列和平协议，这基于据他曾说过的个人观点，即“我们不应该被这样的国家束缚住”。拜登强烈反对协议中派遣200名美国文职技术人员到西奈半岛操作雷达站的表面要求，因为这可能“证明只是美国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大存在的开始”，将美国拖入“道德泥潭”并“束缚我们。”但拜登还是出现在1975年5月的76名参议员名单上，这些参议员告诉总统，削减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将是危险的，这是有史以来签署亲以色列信件或决议的人数最多的一次。在拜登告诉当地亲以色列人士他将“改变原则，在必要时支持对以色列的援助”。仅一个月后，这封信就发出来了。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拜登在国会里更像是“以色列最狂热的支持者之一”，人们经常这样称呼他。为了反对吉米·卡特被以色列反对的对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军售计划，拜登发起了一场同样激烈但失败的运动。在距离他首次连任竞选还有两周的时候，他的竞选团队在《犹太之声》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这是一封“致犹太社区的公开信”，敦促人们为拜登投票，广告上有数十名社区成员的签名——这些宣传的努力坚称“乔·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不仅仅是出于兴趣。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承诺。”第二年，在一次关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否正在缩水，如一位参议员所说的“有价值的测试”中，拜登与参议院绝大多数议员一起投票，反对从投入以色列的10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中削减1亿美元，并与参议院微弱得多的多数议员一起投票险胜击败了削减5%援助的企图。一个月前，他在匹兹堡呼吁美国重建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并承诺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时，得到了一个亲以色列团体的起立鼓掌。拜登的公开言论开始强调以色列是美国安全的核心部分。里根当选后，拜登发现自己始终站在这位著名的亲以色列共和党人的右边：一旦以色列正式表示反对1981年里根向沙特出售武器（这是AIPAC的主要优先事项），拜登就与之对抗，并推动了里根所反对的立法以加强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同时减轻以色列的美债。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为以色列强硬派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对黎巴嫩发动的野蛮战争辩护，这场战争激怒了美国公众，甚至连里根都采取行动去结束它。根据贝京的回忆，拜登对贝京说：“你在黎巴嫩做了什么？你消灭了你要消灭的。这很好！必须这么做！如果加拿大向美国发动攻击，这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必须袭击加拿大的所有城市，我们才不在乎会不会有平民死亡。’”1982年黎巴嫩发生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后不到一周，拜登就飞去参加联合犹太呼吁青年领袖内阁（united jewish appeal young leadership cabinet）举行的务虚会，与AIPAC执行主任以及一位名叫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一起发表演讲。一年后，即使其他亲以色列政客敦促以色列撤出黎巴嫩，拜登仍坚持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存在至关重要”。他的坚定支持只反映了一部分犹太人的意见。在特拉华州，《犹太之声》的助理编辑比尔·弗兰克（Bill Frank）指责发行该刊物的JFD拖拖拉拉，迟迟不就大屠杀发表一份软弱无力的声明，并指出以色列国内和全国各地的犹太领袖随后都对贝京政府表示愤慨。拜登与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加深，他经常在AIPAC会议和其他活动上发言。AIPAC深度参与了拜登1987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它的游说团体成员为拜登的竞选活动捐赠、筹款并提供服务，最终其中五名前AIPAC工作人员担任了重要职位，这使拜登的竞选活动成为筹款巨无霸（juggernaut）。据《底特律犹太新闻》报道，“候选人最重要的全国财务委员会中，AIPAC的活动家和地区联合犹太呼吁组织的领导人都大有人在的”。即使在拜登第一次竞选总统告吹后，双方的关系仍然十分紧密。1989年6月，拜登第三次连任参议员的前一年，他给亲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反托拉斯律师斯蒂芬·洛威（Stephen Lowey）和他的妻子妮塔写了一封信，当时妮塔刚刚赢得国会席位，但她坚持“坚决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在拜登给这对夫妇的亲笔签名信中可以读到：“你们过去曾经帮助过我，我需要你们的再次帮助。如果我能在6月30日之前积累到一笔可观的资金，我相信这次特别筹款活动将对潜在的反对派产生明显的影响，比以后的许多此类捐款更有助于我的连任。”作为一名即将连任（直到不再寻求连任为止）的现任总统，拜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以色列的筹款活动。据以色列报纸《国土报》报道，这位总统得益于亲以色列大赞助商的“大力支持”，这些赞助商向他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其中一位大赞助商是娱乐业大亨哈伊姆·萨班（Haim Saban），他曾自称“我只关心一个问题，而我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在拜登采取初步试探性措施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并在五月份出于对拉法地面入侵（已经有120万巴勒斯坦人在安全的前提下被赶到了这里）的关注而禁运五百磅级和两千磅级炸弹之后，他迅速提出了批评。“坏，坏，坏，在所有层面上都是坏决定，请重新考虑”，萨班给拜登的两位高级顾问发了电子邮件。“我们不要忘记，关心以色列的犹太选民比关心哈马斯的穆斯林选民多得多。”尽管拜登公开称入侵拉法是一条“红线”，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但他最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入侵。没过多久，拜登又取消了五百磅级炸弹禁令。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总统在美以政策上究竟是怎么想的。总统的想法很可能存在于一个不同的政治现实中：几十年前，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参议院取得了不可能的胜利，并在这个熔炉中被锻造出来；现在则完全不同了，以色列的政策已经失去了许多人的支持，选民对持续屠杀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已经成为应负的政治责任——而且可能会成为一笔留下的遗产。![]()
（就是说如果想给号主而不是文章打赏请换一篇微信自带的赞赏文章，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