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与反抗:巴勒斯坦政治笑话史
文摘
时事
2023-11-12 19:00
英国
政治笑话总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缓解痛苦的方式。在当下巴以冲突又起的大背景下,回顾这些政治笑话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尽管这不意味着我们要赞成里面的每一个笑话或者认定这些笑话都是“进步的”。关于政治笑话的意义,我们不妨直接引用一位作者的话:幽默的使用反映了个人在不确定时期的能动力量,表现在人们的日常互动中。此外,分享关于他们自己生活的笑话和幽默轶事有助于巴勒斯坦人以幽默的方式拥抱模棱两可的现实,维系他们的身心健康,表达他们对掌权者的不满,以及他们对在政治领域进行重大变革的愿望。本文纯黑色文字为笑话部分,灰黑色文字则是相应的解释。本文所获得的笑话来源于四篇讨论巴勒斯坦政治笑话的论文,其中前三篇由同一位作者撰写,时间段比较紧凑,而第四篇和前三个相比涉及的时间段较远(相隔约25年)。来源参见文末。(巴勒斯坦人总是在被抓捕时通过笑来作为抵抗)
1987年12月9日一辆犹太人的卡车闯入北加沙省的“加伯利亚难民营”,压死4名巴勒斯坦人。这诱发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Intifada一词意思接近于“甩开”、“扔掉”某人或者某事,在巴以的语境中指的是推翻以色列的占领行动。那次起义中,巴勒斯坦人创造出以“冷兵器”向以色列示威的斗争方式,即以青少年在街头投掷石块、自制燃烧瓶与现代武装的军警对抗;采用游行、罢工、抵制美以货物等和平方式,不与占领当局合作。大部分行动延续到1991年马德里会议,也有的行动持续到了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为止。根据维基百科数据,以色列方面共164人死亡,其中有60名是以色列国防军;巴勒斯坦方面至少2162人死亡,1087名平民被国防军杀害,75名平民被以色列市民杀害,还有约1000名巴勒斯坦人被与以色列合作的巴勒斯坦人打死。大起义时期巴勒斯坦政治笑话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并没有种族笑话,它从不针对犹太民族,甚至都不针对定居者,而仅仅针对军队。这个特点实际上也适用于大起义之后时间段的政治笑话。另一个特点是在以前的笑话里巴勒斯坦人即便是在描述自己时,形象也是自卑的、低人一等的,这里有两个前大起义时期的笑话:有一家出售不同种类大脑的商店,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大脑。店主解释说,巴勒斯坦人的大脑是最昂贵的,因为它从未被使用过。阿拉法特和几个国家元首一起去见上帝。每个领袖都向他的子民提出请求,上帝说:“这不会在你的有生之年发生。”但当阿拉法特提出请求时,上帝回答说:“这不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发生。”但是到了大起义时期,巴勒斯坦人的形象变得至少是平等于以色列人。值得补充的是,这个时期的笑话更类似于故事,有很强的现实感:有个房子在80年代初被以色列当局封锁了,因为它的一名居民参与了对抗以色列人的行动。当起义到来时,年轻的巴勒斯坦人重启了房子,翻新它,然后把它还给它的主人。一天,以色列军政府发现房子重启了,人们又重新住在里面。他们来到家里,问家庭主妇:“没有我们的允许,你怎么能这样做?”家庭主妇回答说:“我们的巴勒斯坦军事长官给了这种许可!”一个来自希伯伦的人关停了他的商店,并站在商店前面,不顾军队的重新开业命令。以色列军事长官过来问他,是谁允许他关闭他的商店,而那个来自希伯伦的男子坚持说那是军政府。他们反复争论,直到最后军事长官说:“我就是军事长官,我不允许你关闭你的商店!”这个人回答说:“我说的不是你,我指的是我们的巴勒斯坦军事长官。”这里的表象是错误的:巴勒斯坦人接到“巴勒斯坦军事长官”的命令。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一方面只有一个军事长官,即以色列。说“巴勒斯坦军事长官”听起来是愚蠢的。对于被占领了二十多年的人们来说,声称他们只服从于自己的军事长官,这是一个内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在起义期间,巴勒斯坦人的表现就好像是他们实际上在接受自己的巴勒斯坦中央权力机构的命令,但实际上却没有这么一个机关。现在,故事里的巴勒斯坦人下意识地抓住了这种矛盾的情况:用一种简单的语言表达,听起来很愚蠢,但在更深层次上是相当有意义的。这体现的实际上是大起义本身的诉求。那么,既然实际上巴以的权力关系是非对称,巴勒斯坦人又怎么能证明自己是和以色列平等的,乃至更聪明的呢?这里巴勒斯坦人的故事更类似于《小兵张嘎》里的叙述:巴勒斯坦儿童把一只罐头绑在一只猫的脖子上,然后把它送进一个以色列的营地。所有的士兵都很害怕,因为他们认为罐头里是炸弹,整个营地都很紧张地追逐着这只猫,直到他们最终设法杀死了它。孩子们在一个大型葬礼上埋葬了这只猫。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合作欺骗士兵:孩子不断从房子的门口出来,向士兵扔石头,然后跑回去,士兵们几次进入房子寻找孩子,但没有找到他。最后,一位外国新闻记者走进房子,恳求母亲告诉他孩子是如何避开士兵的。起初,那个女人拒绝告诉他。最后,他向她保证他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她抬起她飘逸长裙的边缘,说:“马哈茂德,出来吧,我亲爱的。”男孩从她的裙子里面走了出来。一名年轻人被一名士兵拦住,命令他爬上一根电线杆,扯掉电线杆顶飘扬的巴勒斯坦国旗。这个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巴勒斯坦国旗,说:“这儿就有一面国旗。拿着它吧,让我走吧。”士兵们在纳布卢斯的街道上追赶两个孩子。最后,他们抓住了一个,但另一个却逃脱了。士兵们问你:“和你在一起的另一个男孩是谁?”男孩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呢?他属于人民阵线,而我则属于民主阵线。”一个女人听到孩子们对着士兵们大喊:“Homo!Homo!”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的儿子被士兵们逮捕了。她走到警官面前恳求道:“求求你,Homo先生,让我的儿子走吧。”大起义的笑话也有一部分是针对巴勒斯坦内部的其他群体。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批评的是其他在大起义中不积极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往往是上层阶级、受西方教育、城市的。教师也是个被攻击的群体,人们认为他们往往和以色列占领者更贴近:生活在某某街区的人们【即上层阶级】想向士兵扔石头,他们首先用面巾纸【原文是舒洁牌】把石头包起来,然后扔。当上层阶级在街上烧轮胎时,他们会把轮胎放在大的金属托盘里,以免弄脏街道。一名老师要回到拉马拉。在拉马拉的入口处有一个路障,士兵们在那里停止人群,并阻止那些40岁以下的人进入拉马拉。士兵询问老师的岁数,老师说:“我今年39岁,但通常电脑会把39岁当作40岁。”士兵说:“好吧,下车,站在路障旁,直到你40岁,然后你就可以走了。”还有一些则是对起义者——在当时是蒙面青年——的攻击。这些故事似乎表明,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些人正在滥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并在滥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威和支持:希伯伦(Hebron)的蒙面青年注意到定居者将在天黑后进城,他们对小镇实行了晚上7点的宵禁。一天晚上大约在6点45分时,一名蒙面青年开枪打死了一名希伯伦人。另一个年轻人说:“但到七点钟还有15分钟呢。”第一个人说:“是的,但我知道他住在哪里。他至少要花半个小时才能回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希伯伦人被认为是固执、固执和愚蠢的,关于希伯伦人的许多笑话与美国人的波兰笑话非常相似。这些笑话的背景是希伯伦也在向我们表明,人们认为只有一些人,一些愚蠢和坏的起义领导人,在滥用信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警告起义的领导人。海湾战争期间巴勒斯坦人也生产出了相应的政治笑话。这一阿拉伯世界的重大事件不能不被巴勒斯坦社会所注意,我们在这里也想要介绍巴勒斯坦人的国际观。围绕海湾战争的政治笑话呈现出支持萨达姆政权反对美国、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政权的表态,这里的政治立场更多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不是“朋友的敌人就是敌人”。这些笑话最集中攻击的是以色列,随后是美国和沙特,再次则是埃及、科威特、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过在针对包括埃及、叙利亚在内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时,针对的只是其领导人:法赫德国王(阿拉伯语为黑豹)、阿萨德总统(阿语中为狮子)和穆巴拉克总统(被祝福的)去世,被带到上帝面前接受审判。他们请求能在地球上多留会儿。上帝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前提是他们要以动物的形式回到地球上。他们接受了这个条件。神对法赫德说:“既然你的名字是法赫德,我就会以一只黑豹的形式把你送回地上。”他对阿萨德说:“既然你的名字是阿萨德,我就会用狮子的形式把你带回地球。”然后上帝转向穆巴拉克说:“你呢,穆巴拉克呢?好吧,你一直是个混蛋,我就原样把你送回地球。”(穆巴拉克)
海湾战争时期的巴勒斯坦政治笑话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始于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直到1990年11月初。这一时期巴勒斯坦人对于科威特被入侵感到满意。他们并不同情科威特王室及其统治阶级,因为科威特并没有妥善对待其海外劳工,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人:为什么萨达姆的妻子要求离婚?因为萨达姆“掳走了”(dham)科威特。要理解上面这个笑话,读者需要认识阿拉伯语单词dham,意思是吞并,也可以表示“拥抱”,另外“科威特”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听起来女性化。巴勒斯坦人还希望同样的事能发生在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身上:有人问萨达姆,他占领(take)科威特花了多少个小时。他回答说:“四个小时。”“你拿下(take)沙特阿拉伯需要几个小时呢?”“八个小时。”“那巴林呢?”“我们可以用传真拿下(take by fax)。”第二阶段起始于1990年11月,到1991年1月底也就是联合国军进入伊拉克的两周前为止。这个阶段巴勒斯坦人发现,科威特并没有被忘记,而美国也并不只是在单纯吓唬伊拉克。这让巴勒斯坦人开始感到不安,他们不知道伊拉克有没有能力抵抗联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笑话主要是表达一种对伊拉克必胜的信念,同时告诉自己其他国家实际上都害怕伊拉克:有一次,布什去理发师那里理发。他的头发很光滑,理发师很难剪掉头发。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大声喊道:“萨达姆!”布什的头发竖了起来,理发师成功完成了工作。以色列人非常害怕,他们开始在自家屋顶上散布巴勒斯坦人的头饰,以转移伊拉克的导弹。美国士兵在抵达沙特阿拉伯后不久,就给布什总统发了一封紧急电报,要求他建立一家巧克力工厂,能够生产在海湾国家的高温下不会融化的巧克力棒。这个时间段里的大部分笑话与其说是表达一种对伊拉克力量的信心,倒不如说是一种焦虑不安。通常在10月底到11月初是雨季来临的时候,但是1990年的雨季一直延迟到了1991年的2月。同一时期巴勒斯坦地区有许多谣言,其中就将干旱和战争联系了起来:有一个婴儿出生在德尔阿萨德村。他一出生就能说话。有人说那是一只小山羊,而不是人类的婴儿。不管怎么说吧,他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说话了,他说:“今年将会有干旱,明年鲜血将会流入街头,而且会有齐膝深。”在马结村,有一个人养了几只羊,其中一只生了。这只小母羊一出生,它就看着主人说:“如果下雨,就不会有战争;但如果不下雨,就会有战争,阿拉伯人就会胜利。”与此同时也有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传播着流言称在月亮上看到了一身戎装的萨达姆的形象。第三阶段则囊括了战争所爆发的1991年2月。战争期间,巴勒斯坦人很快认识到萨达姆将无法阻挡联军的进攻,他们还认为伊拉克的失败等同于自己的失败。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情绪是愤怒和沮丧的,政治笑话也开始变得愤世嫉俗了起来:这个朝圣季,美国人不再让穆斯林去麦加环绕圣地,而是把圣地放在一个卫星上,让它围绕着穆斯林旋转。巴勒斯坦人为沙特和以色列在战争中被伊拉克的导弹袭击而幸灾乐祸:两枚伊拉克导弹在半空中相遇。其中一枚问另一枚:“你为祈祷而洗礼过了吗?”另一枚导弹回答说,他沐浴过了。第一个说,“好吧,那你就去麦加,我去特拉维夫。”萨达姆有一些反犹太主义倾向:他向沙特阿拉伯送的飞毛腿比向以色列送的更多。为什么飞毛腿导弹不降落在约旦河西岸呢?因为现在有宵禁。为什么萨达姆导弹没有进入以色列?因为他们给了他发了一个绿色的身份证【持绿色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不被允许进入以色列】。另外,巴勒斯坦人还表达了这样一种“阿拉伯人不打阿拉伯人”的观念,认为萨达姆的导弹只会对以色列人产生威胁。这种情况甚至适用于以色列内部的阿拉伯社区:有一次,一枚萨达姆火箭差点击中了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市。当它接近地面时,纳布卢斯的人们开始大喊:“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火箭道了歉并向特拉维夫去了。有一次,一枚萨达姆火箭越过了一个位于绿线内【即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村庄。他们邀请他下来喝杯咖啡。火箭说:“不了,谢谢你们,我要去赴特拉维夫的茶(Shai)约!”这里的幽默体现在单词“Shai”上,它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茶,但也是以色列军方发言人(Nachman Shai)的姓氏。另一个笑话反映的是以色列经常做出的声明,即爱国者导弹没有错失飞毛腿导弹,而是从后面击中它,从而不会引爆它的战斗部:一旦一枚爱国者被发射来阻止萨达姆火箭,萨达姆告诉他,“亲我的屁股去”。这个语境下的笑话当然更有一种潜在的沮丧情绪:萨达姆的导弹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是要被击落的。新的政治笑话也只能建立在这个既定事实上。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就不大有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笑话了。巴勒斯坦人显然相当沮丧,但是对他们来说,事情还没结束,阿拉伯世界的抵抗仍将继续。在那个时刻,他们也要开始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便是“和平进程”。接下来的这一组笑话是所谓“和平进程”时期(1991-1997)的笑话。紧跟在海湾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也要考虑自己的问题。奥斯陆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这个时期的顶峰,同时也是转折点。其中笑话的演变又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海湾战争结束后到1991年10月的马德里会议。由于马德里会议中禁止了巴解组织的代表,所以巴勒斯坦人对当时代表团成员表示不满,并通过笑话的形式进行嘲笑。不过事后证明,谈判期间巴勒斯坦代表团一直在和巴解进行沟通:他们说,费萨尔·赫塞尼(Faisal el-Husseini,巴勒斯坦政治家、谈判代表团成员)宣布大起义结束。但以色列边境警察部队(被巴勒斯坦年轻一代认为是最狠毒的)如此地不高兴以至于开始了罢工,因为他们说,这样的话他们就无事可做了。第二个阶段则是在马德里会议后到奥斯陆协议前。在马德里会议结束后的两年谈判进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美国和以色列开始直接和巴解谈判,这让大部分巴勒斯坦人感到满意。这一阶段的政治笑话基本上来自那些未能参与代表团并心怀嫉妒的知识分子:当阿拉法特任命约旦河西岸的一名市长加入谈判代表团时,有人打电话给他说:“祝贺你,你已被任命为参加巴以和谈的代表团成员。”市长回答说:“是哪一边的任命啊?”第三个阶段是奥斯陆协议签订后。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规定以色列先撤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这一协议没有完全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诉求,但人们觉得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两国方案”也被以色列认可。人们走上街头载歌载舞,进行了1967年以来第一次的群体狂欢。这一时期的笑话总的来说是对阿拉法特个人进行调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些笑话现在看起来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但是在当时实际上是阿拉法特的支持者们喜欢传播的。这种笑话是为了表明巴解也明白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而只是能争取到的最好方案。当然,这些笑话也是为了防止进一步更激烈的批评。下面这个笑话就是阿拉法特的性格,因为他总是想拥抱和亲吻他会面的任何人:美国调解人试图让阿拉法特和拉宾会面。阿拉法特说,他愿意与拉宾会面,只要拉宾没有提出任何禁止性的条件。第二天,调解人带着拉宾的条件回来了。阿拉法特接受了所有的条件,包括不提出定居点问题或耶路撒冷问题。但当他们提到拉宾要求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不要亲吻,阿拉法特回答说:“现在这个条件可是禁止性的!”美好时光,只在昨日。1994年2月25日,一名犹太定居者在易卜拉欣清真寺( Ibrahimi mosque)进行了大屠杀,造成近50人丧生【维基百科的说法是29人死亡125人受伤】。巴勒斯坦人民意识到奥斯陆协议给予他们的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少,而以色列愿意的执行就更少了。关于奥斯陆协议到底带来了什么可以参看推送《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政权吗?》(是的),这里简单概述下就是:巴解修了,巴勒斯坦自己的军事力量依靠以色列和美国的资助与训练,在实际上听命于以色列。经济开始衰退,秩序混乱,民众的情绪变得愤世嫉俗起来。政治笑话的第四阶段开始指向阿拉法特本人的专制行为;也嘲笑现有的方案,其中所预计的巴勒斯坦国面积是如此狭小,如此难以被有效统治:意大利人向巴勒斯坦人捐赠了200万双鞋,其中只有一双有鞋带,因为只有一个巴勒斯坦人可以“系上或解开”(即只有他有发言权并做出任何决定)。巴勒斯坦政府在杰里科(Jericho)建立了一家汽车厂,生产的汽车只有一档和二档,因为如果它们换到了三档,这些车就已经跑到了巴勒斯坦国外。第五阶段从1995年7月开始一直到作者完成田野的1997年初,巴勒斯坦的政治氛围越发压抑,笑话的数量开始减少。另一方面,有一些笑话则开始对社会的主导世俗和宗教价值进行解构,展现出一种虚无感:一名巴勒斯坦警察想休几天假,他向他的上司请求休假。上司拒绝了,但警察坚持要休假。最后,上司说:“你看到那边路边的那头驴了吗?如果你能让他笑起来,你就可以离开了。”警察走到驴子跟前,在它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驴子大笑起来。然后上司说这还不够,警察必须让驴子哭,驴子也哭了。上司不满意,要警察让驴子离开,警察也做到了。最后,上司说:“你可以走了,但你首先必须告诉我你对驴说了些什么,能让它笑、然后哭,最后离开。”警察解释说:“首先,我告诉它我为巴勒斯坦政府工作,它开始笑了起来。接着我告诉它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月挣800谢克尔【折合人民币约1500元,按照1997年标准大约是以色列人均GDP的1%】,它就哭了,第三次我问它是否想和我一起来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工作,它就跑走了。”下面这个笑话取笑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个殉道者衣服上的血是不能被洗掉的:三名巴勒斯坦自由战士(Fedayeen,指巴勒斯坦敢死队,大部分成员加入巴解)从黎巴嫩越过边境,在以色列开展一次行动。在行动中,一人被杀,另一人受伤,第三名安全逃脱。在返回的路上,受伤的那个人死了。另一个把他血迹斑斑的衬衫拿回来,给了他的母亲。母亲洗了衬衫,但由于血是“沙希德”(shahid,即殉教者)的血,所以它没法从衬衫上洗下来。母亲留着这件带有血迹的衬衫。一天,一位留着大白胡子的老人,身穿绿色衣服,戴着一个绿色的大头巾,来到母亲面前说:“你是某某,某某事情发生在你儿子身上,你洗了衬衫,并且血洗不下来吗?”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母亲一直在回答说:“是的,是的……”最后,老人说:“那么,你知道为什么你儿子的血没有从衬衫上洗下来吗?”母亲绝望地说:“不,我不知道。求求你,我的圣人,告诉我为什么。”老人回答说:“因为你没有使用汰渍(原文是“雪”,是约旦电视上宣传的一个洗涤剂品牌)。”开头交代过,本文涉及的第四个时期和前三个相比衔接较远(相隔约25年),只好概括为“后奥斯陆协议时期”。这里所罗列的几个笑话基本延续了“和平进程”最后阶段的特点,即一方面讽刺以色列,另一方面指责巴勒斯坦当局。不过这时指责的也不是阿拉法特个人(当然他也已经去世了),而是对于整个机构的指责:巴勒斯坦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死后下了地狱。美国人问上帝能否给他的家人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在没有他的日子里过得怎么样。上帝满足了他的愿望。打完5分钟的通话后,美国人不得不支付高昂的通话费。英国人也向上帝提出了一样的诉求。他的5分钟通话也花了一大笔钱。当巴勒斯坦人给家人打电话时,他一直聊了好几个小时。当他问应该付多少钱时,他几乎没花掉多少。美国人和英国人抗议了,他们对上帝说这不公平,并询问背后的原因。上帝说,任何从地狱打到地狱的电话都是按照本地电话来收费的。一只狗抑郁了。它的主人带着狗去了法国。主人问狗是否感觉好些了,但狗回答说没有。主人又带它去了英国,问它是否感觉好些了,但它仍然回答没有。主人环游世界,狗还是不高兴。后来,当他们两个到达巴勒斯坦时,狗开始大笑,欣喜若狂,然后它看着主人说:这可真的是狗的生活。有一天,马哈茂德·哈巴什(Mahmoud al-Habbash,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宗教和伊斯兰事务顾问)宣布,斋月期间将不进行禁食。当人们想知道原因时,他们得知因为新冠沙特阿拉伯决定取消朝觐,伊朗决定不在清真寺举行祈祷。当哈巴什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决定在那年的斋月里不进行禁食。巴勒斯坦人互相分享这个笑话是旨在嘲笑所谓的“没有权威的权力”(Authority which is without authority)。在没法对其他重要问题作出决定的情况下,这里显示的是当局通过对宗教传统加以管理来显露其权威。此外,在这个笑话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试图在不追随其他阿拉伯政权脚步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决定。而通过展示这一点,笑话嘲笑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奇异特质。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笑话,就会发现它很难让一个局外人理解。这是因为这个笑话位于其语境的政治和文化动态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正试图通过向巴勒斯坦社会实施各种法律来展现其权力。此外,他们没有自主权,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占领,而不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社会。例如,该机构与以色列交换有关参与抵抗的巴勒斯坦人的资料,这种安全协调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直接攻击了巴勒斯坦人根据国际法抵抗占领的权利。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个笑话并将其置于巴勒斯坦的特定政治背景下时,我们就会明白,哈巴什的这种关键而又不切实际的决定反映了讽刺性的幽默。因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哈巴什对巴勒斯坦人民没有真正的权力,他们是在占领者的支持下运作的。这个笑话让我们想起了纳吉·阿里(Naji al-Ali)的漫画,一个男人读了一本名为“阿拉伯独立决定”的报纸后躺在地板上哈哈大笑。2021年12月,以色列定居者在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北部村庄布卡(Burqa)加大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命令巴勒斯坦国家安全部队去布卡帮助巴勒斯坦人抵抗定居者的攻击。阿巴斯说,他们将支持这些公民反对占领的斗争,通过在窗户上安装铁条,以保护这些家庭免受定居者的袭击。在总统宣布该消息后,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笑话,嘲笑当局的这种参与方式。当局并没有要求安全部队支持正在示威的家庭并直接对抗定居者,而是在白天——安全的时候——来到这里并在窗户上安装铁栏杆,然后他们就走了。许多嘲笑的和幽默的段子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其中一些评论包括,当局并没有阻止定居者,反而是把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变成了监狱。苏阿德·艾米里(Suad Amiry) 是一位巴勒斯坦设计师和作家。她2002年的被占领经历让她成为了一名撰写黑色幽默的作家:我在五十岁的时候完全偶然地变成了一名作家,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那可多亏了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和我的婆婆,这两个人把我变成了一个作家。你还记得2002年以色列占领了已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有一天我们醒来,在我们的房子前发现了30辆坦克。我设法在宵禁下把我婆婆带来和我住在一起。最后我面临着两种占领:一个在房子里,另一个在房子外面。说实话,我不知道,哪一种占领更难。我曾经告诉以色列人,我也许有一天会原谅你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们让我的婆婆和我在一起生活了42天,这感觉可像是42年。当你到了年龄,我的意思是更年期,你开始回顾你的过去,也思考你的未来。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你开始感到你正在失去魅力、吸引力和力量,因此你寻找新的方式来吸引或重新吸引你曾经拥有的许多当地和国外钦慕者,但毫无效果……巴解组织身上发生的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Kanaana S (1990) Humour of the Palestinian ‘intifada’.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7(3): 231–240.·Kanaana S (1995) Palestinian humour during the Gulf War.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32(1): 65–75.·Kanaana S (2017) Palestinian humour on the peace process. International Humanities Studies 4(4): 68–80.·Kamal N (2023) Humour under occupation: Jokes and humorous anecdotes and their reflections in Palestin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15.